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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问世以及随后出现的讨论热潮，是近年来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新动向，它反映了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为适应80年代末以来剧烈变化的新形势而做的努力，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论问题。在我们已经走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并且已经取得极大成就的今天，考察民主社会主义中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颇有意义的。
一、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及其反响
“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曾被用来指称某些经济学家（如奥斯卡·兰格）为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问题而提出的理论模式，[1]或用来形容原东欧等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甚至包括我们中国）所进行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2]但它成为一个有关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完整理论的名称，则是近年来英国工党的一些理论家和知识界支持者努力的结果。[3]
1983年6月，工党连续两次在大选中失利，且其败绩创下了1918年以来的最差纪录。痛定思痛之下，工党的智囊机构——费边社约邀了一批同情和支持工党的知名学者深入探究工党失利的原因。这些人在讨论中得出结论，眼下的工党过于缺乏必要的理论思维，严重拘泥于旧的理论框架和政策主张，因而无法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作出适当的反应，亦无法应付来自新右派的各种挑战。欲扭转颓势，应首先在工党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谋得突破。尔后，这些学者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哲学研究小组”，开始定期集会，进一步研讨问题。正是在他们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牛津大学的戴维·米勒教授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构想。这马上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后来的多次会议几乎全部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讨论。[4]在就基本问题达成共识之后，他们或分工或协作，开始撰写并发表有关论著，例如普兰特发表了《平等、市场与国家》(1984)、福布斯主编了《市场社会主义：何人的选择？》(1987)、埃斯特林和格兰德编撰了《市场社会主义》(1989)、戴维·米勒教授写作了《国家、市场与社会：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989)，[5]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建构出一个体系相对完整、具有特定内涵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眼光并未局限于西欧，而是力图从更普遍的意义上阐述和论证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这方面，他们尤其关注原苏联东欧国家包括中国等实行中央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所进行的体制改革。为此，还特别约请原在波兰国家计委担任要职、后成为牛津大学客座教授的著名经济学家布鲁斯撰写了《从马克思到市场：寻找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1989)[6]一书，从总结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验和理论的角度探讨市场社会主义问题。
面对80年代末以来的苏东剧变以及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右翼力量的得势和新保守主义思潮的盛行，这些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首倡者反而更加坚定了对自己的理论的自信，他们认定，在伴随着苏东剧变而来的世界性社会主义信誉危机中，唯有他们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在苏联式“现实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而当代资本主义“名胜实危”的情况下，唯有市场社会主义才是“能够将自由经济的自由和效率与社会主义的人道和均等理想结合起来的第三种选择”。[7]因此，他们愈发孜孜不倦于这一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同时更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寻找一条或者从当下摆脱了中央控制影响的经济或者从富足的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向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道路。”
应当指出的是，他们的这种自信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各界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所作出的初步反应。早在1985年6月，“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刚刚形成概念的时候，《剑桥经济学杂志》组织了一次有40多位左翼知识分子、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参加的题为“论英国社会主义政策的新原则”的讨论会。会议认定，市场社会主义是反击新右派、重新审视工党传统政策的必然结果，是重新建构政治——经济战略的基本方向。会后结集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再思考》一书更是明确地承认，在这种再思考的基础上，“一种新鲜的、有条理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显现，英国许多社会主义者已经开始接受市场社会主义的某些根本性理论原则，以此取代陈旧的‘国家拜物教’的教条作为未来政策的基础。”[8]1983年以后工党新当选的副领袖、影子内阁经济事务发言人哈特斯莱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也极为关注，他在1987年发表的《选择自由：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和《工党政府经济上应予优先对待的事务》两书中，[9]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表示赞同。此后，“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一直得到了顺利的发展。
二、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初期反响自可看出，这一理论的形成并非仅仅源于英国工党的选举困境，还有着更加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这一理论的首倡者们也并未仅仅着眼于英国一时一地的政治经济情势，还注意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相当一个时期的形势变动。戴维·米勒教授自己也讲，他从70年代初就开始思考有关问题，后来的阐发只是因缘际会，思虑成熟而已。[10]
这种更加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表现为自80年代以来西欧民主社会主义陷入了一个十分奇特的尴尬境地，面临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这种危机在苏东剧变发生后进一步加深。可以说，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了民主社会主义为了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而进行的尝试。
最初，危机起因于传统战略的驱动力衰竭。战后以来，西欧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于战前的新现象。特别是在50、60年代经济持续增长的“黄金时期，西欧社会党人一贯坚持并以此形成执政政策特色的某些主张，如普遍的、意在使所有人享有平等的物质保障的“福利国家”改革，为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国家干预和计划化，为实行福利国家和计划化所必需的部分基础工业“国有化”和部分社会服务的国家供给等等，大都得到相当程度的实现。尽管上述这些在某些国家并不是在社会党人主政时期完成的，但他们的作用和影响仍然是明显的。与此同时，社会党人在推行这些政策措施时所进行的理论思考及其相应的某些价值观念如平等、互助和共同体等等，也在相当程度上得到社会的广泛接受。[11]这些情形固然曾使社会党人感到自豪和欣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新左派的兴起，他们也意识到深化改革目标、确立新的前进方向以继续激励和吸引其党员和选民队伍已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因而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西欧社会党人中间出现了所谓“重新意识形态化”的努力，并随着南欧民主化的发展和社会党的崛起及其激进化而达到高潮。[12]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接着，危机又由于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新保守主义的挑战而显得愈发严峻。进入70年代以后直至整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结束了持续发展的“黄金时期”，步入了一个长期滞胀的局面，福利国家和国有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西欧各国纷纷采取紧缩措施，大砍福利开支，同时为刺激个人投资和重振市场活力而削减税收、鼓励资本家私人的积极性；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风行一时，相应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及其政治势力也占据上风。[13]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思潮的逆转和经济形势的窘迫不仅损害了社会党人曾经为之自豪的成就和获得长期支持的社会基础，而且对他们一贯的政策主张和意识形态构成了严重的挑战。[14]在这当中，英国工党首当其冲，是西欧主要社会党中间最先迎受危机且受害最为严重者。在普遍加剧的危机面前，西欧社会党人或是难变初衷、却在大选中屡屡败北，或是改弦易张、采用与保守党人近似的主张；但无论何种情况，西欧社会党人都面临着寻找能够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应付新的挑战、解答新的问题、同时又能够再次肯定民主社会主义价值和意义的理论。这正是英国工党的知识界支持者探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也在进行类似理论工作的根本原因。接踵而至的新情况——苏东剧变，更说明了上述理论探索的必要。
最后但也最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剧变与其说是给西欧社会党人带来了好处，倒不如说给他们造成了更大的困难。一方面，苏东国家社会制度的改变，使得几十年来民主社会主义借以界定和证明自身“非共非资”且“优于共优于资”的价值和意义的参照系之一不复存在了，社会党人面临着不得不重新公开确定自己的相对地位和立场、特别是相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位置这样一种困难任务；同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以及某些西欧共产党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发展直至改变名称改变信仰，虽然一时造成了民主社会主义兴盛的假象，但实际上却在一般公众舆论中混淆了民主社会主义与苏东“已经失败了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区别，连带形成了民主社会主义也是死路一条的印象。[15]另一方面，苏东国家剧变后，政治舞台上保守主义力量的兴起和得势、社会心理上持续的“剧变反应期”和经济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化演进，不仅使这些国家中的各派民主社会主义势力少有发展、难有作为，而且使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保守主义政党借机提高了声誉，反使社会党人的处境更加恶劣。[16]因此，西欧社会党人更加急于论证自身的价值，已经开始了理论探索工作获得了新的冲力，也显得更加急迫。
上述三个先后形成且又交互影响的情况不仅造成了西欧社会党人不得不进行新的理论探索的危机情势，而且制约着这一探索的大致发展方向。实际上，所有的危机情势都集中向西欧社会党人的传统战略提出了挑战，而这种挑战的关键又在于如何对待市场问题。如前所述，无论是西欧新保守主义或是东欧剧变后得势的保守势力，都在理论层次上和政策主张中大力强调私有经济成分和市场机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17]同时，西欧和东欧许多国家出现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发展更是在实践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18]而在西欧社会党人那里，承认乃至肯定私有经济成分在社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已经解决了的，于是，如何看待市场则成为问题的焦点。西欧社会党人一向主张的经济计划化和民主化、加强国家干预和建设福利国家，其理论前提都是认为自由市场会造成经济权力的不平等，进而形成物质财富占有方面的不平等；其具体实施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造成了限制和调节市场的效果。因此，同样是主张混合经济，但较之于保守党人而言，社会党人更强调计划之于市场、国家干预之于经济生活的必要性，在肯定私有经济成分的同时更强调为实施计划的便利而保有某些国有经济成分的必要性。所以也有人将社会党人的政策称之为“反市场的战略”。[19]现在，面对着大肆鼓吹市场优越性的政治对手新右派，人们经常将左派与右派之争等同于市场的拥护派与反对派之争。形势发展逼迫着西欧社会党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战略，而这种审视又不能不直面市场问题，并且不能不走向对市场采取一种更加积极和肯定的态度。正是在这里，西欧社会党人的理论发展出现了令人回味的转向：战前，特别是针对30年代的大危机，他们的理论工作着重于论证在现有的私有经济和市场条件下实行国家计划干预的必要与可行，论证这样的计划干预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战后初期经济重建的需要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这一信念。而现在，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包容了国家的必要干预和计划调节、同时又表明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的条件下，他们自然要转向论证市场的必要，特别是论证市场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种转向的结果。
三、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概念和理论体系
按照其首倡者的话来说，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就是指“利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里，“市场”是指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是配置经济资源、分配经济权力和协调经济决策的手段，是调节商品生产和服务供应的工具，也是人们据以做出有关消费、投资和就业抉择的方式。简言之，“市场”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目的”则是指人们为铲除现有社会的各种弊端、实现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而提出的一系列目标，如消除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收入、福利、地位和权利诸方面的较大平等，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为人的潜能和个性的充分实现创造条件等等。[20]因此，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要从学理上阐明市场对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要说明运用市场去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方式，当然也包括了对现有的市场体制进行改造的问题。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正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建构其理论体系的。
这样一个理论体系首先有其特定的认识前提。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认为，第一，从历史的和实证的材料来看，市场制度不仅与资本主义同时出现，而且目前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无论是实行“混合经济”还是自称属于某种纯粹的经济形态，实际上都存在着市场。因此，可以说尽管市场制度是资本主义的必备特征，但资本主义决非市场制度的唯一特性。据此又可进一步推论出“尽管使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然而，使市场完全脱离资本主义则是极为可能的”。这种完全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市场就是社会主义市场。[21]第二，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来看，手段和目的是不可混为一谈的，目的的实现自然要求使用某些手段，但这些手段并非由此便成为目的本身；手段的选择和放弃须视其对于实现目的的价值与功效而加以确定。计划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其内在实质并不意谓着平等和公正的自然实现或剥削的消除。同样道理，“市场的内在实质也不会阻碍人们用它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22]
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认为，上述认识是“正确理解市场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是“一种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激进的重新取向的工作”，[23]是对传统错误认识的校正；同时，这也是对新右派玩弄拙劣花招的揭露，因为他们将作为组织经济活动的手段之一的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从而模糊了资本主义的实质和人们的认识。
关于市场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必要与可能，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是从讨论市场的一般长处来加以说明的。他们首先强调的是经济效率问题，认为市场制度是一种最适合现代经济的资源配置手段，能够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使各种资源达到完善、合理的配置。因为市场制度最明显的长处在于当市场运行良好时它是处理各种经济信息的极佳手段，同时又能提供依此行事决策的激励因素，从而能自动和灵敏地调节微观经济活动的平衡，促进生产及时和迅速地适应需求。在竞争的压力和利润的动力作用下，市场制度还趋于鼓励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产品本身的创新。因此，市场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也就是能够提高或扩大人们所能享有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质量和范围。而且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由于生产和消费本身出现的小型化、分散化和多元化趋势，市场制度也是唯一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手段。在这样的意义上，社会主义必然也必须利用市场。[24]接着，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又从社会价值观的角度展开论证。他们认为，市场能够极大地促进自由：一是“市场允许人们对那些适合其特殊生活方式的资源作出不同的选择”，因而提供了有效的消费自由和择业自由。这种选择自由的价值在于人们的选择能力以及由此造成的界定自我社会身份的发达意识；二是市场的存在及其造成的经济权力分散化，保证了言论自由。因为持有不同见解的人们将会因资源的独立来源和分散配置而拥有了运用言论自由的手段。他们论证说，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强调这些自由以及市场制度对此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是因为自由一向是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理想吸引人们的渊源所在，而“任由新右派将自由社会等同于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具有潜在的灾难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较之于新右派那种只要不存在有意的强制或胁迫即为自由的“消极自由观”而言，市场社会主义所主张的是一种人们拥有能力进而拥有相当的资源去采取有效行动的“积极自由”。因此，较之于前者只讲平等的自由而言，市场社会主义还特别强调自由的平等价值。[25]他们还认为，市场也能够极大地促进民主；一是企业民主，因为市场经济中企业是独立自主的，在特定的企业结构如工人合作社中，企业成员能够对企业各项事务做出全面的决策；二是国家民主，因为市场相对于中央计划经济而言，能够极好地分散经济权力和沟通经济信息、能够有效地削弱与前者相伴随的官僚机构及其庞大的官僚队伍，从而为真正的民主创造适宜的条件。[26]
基于上述这些认识，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还具体设想了一些扩大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改革，包括在现有的教育体制、医疗保健制度和其他社会福利制度中引入市场机制，强调在维持平等的前提下追求效益和效率。[27]
当然，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也承认，现有的市场制度带有明显的缺陷，但这些缺陷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市场机制本身固有的，例如市场调节有滞后性和局限性，从而造成资源的闲置或浪费；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易于引发经济周期性的波动等等；另一类与其说是市场带来的不如说是市场的资本主义利用所导致的，例如在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或由于继承等原因造成的人们进入市场的机会和条件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市场中的收入分配会发生不公正的倾斜、某些人会得到超出其应得的酬报。因此，市场并不能因其有缺陷而被否定，也不能因其优长而任其自生自在。关键的问题是要对现有的市场制度进行改造，经由市场改造而走向社会主义。这也就是“利用市场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28]
对于这种改造的方式和途径，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作了更加广泛而又详尽的探讨。他们的主要意见包括：在宏观层次上，应当采用业已为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证实了的框架型计划和必要的国家干预；在微观层次上，应当鼓励和扶持民主自治的工人合作社的发展；在人们进入市场的时候，应当实行某些特殊的经济措施以实现基本的机会和条件平等；在市场产生回报之际，还应当利用税收等经济手段以消除过于失衡的收入分配。要实现上述这些经济方面的改造，还必须配合有政治方面的改革，主要在公民个人、社区社团和国家机构三个领域中，实行涉及政策、思想意识和社会价值观等内容的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化为核心的改革。[29]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倡导者坚信，上述改革和改造会因其合理性而得到人们的支持，进而在人们的支持下最终实现一个、既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又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因此，他们也坚信，市场社会主义是唯一能够感召人民并可以实际操作的、既能消除传统社会主义的误解和苏东式“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阴影”又能摧毁新右派进攻的理论。
四、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评价
上述可知，在实践中，市场社会主义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客观依据。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在近些年所遭遇的危机情势，直接促动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终问世。但在理论层次上，这种具有特殊涵意的市场社会主义，经过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是在诸种理论学说的复杂互动中产生的，其间始终贯穿着社会主义者与反社会主义者以及不同派别的社会主义主张者之间的理论论争。
马克思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时，根据他对当时资本主义的观察和分析而得出结论认为，消除了资本主义一切弊病的未来社会应当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实行有计划地组织全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自那时以来，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在经济理论上总是反复论证社会主义计划和计划经济的不可行，而与之对垒的社会主义者大都着意强调计划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和必要。尽管不同派别的社会主义者在实践中和理论上根据现实情况的发展又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了市场的不可或缺性，对于计划也有不同的理解甚至激烈的争论，但在把市场看作是“必要的祸害”这一点上是有共通之处的。[30]
这种分野和分歧在本世纪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论争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和罗宾斯等人著文认为，社会主义计划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幻想，唯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才是合理的经济形式。以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拥护者则针锋相对地论证了社会主义计划的可行性。有意思的是，由于兰格在从技术手段进而从价值判断上证明计划可行时引入了市场体系，认为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是实行计划的有效工具又是计划的必要补充，因而他的理论模式也曾被人称作“市场社会主义”。[31]
时至8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再次成为理论争论的题目，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以西方社会和苏东国家出现的新情况为依据理加强调市场的合理性与计划的非理性和失败；但西方的社会主义拥护者却作出了不同的回应：以著名经济学家、托派第四国际负责人曼德尔为代表的激进派打出了“捍卫社会主义计划”的旗帜，不仅以西方市场制度的种种病态来说明市场的不合理、坚决驳斥“计划失败论”，而且将主张社会主义也可引入市场机制的人称之为“市场狂社会主义者”、“新斯密式马克思主义”，认为加强市场而不是与之斗争，无论如何都不是在发展社会主义而是在发展资本主义。[32]相反，以英国工党的知识分子支持者为代表的另一批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则在承认现代市场体制的合理性的基础上指出其存有的严重弊病，在承认计划体制有很大缺陷的基础上认为可以经由市场走向社会主义，进而提出了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从上述思想轨迹中自可发现，这里的新市场社会主义尽管因袭了旧有的提法，也继承了兰格模式中所包涵的社会主义可以引入市场的思想，但又有了更新的变化，以致于可以说在市场与计划的问题上，两者间的区别大于相通。兰格是在论证计划可行时指出市场的必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与计划的联系、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的不完全性及其限制；前者则是在论证市场的必要时提出现代市场已包含了计划内容，进而强调计划的有限和不足以及社会主义与市场的联系，甚至强调这种联系直接表现为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走向社会主义。这正是本文所介绍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相对于其历史渊源而言的创新之处。
但是，“新的未必就是完美的”。从前文述及的诸种市场社会主义论著和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这一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直观地对当前有关社会主义的挑战而作出的被动的反应，是为应付眼下的危机而作出的尝试，因此它在理论上显得粗糙，在实践中未经检验，某些观点尚不能使人信服，某些具体入微的设想更带有空想空论的色彩。正如这一理论提出之后英国工党仍第三次重蹈大选失败复辙所表明的那样，它的理论感召力也是大可置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当看重的是这一理论及其形成过程中所提供的某些启迪：第一、社会主义理想历百年而不缀自有其深刻原因，今后还将保有强盛的生命力；即便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护、主张和信仰社会主义的也大有人在，甚至要求更强烈。应当承认，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正代表了现代西方社会中不满现状者要求改造社会的愿望。第二、对于社会主义的主张者来说，社会主义理论的活力在于直面现实问题，只有分析现实问题才能提出针对性的主张；同时，在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时，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否则社会主义将成为空谈。应当指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这方面开启了一条思路。第三、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哲学思维层次上提出的手段与目的关系的新见解，为社会主义的创新尝试开拓了新视野和更大的空间。
注释：
[1]Gregory and Stuart: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Boston,1985,p56
[2]Peter Van Ness(ed):Mardet Reforms in Socialist Societies:Comparing China and Hungary,Boulder,Lynne Rienner,1989,p144;C·Prout:Market Socialism in Yugoslavia,Lond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5,p12-13.
[3]S·W·Popper:Book Review,Journal of ComparativeEconomics,15(1991)p534－535
[4]I·Forbes:Market Socialism:whose choice? a debate,London,1987,p2
[5]R·Plant:Equality,Market and State,London,FabianSociety,1987.
I·Foibes:market Socialism:whose choice? a debate,London,1987.
S·Grand and J·Estrin(eds):Market Socialism,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
David Miller:Market,state and Community:TheoreticalFounda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
[6]W·Brus and K·Laski:From Marx to the Market:Socialismin Search of an Economic Syste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
[7],[10]David Miller:Market,State and Community: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Oxford,ClarendonPress,1989,p2.
[8]P·Nolan and S·Paine(eds):Rethinking SocialistEconomics:A New Agenda for Britain,Cambridge,Polity Press,1986.
[9]R · Hattersley:Choose Freedom:the Future forDemocratic Socialism,Harmondsworth,Penguin,1987;R·Hattersley:Economic Priorities for the Labour Government,Basingstoke,Macmillan,1987.
[11]E·Durbin:New Jeusalems:the Labour Party and theEconomics of Democratic Socialism,London Routledge,1985.
[12];[14]W·Paterson and A·Thomas(eds):The Future ofSocial Democracy;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Social Democratic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
[13]Democratic Socialism:the Challenge of the Righties andBeyond,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Vancouver,New Star Books,1985.
[15]D·Chirot(ed):The Crisis of Leninism and the Decline ofthe Left,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1.
[16]D·Rueschemeyer et al(eds):Capitalist Deaelopment and Democrac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
[17]，[18]I·Taylor,The Social Effectsof Free MarketPolicies,London,harvester,1990.
[19],[30]Esping—Anderson:Politics against Market:the Social Democratic Road to Power,Priceton,Pri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
[20]（英国）埃斯林和格兰主编：《市场社会主义》（中文版）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21]，[22]，[23]同上书，第2页；第2页；第1页。
[24]同上书，第32—39页。
[25]同上书，第71页。
[26]同上书，第39—40和第171—176页。
[27]同上书，第200—221页；
[28],[29]同上书，第145—151页，第112—126页。
[31]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0—11页。
[32]E·Mandel:In Defense of Socialist Planning,NewLeft Reaiew,159(Sept—Oct,1986)pp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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