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民族院校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黄 岩1，赵家红2
（1.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北京 100081；2.西藏民族大学外语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摘要: “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院校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语言相通和风俗习惯相近的情况，民族院校应利用其民族文化研究的优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提升自身办学水平和实力，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良好的人文环境。
关键词: “一带一路”；民族院校；国际合作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一带一路”倡议覆盖64个国家，涉及国内18个省三十多个民族，不仅有利于中国梦的实现，也有利于促进沿途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实现我国周边环境的和谐稳定。“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历来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空间，是国家存在的客观基础和自然条件，也是国际政治发展演变所依赖的必要的环境基质”。[1]（P37）民族院校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具有先天的地缘位置优势。在关于如何建设“一带一路”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键是实现“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在《中说·礼乐篇》“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思想的基础上，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的新论断。“一带一路”不只是经济带，也是文化交流带和友谊连接带，通过与沿线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联结在一起，为深化经贸合作奠定了良好的人文基础。因此，让人文交流先行，主动实施文化开放的战略行动，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交流合作，可以有效提升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一带一路”的价值共识，从而筑牢命运休戚的“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梦想。民族院校是民族文化、语言研究和文化传播的重要基地，在我国民族团结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民族院校应发挥其地缘、语言和文化优势，积极开展与沿线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提供民心相通的基础和友谊桥梁，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发展自己的优势学科，提升办学水平，建设世界一流的民族院校。
一、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民族院校发展的机遇
民族院校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从国家颁布的“一带一路”规划来看，“一带一路”涵盖了我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囊括了西北、西南的诸多民族地区与多民族省份，同时也涉及我国三十多个跨界民族。许多民族区域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第一站。这意味着，民族地区将使中国的西部边缘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重心，成为中国面向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开放的窗口。民族地区战略地位的根本性改变，势必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也将改变民族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的状况，为民族地区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指出，要将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相结合、共同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促进与周边国家在教育、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一带一路”沿途地区是世界上多类型国家和多民族、多宗教的聚集区域。我国有三十多个民族与“一带一路”沿途的周边国家跨境而居，如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等。无论是从历史上来看，还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跨界民族群体与境外民族间因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上相近，具有文化亲缘关系，更易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开展合作。只有在地理与文化一致或相近时，区域才可能作为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2]（P110）我国因民族的多样性而与这些周边国家在相互交流和贸易方面具有明显的地理和文化共性方面的优势。如我国的西北少数民族与中亚、阿拉伯国家间存在着民族文化的相似性，与他们之间开展贸易往来，具有先天的文化优势。再比如我国的宁夏，聚居着数百万回族，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饮食禁忌与阿拉伯人有相似性。[3]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李光耀也精辟地指出了海外华人在与大陆打交道时的优势:“我们都是华人，我们共有某些由共同的祖先和文化而产生的特性……人民自然地移情于那些与自己有共同生理特征的人。当人们又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语言基础时，这种亲密感得到了加强。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和信任，而这是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础。”[2]（P148）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民族因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相近，彼此间易于建立互相信任、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大文化环境和“民心相通”的坚实社会基础。
我国的民族院校初创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初衷是巩固新生人民民主政权，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发展民族教育，培养民族干部。从1950-1952年，我国先后建立了7所民族院校。随着我国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壮大，以及民族地区对教育需求的扩大，我国又相继建立了8所民族院校，截至目前，我国综合类民族院校达到15所，他们分布在我国的华北地区（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呼和浩特民族学院）、东北地区（大连民族大学）、西北地区（西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西南地区（西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四川民族学院）、中南地区（中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大学）。[4]在这15所民族院校中，有6所为原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管辖，简称委属民族院校；有9所为相关省、自治区管辖，简称地方民族院校。在六十多年的办学历史中，它们不仅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自身教学和科研水平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培养少数民族高素质人才、研究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传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基地，展示我国民族政策和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5]（P1319）从15所民族院校的分布来看，它们遍布在“一带一路”沿线，是“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重要推动者和行动者。民族院校作为传承、弘扬和发展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基地，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要充分发挥学科特色和语言文化优势，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民间文化往来，如建立文化交流机制、开展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共同编写和传承民族文化发展史、开展教学科研人员往来、发展留学生教育等，积极成为与沿线国家开展文化交流的民族友好使者，为“一带一路”的全面建设提供良好顺畅的人文环境和智力支持。
走过矮房，女人扶着她走向一片焦枯的空旷地，田志芳觉得奇怪，不进房子休息，到哪休息呀？田志芳回头看一眼矮房，发现男人们还站在卡车前没走，盯着她看，田志芳想起她在老家黄梅戏台上表演，观众也盯着她看，可完全不是一码事，她迅速扭过脸，低下头。
多年来，我国的民族院校在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民族团结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因办学层次和办学水平不高，发展一直受限，处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被援助的一方。新时期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民族院校要抓住机遇，从被动援助到主动迎战，积极发挥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优势，增强学科的特色，将学科发展与国家的战略相结合，为民族院校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发挥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优势。
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民族院校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着多民族和多宗教交织在一起的不稳定局势和对“一带一路”倡议犹豫不决的态度，这成为民族院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开展对外交流的国际阻力。中亚、中东、东南亚等多民族国家政治制度和发展程度均不相同，各国间还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且不少中小国家政权更迭频繁、政局不稳。此外由民族和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产生的极端三股势力，即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这些极大地影响着沿线国家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更是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最不稳定因素。这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态度。对于中国的崛起，是保持某种大国均势还是搭中国发展的便车？“一般来说，各国在对自己的目的深思熟虑之后都倾向于采取均势策略。搭车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需要信任:一国支持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往往寄希望于它能保持善意。如果主导大国是一个侵略性国家，用均势来平衡比较保险。此外，与较弱的一方结盟，能够增进一个国家在合作中的影响，因为较弱的一方更需要支持。”[2]（P207）这种思想的存在对民族院校与周边国家院校的交流合作带来极大阻力。
“一带一路”给民族院校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如何抢抓“一带一路”机遇，民族院校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无论是“一带一路”沿线多民族国家的复杂态势、开展对外合作的高风险因素、还是自身的发展水平，都是民族院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压力和阻力。
首先，要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的研究，为“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提供智力支持，为民族院校的科学研究和自身发展提供动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各国在政治、历史、经济、民族、宗教等领域的多样性非常突出，在“一带一路”的实施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需要大量的前期和后续的科学研究。长期以来，民族院校的科学研究着重研究和解决国内民族地区特有的问题，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发展等方面，研究的重心一直在国内。面临“一带一路”建设的需求，民族院校应该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基础，利用民族地区与沿线国家的各种渊源，结合自身的研究特色和优势，有针对性地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沿线国家，建立国别区域研究机构，开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专门研究以及国际合作研究，将研究的重心内外结合，由内向外，走向国际。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民族院校要更新理念，改变封闭办学的思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主动调整并适应“一带一路”倡议，以人文交流合作为契机，开展与沿线各国院校的国际研讨会、联合考察调研、课题攻关、科研合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小语种保护等，促进与沿线国家文化交流、民间情感交流，为全面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智力支持和环境支持，也借机推动自身科学研究和办学水平的提升。
其次，积极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院校的人才培养合作，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为民族院校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有效途径。在坚持“引进来”方面，民族院校应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院校合作开展留学服务。国家提出积极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规模，承诺每年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共同促进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往来。民族院校应充分挖掘各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积极吸引并广泛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借助留学生教育培养一大批友华爱华的国际人士，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为“一带一路”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做好民心互通工作。在坚持“走出去”方面，民族院校师生应积极以访学、交换等形式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习和交流，同时大力开展海外孔子学院建设，通过孔子学院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长期以来，因民族教育的特殊性与我国周边国家民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院校在师生走出去方面限制较多，裹足不前，在国际合作方面处于劣势。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民族院校迎来了对外交流合作的好时机，应积极开展师生走出去工作，开阔视野，促进交流与合作。同时积极开展海外孔子学院建设，构建民族院校汉语国际推广和科研文化成果推广的海外基地，宣传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沿线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和支持。目前，民族院校中，仅中央民族大学、大连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四所民族院校在海外设立了孔子学院，民族院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建立孔子学院的空间还很大。民族院校应充分挖掘民族学科特色，积极争取国家和地方支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孔子学院，派驻教师和学生志愿者，向沿线国家推广汉语教育，宣传介绍民族文化研究成果，增强不同国家相同民族间的共性和共识。
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倡议给民族院校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同时对于缺乏发展活力和动力的民族院校更是注入了强心剂。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民族院校要积极充当文化先行者，发挥自己在国家地缘外交中的优势，在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人才培养、应对挑战、化解风险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文服务，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民族院校的双赢
MCP-1 level did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 between CP(313 ± 453 pg/mL) and PDAC (318 ± 481 pg/mL)patients or controls (252 ± 288 pg/mL), (P = NS) (Figure 4).
课后训练需要将作业、练习与生活实际相结合，教师在布置作业的时候尽量选取与生活相联系的题目，以此提高学生理论联系生活的能力。还可以开展有关物理的生活实践活动，在探索大自然的过程中加以学习，增强学生对物理应用价值的认识[2]。
其次，民族院校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合作存在政治风险，这成为民族院校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开展对外交流的强大政治压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东欧剧变影响，国际范围内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思潮波及中国广大民族地区，对民族院校的稳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国际敌对势力把民族问题作为“分化”“西化”中国的突破口，利用民族问题对我国民族地区进行渗透、颠覆和破坏。在国外敌对势力支持下，国内一些分裂、恐怖分子打着民族旗号进行分裂和破坏活动。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将民族院校和民族院校的青年师生作为民族分裂渗透的主要目标，利用民族院校在国家稳定中的重要地位和民族青年师生在宗教信仰方面的独特性，试图通过在民族高校建立反动组织、拉拢诱惑青年师生、非法组织开展所谓的“学术交流”、非法印刷出版反动书刊等形式，在民族院校从事渗透和分裂活动。“一带一路”倡导的就是对外开放与合作交流，民族院校在对外开放与合作交流中，既要做到积极主动，把握主动权，又要防止沿线国家以对外合作为由进行的渗透和分裂活动。民族院校在对外开放中，面临着风险和挑战，反渗透反分裂也成了民族院校维持发展和稳定的首要任务。
最后，民族院校自身存在着办学水平不高、对外交流无自信的问题，使得它们缺乏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的动力。民族院校建校的初衷是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培养民族干部、发展民族教育，民族院校也因其独特的办学形式和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民族院校在发展中，十分注重办学的政治性和培养干部的特殊性。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民族院校却落后于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据查阅民族院校网站统计，我国的15所民族院校有国际院校合作伙伴关系的数量有限，且基本都停留在签署协议而没有实际交流项目的状态；在国家大力倡导的开展对外汉语交流项目中，仅有4所民族院校建立了海外孔子学院。民族院校自身的发展水平和对外交流合作的现状使得民族院校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明显显得自信心不足。
遏制和防范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民族院校的渗透和分裂活动不仅是民族院校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涉及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近些年，我国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力度，加大了联合打击力度。中国政府通过外交努力，与俄、哈、塔、吉、乌五国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为打击恐怖活动奠定了国际合作的基础。同时在对外宣传上，应针锋相对地揭露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外民族分裂势力分裂祖国的反动本质，通过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缩小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外民族分裂势力的渗透机会和空间。而对民族院校来说，应进一步加强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加强校内不同部门的协调，统一全校师生思想认识，建立师生全员参与的反渗透反分裂协调工作机制，牢牢掌握民族院校稳定工作的主动权。
第三，迎接挑战，勇于化解民族院校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风险。三十余个跨境民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理相近、文化相近、语言相近，这是民族院校搭乘“一带一路”倡议的便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良机，但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如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分裂，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迟疑和观望态度以及民族院校自身参与国际交流的信心不足，这些都是民族院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压力和阻力。这就需要国家和民族院校在两个层次上同时做好内外工作，对外加强合作，积极阐明“一带一路”倡议的真实意图和全球价值。
丙酮、浓盐酸、二氯甲烷、吡啶盐酸盐、浓硫酸均为分析纯；助滤剂545；无水硫酸钠使用前在550℃下烘干4 h，冷却后使用；石油醚沸程为30～60℃；正己烷为色谱纯。
“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就被美国视为对其全球战略利益的挑战，而沿线有的国家则存有迟疑和观望的态度。为改变“一带一路”不利的外部环境，应利用国内外不同平台向全世界介绍“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价值目标、建设原则以及中国的开放姿态等；同时利用双边和多边外交平台，如G20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等，阐释“一带一路”的根本理念，通过战略对话，加强与不同国家的有效沟通，减少摩擦和误解；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本着“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则，增加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逐步扩大政治共识，在互利互赢的基础上减少猜忌。而民族院校应利用先天的优势，积极开展与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化解国外师生对“一带一路”的猜忌和怀疑。
推广集中式防护，重点监控机房的情况，维护机房硬件设备的安全。把不同部门的重要数据集中存放在专用机房，并在机房配备相应的外用设备，比如防断电保护装置、控制温湿度的空调系统，并做好机房防辐射的措施。
民族院校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为解决民族问题、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等目标而创建的，兼有教育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双重属性。在近60年的发展中，民族院校不辱使命，为国家的安全稳定和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带一路“倡议将民族院校从边陲地带推到了对外开放的前沿，这对民族院校来说既是发展的良机又有着挑战，但挑战主要来源于因自身办学水平低，而缺乏参与国际合作交流的底气。封闭必然导致落后，开放势必带来生机。民族院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上相近，这是国内其他高校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民族院校应积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凸显学科特色和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和特色自信，注重现代科技水平的提升，持续优化、调整专业结构，充分发挥民族院校独有的民族特色，为国家大战略的实施提供智力支持，也实现民族院校的跨越发展。
四、结 语
新时期，在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时，“一带一路”关乎着中国梦的实现，关乎着中国和沿线国家的福祉，关乎着世界和谐和发展。“民族院校肩负维护我国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使命，民族院校是推进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思想库、智囊团”。[6]（P41）在这千载难逢的时机，民族院校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拓展对外交流合作，同时也要深练内功，提升办学水平，发展优势学科，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家建设“双一流”大学时机，充分调动和利用国家和地方政府资源，积极开展各种形式办学，形成具有特色的优势学科，传承和弘扬各民族特色文化，促进与周边国家的和谐相处，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李义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3]杨韶艳.“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对民族文化影响国际贸易的理论探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6）.
[4]张京泽，杨蕤.新时期民族院校的功能与品质[J].中国民族教育，2013（11）.
[5]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民委文件选编（1996-2007）（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6]邱世兵.中国民族院校转型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中图分类号: G75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88（2019）03-0134-05
收稿日期: 2019-03-13
作者简介: 黄岩（1977-），女，山东莘县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决策咨询及预研委托项目“我国少数民族高校国际化现状及发展思考”（项目号:14XNQ13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许可峰]
[校 对 夏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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