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身建设论文,执政党论文,合法性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是政党政治的时代，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是通过政党执掌国家政权来治理国家的。当代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执政效率和执政作风的竞争，而这一切有赖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从世界范围看，尽管由于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党体制不同，从而使政党执政的方式与模式也不尽相同，但是，通过对世界各种不同类型的执政党的考察，我们发现，由于现代政党执政的先决条件是确定的，因此，在不同类型的执政党的建设中，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有了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也就有了彼此可以借鉴的地方。
一、政治合法性：政党执政的先决条件
众所周知，政党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代政党是以掌握国家政权为目的的政治组织。政党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国家组织，但政党的活动与国家政权密切相关。政党为了维护和实现本阶级的利益，往往要借助国家政权，而最可靠的方式就是掌握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所谓执政党，它与少数党和普通政党的不同之处也就在于：它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可以直接依靠行使国家权力，来实现党的意志和目标。但是，一个政党能否上台执政并保持其执政地位，并非取决于政党的主观愿望，而主要依据公众的支持。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政党通过大选，取得议会多数席位（实行内阁制）或者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实行总统制）而成为执政党，其执政地位能否保持则有赖于再度选举的结果：如果本党的议员、首相和总统让多数选民满意而再次当选，就可以连续执政；如果他们没有达到多数选民的要求，就不可能再次当选，执政党的地位也就不复存在。在这里，选民的选票便是公众对政党支持与否的晴雨表，也是政党继续执政的通行证。
在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执政党地位的取得，大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政党，在带领民众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专制统治或进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功绩卓著，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而上台执政的。它们执政地位的保持和巩固，同样有赖于人心的向背。在这里，公众对政党的支持度，或许不像在选举制下选民的选票来得那么直接，那么显而易见，但是，公众对执政党信任与支持的程度像潜伏着的暗流，同样可以决定执政党的命运。前苏共执政党的兴衰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可见，公众的支持是政党执政的先决条件。在现代社会，一个政党无论它的自我评价有多高，组织状况多么完备、严密，如果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它都不可能上台执政或是长久地保持其执政地位。这实际上讲的就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是近年来在探讨执政党建设时经常出现的一个概念。它常常引起误会，由于望文生义，人们通常把它与法律、法规联系在一起，把“合法”作为与“非法”相对应的词来使用。其实，在这里使用的合法性概念，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它的最初含义是指国王有权即位是由于他们的“合法”出身。中世纪以来，合法性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它不再仅指“统治的合法权利”，而且指“统治的心理权利”，也就是人们从心理上认同并接受统治。现在的合法性意思更加明确，“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因此，即使我们对政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我们通常也要服从它。”[1](P5)
目前，社会与国家关系正在成为当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现代政党恰恰是联结社会与国家政权的纽带。社会通过政党作用于国家政权，政党则代表社会控制着国家政权。在政治过程中，政党实际上发挥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是沟通社会与国家政权的桥梁；另一方面，又是社会控制国家政权之手的延伸。现在世界上除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由执政党组成的。由此而论，对控制了国家政权、特别是控制了行政权力的执政党而言，重视和不断增强政治合法性就显得格外重要。
道理很简单，正像历史的经验反复验证的那样，“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既然合法性就是心理认同，因此，有了民众的心理认同，权力才能转化为权威，执政党才会有凝聚力和号召力，政府推行自己的政策才能够顺利，执政党的地位才能巩固。相反，如果一个执政党的合法性不足，它的施政乃至政党自身的形象不能被公众所认可和接受，政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就减弱了；如果一个政党的合法性不复存在，在需要经常依靠国家机器进行高压统治，那它的执政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就会出现政局不稳，党内人心涣散，党外人心思变……。像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长期单独连续执政的政党接二连三地失去执政地位的现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江泽民同志在谈到这一现象时，也总结说：“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
从现代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个案分析，一国的宪法和法律制度虽然能够限定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如美国法定的选举制度有利于两大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轮流执政，而使第三党很难打破两党对政权的垄断地位上台执政，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完全取决于宪法和法律的限定，执政党的地位更不是仅仅靠法律规定就能保证得了的。因为，虽然法律具有合法的功能，但如果立法程序没有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同，那它也不能为立法者和施法者提供多少支持。例如，在1977年通过的苏联宪法第六条中明确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苏共为人民而生存，并为人民服务。”[3](P311)但是，人们看到的现实是：当苏共是不是为人民生存，是不是在有效地为人民服务成为问题时，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就受到普遍质疑，此时，宪法的这个条款，不仅未能保全苏共，反而成了万箭齐射的靶子，修改宪法第六条便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一个聚焦点。由此可见，公众的认同（合法性）远远比法理上的（合法）来得实在，它揭示了合法性对执政党意味着什么。可以说，合法性关乎执政党的命运。那么，执政党的合法性从何而来？这便是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中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综观国外各类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在争取和增强合法性上，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二、增强合法性：执政党建设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沿着执政党建设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执政党要增强合法性，延续其执政寿命，它所面临和所要着力解决的基本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如何面对党的社会基础的变化
政党是阶级矛盾的产物，是阶级社会中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政治组织。政党的基本功能之一便是反映一定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但是，对要控制国家政权的执政党而言，情况要复杂得多。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从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观念看，国家权力代表的是全社会；从政党执政的实践看，即使国家政权被一个政党所控制，也不能只为一个社会阶级或集团服务，否则就会不断引发或激化社会矛盾或是以失去社会发展的效率为代价。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巨大变化，阶级分化出现了新的趋向：新中产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传统的两大阶级人数减少，这使传统政党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不确定。因此，如何扩大社会基础，争取广泛支持，对政党执政显得尤为迫切。特别是在议会民主制条件下，一个政党要上台执政，就必须争取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而单靠它所代表的阶级，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多数。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该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据统计，工人在德国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在1925年上升到大约46%以后就停滞不前，以后又急剧下降。与此对照，新中产阶级的比例却不断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职员和公务员在德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工人。而工人队伍中，传统工人的比例只占5%。
（二）如何面对意识形态的困境
政党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意识形态把政党当着自己的物质武器，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从逻辑上说，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认同，然后才可能有政党。”[3](P235)比如说，先有了霍布斯、洛克等资产阶级思想家及其思想，然后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同样，先有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创立，然后才有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蓬勃发展。意识形态实际上成为一个政党区别于另一个政党的显著标志，政治党派中的左、中、右正是以意识形态分野的。
但是，作为执政党，却不得不面对意识形态的困境。这种困境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虽然从理论上说执政党可以直接依靠行使国家权力来实现本党的理念、意志和目标。但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扩大自己的执政基础，执政党不可能随心所欲、一意孤行，它必须反映尽可能广泛的民众的利益和要求。这就要求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要具有更大的包容性。(2)政党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原本来自它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和改造社会的美好计划。人们信仰特定的意识形态，追随代表特定意识形态的政党，是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他们改造社会的计划得以实施，情况将比现在要好得多。但是，政党政治发展的现实一再表明，不管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境界多么高尚，一旦成为执政党，就会经常遭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尴尬局面，“意识形态憧憬着一个完美的世界，然而现实是非常不完美的”。所以，一个政党意识形态的色彩越浓厚，越固守意识形态的教条，它就越难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3)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中间阶层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传统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数量都逐渐减少；人们受教育的水平越来越高，价值取向和个性化要求也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入党的人越来越少。从西方社会看，对某一政党“从一而终”的固定选民不断减少，依政党政绩而改变投票意向的“流动选民”正不断增加。
（三）如何面对党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下降
现代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组织的加强和公众的参与。政党竞争的实质是对追随者和支持者的争夺。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政党的生态环境普遍恶化。其中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公众党派意识的模糊和下降，对党表示忠诚和愿意追随政党的人越来越少。
“在美国，1964年以前，识别候选人属于哪个政党是选民在做出投票决定时惟一重要的因素，而党的候选人的政治纲领显然是并不那么重要的。但是，从1964年以来，投票人对各种争论的问题更感兴趣，而不大关心党派的关系了。”[4](P188)
在德国，党员人数持续不断地减少，在最近10年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人数减少了20.1%，同期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员人数减少了18%；各党年龄老化，中青年后备干部匮乏，据统计，德国的两个主要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年龄超过60岁的老年人的比例，在1980至1998年间从20%上升到35%，其中超过70岁以上的党员数目是25岁以下青年党员数目的6倍；民众对政党的认同感下降，许多人对传统政党解决未来重大问题的决心和能力深表怀疑，他们，特别是思想比较前卫的年轻人，更愿意参与传统政党以外的公民倡议组织，这些组织被认为更能体现个性化、多样化和时效性；现代意识较强的“群体”则对权威和领导人没有敬畏之心，他们更注重平等讨论和直接对话，对“指令式”领导风格比较反感；投票率普遍下降，而且固定选民的比例减少，德国社民党的支持者中传统选民只有不到四分之一。
（四）如何树立清正廉洁的公众形象
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说过这样一句话：“腐败是附着在权力上的咒语，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腐败”。作为大权在握的执政党，无论其政党性质如何，如果没有对权力腐蚀作用的充分认识，并自觉地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是很难摆脱“权力的咒语”的。
然而，政党自身形象的廉洁与否，是民众评判一个政党，支持还是反对它的重要标准，尤其是对掌握着国家权力的执政党来说更是如此。对以代表人民利益自居的政党，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一己或一党之私利，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政党执政的实践说明：腐败既可能成为导致执政党下台的潜在因素，也可能成为执政党下台的直接原因或导火索。尼克松因水门事件翻船、德国基民盟因科尔当政时接受政治献金的败露而难以在短时间内东山再起；日本自民党、苏共、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尼专业集团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失去执政地位也都无不是腐败所致。
由此看来，从国家权力的角度说，社会有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和制约的必要性；从执政党的角度说，为保持党的良好的公众形象，或是更直截了当地说，为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也应该自觉地接受监督和制约，并在自身建设中，高度重视反腐倡廉的工作。
（五）如何应对“第四种权力”的挑战
当今世界，大众媒体被称为现代社会的“第四种权力”，它监督政府、引导舆论、影响受众。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到来，“第四种权力”不断扩张，影响越来越大，对政党政治的发展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对政党而言，新闻媒体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取代了政党的一部分功能，改变了民众获取信息和精英人物参与政治过程时对政党的依赖，某种程度上剥夺了政党对自己政策的阐释权，削弱了政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作为政治交流的工具，又是政党接触民众、扩大影响、展示和树立现代政党形象的有效手段。有利的媒体报道无疑有助于提高一个政党的声誉和它在公众中的地位。
对执政党而言，新闻媒体的双重功效就更为明显：新闻媒体的正面报道，可以使执政党的政策和政绩得到广泛的宣传，对扩大其影响、巩固其执政地位起积极的作用；新闻媒体的负面反映，特别是对执政党丑闻的穷追猛打，则可以煽动起社会对执政党的不满情绪，甚至把执政党拉下马。因此，怎样与媒体打交道，并充分利用各种大众化传播方式来推进自己的事业，就成为执政党建设中一个不可小视的问题。
三、顺应时代，变革自身：争取和增强合法性的现实途径
在争取和增强执政的合法性时，国外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主要是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取向和特点。在社会变化中，注重自身的变革，以顺应时代的要求，成为当今政党政治发展的世界潮流。
（一）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面对党的社会基础的变化，无论是看重效率的右翼党，还是注重公正的左翼党，都在调整自己的纲领和政策，向中间靠拢，以争取更多的支持。在西方国家，“阶级妥协”、“阶级合作”、“左右共治”局面的出现便是这种调整的结果。
同时，政党向“全民党”或“人民党”的转变，也是政党顺应时代、争取民主、希图走出困境的结果。随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党在向其他阶级和阶层敞开自己的大门。政党正在“有意或无意地减少其对某一特定社会阶级阶层或社会群体的倚重，转而谋求在社会全体成员中更广泛地吸引支持者，同时亦减少其对某一特定社会集团的倚重而力图保持与各种利益集团接近的渠道”[5](P65)。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具有典型意义。在1959年召开的哥德斯堡特别党代表大会上，它宣布向一切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开放，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到1971年德国社民党的党章正式确认了由工人党向人民党的转型：“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民主的人民党。它联合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倾向的人们，只要他们承认和平、自由、公正和团结，承认男女之间的社会平等和保持自然环境。”近年来，社民党的大门更加开放，在2002年大选前，它确定了量化目标，即争取在2002年的选举中吸收10个党外的“社会精英”进入联邦议会党团；允许非党员参加基层党组织活动，参加各级论坛和专题工作委员会的讨论等。从政党执政的角度看，德国社民党的转型是成功的，中产阶层比例的扩大使信奉改良主义的社民党拥有了更加深厚的社会土壤。目前，德国社民党有党员75.52万，是德国第一大党和主要的执政党。
（二）淡化意识形态，强化以政策和政绩获取民心
面对意识形态的困境，淡化意识形态，努力向中间靠拢，对意识形态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执政党主要靠自己的政策和政绩争取党心和民心，正在成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具体的做法大致有：(1)更新思想观念，挑战传统理论，挣脱传统理论中不合时宜、不得人心的教条的束缚，并适时地进行理论创新。如布莱尔领导的英国新工党修改了党章第四条的“公有制”条款，并系统地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2)弱化意识形态色彩，为了执政，努力把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化为民众能够接受的政策。如美国的两党，通常被认为是“非意识形态化”的政党。事实上，美国政党的意识形态渊源很深，政党的核心部分非常意识形态化，只是它们在动员民众，争取选民时，既不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与鼓励，也不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攻击，而是把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化为对选民关心的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政策，并从中体现出政策的灵活性。(3)兼收并蓄，实行“拿来主义”。美国的两党之所以能成功地坚守自己的执政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把第三党的主张和要求适时地纳入到党内来，不给第三党更多的推销自己主张的机会。环保主义是绿党的意识形态，在欧洲发展迅速，影响甚广，有鉴于此，传统大党也立即对生态学表示兴趣，并把环保主义者的要求纳入政策考虑之中。
当然，在面对意识形态的难题时，也有不成功的解答。例如苏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先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神话、教条化，以致执政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顾时代的变化和人民的所想所思，思想僵化，理论停滞；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进程中，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导致无产阶级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失去了主导地位和作用，造成了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思想的极大混乱，从而使苏共这样一个连续单独执政74年的党最终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
（三）拓展党内民主，提高党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在解决政党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下降的问题时，各国党都把扩大党内民主看成是走出困境的一条重要途径。为此，各国党都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
德国社民党近来的做法是：(1)在各级党组织成立各种论坛和专题工作委员会，通过党章赋予它们更多的权力，如允许各种论坛向同级党代会提交提案、派送代表等。(2)扩大党员在基层党组织生活中的权力，提出联邦议会选举的竞选名单顺序和地方选举的首席候选人应由党员投票产生；(3)引进“项目党籍”制度，允许那些对党的总体目标不感兴趣，但是却赞成党的部分政策主张的人在一段时间内入党；除居住地原则外，允许党员按照不同兴趣、不同项目和不同的政治工作对象组建“专题”类基层党组织。
英国工党强调扩大党员的直接参与。党的领袖的产生、重大问题的决策等，都为广大党员提供充分参与和发表意见的机会。党内公决就是党员实行直接参与的一种形式，党内公决自1995年修改党章第四条以来，一直是决定重大问题的形式和统一党内认识的手段。该党为扩大民主，还逐步对基层组织进行改造，如在下院选区一级进行结构改造，党的组织由传统的组织较严密的分部和支部制度向较松散的俱乐部制度过渡等。
瑞典社会民主党有个传统，就是经常派出党的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参加社会上的讨论会或演讲会，直接听取民众的呼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该党为了更多、更直接地听取意见和建议，利用信息技术，开通了互联网主页，在网上发布党内讨论文件和党内各种反馈意见。同时，发布对各种问题和事件的见解，使干部、党员和社会各界在第一时间了解党的看法和主张。
（四）加强全方位的监督，遏制执政党的腐败
社会如何防止执政党在运作公共权力时的腐败行为，执政党又怎样加强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公众形象，这的确是政党政治发展中的十足难题。从世界政党的范围看，执政党的丑闻屡见不鲜，而且来自各类政党。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政党运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一些政党上台执政后，还是能够依法行政、并使其行为受到司法部门、其他政党和新闻舆论有效监督的。这种监督虽然并未使执政党的腐败绝迹，但却有效地遏制了政党腐败的产生和蔓延。
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由于执政党力量强盛所带来的压力，很容易造成权力的失衡，从而使执政党有机会用行政来控制立法权和司法权。特别是在苏共这种只有一党存在，其权力又深入到社会生活管理的各个领域的情况下，对执政党的社会监督是很难发挥应有的效能的。同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执政党权力地位的相对稳定和巩固，执政党的自律也变得压力和动力不足，以至于党内监督机制在某些重要的环节上也是低效或无效的。这样以来，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日本自民党的金权政治，台湾国民党的黑金政治，苏共特权阶层的形成，印尼专业集团苏哈托家族的腐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执政后期，从总统本人到他的亲属和亲信，以及政府部长、州长、副总检察长、国家反毒局局长等要员均被卷入一些重大贪污腐败案件，这些事例说明，反腐倡廉的确是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执政党建设中一个更令人头痛的问题。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这类政党中的一个例外。而且是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能够保持政党自身清正廉洁的一个楷模。它的经验被有的学者总结为：以法治权、高薪养贤、厚禄养廉。其经验是否有普遍意义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其实行“高官厚禄”的做法本身就是与无产阶级执政党的观念格格不入的。
这种现实或许说明，要有效地遏制执政党的腐败，还是要发挥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只有全方位的有效监督，才能使执政党在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下，实现真正的自律。
（五）积极应对大众媒体的挑战，学会在信息社会的条件下求生存谋发展。
现代政党主要是依据公众的支持来保持其执政地位的，因此必然要听取和影响公众舆论。美国两党都是利用媒体的老手，自不必说。英国工党自布莱尔当上工党领袖后，为改变媒体对工党的敌视态度，也下了一番苦功。这些措施表现在：(1)布莱尔曾亲自出马做国际报业大王默多克的工作，因为他控制着英国大部分的媒体。布莱尔向默多克表示：工党支持市场经济并将采取有利于默多克在英利益的政策措施。于是默多克报系和电视网转而支持工党，为该党取得1997年的大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2)工党上台执政后，加强了政策包装，并对政策性新闻进一步精心组织和协调，根据政治需要塑造党的特定形象。由首相新闻发言人协调内阁大臣和政府各部对外表态，宣布禁止工党议员在媒体上攻击党的政策，违者给予严厉处分。(3)英国工党还密切关注舆情动向，并针对不同情况及时做出反应。工党设立了专门的班子，每日汇报、分析舆情，对紧急情况迅速提出对策，一旦遇到对党的丑闻和党内矛盾的报道，马上采取化解措施，防止媒体炒作。
德国社民党更是把“拥有适合媒体社会的交流能力”视为新时期社民党党建工作的一个重大目标，要求全党在思想上重视对媒体的工作。为此，采取的具体措施是：(1)社民党总部加强了对全党新闻工作的指导和协调。总部负责对党在大众媒体中的形象进行研究、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各级组织新闻工作的侧重点。(2)加强向党的中高级干部传授与媒体打交道的本领，努力提高他们与媒体打交道的“专业化水平”，为此，该党成立了专门的培训机构，向中高级干部传授如何在媒体中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如何用简单的词汇解释复杂的政治信息等基本技能。其中特别重视通过领导人的形象来传递政治信息，为此社民党的主要内阁部长都聘用了“新闻形象顾问”。(3)为了争取使党内的信息交流速度快于大众媒体，社民党启动了两个计划：一是“红色电脑计划”，即在2002年前，把本党的12500个基层组织全部联入内部信息网，目前社民党总部处理的地方来信80%以上为电子邮件；二是“红色手机计划”，即利用手机向党的各级领导以及大部分党员发布消息。
综上所述可以想见，争取和增强政治合法性是政党上台执政和保持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它决定着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努力方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世界执政党建设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具有普遍性，我们党也不例外，或许在探求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们能从国外执政党的建设中得到启迪，并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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