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图式:哈罗德183介绍哈曼的交际模式理论_交际能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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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跨文化交际学的兴起,人们就交际活动的文化语境以及文化背景对交际模式的影响逐渐给予更多的关注。例如霍尔(E.Hall)和史密斯(A.G.Smith )等人的论著中就已经有对人类交际过程的机理及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过广泛论述。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针对某一学科的某一方面,尚缺少从文化及跨文化的角度对人类交际活动的机制和模式进行全面系统的描述。

在之后的30年中,一方面有些学者在语码之外加上了语境等要素,如雅可布森(R.Jacobson)在他的交际活动描述中共列入信息发出者、信息接受者、语码、接触、信息、语境6项要素(Scholes,1974:24);海姆斯(D.Hymes )在他的交际民俗学理论中也极为重视文化因素对交际活动的影响(Hymes,1964)。 另一方面忽视社会文化语境和个体认知行为特点的状况似乎未得到很大的改观,比如在此期间最为流行的信息模式理论就仍然局限于交际双方纯语码的交流,对与交际者和交际行为相关的认知心理因素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和生态语境却未涉及。阿科玛坚(A.Akmajian)曾在《语言学:语言与交际导论》一书中指出信息模式理论存在的6大缺陷:1.不能解决语义模棱两可的问题;2.不能将语言的所指关系表达得很具体;3.不能准确说明交际意图;4.不能提供非字面含义;5.不能提供间接含义; 6.不能体现语言的组织行为功能(1984:395-398)。

哈曼的交际模式理论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论研究的背景下发展形成的。因此,他在系统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之前,首先对以往的形式主义交际理论,包括信息模式理论中的机械论倾向进行了批判(Haarmann , 1990,下同)。在谈到语言与现实的关系时,哈曼指出,那种把语言等同于现实的摹本的观点是对语言在人类交往中的过于简单化的理解。他认为,语言本身不是现实的摹本,而是一种存在于每个个体头脑中的现实摹本的符号固定物(semiotic fixative)。 由于每个个体都是某一特定语言群体的成员,因此,现实的摹本会根据各个群体文化状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语言固然可以比作一种母体,用以固定个体头脑中的知识项目,但这种固定过程是根据群体内决定社会化过程中世界观形成的文化模式来实现的。如果一种语言学或符号学理论对文化语境不予考虑,那么它必然存在许多缺陷,这在形式主义语言研究方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哈曼指出,语言并不是一种在机器人发话者与机器人受话者之间传递信息的机械装置。语言作为符号系统具有文化载体的作用,它不仅反映出特定环境中交际者的集体经验,而且从中还可以透视该群体的社会价值模式。在谈到语法理论的研究时,哈曼指出,语言理论决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某种语法理论,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语言理论要比语法作为一种符号的编码-解码机制的理论包涵更多的内容。在建立一种语言理论时,不仅要着眼于阐释语言结构组织的原则,而且应注重研究语言作为符号系统在人类交际中的有效运用。后者显而易见是同文化密不可分的,对语言结构中文化变量的考察是任何语言学理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只有当建立起一种结合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即包含文化变量的语言理论之后,才能对语法范畴进行令人满意的理论建构。

在哈曼的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中,他把“现实”这一概念划分为以下三类:“经验的现实”、“想象的现实”、“评价的现实”。其中“想象的现实”(现实的意象)和“评价的现实”(对现实中项目事件的评价)有时也被列入“心理现实”的范围内。在符号系统的形成过程中,上述三个方面共同发挥作用。哈曼认为,指涉过程可以看作由以下两个部分共同构成:即概念化过程(conceptualization )和语境化过程(contextualization)。前者表示概念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联系, 后者指参与语言活动的个体将语言符号运用于特定语境的能力,亦即是能够在特定文化语境中使用有意义的话语进行交际的能力。由于指涉机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条件下可以产生不同的后果,因此,符号系统的形成、使用和有效性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也会大相径庭。这就是所谓符号相对性(semiotic relativity)的原理。 下面我们分三个部分介绍哈曼的交际模式理论。

一、有关交际能力的理论图式

哈曼的交际模式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相互联系,互为补充。首先,哈曼对人类的交际能力提出了如下的理论构想:

图1:有关交际能力的理论图式

AA —— 社会和文化能力

AAa —— 社会和文化知识的范围(包括一个能使个体在群体中自我定位以及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文化习俗的概念框架)

AAaa —— 社会知识(包括有关社会生活项目和关系的概念)

AAab —— 文化知识(包括有关群体文化模式项目和关系的概念)

AAac —— 环境知识(包括有关个体在其所处环境中自我定位的概念)

AAb —— 价值系统

AAba —— 具体文化内的价值观

AAbb —— 一般价值观

AAbc —— 个人价值观

AAc —— 情感和意愿的范围

AAca —— 情绪状态

AAcb —— 交际意愿

AB —— 行为能力

ABa —— 语言交际的手段

Abaa —— 语域选择机制

ABab —— 语言过程机制(包括信息编码/ 解码及语言的语境运用能力)

ABb

—— 非语言交际的手段

ABba —— 非语言交际的协调中心

ABbb —— 非语言交际手段的系统(包括手势和姿态)

哈曼指出,人作为社会存在进行交际时的内在能力可以看作是一种二元化的思维能力。这种二元化的思维能力一方面表现为具体的社会和文化能力(如图AA),另一方面表现为具体的行为能力(如图AB),这两方面的能力共同构成交际能力的概念。每一种能力又可以划分为几个组成部分, 每个部分在实际交际过程中各有其不同的功能。 知识项目(AAa) 与价值系统项目(AAb)及个体交际状态的要素(AAc)相互联系;这三个部分的功能构成社会和文化能力的范围。行为能力由语言交际手段(ABa)和非语言交际手段(ABb)构成。语言和非语言手段在实际交际过程中通常是紧密联系的;在面对面的交际中,言谈和手势并用是所有群体的共同特征。

哈曼认为,构成思想的概念基础的知识项目必须先经过个体价值系统和交际意愿的“过滤”,然后才以语符的形式编码成为信息。信息的解码过程则与之相反;包含在信息中的知识项目必须先经过受话者的情绪状态和价值系统的“过滤”,然后才进入其知识系统。图1 中的交际能力是就发话者(信息发出者)而非受话者(信息接收者)而言的。若表示受话者的交际能力,则图1箭头方向相反。

二、交际的宏观模式描述

在交际能力理论图式的基础上,哈曼提出交际过程还包括一些外在的可观察的要素,如图2所示:

A

—— 交际能力

在该模式中,发话者的交际能力表示为A1,受话者的交际能

力表示为A2,其余部分与交际能力模式相同。

B

—— 行为

由于存在两套基本的交际手段(即语言交际手段和非语言交

际手段,图1中的ABa和ABb), 行为又可分为以下一些相互

关联的成分:

Ba —— 交际表现

发出:接受的话语。语言活动总是具有双重的性质,从说话

者的立场来看是发出的话语,而在听话者看来是接受的话语。

Bb —— 语境化行为

C —— 个体交际状况

个体人格和行为的模式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 (C1—发话者状 况,C2—受话者状况)。这些因素包括: 性别、年龄、社会 地位、受教育情况、交际意愿等。

D —— 情境背景

情境背景包括所有共同影响发话者和受话者的具体因素(如: 地点、时间、情况等)。

E —— 群体生态状况

群体的一般生态状况包括影响群体成员生活状况的各种环境 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民族人口、民族社会、民族政治、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等因素。

图2:交际的宏观模式描述

哈曼指出,在人类的一切交际活动中,发话与受话行为(语言行为)总是与语境化的非语言交际手段相联系的。同时,任何交际行为又都是在具体情境中发生的,都有其具体的情境和语境,所以情境或语境背景是影响交际行为的基本要素之一。此外,每一交际活动又都处在一个更大范围的语境之中,即那些能够对从A至D的各要素产生影响的生态状况(E)。 群体的生态状况构成人类在其生存环境中自我定位的外部框架。

哈曼认为,上述交际模式概括了人类交际活动的所有变量。不论符号系统是语言的或是非语言的,交际活动总要遵循上述模式概括的原则。交际能力是交际模式中的核心功能单位,其作用保证了概念项目与语言符号的相互联系,保证了思想串联的形成及其与语言结构模式的联系。哈曼认为要回答“为什么符号和符号系统对人类交际是必不可少的”这一问题,可以参照其有关交际能力和交际活动的解释:经过组织成为系统的符号交换是人类(以及所有生物)进行交际的最有效的方式,也是人类(以及所有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进行交际的最有效的技术。

在充分阐述了符号(语言和非语言)在人类交际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哈曼也指出符号功能的局限性:语言固然是所有符号系统中最复杂的一种,然而语言的使用并不标志一种交际成功的最佳条件。在哈曼看来,交际成功的最佳条件是最高组织层次上心心相印的精神感通;它不需要符号或象征物就可发挥作用。这一点至少可以在理论上做出假设。哈曼认为人脑具有不用符号即可进行交际的能力,因为在每一个个体的头脑中都有一幅他(她)自己的生活图景,它包括了形成概念框架需要的所有知识项目。在精神或心灵感通的交际中,个体间的沟通可以只通过社会和文化能力(图1:AA)的作用得以实现,而不需要AB 成分的参与。哈曼认为人类在具备发送和接收精神感应信息的心理装置上尚处于不发达阶段。尽管研究人类特异功能的专家声称发现了一些超常的心灵感应现象,但此类现象远未在人类交际活动中得到普遍应用;交际总是要依赖符号及其在系统中的组织,总是要依赖比较“笨拙”的交际能力的机制以及各种不同的情境背景下的复杂交际过程。

三、现实与语言结构相互作用的理论图式

在其后的论述中,哈曼还提出了有关符号与现实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论图式,作为对交际模式理论的补充。如图3所示:

图3:现实与语言结构相互作用的理论图式

环境,即外部世界,由包括生态要素的“现实”(reality )来代表,它对应图2中的成分E。所谓“经验的现实”,是指个体在语言活动的具体情境背景中经验到的各种要素,它对应图2中的成分D及其在交际模式中的功能。“现实的意象”和“现实的评价”在个体头脑中形成有关世界的图像,进而构成个体的思维机制;它们对应图1中的AAa 和AAb,是语言使用者对其在特定语境下相互交流的事实加以解释的思维反应。

在图3中,与现实相关的成分被排列分属于两组复合体, 每组复合体中的要素构成一对二元概念。一方面是作为自然环境作用于人类生存诸因素的总和的“现实”,另一方面是在具体相互作用过程中经过选择的人类所经验的现实世界,即“经验的现实”(experienced reality)。这两类现实构成一种二元的关系。例如,生活于大草原自然环境中的人类群体的集体经验显然不同于生活在山地高原或海洋岛屿环境中的人们的经验。另一个复合体包括“现实的意象”和“现实的评价”两个部分;前者指个体头脑中经由对世界的知识而形成的概念框架,后者指个体赋予物体、事件及人们在世界中的位置的一套价值体系。简言之,哈曼认为我们大致可以看作外部世界包括了“现实”和“经验的现实”,内部世界包括了“现实的意象”和“现实的评价”。

正如图1所显示的, 语符系统的结构与内部世界的概念系统相联系,因此,任何有关外部世界的叙述都是以在概念方式上植根于内部世界的观念为基础的。哈曼认为,语言作为符号系统来固定外部世界的关系的这一功能,是通过在内部世界的镜像上对外部世界进行象征性地阐释来实现的。关于现实(外部世界)与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哈曼认为,那种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模型的假设是不合理的。这一传统的符号学假设掩盖了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二元性。哈曼主张将语言定义为这样一种符号系统,它起着类似摄影术中定影剂的作用,将作为内部世界一部分的、反映于个体头脑中的现实的模型固定下来。由于语言中包含了群体成员代代积淀的关于现实的集体经验,因此内部世界的形成并非个体的任意想象,而是受到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制约。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个体自我创新的可能。必须牢记,不论外部世界(当地文化的物质生活)存在多少相似之处,内部世界作为现实的模型在不同群体中总是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

显而易见,现实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即通过内部世界相互联系的关系,是双向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换言之,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项目以及它们在社会和文化能力方面的评价是与行为能力中的语言符号和语法机制相互联系的。一方面,语言系统的结构是根据现实模型的概念框架而形成的;另一方面,语言结构又影响内部世界的形成。这种现实与语言结构之间的相互(双向)作用,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表现甚为明显。经验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预先设定行为方式的语言结构,就这一点而言,语言也影响外部世界。例如,一个个体在结识某人时通常遵循诸如首次见面如何称呼、如何交谈等与群体和情境相关的语用习惯,这些习惯必然影响他所经验的现实。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哈曼的交际模式理论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人类交际过程所做的更为细致、深入、全面的描述。它不仅在宏观上将交际过程置于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情境背景之中,而且在微观上探讨了人类思维与符号系统之间的联系。这对于我们研究人类交际活动的本质,跨文化交际的运行机制,以及交际活动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等理论课题无疑具有重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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