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1975年文化领域的整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域论文,文化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5年文化领域的整顿是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后期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一部分。“文革”发轫于文化领域，文艺、教育、科技在“文革”中受到的打击最重，破坏最大，思想最为混乱。因此，与其他领域的整顿相比，文化领域的整顿也就更为艰难、复杂。在这次整顿中，邓小平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胆略和求真务实的精神。这次整顿虽然表面上以中途夭折而告终，邓小平本人也因此经历了他政治生涯的第3次磨难，但是该次整顿力度很强，影响很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写下了具有特殊光彩的一页，值得加以回顾和总结。
一、1975年文化领域的整顿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文革”后期，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四人帮”及其党羽到处干扰破坏，全国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各方面工作都陷入严重混乱状态。1975年初，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支持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着手全面整顿。
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的整顿，从3月初着手整顿铁路开始，只用了三四个月，铁路、煤炭、钢铁、国防科技等方面的整顿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整顿的全面铺开和深入发展，势必要进入从“文革”一开始就被“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领域。正如邓小平在1975年9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的：“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就是整顿。”[1]应当看到，文艺、教育、科技领域是“文革”中的重灾区，受的打击最重，破坏最大，思想最为混乱。自“文革”开始以来，文化领域一直被“四人帮”视为其势力范围，被控制得最严。文化领域的整顿比工业、交通等部门的整顿，要复杂、困难得多。
1975年文化领域的整顿，同我国20世纪60年代初纠正偏差与失误不同，带有从全局上拨乱反正的性质。邓小平提出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实际上是在总体保持“文革”的外壳下，局部地对“文革”进行具体的否定，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2]81。发展下去，势必要系统地纠正“文革”，并导致对“文革”的否定。而整顿从交通、工业、农业等经济部门扩大到文化领域，意味着全面整顿由经济领域向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发展态势，从而使“文革”条件下批判极左思潮，扭转混乱局面的斗争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这就必然遇到“四人帮”更强烈的抵制和阻挠。毛泽东虽然严厉批评了“四人帮”，但“四人帮”依然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控制着文艺、教育、科技领域，加上毛泽东对文艺、教育、科技3个领域看法和态度的不同，带来了文化领域各部门调整的复杂性、方式方法的特殊性以及结果的差异性。
二、文艺、科技、教育三个部门调整的特殊方式和不同结果
（一）文艺调整
在1975年的整顿中，只有文艺是个例外，称为“调整”。科学、教育与其他领域一样，均称之为整顿。调整文艺政策，是由毛泽东亲自提出、邓小平领导贯彻执行的。
1975年初，毛泽东与刚刚正式受命取代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谈话。谈到文艺工作，毛泽东表示了强烈不满，批评“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1975年7月2日，毛泽东对林默涵来信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3]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又就调整文艺政策作出了书面谈话，认为应该逐步改变“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文艺评论”的局面，明确提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毛泽东指出3点：第一，扩大文艺节目；第二，对作家要帮助；第三，“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
毛泽东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怎样冲破“四人帮”的封锁传达下去，并落实到文艺工作中去呢？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像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样自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大张旗鼓地进行。文艺整顿，与当时其他部门的整顿也有所不同。别的部门，是通过制定政策、召开会议、发动群众、调整干部、恢复和建立规章制度等措施进行整顿。而文艺部门的整顿，却是在与“四人帮”进行的一次次坚决而又艰难的斗争中进行的。邓小平及其亲自组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采取的办法是调查研究，掌握材料，重点突破。
1.关于“双百”方针执行情况的调查取得突破。1975年7月9日，邓小平指示国务院政研室收集整理文化领域的有关情况。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是千篇一律，是新八股。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4]。邓小平指示政研室的同志重点查阅了被“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和上海的《文汇报》，查出从1969年11月到1975年6月这6年中，“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以及以样板戏演出单位名义发表的文章，谈到文艺方针时居然砍掉了“百花齐放”。他们凡用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时，无一例外地都不提“百花齐放”。“四人帮”在报刊文章中砍掉“百花齐放”，正好从指导方针和理论批评方面同毛泽东批评创作上“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相印证。
2.在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胡乔木等同志的帮助下，电影《创业》的导演张天民于1975年7月18日写信揭露江青一伙扼杀电影《创业》，经邓小平转呈毛泽东。毛泽东7月25日写下批示，肯定“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并批评江青等人“求全责备”，“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化政策”，毛泽东还注明：“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单位”。如果说毛泽东1975年7月上、中旬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外界知者寥寥，那么，由张天民上书引出的《创业》批示，把毛泽东要调整文艺的决策传到了文艺界。《创业》的批示中有2个重要信息：(1)毛泽东批评了江青等人，江青一伙不能一手遮天，独霸文坛；(2)毛泽东要求调整文艺政策，改变样板戏一花独放的现状，扩大文艺节目，使文艺逐步活跃起来。
在毛泽东批示的鼓舞下，长期以来备受压抑的文艺界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增强了同“四人帮”斗争的勇气和信心。1975年7至9月，文艺界形成了一种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亲信，把被他们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的潮头。在当时的情况下，斗争方式极其特殊。大多就一部一部具体作品、一个一个作家的具体方式，通过比较隐蔽的甚至秘密的方式和渠道，向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上书言事，取得他的批示，冲破“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这些信大多是经邓小平转呈的。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和邓小平的关心、支持下，文艺调整节节取胜，从1975年7月下旬到10月，电影《海霞》等一批被江青等诬为“毒草”的影片解禁放映，《人民文学》、《诗刊》等杂志恢复出版，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冲破“四人帮”的刁难、阻挠如期进行。沉寂多年的社会主义文艺逐步活跃起来。文艺的春天虽然还未来到，但可以说，由江青等人一统天下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了。
3.与扩大文艺节目、活跃文艺创作同时进行的是解放干部、落实政策。集中体现在对“周扬一案”的处理。毛泽东在1975年7月2日作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的批示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立即贯彻执行。尽管毛泽东亲自批示释放周扬，并把“周扬一案”定性为“人民内部问题”，江青一伙仍然拽住周扬不放，千方百计阻挠周扬出席当年的国庆招待会。10月15日，邓小平把一份关于国庆招待会的简报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在这份简报第1页留下的空白处写下批语：“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3]1741这段从哲学高度作出的批评，显然是针对“四人帮”阻挠周扬出席国庆招待会的错误行为而发。周扬一案是“文革”中文艺界的第一大案，毛泽东三令五申，亲自过问；邓小平积极贯彻，据理力争，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界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毛泽东支持下的1975年的文艺调整，是对江青等在“文革”中把持文坛的批判和否定，也包含着毛泽东本人的自我反省和对已经觉察到的错误的纠正。邓小平在主持调整和贯彻毛泽东调整文艺政策的一系列指示时，联系到具体人物、具体作品，是非分明，界限清楚，因而1975年的文艺调整虽有复杂、尖锐的斗争，但节节取胜，在创作和队伍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二）科技整顿
科技领域的整顿主要是围绕科学院的整顿进行的。整顿基本上是按照调查研究——座谈讨论——制定条例（称为“汇报提纲”）的正常程序展开。1975年7月中旬，中央委派胡耀邦等前往科学院工作时，邓小平特别指示：要通过调查研究提出整顿科学院工作的意见。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胡耀邦等经过20多天的调研，草拟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汇报提纲》）。邓小平亲自指导了该提纲的起草，还要胡乔木参加修改。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科学院负责同志的汇报时指出：第一，科学研究要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现在是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第二，要从保证时间、专业对口、生活上照顾、政治上关心等多方面创造条件，发挥研究人员的作用；第三，要又红又专；第四，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第五，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6]。这些都是同“文革”中极左的理论与实践针锋相对的。
在以整顿科学院为主的科技战线拨乱反正中，邓小平也尽力争取毛泽东的支持。其意图是：《汇报提纲》报经毛泽东批准后，不仅用它来指导科学技术部门，而且用它来指导文化教育各部门的整顿。他在看了《汇报提纲》的草稿后指出：这个稿子涉及问题太多，不必要地太锋利，站不稳；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他指示胡乔木参与了修改，最主要的是单独增加了“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部分，把原稿上引用的毛泽东关于发展科学技术工作的指示，加以补充，重新编排，成为毛泽东革命科技路线的十个方面的内容。可惜，当时因引用一条语录（“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泽东不记得曾经说过，其他的一些重要思想观点和政策措施也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就被搁置在一边了。
（三）教育整顿
邓小平在科学院整顿的过程中，同时强调了教育整顿的迫切性，他说：“我们现在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自1975年5月起，教育部长周荣鑫按照邓小平各方面都要整顿、教育不能拖国民经济的后腿的要求，通过教育部内和大中小学召开各种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创办刊物，起草汇报提纲等，首先从思想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为教育整顿的全面推行进行多方面的准备。
教育整顿的思想同“四人帮”的根本分歧是“两个估计”（注：“两个估计”是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工作基本上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否正确和“教育革命”是否成功。周荣鑫发表的讲话、指导写作的文章和主持起草的《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其主旨是推倒“两个估计”，说明17年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是以红线为主，我们的学校不是被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指出，教师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地调动起来，主要原因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不加区别地把广大教员一律称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荣鑫运用毛泽东、邓小平的教育思想，批评“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制造的思想混乱和造成的消极影响，是非分明，界限清楚。“四人帮”无法辩驳，只能生搬硬扯，诬之为“奇谈怪论”，对周荣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置之死地而后快。
随着教育整顿的展开，矛盾再次集中到“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的代表人物迟群身上。1975年10月15日，邓小平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揭发迟群和谢静宜的信转呈毛泽东。邓小平希望毛泽东能了解情况，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从而推动教育的整顿。此信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认为，刘冰等写信告迟群、谢静宜，矛头是对着他的，刘冰等人的意见代表了对“文革”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并认为“小平偏袒刘冰”。这件事成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导火索。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1975年整顿中断。教育部长周荣鑫被批斗殉职，本来准备用来指导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也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胎死腹中。这是始料所不及的。
三、1975年文化领域的整顿为新时期邓小平关于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的思想提供了理论渊源
正如“文革”起源于文化领域一样，1975年全面整顿的夭折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是“祸”起文化领域，由此也可以说明文化领域问题的敏感性和斗争的复杂性。尽管如此，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文化领域整顿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1975年文化领域的整顿从思想舆论方面直接加速了“文化大革命”走向终结的历史进程
1975年文艺的调整，科学、教育的整顿，无不涉及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和“文革”以来的现实的评价，对具体人物、事件、作品的肯定与否定也都不同程度地与路线或思想的正确与否相联系。批判“左”倾理论和实践，从思想上、路线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贯穿1975年文化领域整顿的始终。邓小平在文化领域的整顿中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虽然由于当时特殊复杂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文化领域各部门的整顿方法、途径和效果存在差异性，但整顿的思想政策与措施都同极左的理论与实践针锋相对，是非清楚，界限分明，深得民心。所以，在1975年冬天开始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批邓”受到了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的普遍抵制。从此，反对“文革”和“四人帮”的斗争更加激烈，规模不断扩大，周期也在缩短，终于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达到高潮。可以说，1975年文化领域的整顿，不仅带来了文艺的一度复苏，而且起到了动员群众、提高群众认识的作用。这无疑为加快结束“文革”，加快历史转折的到来，从思想舆论上减少了障碍和阻力。正如邓小平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从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2]81
（二）在文化领域的整顿中，邓小平的多次讲话和主持起草的文件，为科技、文化、教育部门的拨乱反正以及新时期邓小平关于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的理论提供了思想借鉴
在1975年文化领域的整顿中，邓小平亲自指导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起草和修改，并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可以适应于文化教育各部门。此后，邓小平亲自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汇报，进行讨论，对科技、教育的整顿和发展发表了战略性的意见。同时又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修改定稿的《汇报提纲》阐明了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辨证地分析了必须正确处理好“政治与业务”、“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等5个方面的关系，提出了科学院整顿的5项内容（结合实际，揭露矛盾；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增强党性、消除派性；调整健全领导班子；整顿机构），比较全面地阐述和体现了邓小平关于整顿和发展科技事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是“文革”结束后科技、文化、教育部门拨乱反正的先声：《科学院工阼汇报提纲》在一定程度上为1978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然，这次整顿中形成的发展和繁荣我国文化事业的思想还不可能系统深刻，有的还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但是它为新时期邓小平关于发展繁荣文化事业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借鉴。邓小平发展和繁荣我国文化事业思想中的许多理论观点，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都可以从1975年的文化整顿中找到理论渊源。
进入新时期，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作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贯彻落实，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发展文化事业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健全，出现了科技教育蓬勃发展，文化艺术百花争艳的局面。今天，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必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文化领域必将更加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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