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文总集编撰者的类型特点及其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集论文,诗文论文,唐代论文,心态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0）04－0019－05
一 引论
晋挚虞以还，唐总集编纂趋于繁荣。据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1]、拙文《唐人编选唐文总集辑考》[2]、《唐人编选诗歌总集补考》[3]、《盛唐编纂的诗歌总集考论》[4]等文章考察，唐人编纂的诗文总集计有二百余种。此诸多总集，对唐以及以后诗文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如，至明代以后，唐人选唐诗演变成一个特殊的诗学概念，代表着特殊的历史文化阶段。故唐总集编纂者作为该历史文化的创造者，就颇有研究价值。
唐代诗文总集编纂者，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如以科考结果，可分为科举及第者与未及第者；以地域可分为吴地、蜀地等；以时间可分为初、盛、中、晚等等。若以编纂者及其心态观之，其仕途状况之影响最为显著。因而，可以之将唐代诗文总集编纂者归为三类：未入仕途及辞官退隐者、贬迁官吏、京官等上层文士。本文拟考察此三类编撰者的类型特点及其心态，并探讨其心态对唐代诗文总集编纂产生的不同影响。
二 低级官吏、未入仕途及辞官退隐者：立言心态
未入仕途及辞官退隐者，其人数不多，成就颇大。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地位低下，仕途无望，发愤编集立说。如慧净《续诗苑英华》、殷璠《河岳英灵集》《丹阳集》以及疑为其编纂的《荆杨挺秀集》、芮挺章《国秀集》、卜隐之《拟文选》、顾陶《唐诗类选》等，均对唐代抑或是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总体看，此类编纂者中普遍存在的心态乃立言，即借编选诗文立论立说。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旨在诗学理论建树。今所见唐人编纂诗总集，较早以选本提出诗学理论主张者为慧净，其诗学理论主要见于《全唐文》卷九○四刘孝孙《沙门慧净诗英华序》，由序文知慧净诗学理论的特点：一是对诗学批评对象的选择，具有文学史观。《序》所评论诗人如曹操、曹植、阮籍、陶渊明、颜延之、谢灵运、沈约、任昉、温子升、邢邵、徐陵、庾信、王褒、沈炯等，从时间范围看，几乎贯穿整个魏晋六朝文学史。以今人的眼光观之，此诸多诗人均享誉魏晋六朝文坛，故慧净诗学批评的对象选择甚有见地。二是对南北诗风颇有卓识。序言谓“温邢誉高于东夏，徐庾价重于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时”等，温，即温子升，邢，即邢邵，徐，即徐陵，此等皆为南方辞藻声律诗风之代表诗人；其所言之王司空即为由南入北之王褒。可见，慧净与魏征等初唐史学家皆认识到南北文学之不同的特点。① 三是据序言曰“末代所学，庸浅者多”、“人之作者差非奇挺”等，知慧净对其时文风有较深刻的认识。故慧净早在初唐贞观年间就已经发现南北文学差别，并对前朝文坛诗歌创作在思想艺术等方面取得成就的曹丕、曹植、阮籍、陶渊明、庾信、王褒给予肯定评价，显示了诗选家独特的眼光。
此类编纂者之中，殷璠的诗学理论受到后人广泛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颇多，本文不赘述。[5][6]其他，如芮挺章、高仲武、顾陶等，均以选本体现其诗学主张。现以顾陶及其《唐诗类选》为例。顾陶诗学观见于《唐诗类选序》及《唐诗类选后序》，《文苑英华》卷七一四、《全唐文》卷七六五均收录此二序。前者谓“采诗而陈于国者，以察风俗之邪正，以审王化之兴废”，这和孔子所倡导的诗的“兴观群怨”说吻合，亦与有唐以来提倡的风骨论有一致之处。其曰：“晋、宋诗人，不失雅正，直言无避，颇遵汉、魏之风。逮齐、梁、陈、隋，德祚浅薄，无能激切于事，皆以浮艳相夸，风雅大变，不随流俗者无几，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王泽竭而诗不作”，继承了孔子、《毛诗序》、《文选序》、《诗品序》以来的诗学思想，可谓对诗学史作了全面回顾总结。尤其是其倡导“汉、魏之风”、“雅正”、“风雅”以及其既重艺术又重内容的诗学思想，是和唐诗主流相一致的。由此可见，唐诗选家诗学理论的确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进步性。
其次，旨在唐文理论建树。如《广弘明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五释家类考曰：“道宣姓钱氏，丹徒人。……其书续梁僧祐《弘明集》而体例小殊。分为十篇：一曰归正，二曰辨惑……九曰悔罪，十曰统归。每篇各为小序。大旨排斥道教，与僧祐书相同。其中如《魏书·释老志》……虽同为粉饰，而无所抑扬。道宣乃于叙释氏者，具载其全文；叙道家者，潜删其灵迹。然则冤亲无等，犹为最初之佛法。迨其后，世味渐深，胜负互轧。虽以业林古德、人天瞻礼如道宣者，亦不免于门户之见矣。”可见，道宣纂选总集，其将文章作为宣扬佛学观点的工具，即其注重的是文的实用功能。又如，柳宗直纂《西汉文类》，《柳河东集》卷二一著录柳宗元《西汉文类序》谓其“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班固书传之，吾尝病其畔散不属，无以考其变。欲采比义会，年长疾作，驾堕日甚，未能胜也。幸吾弟宗直爱古书，乐而成之。”可见，柳宗直的纂集既重视文的内容，亦重视文的艺术，同时，也注重文“变”的历史发展过程及文的社会功用。
第三，旨在选学理论建树。《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叙》曰：“总集之作，多由论定”，这个“论”既指总集编纂家的诗学理论构建、对文章思想艺术的鉴赏，也指其选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如慧净选诗，有追求“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尽善尽美”，以补《诗苑英华》之旨，不仅注重编选讲求声律词采，亦注重选录对象的思想内容。在排序纂集上，是集以类相从，篇题下附有作者小传，这都很好地继承了昭明太子《诗苑英华》的选学成就。[7]又，殷璠纂《河岳英灵集》，以“声律”、“风骨”为纂集标准。[8]元鉴《续古今诗人秀句》，《唐音癸鉴》卷三一注曰：“……皎然訾其所选不精，多采肤浅之言，无益诗教。”皎然认为元鉴选诗多“肤浅之言”、“无益诗教”，从侧面可知，遴选对象的思想艺术水平至少在中唐已经成为选编总集的重要标准之一。
又如，《中兴间气集》，《文苑英华》卷七一二著录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云：“暨乎梁昭明载述已往，撰集者数家，推其风流，《正声》最备，其余著录，或未至焉。何者？《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珠英》但纪朝士，《丹阳》止录吴人。……”以今人眼光分析，高仲武对前人编纂总集的评价未必全面中肯，但从选学理论构建角度分析，高仲武可谓对其以前选学史作了一次回顾性总结。由此可以看出，唐人在继承前人选学观与选编方法的同时，亦大胆尝试探索。正因如此，使得唐人在诗文总集编纂实践与理论两大领域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三 贬迁官吏：传情、自适与求名心态
学界关于贬迁官吏与文学的研究成果甚硕。如李浩先生《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9]、尚永亮先生《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10]等。从总集编纂角度分析，这一阶层的文士之主要特点是，政治地位均发生了变化，他们离别后频频以诗传情；宴饮时，诗酒自适；闲静时，纂集求名。
从动机上分析，文士异地唱和，其主旨之一即以诗传情。中唐文士，当其由京城改任地方供职时，往往以寄诗唱和的方式展示创作成就、表达朋友间的异地思念或者交流其对一时一事之感受。如元稹编纂《因继集》三卷，《白氏长庆集》卷六九著录《因继集重序》曰：“去年微之取予《长庆集》中诗未对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一。今年，予复以近诗五十首寄去，微之不逾月依韵尽和，一百首又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二……予不敢退舍，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共五十首寄去，虽不得好，且以供命。夫文犹战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转战，迨兹三矣，即不知百胜之术，多多益办耶？……语尽于此，亦不修书。二年十月十五日，乐天重序。”白居易文宗大和元年春返洛阳，是年三月徵为秘书监，复居长安新昌里第，大和二年春，自洛阳使还，二月，除刑部侍郎。据序文，“二年”即大和二年（828），故《因继集》初编于大和元年，成集于大和二年，时元稹在浙东观察使任。
又如，白居易编撰《刘白吴洛寄和卷》三卷，《白氏长庆集》卷六八录白居易《与刘苏州书》曰：“去年冬，梦得由礼部郎中集贤学士迁苏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吴。仆方守三川，得为东道主。阁下为仆税驾十五日，朝觞夕咏，颇极平生之欢，各赋数篇，视草而别。岁月易迈，行复周星，一往一来，忽又盈箧。诚知老丑冗长，为少年者所嗤，然吴苑、洛城，相去二三千里，舍此何以启齿而解颐哉？……今复编而次焉，以附前集，合成三卷，题此卷为下，迁前下为中，命曰《刘白吴洛寄和卷》……”刘、白自短暂相聚后便分别司职河南、苏州，此期间，“吴苑、洛城，相去二三千里”，因之，唱和诗便成了文士传递思想的工具。
类似的例子还有裴均《荆潭唱和集》，权德舆《盛山唱和集》，元稹、白居易《元白还往诗集》，刘禹锡编《吴蜀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等，这些文士在贬迁期间，以诗写眼前之景、咏身边之事、寄托离别之情、回忆往昔朝觞夕咏、表述仕途悲欢等，然后结集。表面上看来，只是简单的唱和结集，实际上，乃有意识以诗总集的方式记载别离之际的生活情致。
文士宴饮、送别的另一动机以诗酒自适，借以宣泄政治失意后的愤愁。如张说编《岳阳集》，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六王泠然《论荐书》载：“相公昔在南中，自为《岳阳集》。”《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三“岳州巴陵县”亦云：“岳阳楼，唐开元四年，张说自中书令为岳州刺史，常与才士登此楼，有诗百余篇，列于楼壁。”《张燕公集》卷五录张说《岳州宴姚绍之》、卷六《岳州宴别潭州王熊》及王熊《奉答张岳州》、《广州萧都督入朝适岳州宴饯》及同卷韦嗣立和诗等皆此集中诗。其唱和者有王琚、梁知微、赵冬曦、崔泰之、崔日知、魏奉古等。故《岳阳集》乃张说纂其贬谪岳州期间与诸文士唱咏诗什，其心态应当在于以结集载录此际诗酒宴饮、送别奉答等事迹，从而转移志趣、寻求安慰。
又如《王右丞集笺注》卷一三著录《辋川集》诗序曰：“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沜、宫槐陌、临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垞、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可见，王维《辋川集》主要收录其与裴迪闲暇自适、游览唱咏诗什。又如，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三四谓其编《洛下游赏宴集》亦曰：“分司洛中多暇，数与诸客宴游，醉后狂吟，偶成十韵，因招梦得宾客兼呈思黯奇章公。”可见，文士贬迁以后，常常和僚属宴酒唱和，然后结集，旨在以诗总集记载贬迁之际宴饮唱咏事迹，究其因，乃文人诗酒自适心态所致。
宴饮送别、吟诗结集，文士的另一主旨亦在于沽名钓誉。如上所论，部分官吏在贬迁地方以后，常常以诗传递友情、与使府或者过往文士诗酒唱和、送别，然后推举一人为序结集。虽然这些诗集多已佚失，但在唐代，文士对诗文集的保存还是非常重视的。如《全唐文》卷六七七著录《刘白唱和集解》：“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至太和三年春，以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扶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因命小侄龟儿编录，勒成两卷，仍写二本，一付龟儿，一授梦得小儿嵛郎，各令收藏，附两家集。……己酉岁三月五日，乐天解。”可见，为了使所纂总集完好保存，唐人可谓用心良苦。
文士注重保存自己诗文作品与唱和送别集编纂动因的共同之处，即在于传播声名。如《文苑英华》卷七○九宋之间《上巳泛舟昆明池宴宗主簿席序》曰：“……群公之获助已多；序引先题，下走之求蒙不逮。请授素幅，以颂佳游，使一时之兴咏遥存，千古之姓名常在。”据序文意，此二次唱和诗什均已编纂结集，其编纂心态即在于留传“千古之姓名”。又如，《韩昌黎文集》卷一九录韩愈《送窦从事序》曰：“于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东都交游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赋诗以赠之。于是昌黎韩愈嘉赵南海之能得人，壮从事之答于知我，不惮行之远也；又乐贻周之爱其族叔父，能合文辞以宠荣之，作《送窦从事少府平序》。”窦从事即窦平，贞元五年登进士第。据序文意，是次送别活动已结集，其编纂心态之一即“合文辞以宠荣之”。
唱和集编纂繁荣于中唐。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唐政治矛盾日益尖锐，初盛唐人所有的立功心态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尤其是贬迁文士，随之滋生出远祸自适的心态。多数文人到地方为藩镇长官或者充当藩镇幕僚，一方面，其政治理想受到打击；另一方面，他们的工作又远比在中央为官要轻松自在。于是，唱和送别、宴饮结集的生活，既相对闲适又有可能立名，此成了文士的理想化追求。如《文苑英华》卷七一六录权德舆《奉陪李大夫送王侍御史往淮南浙西序》曰：“夏四月戊午，大夫公至自朝觐……类歌诗以贶之。小子辱从事之末，承命授简，书日书字者，异乎诸府宾主之礼，且以美德业也。”据序文意，是次唱和诗什已编纂结集，其编纂心态即在于“以美德业”。又如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七一《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谓其编纂《洛中集》曰：“《白氏洛中集》者，乐天在洛所著书也……垂老之年，绝笔于此，有知我者，亦无隐焉。”如是，纂集记载其酬唱活动并传播其声名，成为迎合贬迁文士内心追求的选择。
四 京官等上层文士：入世求功心态
考察唐总集编纂心态，将所有京官归为上层文士，主要是因为这一类总集编纂者之特点是仕途较为通达，或者是存在种种通达的希望与可能，致使他们普遍抱有追求功业的人世心态。实际上，这类编纂者构成人员最为复杂，其编纂心态亦多样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类。
第一，为完成皇帝使命而编纂者。此类总集多由数人共同纂集，其体现的是参与官员完成任务的立功心态。如许敬宗等集撰《芳林要览》三百卷，其编纂者有许敬宗、顾胤、许圉师、上官仪、杨思俭、孟利贞、姚璹、窦德玄、郭瑜、董思恭、元思敬集。《文馆词林》一千卷，据刘知几《史通》序、《旧唐书》卷八二《许敬宗传》、卷一○二《刘子玄传》、卷一八九上《刘伯庄传》等记载，其编纂者有许敬宗、刘子玄、刘伯庄等。这类总集参与修纂者有时多至数十人，成集后上交于皇帝或官府，其特点多为大型总集。
有唐编纂的此类总集较多。如徐坚等集撰《文府》，《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注谓“开元中诏张说括《文选》外文章，乃命徐坚与贺知章、赵冬曦分讨，会诏促之，坚乃先集诗赋二韵为《文府》上之”，故徐坚等编纂《文府》，其源于皇帝敕命。如是者，如褚亮等编《古文章巧言语》、许敬宗等编《瑶山玉彩》、徐安贞等编《文府》等，此不一一列举。因此，这类总集编纂者实际上是在完成皇帝分配给的工作任务，其参与者往往带有被动追求功业的心态。
第二，为传播声名而有目的编纂。诗文总集有传播声名功能，京官等上层文士编纂总集时，这一心态尤为显著。如《大唐新语》卷八谓孙翌撰《正声集》，以刘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称。又如元结编《箧中集》，《全唐文》卷三八一录其序曰：“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异于是者，显荣当世，谁为辨士？”可见，《箧中集》纂集主旨之一乃为“贫贱”之“辨士”。《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叙》谓“《丹阳集》惟录乡人，《箧中集》则附登乃弟。虽去取佥孚众议，而履霜有渐，已为诗社标榜之先驱。其声气攀援，甚于别集。”据此亦可以管窥总集编纂家的心态。
为传播声名，编纂者纂集偶尔也会带有极强的主观性，如《旧唐书·裴潾传》记载裴潾集撰《大和通选》时，“……集历代文章，续梁昭明太子《文选》……当时文士，非索与潾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选，时论咸薄之。”裴潾采用“非素与潾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选”的编选原则，这也则从侧面看出是类总集编纂者传播声名的编纂目的。
第三，编纂者有时亦为追逐总集的某种应用价值而编纂总集。如温彦博集撰《古今诏集》三十卷，李义府集撰《古今诏集》一百卷，吴兢集撰《唐名臣奏》十卷等。从文体特点上看，这类总集，其编纂目的在于追求遴选对象的实用性。同时，受科考制度影响，编纂者为应对考试而编纂的总集，也具有较强的适用目的。如白居易《礼部策》十卷，《通志》卷七○《艺文略》第八策类注曰：“唐白居易应制举自著策问，而以礼部试策附于卷末。”同于此者，如《古文章巧言语》、《文场秀句》等，其价值即在于为举子提供模仿范文。
从编纂心态上说，无论是为完成官府使命，还是为了传播声名，抑或是为了追求总集的某种价值，京官等上层官吏编纂总集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均看重总集的社会价值，即编纂总集的功利目的性。由此可见大国上层政治精英的时代优越感、功业抱负观及其立功心态。
五 唐人的编纂心态与唐代诗文总集的编纂
唐代诗文总集编纂者不同的编纂心态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有巨大影响。在立言心态的影响下，慧净纂《续诗苑英华》、玄鉴纂《续古今诗集》、芮挺章纂《国秀集》、殷璠有《河岳英灵集》、《丹阳集》、疑为其所编《荆阳挺秀集》、高仲武纂《中兴间气集》、释道宣纂《广弘明集》、卜隐之纂《拟文选》、臧家猷纂《羽书》等。从体裁范围上说，是类编纂者兼选诗文；从纂选时间起止分析，是类编纂者遴选对象以唐人诗文为主而又不囿于唐代；从参与人员特征上分析，是类编纂构成人员特征较为明显，其政治地位低下，故其能够心无旁骛、专心著述，因而，产生了《广弘明集》、《国秀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等颇具影响的诗、文总集。
在求功心态推动下，唐人编纂诗文总集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具体的分析，求功心态使唐诗文总集编纂者更多地关注前朝诗文对唐朝诗文的影响、唐朝文坛的新趋势以及诗文的功用价值。如温彦博《古今诏集》、李义府《古今诏集》、许敬宗《文馆词林》、《芳林要览》、褚亮《古文章巧言语》、李义府《古今诏集》、徐坚《文府》、徐安贞《文府》、李吉甫《古今文集略》等甚有影响的文总集、诗总集或者诗文合集。
求名心态亦对唐人编纂诗文总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说，求名心态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家集、唱和与送别集的编纂，尤其是其导致中唐唱和、送别诗总集编纂的繁荣。据此可以管窥唐代文士活动及其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但是，求名心态亦对唐人编纂诗文总集有着消极的影响，如唐人编纂总集形成的标榜之风等，便是唐人这种心态影响产生的不良后果。
收稿日期：2010－03－08
注释：
① 初唐史学家对南北文风的认识见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文学传论》、魏征《隋书·文学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