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保守与激进在中国近代文化潮流中的共通共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论文,保守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潮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5）01-0181-06
在18、19世纪的西方社会，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并生了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等意识形态系统。在中国近代，这类思潮也先后产生。当时，民族主义高扬的时代背景为坚持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文化保守思潮提供了土壤，而现代化的一再受挫和政治上激进主义的盛行又为文化激进主义提供了充分发展的空间。所以，文化保守与文化激进思潮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对中国近代的文化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凡是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持激烈的否定态度，并在文化建设上持西化甚至全盘西化立场者，均属文化激进的范畴；反之，就是文化保守派。文化上的激进与保守固然是相互对立的两大社会思潮，二者的分歧是明显的，这也是一般研究者的主要着眼点。但是，有这样一个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中国近代有不少文化保守人物受过西方的教育或影响；同样，文化激进者中也不乏国学造诣深厚的学者。他们处于同一时代背景之下，难道就没有共通之处？在此，陈天华的一段话发人深省，他指出：“不想守旧则罢，要想守旧，断断不能不求新了；那真求新的，这种守旧的念头，也就很重。”[1]（P23）确实，受近代中国特殊国情的影响，这些思潮与西方同类思潮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除了彼此之间的尖锐对立外，还表现出了思潮间的相互影响、启发、渗透的关系，而这一点却长期为学术界所忽略。
一、双方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问题上的分歧曾被夸大，共通之处曾被忽视。其实，两大思潮在此存在着相互影响、启发的关系
（一）焦点之一：在如何看待以孔子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双方的分歧和联系
首先，究竟怎样看待文化激进者的代表人物胡适的“反孔”和“反儒学”？
在胡适的一生中，仅在“五四”期间表述过反孔的思想倾向。尤其是他在为《吴虞文集》写的《序文》中评价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2]（P154），这被有的人演绎为风靡一时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联想到20世纪孔子的霉运，在一些人眼中胡适自然难逃“祸首”之嫌。
其实，只要稍加深究，就可见问题完全不似想象的那么简单。“打”与“打倒”虽一字之差，但意义却天壤之别；而且，“孔家店”与“孔子”也完全是两回事。所以，若仅凭表面理解就下论断，难免有武断之嫌。综观胡适的一生，他对孔子是十分尊敬的。虽然在“五四”前后他一度将孔子看得低些，但后来评价又逐渐提高。如在1918年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还认为孔子是古代的诸子之一；到1934年写《说儒》时，就将孔子提升至更高的地位。他说，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子（仲尼），一位是王安石（介甫），一位是张居正（江陵）；并说，“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3]（P297）。对于儒学，胡适后来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孔教，如果能得到正确的阐释，绝无任何与现代科学思想相冲突的地方”，并“相信孔教的许多传统对现代科学的精神与态度是有利的”[4]（P220）。
胡适晚年对自己的儒教观有过一番解析：“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理学’）的开山宗师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5]（P152—153）应当承认，这一总结是公允和实事求是的。
著名学者李济的一段回忆道出了胡适孔子观的实质。他说：“有一年（1948年），正好是孔子诞生二千五百周年，胡先生说，孔夫子两千五百岁的生日，我们应该给他过过寿，他对中国的贡献太大了。这话胡先生只对少数的朋友说，当时恰好我也在座。以后到台湾，胡先生拒绝出任孔孟学会的会长，这是大家知道的事。我想胡先生有他的道理，他认为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体认孔子的伟大之处，孔子既不是耶稣，也不是穆罕默德，我们不必像宗教的信仰去崇拜。”[6]（P157）至此可以断定，胡适的所谓反孔，实际上是反对定儒学为一尊，反对迷信孔子与儒家。曾有海外学者指出，胡适的反孔“只能了解作他只是反对盲目信从罢了”[5]（P137）。如果人们将这种思想上升到“反孔”、“打倒孔家店”的高度，则明显存在着夸大的成分。
其次，怎样看待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其一生的三个时期：“五四”前后、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60年代初期。从态度和言辞上看，其批判是严厉的，有时甚至流露出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
但是，我们不能抛开胡适表达这些言论的特定场合，仅从字面上来理解其思想；更不能仅以其某些言辞或一两个观点来代替对其思想的全面把握。在理解胡适的这类思想时，不能不考虑这样两个因素：一方面，在论战中，正反两方言语相激，越争辩分歧越大，持论越极端的情况十分常见，由于双方都难保持冷静，于是就说了一些“过头话”，实际上双方的真实意图均非如此；另一方面，在言论不自由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不满现状的胡适借反传统来反专制，对以维护传统、反对西化自命的国民党指桑骂槐的情况也是有的。如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独裁统治确立初期和60年代胡适的自由主义运动因“雷震事件”而严重受挫时，他都大发反传统言论，以收指桑骂槐、发泄愤懑情绪之效。胡适去世后，他所在的“中研院”同人的祭文中有言：“你最敬爱中国古代的圣人，但你最不爱浮夸遥远的光荣……我们懂得你的刺耳警心的言论，不是对国家尊严的伤害，而是一个再造文明、复兴民族的关键。”[7]（P204—205）最后，还应指出，自40年代起，胡适的文化思想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化的某些回归和认同的趋向，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同样的误解也发生在文化保守者身上。人们往往过于强调其维护传统文化的一面，其实，文化保守人物不同于墨守成规、故步自封的顽固派，他们也不认为传统文化尽善尽美，不否认其需加改造方可适应现代社会。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的著名人物包括康有为、章太炎等都对传统文化作过批判，后来的梁漱溟等也长期致力于对儒学的改造。如康有为早年对古文经的否定，章太炎早年的“诋孔”，这对后来的文化激进主义者产生了启发和影响的作用。其中，章太炎的影响尤为突出，鲁迅、周作人、陈独秀、吴虞、胡适等文化激进者都受其影响。鲁迅追忆当年受教之情时称：“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8]（P47—48）尽管康、章等人对传统的批判与文化激进者的出发点并不相同，但确实对文化激进者有所启发。1922年，柳翼谋致书章太炎，指责他应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孔负责，章太炎复信表示接受并做了痛切的反省，自我斥责当年的反孔言论“乃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9]（下册，P763）。
总之，抛弃长期以来的误解，就可见文化保守者和文化激进者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如后人想象的那样严峻，两大思潮在此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影响和启发的关系。
（二）焦点之二：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文化保守者与文化激进者存在着原则分歧。但是，应承认这样两个事实：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激进者的西化观点被夸大了；二是在引进西学方面，文化保守者的贡献被忽视了。所以，以往人们对双方分歧的理解也不尽合实际。
一般来说，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保守者在原则上也不绝对否定学习、引进西方文化的必要性，但持抑西扬中的文化取向，使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他们观念的典型表述。相比之下，文化激进者则持西化的立场，甚至主张全盘西化。但也应看到，即使在文化激进者中，持全盘西化立场者也是少数。
长期以来，胡适被认为是全盘西化的首倡者和代表性人物。1929年，他在上海的《中国基督教年鉴》上发表了《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提出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 ernization）的主张，由于文章是用英文撰写，发表于读者面窄的宗教刊物上，故影响有限。相比之下，他发表于1935年的赞同全盘西化的宣言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若加深究，就可见问题并非如想象的那样简单。事实上，胡适此举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与这年1月发生的两件事的刺激有一定关系。
1935年1月，胡适到香港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对香港的文化、教育颇多溢美之词，引起了广东当局及中山、岭南等大学的不满，广东当局及教育界公开抨击他的演讲和文化观点，同时取消了对他的邀请，令胡适十分难堪。无独有偶，1月10日，上海《文化建设》杂志发表了具有国民党官方背景的“十教授宣言”，宣言反对复古和模仿英、美、苏俄，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建设未来新文化。这激起了胡适的反感，于是撰文反对。3月17日，他干脆在其所主持的《独立评论》第142号的“编者后记”中宣称赞成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一时间舆论大哗，纷争四起。可见，胡适此举是对刺激的反应而带有较大的偶然性，难免情绪化的因素而把话说得过头。
有这样一个事实不应忽视，就在胡适表示赞成全盘西化的宣言中，居然就有这样的话：“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中调和的途径上去。”[10]（P433）这就表明，其全盘西化的提法带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和宣传上的策略。“十教授宣言”的发表者之一王新命曾嘲讽说：“胡适是主张自己向着西化的怀抱猛扑，让中国固有的文化自然而然地从西化怀里拽自己回到中国本位”，即以“全盘西化”为出发点，以“半盘西化”为最终目的[10]（P433）。难怪“全盘西化论”的坚定主张者陈序经也不承认胡适是该派中人，他著《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认为胡适是折中派，称：“胡先生所说的西化，不外是部分的西化，非全盘西化。”
而且，胡适在表示拥护全盘西化的不长时间后就修正了原来立场。1935年6月30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改口不提全盘西化，而用相对模糊的所谓“充分世界化”的说法。此后，他再未提什么“全盘西化”。几十年之后，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干脆指出：“胡先生过去说‘全盘西化’，后来因这个名词不恰当改成‘充分世界化’。今天看来，用最确切的话来表述他的用意，就是‘现代化’。”[11]（P35）
由此可见，胡适文化观中的不少因素被不同程度地夸大了，而这一夸大具有某些政治的背景和用意。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文化保守者持抑西扬中的文化取向，但他们却对引进西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晚清时代开始，根据“变器卫道”的新思路，文化保守者就致力于引进西方文化的工作。如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导者；张之洞是中国工业化的巨头；康有为则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先锋，他曾倡言民权立宪，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政事同权。他们的主张与实践，为中国引进西学打开了通道。后来，康有为开了以西学诠释儒学的先河，章太炎对西方人文科学的理论、方法也有运用和介绍。至于梁漱溟开创的现代新儒学，更是以西方哲学的形式来解释儒学，这在当时的思想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就此来说，持抑西扬中立场的文化保守者在实践上反而比文化激进者似乎更“激进”。
总之，人们长期以来对文化保守者和文化激进者的立场均有一定程度的误解或夸大，如排除这些因素，就可见双方在对待传统文化和中国未来文化的走向问题上明显存在着相互启发、渗透的关系，彼此的分歧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严重。
二、在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与文化激进思潮有时存在着共同的努力方向和认识上的共识
（一）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是文化保守与文化激进者的共同努力方向，双方代表人物在此均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要想使中国的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对其加以改造。为此，张之洞、章太炎、康有为以及民国时期的吴宓、陈寅恪等文化保守者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比较而言，作为文化激进人物的胡适所起的作用似乎更大些。他一生虽然也从事社会改革，做过政治、外交工作，但真正兴趣还是在学术研究上。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就张起了“整理国故”的旗帜。在其提倡下，1921年11月，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为主任，招收研究生；1923年1月，创办《国学季刊》，断断续续办到1950年。他身体力行，尤其是对《水经注》的校勘、纠谬倾注了大量的心力，在整理中国古典文献方面所下的工夫是一般的文化保守者难以比拟的。
胡适整理国故并不是“揭家丑”，他不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他在说明其整理国故的用意时曾表述：“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12]（P277、285）。上面所说的“乱七八糟”、“无头无脑”、“胡说谬解”、“武断迷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但从中寻出“条理脉络”、“前因后果”、“真意义”、“真价值”则是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当然，在“新”与“旧”，“将来”与“过去”的权衡上，他更看重前者。这促进了中国学术的新陈代谢和现代转型，曾有学者断言：“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是他所说的‘再造文明’。”[5]（P7）
胡适追求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他提倡白话文，用新体裁写诗歌，写哲学，写戏剧，对改造中国文化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以中国文化道统的孤臣孽子自居的文化保守思潮代表人物梁漱溟的国学造诣远在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文化激进者之下，他自己甚至承认，其年轻时对儒家经典竟未一读（注：梁漱溟回忆其小学、中学的学习时说：“读一些教科书，终竟置中国古经书未读。”（参见《梁漱溟集》，第56页，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可见，不能低估文化激进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贡献。他们是破坏者，更是建设者。
（二）在民族立场上，无论是文化保守者，还是文化激进者，均在捍卫民族独立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早在晚清时代，康有为就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直接把文化兴衰与国家存亡相联系，章太炎更是自称“民族主义者”，提出“用国粹激动种性”，可见其文化保守的目的是为了振奋民族精神。同样，具有文化激进色彩的五四运动的直接契机就是反对东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宰割。曾宣称中西文化“根本性质极端相反……存其一必废其一”[12]（P14—19）的陈独秀，也是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胡适在抗日战争期间出使美国，坚持民族立场不动摇；而梁漱溟则奔波于抗日前线的枪林弹雨之中。
（三）在国情的认识上，文化保守者与文化激进者有着很多共同语言
以梁漱溟和胡适为例，在讨论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问题上，梁漱溟与胡适的观点几乎完全相同。这分见于胡适1941年发表的英语论文《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和梁漱溟1949年的《中国文化要义》。另外，胡适曾提出所谓“五鬼闹中华”的观点，开始梁漱溟不同意，但后来也表示基本赞同。还有学者指出，梁漱溟和胡适“他们两人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的标准来论断中国的社会”[4]（P135）。
（四）在争取民主方面，中国近代的文化激进者大多是政治上的民主主义者；同样，文化保守者也坚决反对专制独裁，在此二者有着明显的共同点，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自晚清时代起，二者就具有这类共同特点，并延续于整个近代社会中。在文化观上与胡适势不两立的文化保守人物徐复观在悼念胡适的文中曾说：“我于胡先生的学问，虽有微辞，于胡先生对文化的态度，虽有责难，但一贯尊重他对民主自由的追求。”[11]（P134）可见二者在民主方面有着一致的努力方向。
（五）在培育新国民方面，无论是文化保守者还是激进者，均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努力，是中国启蒙思潮的先驱
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兴起于晚清时期，鼎盛于“五四”前后，早期代表人物有严复、梁启超、陈天华等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们认为，民德的高下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所以要从“新民”入手。这些人在文化观上多倾向于激进。无独有偶，当时的文化保守思潮代表人物也注意于此。如国粹派提出“陶铸国魂”，强调公德，主张群体奉献精神。章太炎指出：“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9]（上册，P310）提出当务之急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9]（上册，P272）。
到民国时期，文化保守与文化激进的代表人物依然在此倾注了很大的注意力。如胡适在北京大学工作达十九年之久，历任教师、系主任、校长。此间，他提倡“教育救国论”，认为教育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教育是实行民主的基础，为此而做了许多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学生，活跃于整个20世纪学术、政治舞台上的很多著名人物均出其门。同样，梁漱溟也身体力行，创办乡村教育，以力行者和活动家的身份出现于社会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之，无论是文化保守还是文化激进，这看似南辕北辙的两大思潮在某些情况下却有着一致的努力方向和认识上的某些共识，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些以往被忽视的事实表明，这两大思潮均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积极因素。
三、文化保守与文化激进两大思潮之间并非壁垒森严，而是存在着较好的师友关系和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情况，二者间的分歧与对立由于政治因素而被人为地夸大了
在师友关系和互相渗透方面，如康有为的疑古，实际上引导、启发了很多激进者去反传统。鲁迅则是章太炎的学生。胡适与文化保守者章士钊、陈寅恪等人的关系很好，对梁漱溟也十分敬重；相反，对于像李石曾那样的极端的文化激进者则深恶痛绝，1927年为反对李石曾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居然与国民党高层人物吴稚晖对骂。
还有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文化激进或自由主义思想家晚年的文化思想有时会发生某些转变，一定程度地倾向于文化保守。例如，严复、梁启超、殷海光等人晚年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转变。严复称：“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13]（P572）晚年的梁启超也发出了“欧洲破产”的呼声；而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临终前则认同传统文化价值。这是文化思想史上常见的一种殊途同归的现象。这种看似突然的大转折，只能表明其思想渊源与文化保守思潮有着深层的联系。
当然，既然提及殷海光的转变，就不能不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中国自由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大本营迁往海外，之中的思想家们或出于对故国的思念，或出于政治原因，而缓和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立场。这在胡适身上也有所体现，而且他的转变早在40年代就已见端倪。他开始注意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合理因素的发掘，笼统否定传统文化的言论已很少见了。当然，我们固然不能说胡适转变成了文化保守者，但其文化观念确实发生了一些转变。
可见，无论是文化保守思潮，还是文化激进思潮，它们都生长在中国近代特殊的社会环境里，面临、思考着共同的时代主题，其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方法有时也有着较大的一致性。但二者的关系被夸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则与政治因素有关。应当承认，这两大思潮的文化主张都存在着被曲解的情况，二者间的鸿沟被人为地夸大了。
回顾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百年的发展历程，笔者不得不说，在文化走向上，无论是“保守”还是“激进”，虽然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又都未能取得主导支配的地位；在政治方面，二者因共同反对专制、独裁，倡导民主而长期受到主流政治的排斥。这种不见容于主流政治和官方意识形态而备受“围剿”的经历导致了二者的很多观点被曲解。于是，文化保守就是顽固守旧和开倒车，文化激进就成了“全盘西化”和彻底否定传统的代名词。而且，国民党的“围剿”有时是利用一派批判另一派，有时个别学者出于某种目的与国民政府相为表里，积极从事批判，结果从表面看来，二者的分歧难免就是判若天渊了。
例如，胡适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因为反对一党独裁、主张自由主义而屡遭“围剿”，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这种批判依然持续着。国民党固然不能公开批判其所揭示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原则，于是，便从文化上寻找突破口，抓住其曾表述的“全盘西化”不放，夸大渲染，坐定其为“中国文化罪人”的罪名。早在1935年1月9日，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何键曾致电广东当局，攻击胡适，指斥他：“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煽惑无知青年，复于《独立评论》撰文极词丑诋，公然为共匪张目。”[14]（P457—458）再则，国民党批判胡适往往挑动一派批判另一派，个别“当代新儒家”或受其暗中指使，或抱门户之见，积极从事了这一批判。这使得国民党的批胡带有一定的“学术”色彩和舆论自发的表象。而在大陆学者能客观地研究胡适的今天，如不深察这类观点背景的话，很容易受其左右。
综上所述，说中国近代文化保守思潮与文化激进思潮存在着共通共融，并非要抹杀二者的分野。由于他们的各自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并不一致，在文化观上必然也存在着本质的差异。笔者这里强调二者的共通之处，目的是为了深入认识历史。因为近代中国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社会，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上，就产生了中西新旧的对立。无论是文化保守者，还是文化激进者，其文化观都是个矛盾的统一体，彼此之间除了互相对立外，往往还表现为互相渗透、启发的关系，绝对偏颇地维护传统和倡导西化者均属于个别现象。两大思潮都为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做出了贡献，是文化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这是缘于它们均产生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面临着共同的时代主题，因此，存在联系和共通之处就是必然的了。研究这一段历史，既要看到其相互之间的区别，也要看到其彼此联系的一面。只有深入认识这些思潮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深入理解近代社会的文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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