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总理衙门的章京考试——兼论科举制度下外交官的选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衙门论文,外交官论文,科举论文,总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处理国家的对外事务，清朝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理衙门)。维系其运作的官员分堂、司两级。前者称大臣，由特旨简任；后者称章京，由内阁、部院推荐司员，然后通过考试进行甄选。章京主要负责处理总理衙门的日常事务，起草各类文书，对该机构的运作和决策，对晚清外交和各种洋务事业的进行有一定的影响力。本文拟对总理衙门章京考试的要求、程序、内容、效果、特点以及该考试在40年间的演变等问题做一详细考论，探寻晚清时期“隐持”外交权力的庞大中层官员的来源。这或有助于人们深化对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认识。①
制度规定与考试概况
咸丰十年底(1861年初)，留在京城办理“抚局”的恭亲王奕等人提出，仿照军机处的规模制度，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办外国事务”，并获咸丰帝许可。按照奕等人的设计，在新成立的总理衙门中，办事人员分为大臣、司员(章京)和供事。大臣与京中各部院堂官的角色相同；司员协助大臣，办理折奏文移；供事则负责抄写文书。为避免该机构出现六部和地方衙门中胥吏操持实权的弊端，总理衙门章程规定，折奏文移不假手胥吏(即供事)来完成，必须由章京亲自办稿。因此，各部院中胥吏和司员各有分工，而在总理衙门则都集中于章京一身。关于章京的来源和选用，奕等人称：“总理衙门司员甚少，未可滥竽充数，各衙门保送满员，则于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汉员则择拔贡、举人、进士出身之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充补。无论候补、实缺人员均准保送，惟须老成谨饬、公事明白、品行醇正者，出具考语咨送，由臣等考试文理字迹是否优长，公事是否明白，分别去取。不得以捐纳及未经奏留、资格较浅之员充数。”②总理衙门对章京来源规定得较为严格，除了要求章京为成功奏留的部院司员外，更要求汉章京必须出身正途。同治元年(1862)，总理衙门仿照军机处惯例，规定现任大员及科道子弟不得与章京之选。③
按照章程规定，章京通过考试进行选拔。考试之前，总理衙门咨会内阁、部院，由它们从报名司员中甄选条件合格者进行保送。完成保送程序后，总理衙门择日对之考试。保送与考试是同治年间总理衙门章京考选的一般程序。到了后来，可能因为报名人数增加，为保证公平，各衙门一般自行进行初试，以决定保送人选。④内阁部院初试、总理衙门复试的做法，在此后一直延续。
总理衙门的章京员额，最初设计为20人，在同治三年(1864)增加为36人。经过光绪九年(1883)、十年(1884)、二十年(1894)陆续添设，最后增至48人。总理衙门在近40年的历史中，共有200多位章京人值；其中，除大约12位外，几乎全部通过考试而来。⑤
在章京考选过程中，总理衙门大臣根据报考司员的考试成绩决定是否录取，录取者由总理衙门大臣带领引见，经皇帝圈出后获得记名。等到总署中有章京因出差、丁忧或升迁而离开时，记名章京按照排名依次传补。当前次考试记名的章京即将传完时，再由总理衙门咨会内阁、部院，由他们择优保送司员参加考试。因此，章京考试并无一定日期，何时进行，取决于前次记名章京传补的速度。现有资料显示，自咸丰十一年总理衙门筹备成立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章京考试共进行了八次(参见表1)。
以下分别就各次考试的内容、形式、考选记名的具体经过和其他一些重要细节进行论述。
考试形式与具体内容
总理衙门要求内阁部院按照“老成谨饬、公事明白、品行醇正”的标准选送章京。同时，章京考试也旨在考察报考者“文理字迹是否优长，公事是否明白”。⑥这一标准，在近40年后仍为总理衙门所认可。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户部候补主事唐文治传补总理衙门章京，他向资深章京、时任总办的顾肇新讨教章京办事要诀，顾肇新告诉他：“公牍之要，纵使千条万绪，不过叙述明晰，无他道也。”⑦总理衙门所需要的章京，主要在于明白事理、办事干练、条理清晰，因此，总理衙门大臣在考试章京时，也循此思路拟定考题。
咸丰十一年二月，总理衙门进行第一次章京考选，《越缦堂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五日(1861年3月15日)记载：“昨日恭邸及桂相、文侍郎考试抚局司员，题为‘言忠信，行笃敬’。”⑧“言忠信，行笃敬”一语，出自《论语·卫灵公》，原文为：“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⑨该考题为论题。《论语》原文中的“蛮貊之邦”，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当时与清朝打交道的英法美俄等国。这一考题的拟定，当与总理衙门力图维持和局、信守条约的努力有关。奕等人在咸丰十年十一月(1861年1月)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曾经提到：“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⑩这段话大概可以为“言忠信，行笃敬”的考题作一注解。
同治元年(1862)的考题，在文献中未能检出，故本文在此暂付阙如。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总理衙门分三天考试各部院选送司员，考题分别为：“淑人君子其仪不忒论”(内阁、吏部、户部)，“仲冬大阅论”(礼部、兵部、刑部)，“出纳必委士类论”(工部、理藩院)。(11)“淑人君子，其仪不忒”，语出《诗经·曹风·鸤鸠》，其后一句为“其仪不忒，正是四国”。(12)“仲冬大阅”出自《周礼·大司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阅。(13)意为各项军旅活动应因时而动。“出纳必委士类”典出《通鉴》，言唐代刘晏事：“(刘晏)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检簿书、出纳钱谷，(事虽至细)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能逮。”(14)刘晏将检查账簿、出纳钱谷之事委托给士人办理，以防胥吏贪渎，这与总理衙门由章京处理政务，吏员负责缮抄的事实有类似之处，总理衙门大臣出题，或取此意。
参加此次考试的户部额外主事董俊翰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答卷，他在初取的30名汉章京中排名第11位，借此试卷，我们可了解当时考试答题的情况及取舍标准：
淑人君子其仪不忒论
尝思帝王之治，立爱与立敬同功；君子之修，有威与有仪并重。《书》有“温恭允塞”之文，《易》详“敬慎不败”之义，《礼》着“居处不庄”之训，《诗》陈“执事有恪”之辞。盖未有威仪不着，而能正四国者也。《曹风·鸤鸠》之篇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所以美君子之用心均平专一也，窃尝论之。夫旦明屋漏，各有指视之严；承祭见宾，懔于事为之傺。古之人令仪可式，修仪是亟，诚恐动容之稍忽，遂不免陨越以贻羞也。所以二五事貌言视听，先之以恭；作书十七铭盘盂户牖，无非以敬。为文仪可象，而兆民咸仰，亦仪既立，而四国交钦，其感召有自来矣。惟君子本其心之如结，而见为仪之不忒，用是不衍，不忘旧章，懔也无恶无射，教化行也。圣人在上，共球集于万邦，玉帛登乎万国，非本此以为治乎？(15)
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总理衙门分四天考试内阁和各部院送考司员，考题分别为“智圆行方论”(内阁)、“学然后知不足论”(吏部、户部)、“政如农功论”(礼部、兵部、刑部)、“甄陶在和论”(工部、步军统领衙门、理藩院)。(16)“智圆行方”语出《淮南子·主术训》：“凡人之论，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员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鲜。”(17)“学然后知不足”语出《礼记·学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18)“政如农工”，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这是郑国子产论为政之语。(19)“甄陶在和”语出扬雄《法言·先知》：“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刚则甈，柔则坏。”(20)将治理天下比作制作陶器，意为制陶须干湿适宜，治国则在刚柔相济。这些考题都出自传统经典，与总理衙门事务并无直接关系。
光绪九年(1883)，总理衙门考选汉章京。在考试前，各部首先进行初试，以确定保送人选。工部初试的考题为“铁路议”。文体仍然为论，题目由工部尚书翁同龢拟定。(21)铁路这一舶来品在当时属总理衙门的经营范围；且修筑铁路在当时是引起较大争议的话题。该题尚能在一定程度上考察司员对洋务的见解，以及对总理衙门所办事务的意向。户部初试的题目为“不宝异物论”，语出《尚书·旅獒》：“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不育于国。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22)这是周初召公劝诫武王崇俭尚贤的一段话。但“不宝异物”似与总理衙门经营的事务关系不大。如果联系当时将轮船、铁路、机械视为“异物”的朝野舆论，则拟定该考题可能有故意同总理衙门唱对台的嫌疑。(23)兵部试题为“言忠信行笃敬论”，与总理衙门首次考选章京的考题相同。(24)内阁初试考题为“百官修辅论”(25)，语出《尚书·胤征》，原文为“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言百官各修职事，辅佐君王，则君王明。(26)该年总理衙门的复试题为“惟断乃成论”。(27)典出韩愈《平淮西碑》一文：“始议伐蔡，卿士莫随，既伐四年，小大并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断乃成。”(28)意在颂扬唐宪宗果断任用裴度，对平定淮蔡之乱起着决定作用。兵部候补主事吕海寰在此次考试中名列第一，据他自己回忆，之所以能得第一，是因为他文章结尾处句子大受阅卷官李鸿藻好评：“此蔡功固以能断而成矣，然晋武以独断而胜，苻坚又以独断而败，亦未可概论也。要在审其机而相乎势而已。”(29)
关于答题形式与考试时间，李慈铭通过参加光绪九年(1883)考试的袁昶得知：“自来试军机及此衙门皆限时四刻，以写字十三行为入格(行十二字)。其文绝不成理。爽秋(按，袁昶字)两论皆至五百余字，经史纷纶，盖绝无仅有者也。”(30)袁昶是户部候补主事，所谓“两论”即袁昶参加户部初试及总理衙门复试所作的两论。吕海寰在自编年谱中也有类似记载：“总署考试作论，连题目只白折一开零两行，计二百六十字，限四刻交卷，既不能畅所欲言，亦不准错落添改，均每窘于格式。”(31)结合上述董俊翰答卷可知，章京考试对文体、字数及时间都有限制，尽管执行并不严格，但这些规定似并不利于全面考察投考者的能力。
以上所述是总理衙门汉章京的考选内容。关于满章京考试，文献中记载较少。《董俊翰日记》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十八日条：“此次总署考试，各衙门所送司员除临时不到及有事故并保举分发不赴考外，实到满员七十四人，汉员六十五人；内满员作汉员试题者二十二人，汉军作满员翻译题者一人，满员兼作满汉题文者一人，汉员卷雷同者二人。”(32)光绪十二年(1886)总理衙门在举行满章京考试前，曾给内阁、部院发一咨文：“本衙门此次考试满汉章京，专考汉文，不考翻译。”(33)由此可见，长期以来满章京考试仅考满汉文的翻译。各次考试，满汉录取人数大致相同，之所以有不少满人愿意选择汉员试题，大概因为总理衙门主要使用汉语办公，作汉员试题以显示自己的汉文功底，可使被录取概率更高一些。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满章京选拔考试改用汉文论题，题为“有备无患论”。(34)“有备无患”是先秦及后世典籍中习见之语，论题难度远小于上述选拔汉章京的考题。实际上，在总理衙门日常运作中，正是汉章京在发挥主要作用。满章京考试，远不如汉章京考试正式、严格和受到重视，因此其考题在时人日记和其他资料中也不多见。(35)
光绪十六年(1890)，总理衙门为选拔汉章京再次举行考试。这年户部初试考题为“土圭致日景论”。(36)“土圭致日景”源出《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土圭是测日影、定四时和方位的工具。正日影，求地中，即通过土圭所反映的太阳投影来确定所在地的方位，如果某地在夏至日土圭太阳投影的长度与土圭长度相同，则该地为“地中”，可为国都之选。正日景，涉及大司徒(对应后世的户部)职守、体国经野思想、地理测量等内容。(37)考题亦新亦旧，全在与考者个人的发挥。该年刑部的初选考题则为“俊、顾、及、厨名目论”。俊、顾、及、厨，出自《后汉书·党锢传》，四者皆为东汉时期，羞于与阉宦等恶势力为伍的名士。俊者为人之英；顾者为以德行引人者；及者为能导人追宗者；厨者为能以财救人者。(38)户部、刑部拟定初试考题的出发点，不得而知，可能仅是对清代其他各式考试的简单模仿而已(详后文)。
当年总理衙门复试题却有可圈点之处，为“楙迁有无万国作乂论”。(39)《汉书》中“楙迁有无”取自《尚书》，而“楙迁有无万国作乂”则语出《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曰：“言劝勉天下，迁易有无，使之交足，则万国皆治。”(40)虽为古意，但用在总理衙门章京考试中，明显意在测试报考者对当时中外商务的理解，对贸易在促进中外关系上所起作用的看法。而商务贸易、对外关系，正属于总理衙门的职责范围。
光绪二十二年(1896)，总理衙门在六年后再次考取章京。据刑部候补主事唐炬的记载，该年刑部初试拟题为“纳粟赎罪论”。(41)典出《史记·平准书》：“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以纳粟的方式赎罪，是汉武帝时桑弘羊所推行的经济政策，着眼于经济收益，但对于国家法度，无疑有着某种程度的冲击。刑部堂官的命题，当是从法律角度立意。
总理衙门成立后，大部分章京考试的考题都是取材于四书和其他一些主要的经史典籍，到光绪二十二年总理衙门章京考试，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次考试仍然首先由各衙门保送司员，然后由总理衙门组织复试。如上段所述，刑部考题依旧为论，内容不脱清朝科举考试和其他考试的窠臼，但户部在这一次的保送考试中，不再采用论题，而改用策问。《翁同龢日记》当年七月二十日(8月28日)记载：“都虞司饭，即入署，麟、张、溥、陈皆集，商量考总署章京，定廿七日，不用论，用策问，传付各司知之。”同月二十六日(9月3日)条：“待樵野不来，令其拟策题，明日考译署章京也。”次日条：“都虞司未睡，作策题。访樵野，与商定，在彼处写之，即在彼饭。”麟为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麟书，张为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号樵野，溥、陈分别为满汉户部右侍郎溥良、陈学棻。改变初试的考试文体，即改论用策，表面上是他们的集体决定，实际上很可能是翁同龢、张荫桓二人的主意。翁、张二人拟定考题为：“策问：条约、舆地、算法、制造”。(42)
一个月之后的八月二十八日(10月4日)，总理衙门对各部初选保送的司员进行复试，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满章京命题者为张荫桓。而据参加该次考试的兵部额外主事何藻翔后来回忆，考题为：“策问：中、俄、英、法陆路边界设防险要”。(43)该考题与户部“策问”的形式、内容相近，不是阐发四书和其他经、史的义理，而是考察论者对时政和中外关系的看法，经世之意甚明。
在时间限制上，光绪二十二年考试比之前也有所放松。户部初试中对考试时间规定为八刻，但根据翁同龢的记载，户部堂官在考试过程中并未严格限定时间：快者六刻，慢者十三刻，与考者随时缴卷，堂官随时阅卷。在总理衙门复试满章京时，虽限定时间为八刻，但实际上，“迟者过十二刻亦不论也”。在作文篇幅上，对与考者亦无限制。曾参加光绪二十二年章京考试的何藻翔回忆当年的考试情形：“振笔疾书，三刻钟成二千言。”(44)
户部初试试题和总理衙门复试试题，从文体到内容，应该都是出自翁同龢、张荫桓二人之手。相比源自经史的论题，时代感极强的策问更贴近总理衙门的实际事务，也更能按总理衙门的实际需要选拔出合格的章京。
考生来源与风气转移
按总理衙门大臣最初的设计，该机构的事务比照内阁、部院的职能进行划分：一为交涉文移，由原处理部分对外事务的礼部和理藩院的司员经理；二为关税事件，由户部司员经理；三为台站驿递，由兵部司员经理；四为机密要件缮写，由内阁中书负责。(45)因此，最初获准参加章京考试的司员，仅从上述部门保送。(46)但这种做法很快被改变，因为在入选章京的内阁中书中，有人随后即签掣刑部主事；此外，总理衙门在不久后就采用了按国别分股办事的制度，这使得原来按部院限制章京报考者的做法失去意义。于是，在同治元年(1862)第二次考选章京时，总理衙门咨文六部、理藩院一体保送司员参加考试。这样，章京差使正式向内阁和各部院司员同等开放。(47)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洋务遭人诟病，总理衙门经常成为“清流”群起攻讦的对象。有人在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后，以终年不到署中办事为荣。在时人看来，章京办事不过是谄媚洋人，因此，他们被称作“鬼奴”。在这种舆论环境中，总理衙门章京自然不会被视作优差，报名参加考试的司员也较为有限。光绪十年(1884)甲申易枢之际，总理衙门新班子曾递一奏折，力陈军机大臣不兼领总理衙门的弊端，在阐述弊端之一“章京鼓励倍难”时，奏折称：“初设总署，一切视枢垣之例章，保举视部院为优。故言路指责纠弹，亦视部曹为酷。其人一入总署，则不问志行如何，相率而诋毁之。士之拘谨者不来，然犹视枢臣兼管此差，则才艺之徒冀以一长自效。”(48)部院司官一旦进入总署，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然因军机大臣兼管总署(针对此前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长期兼任总署大臣而言)，又能主持章京保奖，一些有能力的京官尚能不顾流俗，入署办事，希望一展才能，也借此仕进。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曾指出：“曲谨自好者，相戒不入同文馆，不考总署章京”，其原因则为“劫于迂陋群儒之谬说也”。(49)张之洞本人当年就是清流中坚，也就是所谓“迂陋群儒”之一，故他所说的情况尤为真实。总理衙门章京及整个总理衙门不为清议所容，是当时政坛一大特色，顾及名声的人，都和总理衙门保持着距离。那么，早期参加章京考试的又是哪些人呢？
现存同治元年(1862)、同治三年(1864)总理衙门章京保奖清单开列两次获保章京的名单，其范围基本囊括当时在署的大多数章京。在这两份名单中，除去最先由奕奏调几人外，其他都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同治元年两次考试中考取并获记名的章京(详见表2)。他们报考时本职为内阁中书和部院司员，其中，内阁中书约占一半。在六部和理藩院司员中，以本职为主事者居多，且这些主事全都为候补主事。在汉章京中，出身进士和举人者，人数大体相当。满章京对出身的强调不如汉员，故在此存而不论。
由此可见，在总理衙门初期的章京考试中，报考者多为地位较低、亟待升迁的京官。他们之所以参加考选，主要因为总理衙门有较优的保奖制度，两年一次，不但周期比军机章京短，且保奖范围广，保奖名目优厚。获保者得升阶升衔，可缩短按资序补的时间，获取更多迁擢的机会。(50)而更多的京官，特别是地位稍高者，则因有顾忌而不愿报考章京。这种倾向影响到了章京的来源和质量。光绪九年(1883)总理衙门传考汉章京，李慈铭在日记中评论：“总理衙门试者五十余人，取廿八人，爽秋第三，其余殊非佳士，惜哉！”(51)另据参加这次考试的吕海寰透露，对于该次考试的考题“惟断乃成论”，“通场均不知出处，唯余与爽秋同年知之，故获首列”。(52)李慈铭的看法或许有偏颇之处，但吕海寰的记述当大致无误。该年考题“惟断乃成”，出自韩愈的古文名篇《平淮西碑》，《旧唐书》详载碑文始末，李商隐、苏轼对此也都有赞扬的诗作，清代咸丰年间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祁隽藻则以大楷重书此文。可见该文在前代及当时，都有极深的影响。但通过各部院初试筛选而最终参加章京复试的50多名司员中，仅有两人知道出处。可见，参加考试的章京就知识面而言，远不能算上乘。这或许是因为科举制度下培养出的大部分士人本就眼界有限；但更大的可能是，学识渊博的京官多入翰詹，或根本不愿报考，最后只剩才学平庸和热衷“奔竞”者对考章京保持着极大的热情。不过，这种情况在光绪九年后有了很大变化。
表2 咸丰十一年、同治元年考取总理衙门章京记名者情况一览
姓名
籍贯本职 出身 姓名籍贯本职 出身
叶守矩江苏上元 内中 举人 王作孚 贵州绥阳 兵员 进士
沈敦兰顺天大兴 内中 举人 李汝弼 直隶任丘 刑候主 进士
陈钦 山东历城 内中 举人 文硕 满正蓝旗 户郎 荫生
梁承光广西临桂 内中 举人 志刚 满镶蓝旗 礼员 举人
方浚师安徽定远 内中 举人 瑞璋 满正红旗 内中 官学生
毛鸿图四川大竹 内中 进士 庆云 满正蓝旗 内中翻译生员
夏家镐江苏江宁 户候主 进士 锦成 满镶蓝旗 内中 监生
李常华河南郑州 户候主 举人 联奎 满镶蓝旗 内中 不详
洪绪 江苏溧阳 户候主 进士 长恒 满镶白旗 内中翻译生员
蔡世俊浙江仁和 户候主 举人 舒文 汉镶黄旗 内中 举人
李衢亨顺天通州 户候员 举人 文惠 满镶白旗 吏候主
翻译生员
黎兆棠广东顺德 礼候主 进士 成孚 满正红旗 兵员 监生
孙家毂安徽凤台 礼候主 进士 齐克慎 满正蓝旗 兵候主
翻译进士
资料来源：总理衙门章京请奖单(同治元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同治朝·职官类》，3/80/4606/31；同治三年，3/82/4700/68；《大清缙绅全书》第1册，荣録堂咸丰十年春刻本；《大清缙绅全书》第1册，荣録堂同治元年春刻本。另，蔡世俊、王作孚、李常华、孙家毂履历单见宫中档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4/01/13/310/43，04/01/13/315/67，04/01/13/320/85，04/01/13/320/79；瑞璋、庆云、长恒、文惠履历单见《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5册，第719—720页；第27册，第244页；第6册，第418页；第4册，第751—752页。为省篇幅，上表章京本职用简写：“内中”即内阁中书；“户主”即户部主事；“户候主”即户部候补主事。“户员”即户部员外郎；“户候员”即户部候补员外郎；“户郎”即户部郎中。他部皆同。另，《缙绅全书》也将上述“候补主事”写作“额外主事”。实际上，额外主事是较为笼统的说法，它包括进士分部学习、未经奏留者，七品小京官期满升任额外主事者，学习期满、成功奏留的候补主事等。这里根据其他资料，尽量对额外主事、候补主事作一区分。
晚清自咸同开始，因军功保举和广开捐纳，导致京中和各省缺额紧张，京官补缺不易，擢升或外任更难，官场显得极为壅塞。在此情况下，科举制度仍定期制造许多拥有做官资格的新进士，他们多数在朝考后分部学习，三年期满奏留，获候补主事身份。内外缺额的紧张，使他们向上流动的速度极为缓慢。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候补官员群体，其人数远远多于正式司员。而这反过来又迟滞此后新进士的补缺速度，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如果按照资历等待序补，候补主事补正式主事缺额，少则数年，多则十数年甚至更长。而内阁中书，多半并非进士出身，其地位尚在候补主事之下，他们只有在积累一定的资历以后，才能分发各部学习，获得额外主事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报考章京争取保奖，以减少补缺时间，并求进一步迁擢，无疑是属意于仕途发展的京官们不错的选择。相对而言，举人出身的京官升迁难度更大，其考选章京的热情又比进士出身者高一些。吕海寰自编年谱光绪七年(1881)条言：“在兵部当差，迭得乌步。唯捐纳出身，补缺无望，虽屡荐不售，命途多舛，奈何！”(53)吕出身举人，早在同治九年(1870)即以捐纳任兵部额外主事，三年期满后奏留为候补主事。到光绪七年他任职已超过十年。引文中“乌步”又作“乌布”，满语差使之意，即清朝六部各司掌印、总办、主稿之类由司员担任的差使；“补缺”即补上正式主事。吕感叹自己出身举人，因捐纳主事妨碍了迁转，尽管担任差使出力较多，但在补缺时仍无法排列在前。因此他先是报考军机章京，失败后又报考总理衙门章京，希望借两机构的保奖方便自己的迁擢。(54)
在世风转移之下，总理衙门章京的报考人数和录取人数悄悄发生着变化。总理衙门第一次章京考选时，各部院保送司员为满32、汉27，共59人。(55)最后录取16人，另记名11人。(56)录取比例接近一半。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进行的第二次章京考选，录取人数为28人；同治三年(1864)第三次考选录取40人；同治十一年(1872)录取56人，都是满汉各半。(57)光绪九年(1883)，时任工部尚书的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工部初选汉章京的情况：规定取6人保送，报名者共15人。(58)该年户部报名人数更多，选取8人，但报名人数为34人，通过初试者，不到报名数的1/4。(59)这次考试，各衙门共选送50人参加总理衙门正式考试，获记名者为28人。
到了光绪十六年(1890)，变化趋势在某些部门表现得更加明显。沈家本当年即注意到，刑部报名参加总理衙门章京考试的司员，已经明显多了起来：“与试者四十一人，取八人。”他在比较近两次刑部报考章京考试的人数后感叹说：“上次考者止十三人，此次竟有四十一人，可见官途之日隘矣。”(60)就刑部而言，七年间，报名人数竟多出两倍，难怪沈家本有此感慨。在该次章京考试中，最后获得记名者共22人。(61)
实际上，沈家本的观察不完全准确。在光绪九年(1883)左右，刑部额外司员为476人，较同治元年(1862)的216人已增加不止一倍，而光绪十六年(1890)前后，刑部额外司员的人数基本维持光绪九年的水平，没有太多变化。(62)也就是说，两次考选之间，官场壅滞的程度相似，并未显示出“日隘”的局面。翁同龢在日记中透露，光绪十六年户部报名司员为25人。(63)虽未告知初试录取的人数，但一般六部选送人数基本相同，也就是说，户部初试获选者为8人左右，获选比例约为三成。而光绪九年，户部报名参加考试的司员为34人，选送8人，竞争程度甚至比光绪十六年更为激烈。考虑到刑部额内、额外司员人数与户部近似这一情况，刑部在光绪九年仅13人报名，很可能是因为风气未开所致。而此次报名人数陡增至41人，则是世风和潮流转移使然。
光绪九年(1883)，报考者的素质尚被人质疑，到光绪十六年(1890)，情况就好多了。在当年报考者中，不乏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优异成绩、学识渊博的名士。刑部候补主事沈曾植参加了这次考试，并留有诗作：“倦鸟投林岂识枝？请从成相为弦诗。顷身一饱谈何易？作调千年事可知。濠上故人劳相呴，琅琊书训说
痴。天涯俭岁烦相报，未是贫儿择禄时。”(64)沈曾植光绪六年(1880)庚辰进士中式，朝考后签分刑部学习，期满奏留，任候补主事。到光绪十六年，沈充额外司员已逾十年，仍未补缺。上引诗中“倦鸟投林岂识枝”，说明报考总署章京实属无奈之举。“顷身一饱谈何易”，“濠上故人劳相呴”两句，意为沈曾植俸廉微薄，并可能接受别人资助，谋生不易。诗作中最后两句：“天涯俭岁烦相报，未是贫儿择禄时”，意思很明白，即沈因长期处于候补主事的位置，生活拮据窘迫，某些名士也许看不上考选章京这一条进身之途，但对于沈而言，已经不能再挑挑拣拣了。
从答题情况来看，光绪十六年(1890)后报考者的表现也比之前要好。刑部司员沈家本透露：“本部此次考送总署章京所取之卷，尚为公道。第一名写二开二行，点题甚详尽，余皆知出处。未取之卷，有写得甚好者，因不知题解被黜，未为枉也。”(65)光绪九年(1883)总理衙门复试中，50人仅2人识题(“惟断乃成论”)，此次刑部初试所选拔的8名司员，全部知道考题出处(“俊顾及厨论”)。这可能因为科考出身的士人对《后汉书》比对新旧唐书更为熟悉，更有可能因为报考人数增加后，选拔范围的扩大使得考试中排名在前者多为素质较优的司员。
世风转变，最有可能出现在光绪十六年(1890)之前数年。光绪十四年(1888)，签分刑部学习的刘光第往见其乡试座师、时任工部侍郎的乌拉布。因有师生之谊，刘本人办事勤慎，加之赠送土仪甚厚，乌拉布言谈中对刘寄予厚望。他勉励刘光第多看书，“多讲求时务急用之学”，在三年学习期满获奏留之后，“军机、总署各衙门差使，均宜得一二处，始易补缺升转”。刘光第认为此言颇“切实”。(66)部院堂官对其看好的学生面授机宜，鼓励其考选总理衙门章京，足见人们对这一差使已抱一种正常的心态。而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后签分户部学习的缪祐孙，则对考选章京更显期待。为获保奖，他先是报名参加出洋游历，在光绪十五年回国后，经常“习白折”，即模拟总理衙门章京考试，俾早日考中得差。(67)
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章京考试，共195人进入复试，总理衙门初取100人。(68)引见后获记名者为满34人，汉45人，计89人。(69)复试录取比例和以前各次考试相近，但初试选送司员、复试录取的人数则远远超过前面几次。这一方面因为总理衙门在甲午战争期间添加了8位章京，使得员额得以扩充；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升迁途径更加狭隘。准备参加章京考试的内阁中书汪大燮在给其堂弟汪康年的信中说，要早日出头，可以选择的只有考选总理衙门章京一途，然而若想考中，“亦难乎其难耳”。(70)“难乎其难”，贴切说明了此时章京考试竞争之激烈。(71)现存《总理衙门清档》中有光绪二十二年获记名章京的名单。通过对他们基本信息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前后参加考试的司员在身份上的变化。
表3 光绪二十二年考取总理衙门章京获记名者情况一览
姓名 籍贯 本职
出身 姓名籍贯 本职 出身
张元济 浙江海盐 刑外主 进士 吕珏 云南云南
外中 进士
唐文治 江苏太仓 户候主 进士 方燕年 安徽定远 户外主 进士
方克猷 浙江于潜 刑外主 进士 李永懋
不详 内中 不详
李安
江苏通州 户候主 进士 朱应杓 江苏上元
外中 进士
王屡咸 浙江萧山 工外主 进士 士魁 满正白旗 工外主 进士
陈懋鼎 福建闽县
内中
进士 朴寿 满镶黄旗
吏主 进士
刘显曾 江苏仪征 吏外主 进士 景褑 满镶蓝旗
刑主 进士
汪大燮 浙江钱塘
内中
举人 贵诚 满正白旗 刑外主 进士
阎乃竹 陕西朝邑 礼外主 进士 恒文 满正白旗 户外主 不详
王清穆 江苏崇明 户外主 进士 世善 满镶黄旗
工主 荫生
何藻翔 广东顺德 兵外主 进士 善佺 满镶白旗 刑候员 举人
江庆瑞 安徽桐城 内外中 进士 绪儒 满镶红旗
内中 进士
周暻
直隶滦州 工外郎 举人 奎佑 满正黄旗
不详 生员
朱祥晖 湖北汉阳 户外主 进士 延龄 蒙镶白旗
内中 生员
章士荃 江苏娄县 吏外主 进士 堃厚 蒙正红旗
内中 荫生
曾述棨 河南固始 工外主 进士 联昌 蒙正黄旗
不详 举人
许枋
湖北蕲州
内中
举人 志琦 满正蓝旗
工笔 监生
卢铭勋 广东东莞
内中
举人 玉彬不详 不详 不详
秦树声 河南固始 工候员 进士 全龄 满正黄旗
不详 生员
杨锐
四川绵竹
内中
举人 文溥 蒙正蓝旗
外中 进士
吴锜
江西宜黄 工外主 进士 豫敬 满镶蓝旗
刑员 监生
饶宝书 广东兴宁 户外主 进士 恒林 满正红旗
兵主 举人
王麟荧 四川彰明 内外中 进士 钟棫 满正红旗 吏候员 生员
蒋廷黻 浙江海宁 吏外主 进士 常徽不详 不详 不详
杨祖兰 江西丰城 户外主 进士 恩荣 蒙正白旗
理笔 不详
张鸿
江苏常熟
内中
举人 裕厚 蒙正黄旗
兵员 举人
范迪襄 湖北江夏 工外主 进士 象厚 满正蓝旗 礼外主 监生
李寅龄 山东荣成 工外主 进士 成昌不详 不详 不详
渠本翘 山西祁县
内中
进士 长福 满正红旗
不详 不详
洪勋
浙江余姚 户外主 进士 谦豫 满正白旗
不详 附生
刘铎
湖南善化
外中
进士 溥岳 满镶红旗 工外主 进士
钱能训 浙江嘉善 刑外主 荫生 崇钰 满镶黄旗
不详 生员
程利川 广东兴宁 户外主 进士 恩丰 满镶黄旗 工候主 进士
李之实四川 外中
举人 玉庆 蒙正黄旗
刑主 荫生
关榕柞 广西临桂 吏外主 进士 全瑞 汉镶白旗
刑笔 不详
徐贞
安徽歙县 兵外主 进士 宝铭 满镶白旗
吏员 进士
万云路 河南罗山 礼外主 进士 阜全 满镶红旗 刑外主 监生
翟化鹏 山东平阳 刑外主 进士 晋龄 满正黄旗
工员 不详
于宗潼 山东福临 工外主 进士 吉绅 满镶红旗 刑外主 进士
缪嘉玉 云南昆明
内中
举人
资料来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01/34/003/08/003；《大清缙绅全书》第1册，光绪二十一年成善堂刻本；光绪二十三年荣禄堂刻本；光绪二十八年荣録堂刻本；光绪二十九年荣宝斋刻本；光绪三十一年荣宝斋刻本。章京本职简写同“表2”。另，“笔”即笔帖式；“外主”即额外主事；“外郎”即额外郎中；“内外中”即内阁额外中书。
从上表显示情况可以看出，满章京的情况与总理衙门初期的差别不大。汉章京的情况则与前期存在很大的差异：他们中间，除几人本职为内阁中书外，剩下的几乎全部是部院额外主事，且绝大部分都是进士。这当然不能说明多数报名者也出身进士，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各种出身的京官都有报考，但进士出身者通过考试排挤了其他司员。进士是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在章京考试中胜出，本也合乎情理。另外，记名章京的身份多为额外主事，这说明额外主事积压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其考选动机，当如乌拉布对刘光第所说的那样，即获差后，利用总理衙门保奖，加快补缺和迁转。
风气既开，总理衙门形象日益正常，章京录选也逐渐成为一种权力资源。朝中大臣多有利用自身地位影响章京选拔者，而总理衙门大臣也往往看好这一权力，甚至利用该项权力以谋利。
光绪九年(1883)二月，工部为选送司员参加章京考试，对报名者进行了初试。初试之后，侍郎孙家鼐改变初选六人的计划，坚取八人。(72)光绪十六年(1890)刑部初试名次排定后，尚书孙毓汶将最后一名撤下，换上未取者方孝杰，后来在其他堂官的要求下，干脆追加两个名额，将撤下者及另一人选入，一同参加复试。(73)这些细节被他们的同事特意记在日记中，很可能因为事情并不那么正常。
章京考试按成绩排名，依次序补，排名靠前者自然能提前进署，省却不少等待的时间。据光绪十六年参加章京考试的邹嘉来回忆，他本在复试中名列第十，然而“有朱樑济者，以醇邸言，改十九为九，自第十至十八皆移下一名，遂刊第十一”。(74)这里，邹嘉来只是说醇亲王干预录取者的排名而已，该年另一名报考者陈浏，其生后行状干脆明说：章京考试，“用舍之柄，实操诸亲王大臣，非有气力通关节，常屏不得录”。陈浏本人，就是因为通政使司通政黄体芳的大力推荐，才能以排名第三的成绩入选。(75)戊戌变法期间，贵州举人胡东昌的一份条陈更是直言：“其考试军机、总理衙门章京也，专以条子之多寡为去取。”条子自然通过贿赂、关系而取得。(76)
若说全部章京录取都是“专以条子之多寡为去取”，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某些“王公大臣”对录取程序的过度干预，却是实际存在的。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1896年10月4日)，总理衙门考选满章京，《翁同龢日记》当天记载：“樵野阅卷，余收卷点数而已，四十年老于典据，当此一笑。二邸先去，余复阅一过，前十本颇可，余凑数而已，凡取四十五本，封好交总办，明日俟二邸定。酉初归，疲极。”次日考选汉章京，《翁同龢日记》记载：“未正收卷毕，樵野欲一人专人，余不自量，看六十本，而樵仍复阅，伊加圈颇滥，余笑颔之而已。恭邸托一人，余曰某已摈之矣。樵云甚好，余不觉力斥其妄，不欢而罢。比通校一过，则樵既加圈(即圈后标识，满卷未加，今日吴君用章京言始加)，不能不尽前，大为所苦。取五十五卷，吴君欲添，余不从也。酉正始归，明日将已取未取卷带内，请邸定。”(77)
此时总理衙门大臣除翁同龢、张荫桓外，尚有奕、奕劻、敬信、荣禄、李鸿藻、吴廷芬数人，但从《翁同龢日记》中，只看到翁、张二人在阅卷和录取过程中的操持。第一天考取满章京，张荫桓试图独揽阅卷和录取的权力，翁同龢对此无奈，仍对张评过的试卷复阅一遍。次日考试汉章京，翁同龢揽过半数以上的试卷进行批阅，张荫桓则对翁阅过的考卷进行复阅，且干预最终选取。由于翁此时希望与张合作而应对总署同僚，因而虽对张的做法不满，也想操持选取章京的权力，但最终隐忍不发，只是事后在日记中发发牢骚而已。(78)翁二十九日日记中“恭邸托一人”，即有人找奕通关节，但最后居然遭拒，可见运作的效果仍取决于署中的权力角逐。(79)这也正说明，章京录选已成众人都愿谋求的一种权力资源。
余论：科举制度下外交官的选任
总理衙门虽自诩“与别衙门不同”，但它仍然是清朝官僚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一系统正是建立在科举制度的基础之上：所谓正途，即逐级参加科考，在得到最高一级的进士出身后，进入官僚系统(也有部分士人通过举人、贡生、荫生的身份进入该系统)。科举考试主要内容为四书五经的经义。清朝各类考试，也都以此为基准。这些类型各异的考试主要包括翰詹大考、散馆考试、学差试差考选(考差)、御史考选、军机章京考选等等。
从内容和形式而言，科举考试中乡试、会试都为三场，首场三篇四书文，诗一首；第二场为五经文五篇；第三场为策问五道。前两场依据四书五经文段出题，策问虽时政、致用之义甚强，但多半仍围绕传统经史做文章。散馆考题为诗一赋一，翰詹大考多为诗一赋一外加论题一道。考差为经义两道，诗一首。御史考选为论一策一。军机章京则单考论题一道。在这些考试中，就性质而言，总理衙门章京考试与军机章京、御史考试性质类似，都是某一机构办事人员的选拔考试，也都从部院司员中择员进行考试。
实际上，总理衙门早在成立章程中就提出“一切仿照军机处办理”，章京考试制度也包括在内。(80)与乃父郭曾炘都曾任军机章京的郭则沄，在回忆军机章京考试程序时说：“军机章京之考试，由内阁及各部考核各员之合格者，询其愿送与否，其愿送者本衙门先试之，择优保送于军机处，然后枢臣酌定考试日期。试题以论一篇，三百字为率，限晷交卷。卷用白折，兼取工速。人数较多，得分日试之，试毕由枢臣专其去取，不别简阅卷大臣。其试卷亦不糊名，异于其他试典，盖以职司密勿，重在考察其人之品行声名，初不专取文字。”(81)郭氏父子任职军机处都是在光绪之后，以上描述的考选程序，至少符合光绪年的实情。总理衙门章京考试的程序，也大体与此类似。
然而，与军机处不同，总理衙门并非包揽一切要务的中枢，它是专办一事即所谓“外国事务”的机构。它的权限固然随着晚清洋务的扩展逐渐增大，不过其核心事务，仍为外交。而处理外交事务，尤其需要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当时的有识之士，也多认识到这一点。军机章京考选、御史考选可不必照顾“专业”需要，总理衙门却不能不有这方面的考虑。正因为如此，总理衙门章京考试虽然也采用论题，且论题出自经史，但在一开始，就似有意呼应当时清朝内政外交的局面(如上文所述之“言忠信，行笃敬”)。光绪九年(1883)总理衙门章京考试的试题“惟断乃成论”，出题者奕有意考察报考者对决断与成功二者之间关系的论述，虽然无直接证据说明该考题与当时内外局面相关，不过若联系中法战争前夕清朝中枢的处境，也不能说两者全然无干。光绪十六年(1890)考题“楙迁有无”尽管出自《尚书》，但明显在说中外贸易之事，经世之意甚强，这一点似无可质疑。光绪二十二年(1896)最后一次章京考试，直接改用策问，让报考者论述中、俄、英、法陆路边界设防险要，更可大致看作总理衙门的业务考试，尤凸显专业性。为更清楚地说明总理衙门章京考试独特的风格及内容的变化，我们不妨将它与同时期其他考试作一比较。
清朝科考最高一级为会试、殿试，殿试大致只为会试中式者排定名次，因此，在这里仅选会试考题进行说明。会试分三场，一般专重头场。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之前的考题来看，会试前两场，即四书文三篇、五经文五篇，其内容与时务毫无关系。而即便是经世性较强的第三场策问，其内容仍与时代稍显距离。例如，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会试，第三场策问五道，分别问五经训诂、二十四史长短优劣、学术流变、前代吏治，及结合兵书论练兵之法。(82)光绪十二年(1886)丙午科会试，从《朱卷集成》中检出的四道策题，分别问经史中与地理相关的注疏内容、史籍中历法天文、前代及当代边防、治水之策。(83)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会试五道策题，分别问四书五经篇章源流及名物、二十四史成书优劣、诸子学、史籍中边疆地名、农桑之学。(84)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会试策问五道，问礼的相关内容、前代典籍中舆地测绘和天文、科举抡才得失、治水之法、金石之学。(85)戊戌变法前夕的会试，其第三场策题，有问学校与人才及团练之法的考题。(86)
而与总理衙门章京考试性质最为类似的军机章京考选，其同一时期的考试与传统内容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例如光绪四年(1878)，军机处分三天考选内阁部院司员，考题分别为“祗台德先论”、“处置得宜能服其心论”、“敏事慎言论”。(87)光绪十二年(1886)军机处考试章京，考题为“内平外成论”、“智圆行方论”、“奉职循理论”。(88)这些论题来自传统经史典籍，无关时务，无关专业。光绪三十三年(1907)军机处考选章京时，考题内容仍然如此。当年初试复试分别拟题为“辨上下定名志论”和“敏事慎言论”(89)，前者出自《周易》，后者与光绪四年考题重复，完全看不出新的内容。
御史考选，在数十年间风格、内容变化也不大。例如，光绪十三年(1887)御史考题为“自天佑之论”、“濬浚畎浍距川策”；光绪十五年(1889)为“居敬行简论”、“同律度量衡策”。光绪三十三年(1907)御史考选，考题为“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论”、“练兵以得军心为本策”。(90)最后一题大概可与时政沾上边。总体而言，军机章京与御史考选，从形式到内容，自始至终变化不大。由此我们再反观总理衙门章京考试的风格、内容及其变化。在普遍轻时务、毫无专业概念的考试系统中，在同类考试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总理衙门章京考试的新颖内容和它的积极变革是值得肯定的。
传统的选官制度，建立在科举考试基础上。饱读圣贤之书、历经层层科考关卡脱颖而出，最终获正途出身的士人，才是官僚储备库中的合适人选。但科举制并未将专业技能传授给士人，于是，他们在实际的行政操作中不得不倚赖数量庞大的吏目。而吏目的品行一直饱受非议。正如上文所述，总理衙门大臣注意到刘晏任用士人，摈弃胥吏的用人特点，刘认为，相对而言，士人有着荣显的机会，行事有所顾忌，廉耻之心可由此养成；而吏则并无荣显的可能，道德训诫对他们并无太多束缚可言。《通鉴》在刘晏事之后还记载：“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能逮。”(91)也就是说，刘晏的事并无代表性。在科举制度之下，廉耻道德与专门技能二者的对立似一直未能化解。总理衙门在成立时，规定章京办事、吏目(供事)仅负责抄缮，正途出身的章京由此可以积累较为专门的洋务知识、交涉技能，这是清代制度中一个较大的突破。然而这一进步的举措，并未推行到随后建立的驻外使馆中。
光绪十年(1884)，御史谢祖源上折，论及清朝外交人员选用机制之弊，他认为在驻外人员中，除了使臣由朝廷特简，其他人员“或取诸在馆之供事及肄业之官生，学术既未淹通，局量尤多猥琐，即所延幕友亦仅专司文牍，并无瑰奇磊落之材，其中出色人员，不过曰能学其机器耳，善通其语言耳，久之习与性成”。谢祖源认为：“国家以帖括取士，经济即寓乎文章”，因此，他请求在翰詹、部属中，选取有抱负者，令出使大臣每国随带二员，以资游历。这样，优秀的游历人员可成为熟悉洋务的人才，也可备他日使臣之选。(92)驻外使馆任用吏目及幕友办事，其弊端已逐渐暴露。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从饱读诗书、富有声名的士人中选拔和培养外交官员呢？
总理衙门为此提供了一个实践的机会：从正途出身的京官中考选章京，先试以形式传统但却包含时代内涵的“括帖”，后突破为专业性较强的策论。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考试，几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当时是唯一按职位需要拟定考题的专业考试，也是在科举制度下，在正途出身的官僚中选取外交人才的可行方式。驻俄公使杨儒在庚子国难后，认真思考中国外交的出路，他认为外交人才应及早储备，具体操作方法是“招聪颖子弟，于中西文字均已通晓，年在二十内外者，仿总署考章京例，严加甄别，作为学办交涉人员”，待学有所成，或充章京，或任随员。(93)在这位驻俄公使看来，总理衙门章京考试的模式是当时中国甄选外交人员最可行的方式。
外交官考试制度，作为甄选外交官的有效方式，在今天已经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接受。19世纪最为强盛的英国，到1856年才通过考试遴选外交官；而中国的近邻、善于学习他国制度的日本，迟至1893年才制定外交官考试规则。但是，总理衙门这一被当时外人称为中国外交部的机构，从一开始就采用了考试制度，通过公开考试来选拔办事人员。后人似乎有理由对这一先进的选才制度感到欣慰。然而，当我们全面比较总理衙门章京考试与英日外交官特考细节时，却发现两者有着重大区别：后者强调外国语言、外国政史、国际公法；前者的考题源自儒家经典，尽管在变革中逐渐加重专业性和时务性，但其取材标准，仍只在办事明通，条例清晰，楷法工整。章京考试固然选拔了包括吕海寰、沈曾植、唐文治、张元济、汪大燮在内的一大批活跃在晚清民国外交、实业和其他各界的俊才，但这一制度并不具备一种系统选拔和养成外交人才的机制，经过考试选出的章京，大多数并不能长久任职于外交界，以锻炼其能力，贡献其才能。
在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后，部中司员从其他部门奏调，其中主要奏调的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并获记名的各部人员。光绪三十二年(1906)，外务部奏请变通旧章，不再通过考试从正途出身的部院司员中甄选官员，而是改为由外务部“悉心采访，无论京、外现任、候补、候选各官，及各学堂卒业、出洋留学卒业各学生，择其品端学优，事理通达，或娴习各国语言文字、或研究中外政法条约者，随时咨调到部，分派各司额外行走，试看一年，如果才堪造就，再行奏留”。(94)伴随科举制度的终结，以及外交官职业化的日趋显著，近代中国外交官的选拔，从来源到具体方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样，光绪二十二年的总理衙门章京考试，就成为晚清最后一次大规模外交人员的考选。
新式的外交官考试制度，在民国初年最终被北京政府外交部采用。当时的外交部，基本继承清朝外务部的班底。新式的外交官考试，固然加入了外国语言、国际公法等来自英日外交官特考的内容，但我们从其部分考题中，仍依稀可见总理衙门章京考试的影子。(95)
注释：
①除章京外，总理衙门吏员——供事也通过考试选拔，但他们只负责缮抄文稿，对总理衙门运作和决策并不发挥作用，考试内容以书法为主。因此，本文对供事考试不作讨论。刘光华、吴福环等研究者曾根据《大清会典》、《筹办夷务始末》和时人日记中的一些资料，对总理衙门章京考试有过简略介绍。但总体而言，既往研究仅停留在制度介绍的层面上，对于考试施行的具体经过、效果和主要细节语焉不详。见刘光华《清季总理衙门的组织》上，台北《政治大学学报》第46期，1982年12月，第161—163页；吴福环《清季总理衙门研究(1861-1901)》，新疆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6—79页。
②《总理衙门未尽事宜拟章程十条呈览折》(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贾桢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15—2719页。
③光绪《清会典事例》第1220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官制”，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24页。
④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25页。
⑤这12人为长善、成林、秀雯、惠麟(咸丰十一年由奕从办理抚局人员中奏调)，阿昌阿(同治元年因办理俄国事由总理衙门从理藩院奏调)，康有为、刘庆汾、江标、郑孝胥、杨枢(此5人在戊戌年由特旨任命)，李毓森(庚子年由特旨任命)，保恒(辛丑年由总理衙门奏请在章京上行走)。参见《考取司员名单呈览又长善等四员留署办公片》(咸丰十一年三月十六日)，《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824—2826页；《总理衙门片》(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3/80/4596/19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369、473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8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2—374、469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第433页。
⑥《总理衙门未尽事宜拟章程十条呈览折》(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716页。
⑦唐文治：《茹经先生自定年谱正续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90)，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江苏太仓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光绪二十二年以户部候补主事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后任外务部员外郎、商部侍郎。顾肇新，字康民，江苏吴县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光绪九年(1883)以刑部候补主事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后任外务部右侍郎。
⑧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3册，第1707页。
⑨《论语注疏》第15卷，“卫灵公第十五”，《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17页。
⑩《奕等折》(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三日)，《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674页。
(11)《董俊翰日记》(稿本，不分卷)，同治三年十一月廿六日至廿九日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缩微胶卷。董俊翰，字新甫，浙江归安人，咸丰二年(1852)举人，同治三年(1864)以户部候补主事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后任湖北荆宜施道。
(12)《毛诗正义》卷7，“曹蜉蝣诂训传第十四”，《十三经注疏》上册，第385页。人们对“仪”有着不同解释，有人解释为“威仪”，郑玄、孔颖达则释“仪”为“义”，忒为疑，“其仪不忒”与之前“其仪一也”，都是说君子当用心均平，执义如一。
(13)《周礼注疏》第29卷，“大司马之职”，《十三经注疏》上册，第836—837页。“茇舍”即拔草宿营。
(14)《资治通鉴》第16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285页。
(15)《董俊翰日记》(稿本，不分卷)，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条。
(16)《董俊翰日记》(稿本，不分卷)，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至十七日条。
(17)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88页。在《文子·微明》篇中，也有“智圆行方”的表达。
(18)《礼记正义》第36卷，“学记第十八”，《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521页。
(19)《春秋左传正义》第36卷，“襄公二十五年”，《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86页。
(20)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4页。甄陶即制作陶器，甈为干燥之意。
(21)《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725页。
(22)《尚书正义》第13卷，“旅獒第七”，《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95页。
(23)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13册，第9812页。
(24)沈维诚：《立山日志·敬慎勤斋志》(稿本)，光绪九年二月十九日条，上海图书馆藏。沈维诚，字立山，浙江归安人，寄籍顺天宛平，光绪三年(1877)进士，光绪九年以兵部候补主事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后任广西知府。
(25)方恭钊：《方勉夫日记》(稿本，不分卷)，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条。方恭钊，字勉甫，浙江仁和人，同治元年(1862)举人，同治十一年(1872)以内阁候补中书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后任湖北荆宜施道、直隶天津道。
(26)《尚书正义》第7卷，“胤征第四”，《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57页。
(27)吕海寰：《吕镜宇自叙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180)，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吕海寰，字镜宇，山东莱州人，寄籍顺天大兴，同治六年(1876)举人，光绪九年以兵部候补主事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后任江苏常镇通海道、驻德公使、外务部尚书等职。
(28)韩愈：《平淮西碑》，《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85页。
(29)吕海寰：《吕镜宇自叙年谱》，第114—115页。
(30)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13册，第9812页。袁昶，字爽秋，浙江桐庐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光绪九年以户部候补主事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后任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总理衙门大臣。
(31)吕海寰：《吕镜宇自叙年谱》，第114页。
(32)《董俊翰日记》(稿本，不分卷)，同治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条。
(33)光绪《清会典事例》第1220卷，第1124页。
(34)方恭钊：《方勉夫日记》(稿本，不分卷)，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二日条。
(35)那桐于该年考取总理衙门满章京(《那桐亲书履历书》，参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9页)。那桐，叶赫那拉氏，内务府镶黄旗满洲人，光绪十二年以户部候补主事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后因办事干练，经户部改传他人赴任，故未能传补章京。那桐其后曾任总理衙门大臣、外务部尚书等职。
(36)《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409页。
(37)《周礼注疏》第10卷，“地官·大司徒”，《十三经注疏》上册，第702页。
(38)《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87页。
(39)邹嘉来：《遗盦行年录》(稿本)，光绪十六年条，日本东洋文库图书部藏，该材料承戴海斌同学提供。邹嘉来，字孟方，号紫东、怡若、遗庵，江苏吴县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光绪十六年以礼部候补主事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后任外务部尚书。
(40)《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17页。
(41)《唐炬日记》(稿本)，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该条材料承茅海建教授提供。
(42)《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928—2929页。
(43)吴天任编：《何翔高先生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756)，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何藻翔，广东顺德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光绪二十二年以兵部额外主事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后任外务部员外郎。
(44)吴天任编：《何翔高先生年谱》，第17页。
(45)《总理衙门未尽事宜拟章程十条呈览折》(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715—2719页。
(46)李慈铭在日记中认为，首次章京考选“惟刑部司员不得试，以夷人所恶也”(《越缦堂日记》第3册，第1707页)。此理解不一定全对，因为当时不参加总理衙门章京考试的，除了刑部，还有吏部、工部司员。且当时总理衙门事务按部院职能划分，刑部司员入值，并无合适的差事可派。
(47)光绪《清会典事例》第1220卷，第1124页。
(48)《奕劻等折》(光绪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4—78页。
(49)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50)关于总理衙门的保奖制度，拟另文探讨。
(51)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13册，第9812页。
(52)吕海寰：《吕镜宇自叙年谱》，第111页。
(53)吕海寰：《吕镜宇自叙年谱》，第109—110页。
(54)吕海寰：《吕镜宇自叙年谱》，第109—111页。
(55)王会厘纂辑：《皇朝职官志》第11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第81—82页。也可参见董恂《还我读书室老人手订年谱》，第85、98、99、146页。
(56)《考取司员名单呈览又长善等四员留署办公片》(咸丰十一年三月十六日)，《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824—2826页。
(57)王会厘纂辑：《皇朝职官志》第11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第86—87、98—99、110页。
(58)《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725页。
(59)《越缦堂日记》第13册，第9812页。
(60)《沈家本日记》，韩延龙、刘海年、沈厚铎等整理：《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2页。
(61)沈曾植：《恪守庐日记》，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133页。沈曾植，字子培，浙江嘉兴县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光绪十六年以刑部候补主事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后任外务部员外郎。
(62)《大清缙绅全书》第1册，荣録堂同治元年春刻本；《大清缙绅全书》第1册，荣华堂光绪十年刊本；《大清缙绅全书》第1册，顺济局光绪十六年刊本。
(63)《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409页。
(64)沈曾植：《应译署试日作》，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129页。
(65)《沈家本日记》，第1252页。
(66)《刘光第致刘举臣》(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5页。
(67)《缪佑孙致缪荃孙》(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页。
(68)《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939页。
(69)《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948页。
(70)《汪大燮致汪康年、汪诒年》(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一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71页。汪大燮，字伯唐，浙江钱塘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捐纳内阁中书，光绪二十二年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后任驻英公使、外务部侍郎、驻日本公使；入民国后曾任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71)当然，这里的“难乎其难”是泛指各部情况而言，若具体到某些部门，则情况可能有所差异。例如，刑部在该年初选保送者，报名数为23人，初取16人。参见《唐烜日记》(手稿)，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而在光绪十六年，该部报名数为41人，初取8人，竞争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二十二年那次。
(72)《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725页。
(73)《沈家本日记》，第1252页。
(74)邹嘉来：《遗盫行年录》，光绪十六年条。
(75)钟广生：《清授资政大夫福建盐法道陈公行状》，《陈浏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10页。陈浏，字亮伯，江苏江浦人，光绪十一年(1885)拔贡，以七品小京官用，光绪十六年以刑部额外主事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后任外务部郎中。
(76)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99—200页。
(77)《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939页。
(78)祁景颐：《
谷亭随笔》，《青鹤笔记九种》，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5页。
(79)《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948页；《考取满汉员司》(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01/34/003/08/003。
(80)《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三日)，《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676页。
(81)龙顾山人(郭则沄)：《南屋述闻》，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2-113页。
(82)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52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246页。
(83)《清代朱卷集成》第57册，第277—312页。
(84)《清代朱卷集成》第73册，第435—442页。
(85)《清代朱卷集成》第80册，第97—129页。
(86)《清代朱卷集成》第86册，第401—405页；第85册，第313—319页。
(87)《尚书注疏》第6卷，“禹贡”：“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即以我的德教为先，不要违背我的行事(《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52页)。“处置得宜，能服其心”是《四书章句集注》中孟子语“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注文(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8—279页)。“敏事慎言”，语出《论语·学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注疏》第1卷，“学而第一”，《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58页)该年考题引自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7—438页。
(88)“内平外成”，语出《春秋左传正义》卷20，“文公十八年”：“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62页)“奉职循理”，语出《史记·循吏列传》：“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史记》第10册，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3099页)“智圆行方”，与总理衙门同治十一年考题相同。该年考题引自《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2026、2030页。
(89)《周易正义》第2卷，“履卦”：“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安民志’。”见《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7页。
(90)《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2091、2325页；许宝蘅：《巢云簃日记选》，《近代史资料》(11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
(91)《资治通鉴》第16册，第7285页。
(92)谢祖源：《奏为时局多艰需才孔亟宜广收奇杰之士游历外洋折》(光绪十年十二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3/168/9379/3。
(93)《杨儒变法条议》(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4页。
(94)《外务部为外交需才拟请变通旧章随时调用人员折》(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3/102/5456/43。
(95)川岛真教授认为，北京政府外交官考试制度仿自日本，但实际上，我们不能忽视总理衙门章京考试对北京政府外交官考试的启发作用。例如，民国8年举行外交官特考，首场甄录试的考题有两道：(1)“兵交，使行人在其间。揆之近世战时国际公法，利害若何，试言其概”；(2)“乐天畏天论”。乐天畏天，典出《孟子·梁惠王》，原文为：“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危，于时保之。”(《孟子注疏》卷2上，“梁惠王章句下”，《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674—2675页)以上两个题目，前一题似策问，要求考生论述国际法对交战国在战时派出使节的权利保障；后一题为论题，川岛真认为该题比较“奇异”，但我们若参照总理衙门章京考试的考题风格，就会发现，该考题根本就是章京考试考题的翻版。由此也可见晚清、民国外交制度中的延续性。川岛真关于民国外交官考试的论述见《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日本，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4年版，第136—155、577—5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