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负担”与行政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负担论文,行政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信任负担”是行政工作的一种政治心理形态
在现代社会中，行政工作是在信任关系的维系和作用下进行的，本质上体现了行政工作与社会的政治关系。行政权力的授予、行政权力的效力和行政运作的效率，无不取决于行政组织与政治社会的信任关系。具体说，取决于行政组织与群众的信任关系以及行政组织与政党的信任关系。然而，信任关系既是行政工作的动力，也是行政工作的压力，造成行政主体（从政府首脑到一般工作人员）的“信任负担”，这一点并未在理论上得以明确的阐明。
何谓“信任负担”？“信任负担”是行政主体对行政工作中实际存在或可能出现的有损信任关系的问题感受到的压力和表现出的思虑，具有警觉和忧患的性质，可以起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作用。从根本上说，行政工作须以信任支持为其政治社会基础。但从实际过程看，行政工作可能面对信任或不信任两种政治结果。可见，行政工作与政治社会的信任关系是产生“信任负担”的客观条件，而行政主体对这一关系的自觉认定和现实体验则是产生“信任负担”的主观条件。
在我国，“信任负担”就其内容而言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它早已存在于行政工作的认识与实践中。政府的权力从根本上说是人民群众赋予的。要保证行政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富于成果，必须取得党和群众的信任支持。这个道理应该说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实践表明，在群众意见很多的情况下会产生“信任负担”，在获得群众的充分信任支持并委以重托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信任负担”。“信任负担”对行政工作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信任关系的内化形态，“信任负担”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现象。
二、“信任负担”在行政工作中作用的两面性
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政治部门在履行其职责的活动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信任负担”的影响。处理得好，会带来积极作用，事业得到发展，处理得不好，会产生消极后果，损失也是严重的。
正确对待“信任负担”，对政府部门纠正工作中存在的失误和偏差，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制定和实施符合实际和群众意愿的方针、政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改革之前到处存在着“左”的指导思想和条条框框的束缚。为什么改革最先从农村开始并取得突破？就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旧的管理体制下，多数农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农民的不满和意见最大，改变现状的愿望和要求最为强烈，给各级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带来很大的“信任负担”的压力，使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左”的指导思想不纠正，太多的条条框框不摒弃，不仅违背农民的意愿，也将失去农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没有出路。有这样的考虑，对这些同志决心贯彻搞活农村的政策是一个有力的促进。还有，当前围绕搞活国有企业、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而展开的改革，虽然遇到来自部门利益的阻力，但能否转变职能、搞活企业，已成为对政府部门领导经济建设的资格和能力的严峻考验，使他们承受着沉重的“信任负担”的压力。正是基于这样的压力，对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正确对待“信任负担”，可以使政府在决策和行动上注意保持谨慎的态度，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避免轻率行事。无论是建设还是改革，应该说同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眼前利益的问题上难免有时一致、有时不完全一致，甚至需要群众作出暂时的、必要的牺牲。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政府会存在“信任负担”的压力。因为处理不好，有可能出麻烦和乱子。有这样的考虑，“信任负担”的存在就是保证谨慎决策、慎重行事的一个积极因素。
正确对待“信任负担”，有助于克服政府工作人员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有助于抵制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使各级干部能够做到勤政廉政，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由于价值失范、制度缺位等原因，当前干群关系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然而有的干部的行为表明，在他们那里对此已经失去了压力和负担，大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和追求腐朽的生活方式。这些人数量虽少，但足以说明，“信任负担”的有无是衡量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政治品质是否够格的一个重要标志。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干部的表现，不是失去了“信任负担”，而是缺乏“信任负担”。鉴于建国以来搞政治运动、群众运动带来的折腾，决策“科学化”，行动“合理化”的呼声一时甚高，但这些干部在关注科学化与合理化的同时却淡化了群众观点，在重视管理与信息的同时却忽视了群众的思想情绪。这些同志对种种有损于干群关系的事情，平时不关心、不抵制，甚至放弃原则、随波逐流。其实，他们还是比较关心群众的最终态度的，但对维护干群信任关系缺乏危机感、紧迫感，或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并不认真在行动上实行。他们这样做，结果只能跟着形势亦步亦趋，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看来，要使我们的干部政治合格，思想作风过硬，仅靠个人的自觉意识是不够的，还应加大社会监督和制约的力度，从而保持住必要的“信任负担”的压力。从当前情况看，后一方面的工作具有更加紧迫的意义。
大量的事实和经验说明，“信任负担”的存在只要正确对待，善于利用，就是一个积极因素。但也应该看到，“信任负担”既然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压力，就有可能使行政主体在不自觉的状态下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际，产生急于求成的心理，急于作出成绩，急于使群众见到实际利益，决策和行动带上了盲目性。结果在经济关系的调整和经济建设的速度上搞得过急过快，向群众作出的承诺过多，实际却难于实现。由于作出的努力没有得到相应报偿，到头来反而使群众产生了失望或埋怨情绪。如果情况是这样，“信任负担”的消极性影响便显现出来了。
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表明，由于“信任负担”的压力，我们的干部在经济建设中往往存在急躁情绪。经济形势一好就大干快上，等问题出来了只好调整，调整好了就又要大干快上，使经济建设大起大落，如此反反复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在指导思想上进行了认真总结，但急躁情绪有时还是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可见，要实际消除“信任负担”的消极性影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改革问题也由于受到“信任负担”的压力，有时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相脱离。从心情上说，许多同志都希望把改革搞得又快又好，使群众感到满意。尤其在改革取得很大成绩、进展比较顺利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容易产生盲目乐观情绪，开始变得不谨慎了。结果在推进改革时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周密考虑和细致处理，相应条件和配套措施跟不上，增加了改革的困难和障碍。由于期望值过高，也由于涉及到利益得失，群众对改革的承受力和韧性表现不足，对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容易议论纷纷，甚至产生抱怨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反而滋长了急躁情绪和盲动性，幻想在改革问题上毕其功于一役，不自觉地背离了改革需要循序渐进的指导思想，导致改革受阻。
可见，“信任负担”在行政工作中的作用是实在的，其作用往往是深层次的和强有力的，又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对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双重负担”问题
在行政工作中，有一个重要现象需要提及，就是由“信任负担”派生出的“双重负担”问题。处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各级干部尽管所处地位不同，都需要正确处理群众的信任与上级领导机关的信任两方面的关系，存在着“双重负担”。应该说，只要做到对群众负责和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的统一，“双重负担”的关系可以得到合理解决，从而取得群众和上级领导机关的共同信任。但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和干部素质问题，“双重负担”的实际表现有时却是对正确行为的偏离或背离。如有的干部为了自己的私利，对上级领导的偏好和某些不正确的意见曲意逢迎，唯恐“服务”不周，而置群众利益于不顾；有的干部群众观点淡薄，对群众不尊重，只知“唯上”，机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两种干部的共同点是对上级领导方面的“信任负担”感觉很实在，而对群众方面的“信任负担”感觉就不那么实在了。有些干部的表现却是另一种情况，即两种负担都有，但当一方的“信任负担”压力很大时，就暂时弱化了另一方的存在，反之亦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指示具有强约束性，有的干部因受到来自上面的强大压力，对群众的正当要求和实际情况不去真实或全面地反映，做了一些有损群众利益的事情。而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利益主体的多层化，尤其是在中央权力弱化的情况下，有的干部明显感受到了来自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周围群众的强大压力，利益本位意识强化，热心维护所在地群众的利益，而且相互横向攀比，不甘落后。但对上级关于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利益的指示精神却不热心执行，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消极现象的存在，可以说，就是因为不能正确处理“双重负担”关系造成的后果。
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清楚地说明，在行政工作中，要利用“信任负担”的积极作用，防止其消极影响，关键是要提高对它认识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总之，行政工作既要取得党和群众的信任，又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出发，使两方面比较好地统一起来，这样做了，行政工作才会少走弯路、多出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