关于列宁晚年的两个重要理论——评“西方列宁学”的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晚年论文,观点论文,两个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04)04-0086-06
本文所谓列宁晚年的两个重要理论，一是指1921年后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二是指列宁逝世前夕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理论。这两个理论，是列宁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是列宁理论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可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西方列宁学”，制造种种谬论，竭力否定和歪曲上述列宁晚年的两个理论。
一、评所谓“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课的路线改变”
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主张容许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利用它的作用恢复和发展经济。于是，“西方列宁学”有人说，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证明在他的思想上发生了“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课的路线改变”，证明他承认了他原来批判过的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观点是正确的。
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司徒卢威1894年在有关著作中写道：让我们承认我们缺乏文化，让我们转向资本主义接受它的教导吧!“西方列宁学”有人说：“当时这些话曾使列宁大为愤慨。但是1/4世纪后，当列宁成为俄国的领导人后，他终于致力于同缺乏经济管理经验和效率的现象以及各种混乱状况作斗争了，他说的一句又一句话，都肯定是司徒卢威书上的那些话。”[1](P167)意思是说，现在列宁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主张使俄国转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去。俄国的孟什维克在1906年提出，在俄国，过早夺取政权的马克思主义者必将补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之课。“西方列宁学”有人说，这个理论使孟什维克在1917年不敢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而让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可是1921年这个理论缠住了布尔什维克的手脚，使他们不得不作出选择：或者在眼下或者在未来背弃自己的无产阶级支持者，即实行不利于无产阶级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1](P167)。“西方列宁学”的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在列宁的思想中，新经济政策是保证俄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政策。在俄国，对于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说，基本的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说使旧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可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由于国内严峻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形势，无产阶级不能够着手这一任务。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一任务提到了无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的日程上来。在列宁的思想上，实行新经济政策，有利于无产阶级完成旧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任务。1921年3月，他在俄共(布)十大有关报告 中指出：“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 完全不需要采用的。”[2](P50)这里所说的特殊的过渡办法，就是指无产阶级国家容许 小农经济发展的办法，就是指新经济政策。可见，他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有利于俄国向 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他在十大报告中还说：在存在着大量小生产者的俄国，“无产阶级 的作用就是要领导这些小业主向社会化的、集体的、公社的劳动过渡。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同时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有了实力雄厚的大工业，能够给小生产者好处，使他们实际看到这种大经济的优越性，就能保证实现这一过渡。”[2](P21)这里的意 思，也是指无产阶级国家通过新经济政策改善小生产者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从而领 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同年5月，列宁在为有关会议起草决议时写道：应该把商品 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实行 系统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无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关系，就不可能在从 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建立十分巩固的经济联盟。”[2](P327)意思是说，有 了商品交换就有了工农之间的经济联盟，有了这种经济联盟就有了工农之间正常的关系 (即政治上的联盟)，有了这种正常的关系苏俄就能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同年10月，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写道：实行新经济政策，必须发展商业，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勤勉、能干、精明的“批发商”，“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批发商这类经济界人物同共产主义似乎有天壤之别。但正是这类矛盾在实际生活中能把人们从小农经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引导到社会主义”[3](P176)。还说，不管过渡时期的困难多么深重，“我们决不气馁，一定要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最后胜利。”[3](P177)在这里，他不仅说明新经济政策是引导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策，而且表示了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决心和信心。到1922年11月，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各项事业已经取得初步的成就，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者什么抽象图景，或者什么圣像的问题了。”“我们把社会 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当今 时代的任务。”不管这个任务多么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 在几年之中，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 国。”[4](P302)这是一个最具经典意义的论断。它说明，苏俄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是社 会主义社会，它已经一步一步地接近这个目标，并将完全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正视并正 确理解上述列宁的一系列论断，则不会设想他主张使俄国转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列宁在当时的实践中，对各种曲解新经济政策精神的论调，特别对所谓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布尔什维克走回头路和意味着它内部演变的论调，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孟什维克说：“布尔什维克走回头路，又回到了资本主义，这样他们就完蛋了。革命毕竟是资产阶级的，十月革命也不例外!”[3](P107)针对此，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要用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事实，驳斥他们的指责。他提出，从1917年10月25日武装起义胜利到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是革命的第一阶段。在这十个星期内，布尔什维克对于消灭俄国封建残余势力所作的工作，比过去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执政的八个月中所作的工作要多百倍，而且超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为社会主义革命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布尔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半爱国主义”叫嚣，反对“左倾”空 谈，通过签订和约，挽救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国内战争是革命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 阶段，苏维埃政权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打败国内外敌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提升了苏 维埃政权在世界上的地位。目前实施新经济政策是革命的第四个阶段。它证明，“在我 们这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我们已经登上了最高的同时又是最困难的阶段。” [3](P109)通过对以上事实的分析，他说：孟什维克的那些叫喊我们已经听习惯了，“ 我们都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以致惊慌失措的叫喊根本影响不了我们。关于我们的革命活 动，我们已经非常充分地‘证实它是正确的’；我们已经用事实向全世界证明，无产阶 级的革命精神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民主主义’和用堂皇词句掩盖起来的胆小 怕事的改良主义完全不同，靠它是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的。”[3](P110)他的意思是说， 俄国革命没有失败，没有走回头路，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俄国 革命会继续发展，并成就更大的事业。
1921年，在流亡于国外的白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个社会政治派别，称“路标转换派”。他们认为苏维埃政权是俄国唯一可能的国家政权，知识分子应该在对待苏维埃政权 的态度上转换路标，为复兴俄国工作。可是，他们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向恢复资本 主义道路的演变，指望苏维埃国家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他们中有的人说：“这个苏维 埃政权在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呢?共产党人说是共产主义国家，并要人相信这是一种策略 ：布尔什维克在困难关头把私人资本家糊弄过去，然后再达到自己的目的。布尔什维克 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策略，而是演变，是内部的蜕变，他们一定 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应当支持他们。历史是殊途同归的。”[4](P91)针对 此，列宁说：作为资产阶级派别的路标转换派说出了阶级的真话，代表了成千上万的各 色各样的资产者以及目前在苏维埃机关工作的一部分旧职员的情绪，指出了我们的危险 。面临这种危险，我们应当把注意力放在苏维埃政权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上，放在这种竞 赛谁能胜利上。他还说：“这不是竞赛，这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拼命的激烈的斗 争。”[4](P93)对于苏维埃政权在斗争的力量以及取胜的把握上，列宁作了这样的分析 ：我们的政治权力已经够了，因为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主要经济力量操在 我们手里。一切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企业、铁路等等，都操在我们手里。……俄国无产阶 级国家掌握的经济力量完全足以保证向共产主义过渡”[4](P93)。当然，他也指出了苏 维埃政权的不足，即做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缺少文化，从而他要求管理工作者们尽快提 高文化水平，以便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上取得胜利。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对待路标转 换派论调的正确的科学的态度，即一方面肯定他们的言论有利于无产阶级看到面临的危 险，另一方面看到无产阶级拥有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相信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是不可逆转的，再一方面要求共产党员掌握本领，以便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取得 胜利。列宁这里表露的思想，是一种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积极进取的思想，这种思想 从深层次上(看似肯定实则否定，抽象肯定实则具体否定)驳斥和否定了路标转换派的论 调。由上述列宁对孟什维克和路标转换派论调的批判可以看出，“西方列宁学”认为列 宁主张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课，是完全不符合列宁思想实际的 。
还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在当时的实践中，要求对城乡资本主义的剥削加以限制。在1922年3月党的十一大以前，有关部门的同志起草了一个准备提交党的十一大通过的文件——《俄共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并且分别送给党中央各位领导人审阅。该文件的 第二条提出，富农和富裕农民分化出来是商品经济和新经济政策条件的结果，这个新阶 层是新经济关系总链条上的必要环节，不愿意接纳这个阶层和对它采取超经济压制的政 策是极其有害的。列宁看到这一条文后指出：这句话不正确，“应该用全然不同的说法 ，比如这样说：鉴于发展农业和增加农产品的极端重要性，目前无产阶级对富农和富裕 农民的政策主要应该是限制他们的剥削趋向等等”。还说：“我们国家应该怎样限制和 能够怎样限制这种趋向，应该怎样保护和能够怎样保护贫苦农民，全部实质就在于此。 这应该研究，而且必须在实践中去研究，泛泛谈论毫无意义。”[4](P43—44)可见，在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虽然主张允许小农经济的发展，要求在政策上为小农经济的发展 创造条件，但是并不等于他允许或赞成富农对贫苦农民的剥削，而是要求限制这种剥削 。
与上述思想相联系，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主张自由贸易，主张进行商品交换和发展商业。他认识到并且提出，有小农经济的发展，有自由贸易和商品交换，就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能堵塞其通道，而应该把它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在苏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对企业的经营 活动进行干预和监督的资本主义。他在党的十一大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 资本主义并非德国人所论述过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我们所容许的资本主义，“应该学 习，应该使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无法越出也不敢越出无产阶级为之规定的范 围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条件”[4](P116)。在列宁的思想中，把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发 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是对资本主义负面作用的一种限制和制约，通过一定的措 施使国家资本主义无法越出无产阶级为之规定的范围，是对资本主义的负面作用的进一 步限制和制约。1922年10月，列宁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委会上的讲话 中，讲到制定和修改法律的问题。他说，我们力求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公民 对目前经济流转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以便将它在法律上反映出来，可是要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同时他还说：我们可以修改法律，“在这方面我们决不会束缚自 己的手脚。一旦现实生活暴露出我们以前没有预料到的滥用新经济政策的现象，我们会 马上作出必要的修正”[4](P246)。这里的意思是说，要以法律的手段防止有些剥削者 滥用新经济政策的行为。既然列宁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制约和限制资本主义剥削的思想 ，何谈他主张使俄国转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可见，上述“西方列宁学”提出的论调是不 符合事实、站不住脚的。
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无产阶级政权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列宁的真实思想是利用资本主义的作用发展社会主义，或者说使俄国通过迂回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此时以前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用“直接”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并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到1921年春，这种政策实行不下去了，所以必须用“迂回”的途径来继续进行斗争。如当时允许小农经济的发展和允许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实行自由贸易和发展商业，可以搞活经济，克服经济困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危机，巩固工农联盟和苏维埃政权，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一条迂回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1921年12月，列宁在有关文章中说：实行新经济政策，“是由于目前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政策上实行特殊的过渡办法，在许多方面采取和以前不同的方式，用所谓‘新的迂回方法’来夺取一些阵地，实行退却，以便更有准备 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3](P365—366)。如果能够这样来理解和掌握列宁关于新 经济政策的思想，则不会将列宁的思想理解为“走回头路”的思想或“补资本主义发展 阶段之课”的思想。
二、评所谓“最后的绝望斗争”
列宁逝世前夕留下一组文章和信件，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即被学术界称为列宁“政治遗嘱”的那些思想。其中的内容之一，是关于反对官僚主义。“西方列宁学”有人认为，这体现了列宁“最后的绝望斗争”。他们说，列宁对官僚主义所作的分析不深入，“总是想把这说成是从旧制度那里带来的遗产”；他只是指出了官僚主义的一些表面现象，只是同“表面现象”作斗争；“他除了一些乌托邦的思想外，没有提出任何足以改革官僚主义的措施”[1](P179—180)。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不符合事实的。
列宁确实说过苏俄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是旧社会的遗产，但这正说明他对官僚主义的深刻认识和严厉批评。1918年夏，国内战争爆发后，鉴于支持战争的需要，党和国家将旧政权时期的许多管理人员吸收到苏维埃国家机关，力图发挥他们的作用，促进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这样，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以及此后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国家机关急剧增大。到1922年3月，苏维埃中央政府管辖的部级工作机关达到120个，莫斯科的国家机关人员达到24.3万人。由于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又由于旧时的工作者把过去 的坏习气带入工作和人事中，苏维埃国家机关官僚主义十分严重。正因为如此，在新经 济政策的形势下，苏维埃国家的许多工作机关不能很好地为发展经济服务。列宁深刻地 认识到这一问题。他在逝世前夕，对苏维埃国家机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他在《给代 表大会的信》中说：“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 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把它改造过来是完全不可能的。”[4](P341) 他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中还说：“我们的 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4](P373)“我 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 样来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 没有被消灭”[4](P378)。上述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机关的批评，把新国家机关同旧政权 机关联系在一起看，认为新机关是从旧机关“继承下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 物的残余”，其缺点“根源于过去”，说明旧的东西“还没有被消灭”等等，这不能不 说是十分严厉的批评。因为新国家机关同旧政权机关之间毕竟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列宁 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可是他偏偏把新机关与旧机关等同看待，这充分说明他对当时国家 机关的缺点厌恶到极点，说明他的批评的极端严厉性。联系列宁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 ，上述列宁的批评，包括以下几种内涵：其一，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最可恶的敌人；其二，国家机关里隐藏着一些反对党和国家事业的人；其三，必须以巨 大的勇气进行机关改革。可见，列宁对苏俄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认识是深刻的，批 评是严厉的。上述“西方列宁学”的有关看法是不正确的。
列宁从多方面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措施。一项重要的措施，是改革执政党的中央监察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使执政党加强内部的监督。1920年9月，苏俄国内革命战 争胜利在望，战争状态即将结束，和平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即将到来。在这时举行的俄共 (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列宁提议，建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就此通过了决 议。1921年3月，俄共(布)举行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列宁领导选举产生了 俄共(布)的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并领导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次年3月 ，俄共(布)十一大在列宁的领导下，进一步制定了《监察委员会条例》。该条例就监察 委员会的任务、职权以及它的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等问题，作了一系列规定。如它规定 ，监察委员会的设置，分中央、区域和省三级；各级监察委员会分别由同级党的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直接向它报告工作；党的监察委员应是党内最有修 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严格执行党的规章的同志；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党委会委 员，不得兼任负责的行政职务，在任期未满前不得调任其他工作。它还规定，党的监察 委员会和同级党委会，在组织上是平行的，彼此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然而 由于监察委员会负有特殊的职责，它的委员有权出席同级党委会的一切会议，并有发言 权。这些规定，指导了当时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建设及各项工作的展开。列宁逝世前夕， 在认真总结以往监督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必须从工作上和组织上把党中央监察委员 会和工农检查院结合起来。其具体办法是：增选中央监察委员，使其达到75—100人(列 宁领导举行的党的十一大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总共只有7人)，这 些人从工人党员和农民党员中选出，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力；同时缩减工农检查院的 职员；使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联合办公；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工农检查人 民委员(即工农检查院院长)协同领导中央监察委员会，分配所有中央监察委员的工作；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和部务委员仍然领导整个工农检查院的工作，而且领导“派来”听他 调遣的中央监察委员。列宁认为，这一改革有下列好处：一是可以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地 位和威信。作为行政机关的工农检查院，在组织上和工作上同党的中央机构——中央监 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地位和威信必然得以提高。二是可以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工作质量。 三是可以使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增进同群众的联系，更好地了解情况，改进 工作。四是可以使中央委员会增强团结，即监察制度的改进和它的作用的发挥，有利于 中央委员会排除干扰，统一行动。
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第二项重要措施，是从发展文化入手推进机关改革。列宁在分析国家机关的缺点和弊端时，往往从国家机关工作者的文化素质上找原因，认为文化水平低是产生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说，就苏维埃国家及其机关领导经济工作而言，政治权力完全够了，其主要的经济力量如大企业、铁路等也掌握在 国家手里，“究竟缺什么呢?缺什么是很清楚的：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 。”[4](P93)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列宁在考虑改革国家机关的措施时，突出地要求发展 文化工作，提高机关工作者的文化水平和提高机关的整体文化素质。他在党的十一大报 告中指出，对于做经济工作，特别是做生意，任何一个经过资本主义大企业训练的店员 ，都能胜任，但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负责的共产党员包括在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 党员，却不会做，因此应当认真学习，掌握文化知识和管理知识。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说，在俄国革命胜利五周年之际，面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任务 ，特别是面对机关工作不能适应经济工作要求的情况，应当学习，必须读、写和理解读 过的东西，“目前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学习”[4](P288)。列宁还提出，要从社会上 选拔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进机关，充实和优化机关工作者队伍。如他在论及改革工农 检查院问题时说，我们必须把真正具有现代化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国家里具有文化修 养和科学修养的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集中在工农检查院里来。他认为，可以用来改 善工农检查院机关的人有两类，一是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工人，这些人希望建 立优秀的机关，但是所受教育不够，缺乏建立优秀机关的文化修养；二是受过较多教育 和训练的、文化修养较深的人，这些人有能力建立优秀的机关，但是苏维埃俄国这样的 人才太少。鉴于这种情况，他提出，改革国家机关，必须遵守“七次量，一次裁”的原 则，即经过细致的和耐心的工作，发现文化修养较深且思想政治觉悟较高的优秀人才， 选拔他们进机关。上述事实说明，“西方列宁学”所谓列宁“没有提出任何足以改革官 僚主义的措施”的看法，十分主观，有悖客观实际。
“西方列宁学”有人认为，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是“杰出人物统治论”。他们说，在列宁的思想上，一个重大的漏洞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工农检查院成员不是经选举产生，而是被任命的；并且他希望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这两个“最独裁”的机构结合起来，由它监督和控制其他管理机关；他解决管理机关官僚主义的办法是创造出另一个管理机关来。这就是列宁“最后的绝望办法”[1](P180—181)。这样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在当时的实践中，列宁十分重视工农群众监督党和国家机关的作用。一个事实是，列宁在逝世前夕提出，必须增加党中央委员的人数，尤其要选举工人党员进中央委员会。1922年列宁最后一次领导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即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27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同年底，身患重病的列宁提出，必须增加党中央委员的人数。他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说：“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的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4](P337)列宁提出这个建议，基于这样的考虑：增加党中央委员，尤其是选举工人党员进中央委员会，有利于改善党的工作机关。如他说：“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4](P341)为了改善党的机关，必须加强对机关工作的检查，“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4](P341)按照列宁的意见，拟选任中央委员的工人党员，不应该是担任国家政权机关领导职务的人，而应该是普通的工人党员。在他看来，这些人作为工人群众的代表，能够认真地对党的机关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使党的机关真正摆脱官僚主义，而且他们生活在工人群众中间，真正了解工人群众的 愿望和要求，能够把工人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及时反映到党中央委员会，以利于党制定正 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另一个事实是，列宁主张借助非党工农群众的力量开展清党活动，把那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清除出党。1921年党的十大以后，鉴于党内的情况和党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俄共(布)开展了清党活动，力求把党内的官僚主义者和混进党内的异己分子清除出党。当时工作力度很大，占党员总数1/4的人被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在清党的过程中，列宁反复强调，正确地进行这项工作，必须依靠非党工人群众的意见和经验。如他说：“进行清党时，重视非党劳动者的意见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样能使我们收到很大的效果，能使党成为比以前坚强得多的阶级先锋队，成为同本阶级有更紧密的联系、更能在重重困难和危险中引导本阶级走向胜利的先锋队。”[3](P146)在他看来，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摆委员架子”、“官僚化”的人，所以必须重视他们的意见。显然，列宁在这里提出了依靠工农群众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思想。1922年3月，列宁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中再一次提出，由于官僚主义问题，国家机关不能有效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反而搞乱了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必须借助工农群众的力量收拾党内的官僚主义者。这就是他所说的：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维埃要职的共产党员，“我们必须清除这种敌人，我们要借助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收拾这种敌人。所有非党的工农群众都会跟着共产党的先进队伍去反对这种敌人，反对这种紊乱现象和奥勃洛摩夫习气”[4](P14)。可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始终是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同依靠工农 群众的力量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尊重事实而确认这一点，则不可能认为他的思想 是所谓“杰出人物统治论”。
由于工农群众的力量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苏维埃国家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列宁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路线十分正确，加上他提出了多方面的、有力的措施，使这个斗争充满了胜利的希望。可见，“西方列宁学”说这是列宁“最后的绝望斗争”，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判断上都是完全错误的。
收稿日期：2004-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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