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交换的历史动态：一个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等论文,经验论文,动态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平等交换理论作为颇有影响力的不发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自其提出受到广泛而持续的关注。这一理论的创始人伊曼纽尔提出，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意味着国际价值转形为国际生产价格。这使得高资本有机构成和高工资行业可以将其商品的生产价格提高到价值以上，而相反低资本有机构成和低工资行业的生产价格将低于价值。而在国际分工当中，发达国家更倾向于从事前者的生产，而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从事后者的生产，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系统性的价值转移，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差距日益扩大的最主要原因。① 就伊曼纽尔自身而言，他认为工资在不平等交换中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他区分了狭义不平等交换和广义不平等交换，认为由于有机构成所引起的不平等交换不是国家之间所特有的现象，在一国范围内也是存在的，因此称之为广义不平等交换。而相比之下，伊曼纽尔将工资视为外生变量。他认为，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工资是由阶级力量对比和一定社会背景下的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决定的，并且由于劳动力不能自由地跨国流动，国别间工资的外生差异就这样被继承下来，并系统性地导致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这种不平等交换被认为是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根本原因，伊曼纽尔将其定义为“狭义的不平等交换”。② 伊曼纽尔的理论甫一推出就引起了巨大的关注，但同时也招致了大量的批评，最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生产价格的形成是通过资本在行业间的转换实现的。如果生产价格在世界范围内形成，那么意味着资本已经流入落后国家，并因此引起这种产品生产的过剩，并使得价格下降到价值以下，相反发达国家则经历了资本流出。而资本流入和生产的过剩本身意味着积累的扩大和生产的发展。也就是说，如果资本能够自由流动并形成生产价格的话，落后国家早已经通过这种流动而实现了发展。因此，用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形来解释不发达是一种自相矛盾。③④ 其次，工资不等于劳动力价值，如果要利用劳动价值论来说明不平等交换，那么就应该使用劳动力价值替代工资这个范畴。一般说来，实际工资能够表示工人实际可获得的消费资料的多少，而劳动力价值代表生产这些消费资料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而较低的实际工资并不必然意味着较低的劳动力价值，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较低，那么较少的消费品可能是用更长的劳动小时数生产出来的，所以具有较高的劳动力价值。所以发达国家的高工资和低劳动力价值并不矛盾。在此基础上，高工资也就与高剩余价值率并不矛盾。而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体系内部，剩余价值率而不是工资或者劳动力价值本身是决定生产价格与价值偏离程度的因素。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发达国家完全可能拥有较高的剩余价值率，从而使得本国的商品生产价格低于价值。⑤⑥⑦⑧ 最后，伊曼纽尔的理论及其论证建立在完全分工的基础上，因而对于这个存在广泛的不完全分工的世界缺乏必要的解释力。有很多学者通过模型证明，只有在完全分工条件下，低工资才可能导致低价格，而在不完全分工的条件下，价值转移的方向是不确定的。⑨⑩(11) 在过去的争论当中，理论界一般认为第一个批评是最为致命的，因为第二和第三个批评仅仅给出一种不平等交换不成立的可能性，第一种批评则给出了一种逻辑上必然的冲突。但是这个批评是用一种对国际生产价格的误解去攻击另一种对国际生产价格的误解。显然，国际不平等交换或价值转移的前提是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而并非是直接是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一般而言，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被认为是形成国际生产价格的必要条件，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生产价格的形成，所依靠的是资本在行业间的流动，从而实现产能在这些行业间的再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涉及地区之间资本流动的问题。假设资本在不同地区间不能流动，但是每个地区的资本都可以在本地区内各行业间流动，那么只要地区间贸易足够充分，从而形成共同的市场，可以想见，在一个行业平均利润率偏高的情况下，两个地区的资本都可以流入其中，最终扩大产能，降低价格，从而降低这一行业的利润率。 进一步来说，行业之间发生平均的是行业整体的平均利润率，并不排斥个别企业间技术、自然条件、分配等方面的差异带来的利润率上的差异，而这种个别企业和行业平均利润率的关系和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企业与行业平均利润率的关系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不同国家内部的资本在产业间可以自由流动，只要国际贸易足够自由，无论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情况如何，都意味着国际上资本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是充分自由的，国际生产价格仍然可以形成。显然，伊曼纽尔自己用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去论证国际生产价格和不平等交换的存在是不必要而且错误的，而批评者也正是抓住了这个不必要的错误，然而如我们所述，因为相比于充分的跨国资本流动和国别间的利润平均化，充分的国际贸易和一国范围内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已经被学界承认的事实。而只要这两点成立，生产价格就必然存在，从而不平等交换的基础就成立了。 然而，这个对国际生产价格的新阐释并非已经完全将不平等交换理论拯救出来了。首先，我们对于第一个问题的批评的回应只是说明了不平等交换可能存在而不是必然存在，因为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并不必然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遭受了价值转移，只有这些国家的生产体系中低资本有机构成、高剩余价值率的行业占有更高比例的时候，这些国家才会在世界市场上遭受损失。而并没有任何机制保证这些国家更多地从事了这些行业，所以只有诉诸经验证据才能得出确凿的结论。 其次，对于第二和第三个批评，尽管他们给出的是不平等交换的一种或然，但相比于伊曼纽尔的言之凿凿，这些批评也同样使得我们对不平等交换的存在性产生了一些疑虑。这两种批评无法在理论上给予更多的回应，我们确实无法从理论上推知在不完全分工的条件下，不平等交换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同时也不知道是否发达国家的剩余价值率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对这两种问题也只有经验研究才可以回应。 本文的主要目的，正是试图通过对不平等交换是否存在的经验研究来回应这些批评，并论证不平等交换事实上的存在性和对于一国发展的重要性。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将会首先回顾对不平等交换进行经验研究的相关方法和与方法相关的理论问题。在第三部分我们将会在前面回顾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实证方法，在第四部分我们将会展示我们的实证结果，并回答不平等交换是否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否重要这些问题，并描述和解释不平等交换存在的历史趋势。第五部分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二、已有的经验研究及其理论问题 如上一部分所述，回应对不平等交换的诸多批评，需要经验研究的支持，而在这里进行经验研究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测算国家之间是否存在价值的相互转移。在国际间价值转移的问题上已经有很多不平等交换的支持者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吉布森(Gibson)最早利用投入产出系统测算了不平等交换对秘鲁和美国两个国家贸易条件产生的影响。(12)然而他的工作建立在对国内生产价格和国际生产价格的比较上，没有涉及价值量的问题，因此严格意义上其实证结果并不具有特别的说服力。而真正对国际间的价值转移进行测度并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是福特和韦伯(Foot & Webber)，他们利用森岛通夫的方法计算了美国和菲律宾不同行业产品所包含的价值量，然后根据两个国家的贸易数据，测算了美国和菲律宾两国在国际贸易上的价值交换比率，发现菲律宾以更多的价值量交换了美国更少的价值量，从而得到了不平等交换存在的结论。(13)中岛(Nakajima)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对美国、日本和韩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贸易状况进行了测算，同样得到了美日韩之间存在不平等交换的结论，但是稍有不同的是日本和韩国通过快速的工业化正在逐步逃离不平等交换。(14) 然而，本文认为这些实证工作尽管在方法上为后人提供了相当好的思路，但是却也犯了一些相当重要的错误，这些错误直接影响了这些工作的可信性，而这些错误都与不平等交换理论自身的逻辑缺陷紧密相连。我们将分两个部分来指出这些理论和实证上的问题，并在实证错误的基础上，对其背后的理论问题加以讨论和补救。 (一)国际价值问题 这些经验研究最直接的错误是，国际贸易中是根据价格进行等价交换，而只要能够让价格偏离价值的因素都将使得国际贸易中发生价值转移，让价格偏离价值的因素除了价值转形和生产价格的形成以外还有很多重要的因素，比如垄断价格的存在，供求因素的变动等。当然，我们一般认为系统性的价值转移是引起国家间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力量，但是，仅有生产价格形成所造成的价值转移才是不平等交换理论所意图讨论的。因此，如果不能从总的价值转移中分离出生产价格形成所造成的价值转移的量，那么这种实证研究对于不平等交换而言就是意义不明的。 更为致命的是，这些研究都使用一个国家的竞争性的投入产出表来估算这个国家每个行业的价值量，这对于一个国家内部的研究而言是可行的，因为这种方法测算的是一国范围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或国别价值。而当涉及世界市场的时候，这种方法显然就不再适用了，因为不同国家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条件不同，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国家中所对应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价值量是不同的，国际贸易不可能以这些完全不同的价值量来交换。价值规律在越出一国范围之后，首先要在世界范围内按照世界市场上的平均的劳动强度和正常技术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国际价值，而后再根据国际价值转形为国际生产价格。只有国际价值在行业间的转移才能构成不平等交换的基础，因为归根结底，对一国发展程度的衡量来自其所获得的使用价值或财富的量，而非价值的量。价值转移之所以能够成为不同国家发展差异的原因根本上源于价值量和使用价值的对应关系，从而使得价值转移成为财富转移的一个有效度量。能够存在这种对应关系的价值量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就只能是国际价值，衡量国别价值或者说世界市场上的个别价值在国家间的转移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 这种对于国际价值问题的错误忽视从伊曼纽尔本人那里就开始了。伊曼纽尔对于世界贸易的描述是建立在完全分工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某一种商品只在一个国家生产，那么显然，世界市场上确实就不存在国际价值的问题，因为这个国家的国别价值和世界市场上的国际价值是相等的。然而，如果抛弃完全分工这个不现实的假设，那么问题就出现了，不同国家在同等时间内生产的国际价值数量上的不同正是导致其他学者提出第二和第三个批评的主要原因。(15)(16)阿明曾经试图考虑在不完全分工情况下不平等交换的存在性。他认为，因为国际价值的存在，同一商品的价值量是相同的，所以工资就是按国际价值衡量的劳动力价值的直接反映，这就回应了第三个批评；而同时他认为工资的差异超过劳动生产率差异的部分将意味着必然的不平等交换或价值转移，从而回应了第二个批评。(17) 但是，阿明的这种回应并不算特别有力，因为工资与劳动力价值的接近并不能否定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由于生产率低下而造成剩余价值率低下的可能。而工资差异超过劳动生产率差异就会造成不平等交换不仅是直接拿应当论证的结论当成假设，而且对国际价值形成之后价值转形的机制论述的也相当不清楚。在不完全分工的条件下一国工资高低之于不平等交换的意义并不像阿明所说的那样直接。 在不完全分工的状态下，不同国家同一商品的国别价值在世界市场上通过加权平均形成国际价值。(18)(19)正如国内的生产价格要在一国的价值基础上而非个别价值的基础上形成一样，国际生产价格也正是在国际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意味着，影响生产价格对价值的偏离程度的因素将是国际价值形成之后某一行业在整个世界市场上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一个国家的剩余价值率的高低只能通过影响世界市场平均的剩余价值率来影响生产价格的形成。这直接意味着伊曼纽尔、阿明等人将工资或剩余价值率的大小作为引起不平等交换主要原因的理论的失效。一国的剩余价值率高并不会意味着它所主要从事行业生产价格相比于价值会更低，因为这还取决于其他国家在从事这些行业的时候是否具有类似的高剩余价值。 但是，这并不导致不平等交换或者价值转移作为一种南北差异的解释遭到失败。只要稍加补救，不平等交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严谨而有说服力的理论。不平等交换从根本上使用价值转形和价值转移来分析国际贸易对于一国经济的损益。而影响生产价格对价值的偏离程度的因素如前文所述主要是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两点。资本有机构成主要是由行业技术因素决定的，而如果在现实世界中，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行业不是均匀地分布在不同国家之间，而是存在一些系统性的偏斜，不发达国家从事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活动更多，发达国家从事低资本有机构成的活动更多，那么显然，发达国家就更有可能借助这种偏斜实现价值转入，而发展中国家则可能遭受价值转出的危害。在历史上，鲍威尔(Bauer)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曾经利用过这种逻辑来论证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20)(21)发达国家资本有机构成更高是具有非常充足的理论依据的。首先，资本有机构成高往往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先进的技术相联系，因此对更高有机构成的行业，发展中国家往往囿于技术的落后而无法进入。其次，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换句话说就是资本密集的行业，这对于资本充足的发达国家来说是一个更具优势的行业。 而相比之下，剩余价值率并不能认为是一个与行业相关的因素。相反，正如伊曼纽尔本人所言，剩余价值率取决于一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并与历史、社会和道德的因素有关。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剩余价值率是外生的，因为阶级力量对比归根到底与产业后备军的多少有关，这就与一国的资本积累的动态相联系，经济力量对它的影响仍然是首位的。然而，不论是阶级力量对比、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还是积累水平，都更多地与一国的内部的情况有关。因此，不能直接套用资本有机构成的逻辑。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积累水平低，产业后备军高，工人阶级组织性差，从而导致工人在阶级斗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使得它们的剩余价值率更高，而发展中国家从事的行业的一些共性导致在世界市场上，这些行业的平均剩余价值率更高，从而遭受到价值转移带来的损失。 看上去，这似乎和伊曼纽尔和阿明的理论非常相似，但这里至少存在两点重大的区别。首先，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遭受价值转移是因为它们剩余价值率的相似性和在国际分工中产业的相似性，而单纯剩余价值率的高低是无法得出它们遭受不平等交换损害的结论的。因此，类似于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分析，我们仍然是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出发，而不像传统的不平等交换理论者那样将国内分配视作根本性的因素。其次，我们认为剩余价值率是受资本积累的程度影响的，不平等交换也建立在有偏的国际分工基础上，而资本积累的程度和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恰恰是反映一国发展快慢的重要指标，因此，我们的逻辑是不发达导致剩余价值率高，从而又导致不平等交换和更大的不发达，不平等交换仅仅是不平衡发展的一种自我加强机制，它依赖已经存在的南北差异，而并不试图解释这种差异的最初形成。而传统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家则是借助纯粹的外生因素，将不平衡的发展完全归咎于这种不平等交换。 (二)与资本积累历史动态的关系 关于不平等交换的诸多实证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多数没有描述不平等交换的历史动态。一般而言，这些研究倾向于更多地描述不平等交换是否存在，在数量上是否能够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忽视这些影响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如何解释这些变化。(22)(23)尽管中岛(Nakajima)曾经清晰地描述了美日韩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存在一个清晰的历史趋势，但是却没有对这些趋势给出一个合适的解释。(24) 这些缺陷固然有其数据限制方面的原因，但是最主要其实是背后伊曼纽尔理论的问题。伊曼纽尔和他的后继者们与很多依附论者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着非常相近的看法，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发端于一个中心摄取外围剩余的世界体系，因此，不论是不平等交换还是剩余的其他榨取方式，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的、与生俱来的东西，是他们的理论框架中最基本和简单的因素。因此，对于后来的经验研究者而言，只要能够证明不平等交换存在就可以了。 但是如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不平等交换理论其实仅仅是全球范围的资本积累所产生的一系列规律中的一个。这个规律是嵌套在资本积累的整个历史过程中的，而资本积累是一个历史的、变化的过程，因此，不平等交换也是一个历史的、变动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得到解释，而在解释的过程中也会使得我们对全球范围的资本积累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曼德尔在对不平等交换的考察中曾经提出，不平等交换本身并不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现象。在二战以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剩余榨取主要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生产的垄断和利润抽取实现的。而在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不断地工业化，这个工业化过程与发达国家自身过度积累和由此导致的利润率下降紧密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贸易改变了其基本格局，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多地给发达国家提供一些工业品。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的落后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等原因，这些工业品生产并不会像以前那样有利可图，抽取利润不再吸引人，同时，国际贸易以更复杂和成熟的形式表现出来，不平等交换才成为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形式。(25) 这还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如果不平等交换并没有那么基本，并且处在不断变化之中，那么正在遭受不平等交换盘剥的不发达国家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逃离不平等交换的，而并不像不平等交换理论自身所预测的那样，成为一种持久的落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论证中会详细提到。 在这个部分的最后，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我们对于不平等交换理论的重新认识的理论要点：不平等交换不是一个可以作为南北差异或者世界体系的运动规律基本解释的理论，而仅仅是一个南北差异的自我强化机制；这个机制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而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也因此会处于变化之中。 三、新的实证方法 在第二部分当中，我们详细讨论了已有的实证方法存在的缺陷，考察了这些缺陷背后的理论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重新阐述。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着手对我们的理论进行实证。 相比于以往的经验研究，我们最大的不同在于强调只有国际生产价格对国际价值的偏离才是不平等交换理论所强调的价值转移，其他的价值转移并不应归因于不平等交换理论，那么相比于过去的方法，我们最首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对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的测算体系。我们使用森岛(Morishima)和奥乔亚(Ochoa)所开创的核算价值和生产价格的方法，并将其扩展到国际环境下来实现我们的目的。(26)(27) 在很长一个时期中，马克思的价值范畴被认为是抽象的、不可计量的理论变量。而森岛通夫的工作使这种观念被抛弃。根据他的解释，对于N个部门而言，价值可以被表示为如下形式：
这一对于价值形式的表示看上去仅仅是对马克思价值定义在多部门投入产出关系下的一种重复，然而借助这种重复，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价值表示为：
也就是说，单位产品价值量可以简单地通过对直接劳动投入系数和转置的里昂惕夫逆矩阵相乘得到。而这些都可以在投入产出表中轻易获得。(28) 不过，这一形式仍是理论上的，要将这一想法用于经验研究还需要更多细节的处理。而奥乔亚(Ochoa)在森岛(Morishima)工作的基础上将其实现。在计算价值的方面，奥乔亚考虑了固定资本折旧的存在，将价值重新表述为：
其中，D为由
组成的固定资本折旧矩阵，
表示第i部门每生产1单位产品所需要的第j部门所生产的固定资本的折旧量。并且，奥乔亚认为不能将不同部门的劳动投入视为等同的数量代入计算，因为抽象劳动仍然存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分。所以他采取的策略是，假设工资间的差别反映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间的换算关系，因而利用不同部门之间单位劳动时间工资的相互比例，对各部门的劳动投入系数加以换算。 并且，奥乔亚还提出了生产价格的计算公式，他将生产价格表示为：
因此问题简化为矩阵
的特征值问题，p为这一矩阵的特征向量。同时根据佩龙—弗罗宾尼斯(Perron-Frobenius)定理，当
为不可分解的非负矩阵时，最大特征值也即最小正利润对应唯一的有经济意义的特征向量，因此生产价格在这个方法下有唯一解。(29) 但是，上述算法中A、W、K、D等均要求为实物型矩阵，而现实中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均为价值型。但是根据马莱利(Marelli)的证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仅仅需要对估算方法进行以下调整：
同理也可以通过上述方法得到生产价格
。另外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
单位是劳动时间，而
总量也不必然和
总量相同，因此需要对二者进行标准化。为了能够让价值、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拥有共同的标准。奥乔亚的方法是根据它们之间总量的比例对每个部门的价值和生产价格进行变换：
即为标准化之后的价值和生产价格，它们的总量与市场价格总量相同。这样我们就有了对价值和生产价格的计算方法。 接下来，我们考虑如何对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进行计算。对于这个问题，最大的阻碍就是数据不足，然而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数据库的问世极大地改善了这个问题。这一数据库包含了世界上40个主要的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数据，尤其是提供了这些国家/地区互相关联的“世界投入产出表”，这一表格包含了世界总产出的85%以上，可以近似地认为是对世界市场上投入产出关系的一个全面刻画。我们接下来将基于这个数据库来构建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的核算体系。 国际价值应当根据世界上生产这种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而这是由世界市场上整体而言平均的技术和平均水平的劳动强度来决定的。我们用上标I表示国际平均的技术和劳动条件下的各种系数和结果，因此国际价值可以由下式表示：
那么，国际平均的技术和劳动条件下的系数该如何确定呢？显然，我们无从知晓实物形态的各类系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出发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假设：
即对于中间投入系数和固定资本折旧系数，我们将每个国家i行业使用的不同国家的j行业产出的总量加总起来，再将所有国家的这一使用量进一步加总，最后再除以本行业的世界总产出。对于劳动投入系数，则直接加总全世界的劳动投入小时数，并除以世界的总产出。 之所以采取这种方法来获得国际价值，在于它与投入产出表的编制逻辑和一国范围内的价值核算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一国或地区范围内的投入产出表正是将不同地区的不同企业在不同技术下的中间投入、资本折旧和劳动投入加总起来得到，并视之为对一国/地区某一行业生产技术的近似表达，那么要想得到世界范围内反映生产技术的投入产出表，最直接的逻辑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进一步的加总，并将其作为世界平均的生产技术的表达。 接下来是对国际生产价格的核算，我们核算生产价格的方式与奥乔亚所提供的稍有不同，可以表达为如下形式：
同样，国际生产价格的计算因此化为求在最大特征值(最小正利润)下的特征向量问题。 对奥乔亚的公式进行更改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WIOD数据库没有提供间接税这一数据，将间接税单独区分出来这一细节就失去了意义；二是我们认为这一公式更为简洁，更符合马克思本人的原意和转形问题的一般形式。同样，我们可以对其进行转化得到可用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形式。 在用上述方法得到世界分行业国际价值总量和国际生产价格总量并进行标准化之后，我们将这些总量按照分行业的各国/地区产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分解为各个国家/地区分行业的国际价值总量和国际生产价格总量。 这样，我们就构建了一整套从国别价值到国际价值的核算体系。不过仍有一些细节有待处理。 第一，WIOD仅仅包含了40个国家和地区，尽管这几乎涵盖了世界上主要的大经济体，但是显然，这些经济体都会使用除了它们之外的其他国家/地区的中间投入，而WIOD将这些被使用的中间投入统一加总为其他国家提供给我们。对于计算国际价值，这并不带来特别的复杂性，因为我们在加总的过程中已经包括了这些中间投入，从而得出的40国/地区的中间投入总量并不存在偏差。 第二，WIOD仅仅给出了不同行业间中间投入系数的相关数据，而固定资本折旧、固定资本存量和劳动者报酬都仅仅给出了某一行业所使用的总量，而没有给出其来源行业的信息。因此，我们需要将这些总量加以分解。对于D和K的分解，我们假设每一行业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及其折旧的结构与其投资结构保持一致，因此对于
，我们可以用如下方式得到：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当中，并不是所有经济活动部门都创造价值。在这里，我们采取较受认可的谢克和图纳克提出的区分方法，即生产性部门应当是以交换为目的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在这个定义下，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的区分并不重要，只要是私人劳动借助交换来将其社会化，我们都认为其是生产性劳动。(31)那么，根据这个定义，流通部门、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都并没有创造某种类型的使用价值，因此在WIOD的分类下，我们认为金融业、固定资产和设备租赁业、房地产业、零售业、批发业和公共服务部门是非生产性部门，并将这些部门从核算中去掉。同时尽管采取雇佣形式的家庭服务业应当是生产性部门，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国家缺少这个行业的数据，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我们也从核算中剔除了这一行业。 第四，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中，等量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是不同的。因此，传统的做法是假设工资间的差别反映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间的换算关系，因而利用不同部门之间单位劳动时间工资的相对比例，对各部门的劳动投入系数加以换算。(32)从理论上来说，正如福特和韦伯以及韦伯批评的那样，这种计算方法导致本来应该用于解释价格的价值依赖于其实是价格的工资，不仅在逻辑上说不通，而且工资的波动会导致计算的不稳定性以及不同时点劳动的不可比性。(33)(34) 既然通过工资或类似的具有价格结构的方法走不通，我们就采纳韦伯(Webber)的建议，将各个部门的劳动都视作同质的劳动。(35)这样做的原因有三个。首先，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化约来自在抽象的纯粹的商品交换环境下的讨论，而在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下，这种化约的客观环境已经不存在，因此理论上来说，这种化约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可能有变量能够对其有所反映。其次，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一个不断去技能化从而使劳动更多地表现为简单劳动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差别对于价值核算的重要性远低于在小商品生产的社会或资本主义初期。(36)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我们目前使用的行业分类实际上已经经过了相当程度上的加总，每个部门内部包含着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并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些大的行业分类当中一些行业就比另外一些行业复杂劳动比例更高或者复杂程度更高(不过韦伯证明在同一行业内尽管劳动复杂程度不同，但是目前使用的加总的方法仍然能正确反映这个部门所创造的价值(37))。 通过上述方法，我们就可以计算世界范围内每一个部门的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同时根据每个国家的这一部门占总产出的比例，将价值总量和生产价格总量按比例分配到每个国家/地区，从而得到每个国家或地区的这一部门的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最后计算国际生产价格和国际价值的差额就能得到这个国家或地区在这个部门的价值转移的量，加总所有部门则可得到其价值转移总量。在下个部分，我们将展示我们所得到的结果。 四、不平等交换的实证结果及其动态 根据第三部分的方法，我们计算了1995-2009年世界上40个主要国家/地区不平等交换造成的价值转移量占总产出的比重，结果如表1所示。
我们将WIOD所提供的40个国家/地区分为五组，其中第一组至第三组是在样本期间内价值转出的国家，其中第一组是在样本期间内存在价值转出但是转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存在明显的下降趋势的国家，这组国家在样本末期或已经逃离了不平等交换，或根据下降的趋势在未来很短的时间内可以逃离不平等交换。第二组存在价值转出，占比也存在下降趋势，但是下降幅度不如第一组快，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仍然会持续遭受不平等交换盘剥的国家。第三组是不平等交换的影响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在未来仍然会遭受不平等交换的剥削的国家。 第四组和第五组是主要的不平等交换的受益国/地区，其中第四组是在样本期间的初期轻微地遭受不平等交换的影响，但是随后迅速进入不平等交换受益国/地区的行列，并且受益的程度正在不断提高。而第五组则是持续受惠于不平等交换的国家。 通过对表1的观察，我们首先可以得出两个明显的结论。 第一，不平等交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南北之间的发展差距。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平等交换中受益的国家/地区是我们样本当中最发达的中心资本主义经济体。而相比之下，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外围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南欧的半外围的资本主义国家则受到了不平等交换的损害。这和不平等交换理论所预测的情况是非常一致的。 第二，不平等交换的影响不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几乎所有受惠于不平等交换的发达国家/地区，价值转移占总产出的比重都在5%以上，很多国家/地区甚至在10%以上。即便单纯考虑这仅仅是总产出的转移，这一比例也足以对一国的经济产生相当正面的影响；如果考虑到国际价值转移更多的是剩余价值的转移，剩余价值转移占总剩余价值的比例就可能更高。而剩余价值带来的资本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那么不平等交换对于发达经济体的促进作用就更加明显。而对于受害于不平等交换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影响同样是非常巨大的。在样本期间主要受损于不平等交换的国家价值转出的比例大都在5%以上，而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罗马尼亚等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价值转移都占到其总产出比例的20%以上，影响之巨大显而易见。同样地，如果考虑到剩余价值转移，不平等交换的影响将会更为显著。 至此，我们可以初步肯定不平等交换作为一种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异的理论的重要性。不过，仍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需要得到解释：有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地区正在逃离不平等交换或者不平等交换的作用正在减弱，如何解释这样一个略带普遍性的趋势？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涉及对于9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一些根本性变化的描述，我们接下来试图对它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因为我们采取的是首先计算全世界不同行业的国际价值和国家/地区生产价格，并计算出每个行业的价值转入或价值转出的总量，然后将每一个行业的价值转移量按照不同国家/地区这一行业产出占全世界总产出的比重来加以分配的方式得到每个特定国家/地区这一行业的价值转移总量，最后将一国/地区的价值转移总量进行加总的方式来得到最终该国/地区范围内的价值转移总量，再比上这个国家/地区的总产出来得到表1中的比例的。 用简单的数学形式加以表达即：
其中
是i产业占一国总产出的比重，
是i产业价值转移量占总产出的比重。那么对于一个国家价值转移占总产出的比重，我们可以粗略将其视作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世界范围内各个行业价值转移量占总产出的比重，二是对一个国家/地区价值转入或转出行业在本国的重要性。这样，对于样本期间内出现的许多国家/地区快速逃离不平等交换的情形，一种情况是可以归因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价值转移量占行业比重的减小，也就是说，可能由于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在行业间的趋同，生产价格和价值的差距正在变小；另一种情况是对于过去曾经处在价值转出地位的国家/地区，价值转出的行业在本国/地区的地位正在快速下降。那么到底哪一种情况更为现实呢？ 图1展示了第一种因素在样本期间所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到，在世界范围内价值转入行业的转入价值占行业总产出比例的均值与价值转出行业中价值转出行业的转出价值占行业总产出的比重变化非常小，趋势性也并不强。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很多国家/地区逃离不平等交换是由于行业的价值转移量缩小或趋同造成的。行业自身的特征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图1 世界范围内行业内价值转移占该行业总产出比重的平均值* 注：*价值转入量为正，价值转出量为负。 图2则反映了我们样本中所有国家价值转入行业比重在样本期间的增长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首先，对于多数处于快速脱离不平等交换的国家，相较于其他国家，价值转入行业增长更快；其次，对于多数发达国家而言，尤其是价值转移占比比较稳定的发达国家而言，这种增长是相对缓慢的。因此我们认为第二个因素，也就是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解释了许多国家/地区从不平等交换中快速逃离的状况。
图2 40国2009年相较于1995年价值转入行业所占比重的增长率 这样，我们对于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地区正在迅速的逃离不平等交换有了一个清晰的解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地区正在不断通过产业的升级来加入到对于本国经济更加有利的行业的生产中来。这个解释具有两个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一，不平等交换作为一种发展的桎梏是可以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加以摆脱的。因此，我们不能将不平等交换作为一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变的特征加以对待。不过我们不应当过分乐观地估计摆脱不平等交换的困难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组国家当中，快速摆脱不平等交换的国家主要是东欧和南欧的国家以及中国。对于所有的欧洲国家，其靠近中心国家的地缘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使得这些国家能够更快地利用国际资本和技术。欧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这些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是相当有帮助的。更特殊的一点是，对于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刚刚经历了深刻的经济转型，经济处于恢复时期，这种不平等交换程度的减弱很可能仅仅是反映了这些国家在经历了苏东剧变之后自身漫长的恢复期。而中国经济发展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奇迹，拥有很多其他普通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具有的因素。相比之下，样本中比较少数的“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土耳其、印尼和墨西哥，情况则并没有那么乐观。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是如这些发展中国家一样，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交换面前并没有太多的办法。 第二，这种发展中国家产业的迅速升级和发达国家产业的相对稳定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持续性的矛盾。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布伦纳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和停滞主要来源于过度竞争，具体而言，不断有后发的国家加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当中，从而引起产能过剩和利润率的下降，对于70年代的危机而言，就是德国和日本挑战了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所导致的。(38)(39) 而我们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刻画是，后发国家不会满足于自身处于劣势的分工地位，会不断加入到更具优势的行业当中去，同时利用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挤占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这样发达国家就在不断地面对后发国家的挑战，从而整个世界体系是一直处于过度竞争这种根本的不稳定性之中的。 在本文当中，我们首先探讨了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以及对这一理论的批评。在随后对这些批评的探讨中我们认为，价值转形和不发达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一批评是可以在理论上得到解决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建立在国际生产价格成立而非资本在国家之间的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后者并非是前者的必要前提。但是其他的批评必须要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够得到可靠的结论。 随后我们对以往的关于不平等交换的经验研究进行了简单回顾，指出这些研究存在忽视国际价值、缺乏对于不平等交换历史动态的描述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有其理论上的根源。根据这些问题，我们对不平等交换的一些细节进行了重新解释，认为建立在生产价格偏离价值基础上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并不能通过国家间工资的差异来解释，而是需要通过不同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差异来解释，不平等交换是一个嵌套在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中的国际发展差异的自我加强环节，而非一个可以用于从根本上解释不发达的基础性理论。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一种建立在森岛方法上的实证方法，通过测算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的差额来核算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价值转移总量和不平等交换程度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对不平等交换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遭受价值转出而发达国家更多地获得价值的转入，不平等交换的机制确实使得发达国家受益，发展中国家受损。同时，不平等交换的影响程度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非常显著的，价值转移量在两类国家内都占到非常高的比例。最后，我们还发现，不平等交换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有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地区正在脱离不平等交换的束缚，这种脱离的趋势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试图产业升级和改变自身国际分工地位的努力。而这种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不断摆脱不平等交换的努力意味着向有限的产业中注入更多的产能，而这意味着更为严重的过度竞争，根据过度竞争的危机理论，这将可能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利润率下降和危机。因此，我们也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提供了一种注解。 ①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8年。 ②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8年。 ③De Janvry A.,Kramer F.,"The Limits of Unequal Exchange",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11,no.3(1979),pp.3-15. ④Houston D.,Paus,"The Theory of Unequal Exchange:An Indictment",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19,no.1(1987),pp.90-97. ⑤De Janvry A.,Kramer F.,"The Limits of Unequal Exchange",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11,no.3(1979),pp.3-15. ⑥Houston D.,Paus,"The Theory of Unequal Exchange:An Indictment",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19,no.1(1987),pp.90-97. ⑦Foot S.,Webber M.,"Unequal Exchange and Uneven Development",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vol.1(1983),pp.281-304. ⑧霍华德·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⑨Liossatos P.,"Unequal Exchange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vol.45,no.1(1980),pp.87-103. ⑩Birkan A.,"A Brief Overview of the Theory of Unequal Exchange and Its Critiqu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vol.5,no.4(2015),pp.15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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