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中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深刻认识“世界经济”的特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1.当今世界正处在由“国家经济”向“世界经济”过渡的变革时代，呈现如下三个特征：
①全球经济一体化。所有开放经济国家由于经济、贸易和金融的交往日益密切，竞争加强。这使得一国经济的平衡发展不仅受国内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还要受到外来因素的冲击和制约。这种全球化趋势，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济是有利的，但对于那些急于溶入全球一体化经济，而法制、体制及宏观调控能力尚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足够的经验和经济实力，难以适应全球化的要求，很可能处于竞争的劣势，或是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②资本流动全球化。进入90年代以来，资本国际间流动的特点是速度快、流量大，私人资本增多，趋利性加强。90年代之前，国际资本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循环，90年代后，新兴国家急于依赖外国资本推动本国经济增长，全球资本特别是大量私人资本自然涌入那些经济过热、利率较高的国家，而且投资方式由银行贷款为主变为直接投资或证券投资为主。据世界银行统计， 全球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从1990 年的444亿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2438亿美元。在1994年墨西哥危机和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资本的流入，既有力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其负效应也是明显的。这些资本的趋利性推动了输入国泡沫经济的形成，而且当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投资回报率不可能维持较高时，这种趋利性资本就会另寻高就，从而引发输入国的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
③金融危机国际化。在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中，各国局部的经济对全球整体经济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金融危机的“传染”也是国际性的。危机传播速度之快，后果之严重是人们始料不及的。80年代中期美国股市大暴跌，曾演变为全球的股市风潮；90年代中后期，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无疑是东亚国家泡沫经济崩溃的外在冲击力，亚洲金融动荡使全球股市大跌并危及世界经济。
2.中国既要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更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发展中国家只有不断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外资，才能实现快速发展，实现追赶目标。亚洲新兴国家的崛起和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取得巨大成就都是有力的证明。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而是给我们提供了如何根据本国情况选择开放时机和顺序以及适时适度地进行金融改革的经验。因而面对上述新的挑战，我们既要敢于又要善于参与这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合作与竞争，既要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其中可以利用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来发展自己，又要清醒认识和及时防范其中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和风险。对外开放不仅要循序渐进，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要充分利用国内的高额储蓄大力发展民族经济，继续吸引外资。
3.继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
防范金融风险要加强国际间协调和合作。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强大的国际游资和市场的不完备性将会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建立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方面，各国中央银行之间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对于单个国家来说，即使有足够多的外汇储备，也可能难以对付每日交易量超过万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因为只要允许国际游资进入某一货币市场，上万亿美元的全球游资对任何一家中央银行来说，都是难以进行调控的。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市场机制尚未建立和健全，更需要联合起来，才能对付强大的货币投机的冲击。因此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外部环境。同时，在国际经济金融不断加强国际协调的同时，有关国家建立一种有效的区域性协作制度，对于促进区域性货币市场的稳定和发展是必要的。
二、不断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一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固然重要，关键是看增长的方式和怎样达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模式都不是永恒的，需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以达到新的均衡增长，否则就会使内部经济严重失衡，结构性矛盾激化。新兴国家在发展之初，会出现跳跃式增长，东亚遭受危机的国家都曾有过经济增长奇迹，但其经济基础决定了这只能是劳动密集型的粗放式增长。宏观经济运行大起大落是金融危机的诱因，而投资失调、经济结构失衡又是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的基础原因。当今世界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这双重挑战。目前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问题有：
①高积累、高投入，难以支撑经济增长的高速度；
②多占用和高消耗来发展生产，不注重成本和经济效益；
③追求产值增长速度和产品数量的增加，忽视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
④完全依靠大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忽视投资结构的合理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忽视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经济运行质量；
⑤出口产品结构不够优化，出口产品竞争力不强。
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虽然有几年高速增长，但国家的经济基础相当薄弱，很多潜在问题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应抓住时机，在保持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协调下实现科技的飞跃和结构调整的飞跃，切实调整产业结构，特别是出口产品结构。从经济增长转向经济发展，从低水平的单纯追求数量增长的高速度转向经济结构优化，整体社会及经济素质全面发展。
在实现两个转变中，应调整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逐步探索能够适合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真正找到能带动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增长热点，从而保证中国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和快速增长。具体对策主要有：
①产业政策要符合中国国情，产业的发展应以充分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为主导，即发挥国内资源比较优势，鼓励发展比较优势产业。通过这类竞争力强和利润率高的企业促进资金积累和资源结构的升级，使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相应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升级，从而有利于迅速缩少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②通过发展知识经济带动整个工业基础的加强，鼓励企业从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行业向高附加值的技术行业转移，努力扩大深加工、精加工产品以及成套设备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比例，不断更新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③注重防止重复建设，减少大而全或小而全的传统工业生产结构的低水平复制和平面式演化，加快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
④全面深化企业改革，稳步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培育二十一世纪的企业家队伍。努力提高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效益和质量，增加企业还贷能力，注重中长期的发展潜力。
三、选择符合中国国情的货币政策和汇率制度积极稳妥地发展资本市场
亚洲金融危机说明，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采取不适合国情的货币政策和外汇监管政策，会导致宏观金融调控软弱无力，使国际外汇投机者有机可乘，酿成大祸。一是汇率和利率政策不能僵硬。二是资本项下和外汇管制应逐渐放开。
1.坚持并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①实践证明，一种相对固定的汇率维持的时间愈长，改变时遇到的风险就愈大。应当承认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较适合现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我国在1994年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实际操作中，管理有余，浮动不足。随着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加快和外部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国应完善现行的汇率制度，适当放宽市场汇价浮动幅度，增加名义汇率的灵活性。这样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可能通过调整汇率争取更大的缓冲余地，减少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②目前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还不完善，中央银行是外汇市场上最大的交易者，也是最终的外汇收购者与供应者，这种状况使人民币汇率的形成还没有真正建立在相对均衡的市场供求关系基础上。同时我国的实际利率水平也一直高于国际水平。僵硬的汇率会使国际外汇投机者有一个投机获利的参考系数；而僵硬的利率则会给国际外汇投机者提供套利投机活动的场所。我国几次调低银行利率，缩小了人民币与西方主要货币之间的利差，主动筑起了一道阻止国际外汇投机者在我国进行投机活动的安全网。
2.谨慎对待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和人民币向全面自由兑换进程的逐步推进，资本项下的放开只是时间问题。今后我国仍要坚定地实施既积极又谨慎的金融对外开放方针，其时间顺序和实施步骤要与金融体系的健全和金融监管能力的加强相适应。开放资本市场总的原则应是：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统一规划，逐步放开，制定措施，加强监管。具体说来：根据我国的经济现状，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至少需要5—10年， 现阶段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创造条件：一是培育国内资本市场，逐步增强直接融资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二是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三是强化对结算售汇业务的管理，加强外汇指定银行对结售汇有关单据和凭证的审核，打击利用假报关单据结汇的违法活动，有效区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外汇收支，严格限制资本项目结汇。四是加快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塑造良好的金融市场主体。发展证券市场和国企改革有机结合是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当务之急。五是大力促进和发展国内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如证券投资基金、产业发展基金，防止股市泡沫产生。
3.加强资本项目管理，稳步开放资本市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资本市场将进一步扩大，但首先资本项目仍严格控制，做到在推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应注意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与经济实力，循序渐进、逐步放开资本市场。其次，在逐步发展资本市场中仍应正确处理好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关系。由于现阶段我国仍是一个主要依赖国内储蓄来发展经济的大国，从长远来看，坚持“以间接融资为主，以直接融资为辅”的融资政策比较符合我国国情。
四、健全金融体系全方位加强金融监管增强金融法制观念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第一，要正视我国金融领域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对防止银行危机要长抓不懈。亚洲金融危机告诉我们：银行不良资产的累积是引发金融风险的最大隐患，而金融风险的积聚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先导。
①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很高（近25%），绝对额很大（达陆仟亿元），其中逾期两年以上的呆滞贷款和无法收回的呆帐达10%以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示黄牌警告的五个国家之一。
②各类金融违法、违规活动比较严重。金融领域法制不健全、监管薄弱、秩序混乱，以致非法集资、非法设立金融机构、乱办金融业务屡禁不止。
③证券和期货市场急需规范，人为操纵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和严重违法违规事件时有发生。
④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遗留问题很多，有少数公司已不能到期支付债务，面临破产困境。
⑤在我国现存金融业中，金融腐败和贿赂行为相当严重，且缺乏相应的法律制裁。
⑥中央银行尚未建立适合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预警指标和有法律保护的监管体系。
第二、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包括合规性监管和风险性监管两个层次），全方位加强金融系统的风险管理和监督。在当今“金融时代”，健全的金融体制已成为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和有效控制宏观风险的根本保证。基本原则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外部监管，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和社会力量的公开监管等多种途径，提高金融业稳健经营和防范风险的整体效力。
另一方面要深化金融改革，使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各显其能，强化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的监管职能，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
①对各类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典当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实行严格规范的分业经营管理。
②加强对其业务进行稽核监管。非银行金融机构存在违规现象较多，尤其是缺乏必要的内部约束，搞“两本帐”。因此，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要实行规范性的现场和非现场监管，特别是加强对流动性资产的监控。
③在国内经济市场化还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建立金融衍生市场（如金融期货、国际期货等）应谨慎从事，对其风险性和可行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并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制度。
④对经营效益不好或存在巨额亏损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应使其破产。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近期及时出面关闭中创公司、广东国际信托公司，减轻了对国内金融市场的重大冲击。
第三、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防范机制。一是在中央银行建立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内容应主要包括：企业资产负债率、银行逾期贷款比率和坏帐率、通货膨胀率、货币供应增长率、外汇储备与短期国际债务的比率、预算赤字、资本流入的组成、经常项目逆差、利率和汇率等。二是在商业银行建立金融防范机制，内容应主要包括：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贷款责任管理、内部审计、信贷风险保障、信贷风险补偿和不良资产活化等。
第四、加强金融法规建设，尽快制定和颁步《保险法》、《信托法》和《期货法》。同时要增强各级政府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金融法治观念和金融风险意识，迅速普及和逐步提高全民金融素质。
第五、国务院应建立国家级金融防卫系统，其中包括金融风险预警系统、金融防卫的人才系统、国家经济安全的决策系统和国家金融防卫的操作系统。
第六、国务院应设立金融领导小组，加强国内金融决策体系，提高金融市场和政策的透明度。
五、坚持严格控制外资流入和外债的规模与结构
一般一国在发展经济时，应以优先使用本国资源为主，利用外资为辅，因为外来资本最终将以更多的国内资源流出为代价，而且将本国经济建立在外债基础上也是不稳固的。发展中国家绝不能过份依赖外资弥补国内投资的不足，特别是不能依靠外债支撑本国经济的发展。
我国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资本流入国。我国二十年来共利用外资3500亿美元，2000亿美元属于外商投资，其中60%是直接投资，1500亿美元的外债属于国际融资，其中有88%属长期贷款。我国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约为18%，远远低于泰国的50%、菲律宾的54%；外债总额只相当于中国货物及服务总出口的79%，而亚洲占114%、 拉丁美洲占221%；我国外债偿还额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而印尼占10.5%、泰国占7.1%。虽然我国的偿债率、负债率都在安全线之内，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一方面大规模引进外资，另一方面国内银行有大量存差，即国内存在着大量的相对闲置资源。如1994年我国银行存差达2779亿人民币，而当年外资净流入为432亿美元， 其中外债净流入92亿美元。在我国既定经济增长目标下，若国内储蓄不能满足投资或进口的需要，引入外资是合理的，而当我国储蓄率很高时，就应合理控制外债的数量总规模，特别是短期外债要控制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多吸引中长期资金和外国直接投资。严格防范国际“燕子资本”对我国冲击。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既有利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可防止短期内大进大出。
我国吸引外资已达到相当规模，截止九七年底累计批准外商项目30多万个，但在质量与结构优化上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些项目技术含量不高、低水平重复建设。在合同外资额中，外商投资于工业和房地产所占比例分别为58%和26%，而投资于农业、能源和交通运输业所占比重仅为10%，因而今后应加强外资流向和结构优化的控制管理。
同时，还应严格控制和清理我国外债。加强外债统计监测工作，对外债一定要建立借、用、还良性循环的机制。韩国和印尼等国金融危机加剧的教训之一，是在危机后才发现企业和金融机构有大量对外举债隐匿不报。我国海外和国内大型企业也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外债，应认真清理，重新登记，严加查处实际对外负债和各种形式的“隐性外债”。国家应严格控制新借外债的合理规模，特别要控制外资的方向。
六、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改善和坚持间接的政府调控提高政策的透明度严惩腐败
1.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
现代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摒弃了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规定了政府行为与市场作用的不同功能。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加强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和干预，减少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的影响。它主要通过制定和执行政策，减少经济波动和衰退程度，缩小由于竞争所产生的不公平；通过制定有关法律与法规，规范市场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的基本特征，不人为地保护落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要适度。政府干预企业行为过度，势必造成机构庞大，冗员过多，“吃饭财政”，官商勾结、腐败滋生，风气不良，每况愈下。这也是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再一重大启示。
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作用是不宜削弱的。在东亚模式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政府干预的弊端和缺陷是克服和完善的问题；即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市场机制发育较为成熟，政府对宏观调控的作用也不应是削弱，而是需要改变方式、顺应市场、适应国际环境、提高功效。无论是对内引导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控制失业、协调分配、建立法制化市场秩序和弥补市场之不足和失灵，或是对外掌握开放与自由化力度、贸易保护和国际竞争，都不能减弱政府的作用。①各级政府要站在比企业更高的角度审视企业行为，减少盲目性，该放的放开放活，该管的管住管好，切实解决政企不分、腐败滋生问题。②国家应加大投融资体制改革力度，切实减少政府对微观活动的行政干预，让企业真正根据市场情况开展投资决策运作，政府主要抓好市场规则和宏观调控，真正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投资体制和对企业、政府投资项目有效的监管机制。
2.加强打击腐败的力度，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
东南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腐败现象。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政府的行为和政策法规缺乏必要的透明度，某些政府官员收受贿赂而与金融部门暗中勾结，泄露经济情报；使贷款失去以客观盈利为基础的标准，并使银行难以发挥其调动国内储蓄和促进合理投资的作用；还使政府和金融部门推出的许多政策措施难以正确地及时贯彻执行；腐败现象越演越烈以致于使人们对政府和其经济发展前景失去信心等等。
近年来，我国惩治腐败的确见了成效，但是，腐败现象仍然相当严重。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腐败现象是当今世界各国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头号大敌。腐败问题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在东南亚和西方国家如此，在中国亦是这样。在市场经济中根除腐败是不可能的，不论何国，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的任务不在于根除这种瘟疫，而在于把它限制在最低程度，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世界少有廉洁透明的市场经济。
为达到上述要求，第一，坚决实行政企分开、政经分离，严格规范政府官员行为。第二，切实抓紧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两手都要抓，都要硬。对于腐败，绳之以法，严厉查处，决不手软。第三，尽快实行存款、不动产等的真名实姓制度，并定期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严格惩处。第四，建立和完善社会核算体系，使黑色收入、灰色收入尽可能明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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