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的“农本”意识及其审美意象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陶渊明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陶渊明是古代中国的一位文化名人，他的个性范式和审美趣味曾给予后人深刻的启示和持久的影响。这已由其后的诗人、诗评家们对他和他的诗的赞誉推崇作出证明。然而，历代论陶者是否透彻解读了诗人和诗人的作品呢？检视他们的议论，我们很难得出完全肯定的答案。
历代论陶者，或视其为隐逸避世之士，赞赏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或视其为田园诗派的开创者，神往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平和。但隐逸之士自伯夷叔齐以下，史不绝书；田园诗人继陶之后，又有王维、孟浩然、储光义、范成大诸名家。身列其中，陶渊明的独特之处何在？他贡献于民族传统的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清人沈德潜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深渊朴茂不可到处”①，鲁迅也说陶渊明“不易学”，“实在不易模仿”②，这“不可到处”与“不易学”处又所指为何？回答了这些问题，也许有助于我们把对陶渊明的解读引向更深的层次。
笔者认为，陶渊明的伟大与独特之处，乃在于他的“农本”思想及其躬耕陇亩的人生实践。可以说，正是这一点使得陶渊明有别于古代一切失意的士大夫文人，使他成为封建时代唯一真正有资格称得上“乡村诗人”的作家。
一、抗世悖俗的“农本”思想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代统治者无不重农抑商。但这仅是执政者借以立国安邦、保其祚基的功利性手段。在士大夫阶层的价值观念中，却始终存在着对农业和农民的鄙视。孔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尚批评欲学稼穑的樊迟，视之为“小人哉”。到了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时代，贵族士大夫对于农耕的歧视也达到了极点。《南史·到溉传》中有具体的事例：因到溉先祖曾担粪肥田以自给，他人骂他“尚有余臭”。即使是阮籍、嵇康等人，也只是遁迹泉林，借酒佯狂，其实俱有官家俸禄，并无衣食之虞。就连与陶渊明同时代且与陶有过交往的几位隐者，如刘遗民、周续元等，平日也只是出入于庐山寺社，以“方外之士”自居，不曾有躬耕陇亩的经历。背负这种文化传统，身处如此社会环境，陶渊明是如何认识和评价“农耕”之事的呢？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把其《劝农》一诗照录于此：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资待靡因。谁其赡之？实赖哲人。
哲人伊何？时为后稷；赡之伊何？实曰播殖。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远若周典，八政始食。
熙熙令德，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
气节易迈，和泽难久。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垄亩；矧兹众庶，曳裾拱手！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儋石不储，饥寒交至。顾尔俦列，能不怀愧！
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
对于这首诗，不少评家皆较重视。清人张谦宜指出：“《劝农》词淡而意浓，此是最难学处。全集俱以是求之，乃见其高绝。”③张潮、卓尔堪和张师孔同评此诗，认为“人能领略此诗，即受先生教养；更可作农铭”。④。笔者认为，这首诗在陶集中的确居于重要地位，当与《桃花源诗并记》、《归园田居》等篇章一样，作为研究的重点，因为该诗集中反映了陶渊明的“农本”思想。
首先，他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朴素地认识到农耕稼穑乃是一切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前提。“赡之伊何，实曰播殖”，“远若周典，八政始食”。这是对社会历史直观的不乏理性精神的正确认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它说明陶渊明能透过五光十色、复杂纷纭的历史表象，给予农耕行为以最彻底的一元论的肯定。难能可贵的是，他并非坐而论道，而是躬自实践，并在实践中对这一认识有了更真切的体验，即使其中饱含艰辛，他仍然坚信不疑。《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中再次申述了这一基本观点：“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移居》一诗亦云：“衣食当须记，力耕非吾欺”。由此可以说，“农本”意识是陶渊明归田为农的思想基础，“归去来兮”与其说是陶渊明官场失意后无可奈何的选择，毋宁说是自觉实践其尊农、劝农思想的必然的自觉的人生选择。
其次，陶渊明敢于大胆否定以农为耻、不劳而食的传统观念，对农民身份及其职业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在《劝农》诗中，他把“桑妇宵兴，农夫野宿”与“纷纷士女，趋时竞逐”进行比较，其中寄托着他对辛勤耕织的农民阶级的尊敬与对追名逐利的士大夫阶级的鄙夷。他在诗中还反复写道：“矧兹众庶，曳裾拱手”，“顾尔俦列，能不怀愧”，“智巧既萌，资待靡因”，这无疑是对魏晋以来“耻涉桑农”世风的影射和批判。不仅如此，他对传统儒家鄙视农耕的做法也表示了怀疑。“孔耽道德”“董乐琴书”，本是两汉以来知识分子崇拜的楷模，是一种“美谈”，但在陶渊明看来，它实已成为儒生借以沽名钓誉、空谈误国的遮羞布，所以他不无调侃和讥讽地说：“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诚如前人所评，“言外见得若不能如孔如董，即不得藉口而舍业以嬉也。”⑤所以，含有“反言劝农”之意。而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陶渊明就更加明白地表白道：“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这实际上表明陶渊明对孔子所谓“忧道不忧贫”之类迂阔观点不再相信，而以“长勤”为志。正如他在《劝农》中所言，“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从这里，我们看到了陶渊明独立思考和反叛传统的勇气。
第三，陶渊明高度赞颂历代圣贤的重农务本，并由此表达了对完美的农业社会制度的向往。在《劝农》诗中，他称赞“舜既躬耕，禹亦稼穑”“冀缺携俪，沮溺结耦”，上自君主，下至隐者，无不重视且亲践耕种稼穑。正如明人黄文焕所言：“举禹舜稷周作榜样，以劝君臣之重农；举冀缺沮溺作榜样，以劝仕隐之重农，竟无一人不在农中矣。”⑥这表明陶渊明对古代“重农”之风的仰慕不情。结合《桃花源诗并记》中所描述的“理想国”图景，我们不难发现，陶渊明所向往的社会制度，固然是无阶级和无剥削的世界，但首先是一个人皆为农，以农业为乐的世界。试看：“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这不是一个“以农为本”的理想社会的写照吗？中国历代思想家都有关于“大同”社会的构想，但其中以农为根本、以农民为主体的却不多见。而这正是陶渊明思想的独特之处。
二、中世纪农民生活的一面镜子
如果说陶渊明的“农本”主张主要表现为一个思想者的理性思考的话，那么对于农村生活的描写就完全是来自于他的亲身实践了；如果说归田之初，拥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诗人还是一个富裕农民的话，那么“夏日长抱饥，冬寒无被眠”的陶渊明就是一个贫苦农民了。从一个俸禄有加衣食无忧的国家官吏一变而为自食其力的农民，最后沦落为一个被饥饿所驱、“不知竟何之”的乞丐，在这一常人难以理解的人生历程中，陶渊明真切地体验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阶级的艰辛，并且以他那“自叙传”式的诗篇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民生疾苦。如：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肢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杂诗》其八：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
上述诗篇，与其说是陶靖节“安贫乐道”的自白，不如说是对当时农民耕作艰辛和农民生活不断恶化的现实主义写照，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东晋末年，政治黑暗，战乱频仍，浔阳一带又是战火中心地区之一，农民命运非常悲惨。陶渊明的诗句，就是这种现实的最生动最真切的表现。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人们注意：
一是这类诗篇上承《诗经》和汉乐府的传统，下启唐宋诗中的“悯农”主题。《诗经》中的《七月》、《鸨羽》等诗，汉乐府中的《东门行》、《小麦谣》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农民阶级的深重灾难。但这种关注农民疾苦的传统在汉魏文人诗中并没有自觉的继承者。自建安七子至“竹林七贤”等，往往以人生无常、离愁别绪为主题，较多关心文人自身的精神苦闷，而极少有对农民苦难的表现者。直到陶渊明出现，才开拓了全新的表现领域，第一次把视线投向了农村，第一次在诗歌创作中集中展示农人劳动生活的具体过程及其经济状况。这对于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有很大的启示，使得关心农民疾苦的悯农诗成为中唐诗坛的主旋律。
二是就作者与被反映对象之间的关系而言，陶渊明也与后世悯农诗人有很大不同。白居易、元稹、王建、张籍以及梅尧臣、范成大等诗人，都是身在庙堂而心忧黎庶，在担任中央或地方官职时体察民瘼，诉诸诗文以期补救时弊，他们并无躬耕垄亩的切身体验，故而其诗歌中的农民只是被同情和怜悯的对象。而陶渊明自辞官归田始，就一身兼有诗人与农民两重身份，他写自己即是写农民，写农民即是写自己。其诗歌中那位“晨兴理荒芜，戴月荷锄归”的老农，那位“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的贫民，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陶渊明把自己的全部生命与情感都融入了浔阳江畔的那片土地，享受着大自然的美丽和闲适，也承受着农耕稼穑的全部艰辛。也正因如此，他的田园农事诗，才显得那么古朴淳厚，那么亲切自然。而这也正是后世许多田园诗人所无法达到的艺术境界。王维、孟浩然诸人的田园诗作，虽然不乏诗情画意，但由于其作者没有或不愿象陶渊明那样执着与真诚，因此读来就觉得有些做作。
三、乡村田园——独特的审美意象
“回归自然”，是自老庄以至魏晋哲学家的基本生活准则，但是，哲学家辞典中的“自然”，乃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往往理解为玄冥莫测的宇宙极则。阮籍等人主张“越名教而往自然”，开始赋予“自然”以伦理学的意义。但却由此走向了放诞狂傲、落拓不羁的极端。陶渊明在这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一生追求心身自由，反对心为物役。其大量诗篇都是对这一主题的表现。但是，陶渊明没有把“自然”神秘化，而是把它理解为身处其间的现实人生，把它与乡村风光、农家生活联系起来，并赋予其独特的美学意义。这种美学意义，有三重表现形态：
一是自然风物之美。在陶渊明的笔下，乡村风光十分优美。“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天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可以说，无论草木虫鸟，还是阴晴晦明，在陶渊明看来，都是一幅幅美丽的图画，都足以爽心悦目、流连忘返。在以摹写山水景色为尚的晋宋时期，陶渊明笔下的自然风光更具有生活气息，显得更为亲切可爱，代表着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的审美价值趋向，对唐宋以后诗人影响要大于谢灵运。
二是乡村人情之美。陶渊明对刘裕、桓玄、王弘、檀道济等军阀官僚十分失望，对官场上勾心斗角沽名钓誉之人更其反感，一旦归田为农之后，他在朝夕相处的农夫身上，却发现了为士大夫阶层所不具备的美好的品性和健全的人格。他与这些农夫野人相处得极为和睦融洽，“农务各自归，闲遐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言谈的内容也极为实在而普通：“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有时，农夫还会不约而至，与诗人同饮：“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饮酒》其九）当他饥寒交迫，走投无路时，也是农人予以接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引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这些农民没有世俗的偏见，不懂官场的心机，天真淳朴而又善良热情，他们给予饱尝官场生活之苦的陶渊明以极大的安慰。总之，陶渊明在发现了田园风光之美的同时，也发现了田园生活中劳动主体——农民身上的人性美。从审美对象的社会性说，后者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意义更大，更值得人们注意。
三是诗人物我相得自适自快之美。这是陶渊明审美意象中的第三重含义，也是前两重含义的最终指归，统一在诗人归隐田园守节一志的人生观之中。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东皋以舒啸，鸣清流而赋诗”，“既耕亦已种，时还谈我书”，“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这些诗句集中表现陶渊明摆脱了世俗名利之累后的悠然自得，是心灵获得自由之后的真正快乐的自然流露，也是这类诗篇审美意蕴之所在。唐代孟浩然在襄阳鹿门山下的吟唱，王维在辋川别墅的幽歌，其审美意趣也多类于此。但是，孟诗是一个仕进无门的读书人的牢骚与自慰之词；王诗是一个亦宦亦隐的佛教徒的忏悔与独语，他们始终缺少陶渊明作为一个农民所拥有的艰辛和快乐，因此，王孟诗中的画意禅趣，就显得空泛浅薄，其审美意趣带有较多的士大夫文人的气息。
综上所述，“农本”思想及其归田务农的人生实践，是陶渊明生平与创作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它对陶诗的创作主题和美学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后人欲全面了解和正确评价陶渊明及其作品，对此就不能不予以足够的重视。
注释：
①沈德潜《说诗晬语》。
②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③④⑤⑥见《陶渊明诗文汇评》第25页，第24页，第25页，第22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