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专家：性教育是国民教育的一大短板
本刊记者/董月
十几年来，呼吁加强性侵预防教育的声音不断高涨，红枫中心等公益组织为此开展了系列卓有成效的预防性侵公益项目。实践探索发现，性侵预防教育的缺失，折射的是整个国民性教育的缺位。近日，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心理督导侯志明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目前对儿童、青少年开展科学系统的性教育，补齐国民教育短板，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预防性侵害，以及降低青少年性罪错的发生都很有必要。
《人民法治》：红枫参与心理辅导与个案干预的受性侵未成年人的数据是怎样的？
侯志明： 从红枫中心接听的热线来看，受性侵害儿童与儿童家长咨询的比例不大，但时常有。热线接听的更多是幼年遭受性侵，现在仍处在阴影和压力中，影响她们的社交、两性关系与夫妻关系。2019年1月到4月，红枫中心共接听1170个热线，涉及性侵害的就有8例，如有一位36岁女性在初中时被老师性侵，至今恋爱交友不顺；还有一位母亲，带5岁女儿到单位加班，女儿受到男同事的猥亵。后来女儿在幼儿园知道“隐私部位”，回家告诉妈妈才得知。项目开展期间，我们也会有个案咨询与心理辅导。红枫中心也与某地公检法合作，为性侵案件受害未成年人及家长进行心理干预和辅导。红枫中心曾对北京、湖南等地的6个个案进行了深度心理干预。通过多机构联动，为其中一名受害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了救助；为两名求助者心理辅导后，还找到当地心理咨询师提供后续服务。
《人民法治》：能否介绍一下红枫中心个案干预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典型案例？
侯志明： 我去年做过两例。一名是高中女生，在遭受性侵后，学习成绩急剧下滑，性格也变得孤僻。心理测评显示，她的抑郁、焦虑、反社会性倾向非常明显，情绪指标2以下为正常，她有6项达到了3.6或以上。另外，司法机关笔录3次，对她伤害也很大，每一次回去都会关上门歇斯底里地大哭、摔东西。我先后给她和她的母亲做了4次心理辅导，每次2小时，因为她要参加高考而中止。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名15岁的智残少女。她没有上过学，也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出自己身体的创伤、精神的伤害，但事发后，她不敢一个人待在屋里，总说有鬼，还不停地洗手。以前能洗衣做饭，照看弟弟，现在都不会做了。她的父亲在我们这里嚎啕大哭，反反复复说“孩子整个都毁掉了”。这个个案主要是支持和辅导家长，做好生活照料和陪伴。
《人民法治》：对受害未成年人的心理治疗与救助工作面临哪些困难和问题？
通过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笔者发现乡村旅游者对城阳区的乡村旅游满意率极低，主要表现在认为卫生条件不过关、住宿条件差、服务管理水平较低，活动较单一、缺乏文化底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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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志明： 红枫中心精心编订了针对幼儿园、小学、初中、家长、社区干部的5种培训教材。经过2011年至2013年连续三期在河北农村中小学开展女童性侵害预防教育，我们总结出了较成熟的预防性侵教育工作模式，编印了《儿童自我保护预防侵害手册》画册（小学生读本）、《儿童自我保护预防侵害手册》画册（学生家长教师合订读本）和《儿童安全预防教育》彩绘折页。2017年，为了开发适合在偏远地区对儿童进行性教育的读本和教材，我们还到云南元阳、绿春做了小学生、中学生和家长的基线调查。
《人民法治》：通过心理干预与治疗，对受害未成年人疏导的效果怎么样？
取消药品加成使药费大幅度降低，次均下降2200元，有效降低次均医疗费用；在费用构成上，药品费构成比由39.22%下降到32.63%，手术费、治疗费、检查费占比略有所增加，逐渐改善药品一家独大的局面，使费用构成趋于合理。取消药品加成后病人医保支付比例升高，自费比例下降。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降低了患者次均费用，是解决“看病贵”问题的有效措施。
侯志明： 我们对个案有前后两次心理测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但也肯定会留下一定的后遗症。至于大小，这要参考个体差异、心理修复能力、社会支持网络。有的案发时年纪小，看起来影响不大，但之后很难说。精神分析心理学认为，潜意识对人的影响很大。潜意识就是成长经历，包括生活环境、父母的认知与价值观等，这些都会产生影响。如湖南被性侵少女生孩子的思思案，我们专门派出专家团队去给她做心理辅导，通过基金会申请经费，让她到北京的寄宿制学校上学。个案关注需要耗费很大的时间精力和经费，然而性侵害对她身体造成的影响，彻底根除很难，精神或者心理修复就更难。受到性侵的孩子从表面上很难看出精神上有多么严重的创伤后遗症，但是，我们参与的一些案例证明后期的影响远大于事发当时的创伤。性侵的创伤埋藏得很深，对受害者以后的人生、人际关系，特别是交友、成家，包括今后的家庭生活，影响是非常深重的。前几天我们还接听到一位34岁已婚女性的热线，4岁时遭遇邻居哥哥性骚扰，至今深受影响，她与丈夫感情挺好，但始终性冷淡甚至排斥。这些例子都说明性侵预防远比后期的心理救助重要。
侯志明向记者展示红枫中心编写的儿童性教育读本
自2011年开始，红枫在河北赵县连续两年开展“农村女童性侵犯预防教育”项目。2013年5月海南小学校长带学生开房事件，引起社会强烈关注。我们立刻行动，推出预防性侵“大篷车”活动。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高度重视及运作下，20 13年9月3日，由全国妇联牵头举行了“守护童年”百家公益联盟启动仪式，支持红枫中心的“大篷车”活动。“大篷车”从北京的中小学和社区，开到安徽阜南、武汉、河北肃宁、宁夏灵武和贺兰、山西太原、河南新县、深圳等地。
截至2015年8月，“大篷车”在小学、初中、社区举办了70余场培训，受益儿童达4500余名，家长超过500名；6次TOT讲师培训，有600余名社区干部、教师、咨询师和社工参加，遍及北京、河北、宁夏、深圳、四川、青海、陕西、安徽等地，他们在培训后，先后在本地持续开展儿童性侵预防教育工作，扩大对儿童和家长的覆盖面。“大篷车”儿童性侵预防教育公益大讲堂项目，通过大讲堂和互联网，广泛普及儿童性侵犯预防知识，提升儿童自我保护能力，降低儿童遭受性侵伤害的风险。通过项目运作，基本建立了以预防教育、个案干预和多机构合作救助的儿童性侵防治体系。
《人民法治》：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向教育部发送高检建〔2018〕1号检察建议书。红枫中心是较早关注预防性侵害的公益组织，并开展了系列性侵害预防项目，请您介绍下具体情况。
侯志明： 2006年，红枫中心在北京朝阳、石景山、大兴等流动人口聚集地进行流动家庭需求调研时，就开始关注女童性侵问题。当时以王行娟为首的专家和志愿者们听到很多家长反映，“我们早出晚归，孩子一天到晚挂个钥匙到处跑，男孩顶多淘气学坏，最担心的是女孩受害。”女童性安全成为与子女学业、亲子关系并列的三大问题之一为流动家长所关注。红枫中心在其后开展的“流动人口家庭教育每天三个十分钟”项目中，无论是编印教材，还是家长课堂、入户辅导，都注入了与性安全相关的内容。
《人民法治》：您能否介绍下在学校开展儿童性侵预防教育培训的主要做法？
我们开展项目的目的不仅仅是服务，更多的是希望总结出一套成熟的性侵预防教育的工作模式，并向全国推广。从项目开展情况来看，取得了良好成效。
本版数据来源：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和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共同发布
响应曲面优化设计中，模型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实验的真实误差以及最终结论。利用方差分析回归方程中系数的显著性可以进一步判断模型的有效性[12]，模型可信度及方差分析结果分别见表3和表4。
侯志明： 现在我们大多是在创伤应激阶段介入，对受害未成年人进行心理辅导。通常是办案机关认为没有自杀危险、过激行为就会停止心理辅导。个中原因有办案机关对性侵害影响认识的不足，也有经费的问题。办案机关是购买服务，申请的经费也很有限，到时间不得不停止。其实，最好是长期的心理辅导，至少几个月甚至半年。另外，当事人个案辅导的后续跟进也是个难题，目前个案辅导专业队伍人才稀缺，现有辅导水平也亟待提高。我们在外地做培训时，常遇到有个案求助，当时只能是“力所能及”，后续工作却无法找到人来接替。
为了让培训和干预措施更有针对性，满足家长、老师和学生等不同对象的需求，我们一直坚持以调查为先导。培训后反馈评估，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召开座谈会，不断加深对培训对象本身与具体需求的了解。在学校普及性知识的基础上，致力于讲清性安全的重要性，将社会性别平等理念融入培训全过程，教育孩子悦纳自己的性别、两性互相尊重，宣讲“什么是性侵害”“如何防范”“发生了性侵害怎么办”等内容。对于幼儿园、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我们不会讲“什么是性侵害”，一般是通过心理剧角色扮演的方式，让他们了解身体隐私部位、人与人的距离、不跟陌生人走、我的身体我做主，不许别人碰隐私部位，谁要碰赶快告诉家长老师。培训之后，我们会留下一些孩子进行座谈，经常有孩子说“老师，这就是性侵啊，我也遇到过”。可见，儿童性侵预防教育缺失是多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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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治》：“女童保护”2013年至2017年的数据统计报告显示，2014年被曝光性侵儿童案例高达503起，平均0.73天一起。2018年被曝光的也有317起，受害儿童达到750人，14岁以下的比例占到80%，校园等儿童活动场所是性侵儿童案件的高发场地。在参与的心理干预案例与预防性侵教育培训活动中，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侯志明： 主要有三点感受。一是普遍对性教育存在狭隘理解。性教育不能狭隘地认为只是性生理教育。其实，我们现在说性侵害预防教育也只是性教育的一个点。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性教育纲要，性教育包括7个方面的内容：对自己的认识和接纳，对他人的了解和尊重，对交友、恋爱、婚姻、家庭、养育子女的理解和责任，对权利、社会性别平等、自由公正的阐释和追求，对交流、协商、拒绝的学习和应用，对与性有关行为的把握和决策，对性传播疾病、性侵犯的预防和应对等。
二是对性侵害的认识度太低。2017年8月，我们在云南绿春县、元阳县对中学生调查时发现，92%的被调查者不了解“性侵”是怎么回事。2014年6月，宁夏灵武发生12名女童被性侵一年之久的重案，红枫立即与宁夏自治区妇联联系，派专家团队分别对该县与贺兰县的中小学和幼儿园负责人、妇联干部，进行了TOT培训。我听到说，当时受害儿童家长们到县教育局门前静坐，要求处理涉案老师、赔偿医药费及精神损害。当时有一种声音我觉得特别刺耳，有人说“家长个个剑拔弩张，孩子们却嬉笑打闹跟没事人似的”。且不论家长的做法是否妥当，难道孩子们就该愁眉苦脸，一副“受害者”的样子？！这句话本身就是对受害者的一种严重伤害。
三是性知识极度缺乏，普及性教育很重要。我们在北京郊区某民办校六年级培训时，关于“隐私部位”的提问，许多孩子并不清楚。在云南调查期间，访谈中有女生询问“男女生同桌是否会怀孕”“接吻是否会怀孕”等问题。还有一个热线的例子，男方只是拥抱了女方一下，女方便认为遭到性侵。以上这些都说明对性知识了解太少，性教育普及迫在眉睫。然而，现实是受传统文化与根深蒂固的思维影响，推进这项工作很难。2009年红枫中心通过网络与发放问卷的形式，在北京学校开展性教育调查，问题涉及“您是否觉得性教育重要”“您希望以什么形式开展性教育”等，家长们抵触很大。家长们认为，怎么能跟孩子讲性的问题呢？学校起初也严词拒绝。2011年红枫中心开始在河北农村中小学开展女童性侵害预防教育时，项目推进十分艰难，最后还是通过熟人关系，从防火防盗交通安全切入，让性教育宣传迂回进入校园。目前，性教育是国民教育中的一大短板。推广性教育，现在的难点是“三无”，首先是没有课时设置，没有科学系统的性教育教材、没有专业的老师。虽然，教育部2007年发布了《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2008年发布了《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对学校性教育内容做了要求，但是始终没有落地。红枫中心多次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呼吁持续推进儿童性教育纳入校本课程。普及性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要齐发力，老师、家长都要加强培训，如果还是耻于谈性、羞于谈性，羞答答、欲盖弥彰，性教育根本做不好；只有坦坦荡荡，当做一门科学来讲，孩子才能坦坦荡荡接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