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与产业所有权效率的空间互动分析_所有制论文

工业集聚与工业所有制效率的空间交互影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论文,所有制论文,效率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复日期：2016-03-02

       中图分类号：F42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116(2016)05-0057-08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工业化程度逐步提高，工业经济结构呈现出资本多样化特征，即实现工业部门由较为单一的国有经济为主导逐渐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的转变。同时，伴随工业经济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另一现象是工业经济空间集聚的加强。工业所有制结构多样化提高了工业所有制效率，工业所有制效率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其工业集聚度也相对较高。那么，工业所有制效率高的地区是否伴随着更高的工业集聚?工业集聚度高的地区其工业所有制效率是否也较高?工业集聚和工业所有制效率是否存在空间溢出?这些问题均有待验证。当前，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突出表现是空间上的高度集聚，但同时存在发展效率较低及内在结构失调等问题，具体表现为地区工业产业同构、产能过剩、工业所有制结构与市场化发展要求不匹配。理顺工业集聚与工业所有制效率之间的关系对当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地区间工业协调发展以及企业所有制改革等相关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直接研究工业所有制效率与工业集聚二者关系的文献不多见，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集聚经济效益；二是研究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空间集聚问题；三是研究工业生产效率与工业集聚之间的关系。

       Vakhitov等人研究了乌克兰制造业企业所有制对集聚经济的影响，发现外商独资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从集聚中获得的效益呈递减状态[1]；He等人研究了中国企业不同所有制类型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具有不同的激励机制和获取集聚效益的能力，国有企业集聚能力最差，港澳台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集聚能力较好[2]；刘修岩等人采用中国14万个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考察了所有制是否影响企业从集聚中获益，研究发现所有制类型对企业从集聚中获益存在显著影响，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获得更多的地方化经济效应和城市化经济效应，民营企业也能获得较高的城市化经济效应[3]；彭中文等人研究发现工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效率的提高并产生溢出效应，当所有制性质变化则这种效用会降低[4]。学界关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空间集聚问题存在分歧：Elisa研究了内资企业如何从外资企业集聚中获得溢出效应，发现地理临近和FDI集聚确实具有重要作用，在转型国家FDI会对内资企业产生负的溢出效应[5]；Marco等人认为非洲制造业内资企业在区位上临近外资企业时，能更大程度享受集聚的好处[6]；刘晓成等人认为当具有完善基础设施、良好的人力资本和工业基础时，FDI才会对内资企业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7]；李蓉等人认为中国工业产业集聚现象逐步延伸，区域经济竞争力不断加强，二者在互相配合中和谐发展，推进中国经济稳步增长[8]。工业所有制效率的重要表现之一是生产效率，国外学者认为工业集聚与生产效率有明显的相互促进作用[9-11]，国内学者也认同这一观点，但同时认为过高的工业集聚会导致生产效率降低[12-13]。

       综上可知，已有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直接研究工业集聚与工业所有制效率二者关系的文献较少，且视角单一；二是罕有从宏观视角研究工业经济所有制效率问题，特别是缺少表征所有制效率的良好理论指标；三是既有研究多为定性和总结性推断，缺少一个严密的理论推导过程；四是既有研究多忽视了工业集聚与所有制效率的空间溢出，实证结论可能是有偏的。本文尝试从理论层面构建二者间的互动机制，并构建了表征所有制效率的良好理论指标，同时采用广义空间面板二阶段模型(GS2SLS)估计方法，对二者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二、理论模型

       Ciccone和Hall的产出密度理论模型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应用[14]，本文认为该模型同样适用于不同类型所有制经济，并对其进行了扩展。假设区域i中存在m种类型的所有制经济，区域i中的第j类所有制经济的工业产出密度如下式：

      

      

      

       三、数据变量与特征事实

       (一)数据选取与指标构建

       1.数据选取。本文的样本期间为2003-2012年，样本为除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外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数据来源于2004-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相应年份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

       在统计年鉴中，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划分主要体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为内资企业、港澳台企业和外资企业三大类，其中内资企业又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私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联营企业、其他内资企业这八种经济类型的企业；另一种是按经济类型划分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有经济、港澳台经济、外商经济、其他经济这六种经济类型的企业。本文的研究采用第二种划分方法。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1.模型构建。本文构建了i地区工业集聚与工业所有制效率的联立方程模型，以解释二者之间的内生化过程，即：

      

       在此基础上，将空间滞后项纳入到联立方程中，以考察工业集聚与工业所有制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即：

      

      

包括以下控制变量：工业就业密度(labor)、工业投资密度(cap)、相对规模经济(firm)、产业结构(stru)、交通便利程度(tran)、教育规模(edu)、相对经济发展水平(pgdp)、相对城市化水平(urb)、东部地区(east)、西部地区(west)；

包括以下控制变量：工业就业密度(labor)、工业投资密度(cap)、对外开放度(open)、工业资本效率(picap)、科技进步程度(tech)、相对经济发展水平(pgdp)、相对城市化水平(urb)、东部地区(east)、西部地区(west)。

       2.变量说明。除了内生变量工业集聚度(ind)和工业所有制效率(pro)，本文还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见表1。

      

       内生变量。工业集聚度(ind)采用单位面积工业经济产出进行测度。集聚经济的外部性来自经济活动的集中，经济活动密度即单位面积土地上承载的经济活动量，该指标能够有效衡量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工业所有制效率指标(pro)采用各种所有制经济工业劳均产出的加权平均这一综合指标加以表示，比单独采用某一类所有制经济工业产出占比更能够体现中国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和共同发展的现状。

       控制变量。工业就业密度(labor)采用单位面积工业从业人员数进行测度，工业资本密度(cap)采用单位面积工业资本规模进行测度，就业密度和资本密度是工业集聚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且最具代表性的集聚指标，它能够有效反映产业的专业化集聚效应，很多研究都已经证明生产要素流动对产业集聚和经济活力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劳动力和资本正是众多生产要素中最为重要的要素；相对规模经济(firm)采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与全国均值之比进行测度，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够发挥规模经济作用，促进经济集聚的形成和发展；产业结构(stru)采用工业产出占GDP的比重进行测度，工业产业比重大的地区其工业集聚度相对较高；交通便利度(tran)采用地区公路里程与全国均值之比进行测度，交通作为城市基础设施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工业集聚的发展；教育规模(edu)采用教育事业费占一般财政支出比重进行测度，已有研究认为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人力资本集聚，从而促进地方产业集聚和经济集聚的提高；相对经济发展水平(pgdp)采用地区人均GDP与全国均值之比进行测度，相对城市化水平(urb)采用地区城市化率与全国均值之比进行测度，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其产业经济效率相对越高，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相互促进，城市化水平是影响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外商投资占GDP比重进行测度，Fujita等人最早运用空间经济学对中国对外开放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的沿海开放经济政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15]，随后的一系列研究也都认为外商投资或对外开放能够有效地促进工业集聚和所有制经济活力；工业资本效率(picap)采用工业投资额与工业从业人员之比进行测度，很多研究都已经证实，劳动力与资本的有效组合可以提高产业效率；科技进步程度(tech)采用科技事业费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进行测度，科学技术投入可以有效促进地区科技水平的发展，从而有效促进地区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市场经济活力的提升。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由联立方程模型的阶条件可知，本文构建的模型为过度识别模型，可以进行总体参数估计。本文运用2SLS、3SLS和GS2SLS对整个联立方程系统进行估计以进行对比，因为当包含内生解释变量时3SLS比2SLS更有效率。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对估计结果造成影响，首先对方程的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8，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6且VIF均值小于3，这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

       表2报告了2SLS、3SLS和GS2SLS的估计结果。从统计结果看，工业集聚与工业所有制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影响关系。在工业所有制效率方程中，工业集聚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工业集聚确实能促进工业所有制效率的提高；在工业集聚方程中，工业所有制效率系数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工业所有制效率的提高能够促进工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工业集聚与工业所有制效率的空间滞后项均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二者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地区工业集聚水平与周围地区工业集聚水平密切相关，地区工业所有制效率受到周边地区工业所有制效率影响。

      

       (一)工业所有制效率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工业产出密度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工业集聚对工业所有制效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工业所有制效率的空间滞后项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工业所有制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从GS2SLS的估计结果来看，工业集聚每增加1％，工业所有制效率增加约0.7％；周边地区工业所有制效率每增加1％，本地区工业所有制效率约增加0.2％。地区间的工业所有制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经济联系和产业关联会在地区间进行传导，并最终体现在工业所有制效率上。随着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市场投资环境相对较好，能够吸引多样化的工业投资进入市场，多样化所有制经济在工业领域中也愈加活跃；从微观上看，工业集聚水平越高，企业间越容易获得集聚的正外部性，企业间通过共享、匹配和学习等机制来降低各类生产和运营成本，并形成劳动力蓄水池效应，由此工业集聚提高了整体工业所有制效率。

       工业就业密度和工业投资密度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前者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后者却不显著，这说明工业就业密度对工业所有制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工业投资集中并没有对工业所有制效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反而有抑制趋势，这一估计结果与理论预期相一致。工业所有制效率的提高，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集聚于工业领域，而目前中国的就业结构中低端型就业人数比重较大且相对集中，已有研究认为该类型劳动力集聚会降低由集聚所带来的经济效率，经济效率降低势必会阻碍所有制经济效率的提高。当前，中国的工业投资结构中含有国有性质的投资比重依然较大，密集的国有工业投资往往伴随着低效率，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逐见成效，但是工业投资中过于单一和集中的国有资本并不利于所有制效率的提高。

       从GS2SLS的估计结果来看，对外开放度、科技进步程度和工业投资效率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分别在1％、10％和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科技进步程度越高、工业投资效率越高，对工业所有制效率产生了促进作用。

       相对城市化水平估计系数为正，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较高城市化水平能够促进工业所有制效率的提高。城市是各种要素的集聚体，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各种要素的集聚程度相对较高，基础设施建设较完善，容易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吸引具有高效率的各类资本进入，同时也能够提高各类资本要素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整个工业所有制经济的效率。

       地区虚拟变量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为正且不显著，截距项为负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相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工业所有制效率明显相对较低。中国中部地区分布着一批老工业城市，这些城市集聚水平相对较高，但多以国有重工业为主，缺乏富有效率的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时，这些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工业企业，因此工业产业效率和所有制效率均不高，由此导致了中国中部地区工业发展相对高集聚和低效率共存的特点，这也说明中部地区在工业发展上依然存在“塌陷”问题。

       (二)工业集聚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工业所有制效率估计系数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工业所有制效率促进了工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工业产出密度的空间滞后项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工业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地区工业集聚水平与其周围地区工业集聚水平正相关。由于工业一般具有投资大、运输费用较高以及空间不可分性特点，地区发展工业时往往会选择与周边地区工业互动性较高的产业，从而节约运输成本，临近中心市场。周边地区的工业集聚水平较高，会通过产业关联、竞争等因素传递到本地。GS2SLS估计结果显示，工业所有制效率每增加1％，工业集聚水平增加约0.5％；周边地区工业集聚水平每增加1％，本地区工业所有制效率增加约0.1％。工业所有制效率高的地区，其自身经济发展状况一般较好，效率较高的工业所有制经济地区能够吸引大量优秀企业集聚，工业集聚程度由此不断增加。

       工业就业密度和工业投资密度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工业从业人员和工业投资有利于提高工业集聚水平。同时，中国多数地区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是推动工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力量。

       企业规模估计系数为负且显著。企业规模越大可能会引起企业组织结构僵化，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大量规模以上企业的集聚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活力，不利于投资环境优化，导致集聚能力下降。

       产业结构估计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高工业产出占比对工业集聚水平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交通便利度对工业集聚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教育规模估计系数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教育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工业集聚水平的提高。

       相对经济发展水平估计系数为正，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提高工业集聚水平。中国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获益于马歇尔外部性，即地方化经济。Henderson等人认为马歇尔外部性多发生在技术成熟的行业，而雅各布斯外部性多发生在新兴产业中[16]。一方面，对中国大多数地区而言，工业化发展依然处于中期阶段，相比其他工业经济中涵盖了大多数技术成熟行业；另一方面，工业经济依然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工业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因而，工业产业集聚与相对经济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地区虚拟变量东部地区和截距项均显著为负，西部地区不显著，表明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和中部地区在工业集聚上无显著差异。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本文将所有制效率因素纳入到Ciccone和Hall的产出密度理论模型中，构建了工业集聚与工业所有制效率关系的理论模型。据此，采用中国31个省(区)市2003-2012年的数据，运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了验证。根据结果，本文得到了以下相关研究结论：一是工业集聚与工业所有制效率之间存在双向促进的作用机制，但各自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工业就业集聚与工业投资集聚明显促进了工业集聚发展，但工业就业集聚对工业所有制效率却存在明显的阻碍作用；二是工业集聚与工业所有制效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地区工业集聚水平与周围地区工业集聚水平密切相关，地区工业所有制效率受到周边地区工业所有制效率影响；三是中国中部地区工业发展存在“高集聚”与“低效率”共存的特点。中国中部地区工业集聚水平较高，但工业发展效率和工业所有制效率则明显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这说明中部地区在工业效率上依然存在“塌陷”问题。

       (二)政策启示

       1.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应同时兼顾工业集聚度和工业所有制效率。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内容之一是实现增长方式的集约化，工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将有利于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同时可节约能源和资源。提高工业所有制的经济效率是新型工业化的效率原则之一，工业所有制效率与工业部门的内部产业投资、所有制结构密切相关，多元化的产业投资和所有权结构有利于新型工业化效率的提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应鼓励各种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经济，提高所有制经济活力；应兼顾工业集聚和工业所有制效率，在提高工业集聚水平的同时也应注重工业投资结构和所有权结构的多元化，既要注重工业化过程中空间上的地理集中，也要考虑工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引导两者间相互促进互利发展。

       2.地区间工业经济发展布局要建立协调机制以实现区域间合作共赢。本研究表明工业集聚和工业所有制效率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地区间的工业集聚水平和工业所有制效率不仅仅与就业密度、投资密度、企业规模、产业结构等因素相关，而且与周边地区的工业集聚水平和工业所有制效率密切相关。由于中国地区间依然存在着市场分割，在GDP政绩驱动下地区间的产业发展存在着示范效应和策略性互动：当周边地区通过发展某类产业而实现经济效益时，临近地区也将会通过模仿学习来发展同类产业，从而形成大量的产业同构，大量的重复性工业投资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因此，当前中国需要建立地区间的产业协调机制，而地区间的产业布局需要有整体思维和综合配置产业的空间分布，以提高资源的宏观配置效率。同时，应淡化地方政府领导晋升的GDP政绩观，通过协调与合作获得共享发展。

       3.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所有制经济改革应结合新型城镇化发展要义逐步推进。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发展存在差距，改革的重点应从中部地区开始。中部地区工业发展呈现“高集聚”与“低效率”共存特征，这种状态不利于东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也不利于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向中部地区转移。中部地区拥有武汉等老工业城市，工业基础较好，工业集聚度相对较高，但是工业所有制中国有经济占比过大，工业企业活力和创新动力不足，工业所有制效率较低，故应进一步加快中部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速度，中部地区自身也需加快产业升级过程，进一步提高工业集聚水平，大力推进中部地区工业所有制的多元化改革，鼓励更多的海外和东部资本进入到中部的工业部门中；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先进工业的集聚地，应借助新型城镇化、城市群以及产业同城化等一系列发展战略来进一步提高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集约化程度，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为中西部地区提供借鉴和示范。

       4.继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提升内资经济发展质量是提高工业集聚水平和工业所有制效率的重要途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阶段，正面临着由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的转变，也面临着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换，工业结构转型成为发展的重中之重，工业化发展面临质的飞跃，而破解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和内资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的两大任务是：一方面，中国工业集聚从开放经济发展中获益良多，继续吸引高质量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是提升工业集聚水平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在科学技术应用方面外商企业和民营企业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因此，国家应当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政策支持，尤其是在研发投入和资本投入上给予更多帮助。国有企业改革，一方面要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另一方面要引导外资和民营资本有效进入，从而提升国有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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