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生态视域下的师德舆论困境:生成与化解
岳 涛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摘 要: 网络环境作为一种舆论传播生态场域,具有传播效应的聚焦性、传播逻辑的非常规性和传播走向的不确定性等特征。师德问题在网络舆论生态中容易被放大和被舆论走向所影响,从而使得师德主体陷入舆论困境。其生成机理在于:部分教师的失德行为因网络的聚焦被人们误解为师德的集体滑坡;师德争议问题的解决可能因网络舆情的介入而超出教育自身规定性;师德自身的价值领地和意义世界可能因舆论的非理性干扰而走向荒芜。师德舆论困境的化解,在于教育管理部门对争议案件的合理处置和对舆情的智慧引导;教师权限及行为界限等细则问题有待师德政策法规的确立和完善。
关键词: 网络生态;师德;舆论困境;生成;化解
师德建设是关系到教育品质、学生未来和全民福祉的大事,因此容易成为社会聚焦的热点话题。近年来,在互联网上,但凡有教师虐童、体罚、有偿补课、收受贿赂等师德案件的发生,都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这一方面是好事,全民关心可能为师德建设提供有力的舆论监督;但是另一方面,在师德话题的讨论中也出现诸多非理性的成分需要警觉。在当前的网络舆论环境下,许多师德案件有着类似的发展逻辑:案件在网络曝光;涉事教师被声讨;涉事单位谨慎给出处理意见。最后的结果也大致相似,事件基本以涉事教师被惩处、网络舆情被安抚而告终。
邹磊表示,良好的产品功效可以直观地改变农民原有的认知,使其认可并接受新型肥料产品,这也是目前液体肥等产品集中在种植周期短、见效快的蔬菜种植区推广的原因所在。新型肥料的推广更需要服务支持,传统经销商技术的缺乏导致新型肥料产品在推广中出现服务滞后或缺失,需要厂商打造出优秀的技术服务团队,构建起产品与服务的双核驱动。邹磊表示,随着液体肥等新型肥料市场的完善以及推广成本的下降,产品价格会逐渐下降并趋于理性,将形成更加健全的市场机制。
目前,学校在进行体育教育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应试教育因素的影响,学校过度重视德育的教育,而忽略了体育的教育,并且在其中过度重视体育的教育,使得学生缺乏一定的体育锻炼。在以往我国对学生的体制进行监测时,结果表明,我国学生的心肺耐力情况逐渐降低,同时视力不良情况逐渐增多,大部分学生的身体素质较低。
然而,尽管网络舆论在监督教师失德失范上有其独到的正面价值,但过犹不及。在这样一种教师经常被批评的网络舆论氛围之下,“师德”悄然间成为教师们敏感的话题,一点小错就为舆论所不容忍;对教师群体的揶揄或言语攻击在网络上频现;管学生不对、不管学生也不对成为令教师焦虑的师德两难问题;即使是让教师群体引以为自豪的教师节也逐渐变味,成为教师口中自嘲的 “教师劫”……这一切现象都昭示着:师德话题已经让教师群体深陷网络语言暴力的泥潭,在网络生态中遭遇着前所未有的舆论困境。那么,这种师德舆论困境是如何生成的?它与今天的网络舆论生态有着怎样的关系?又该如何化解这种困境,还教师一个风清气正的师德网络舆论环境呢?
一、网络生态及其特征
网络生态是一个基于生态学的学科逻辑而衍生出的概念范畴。“它是指在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双重影响下,网络舆论主体围绕网络舆论客体展开信息生产、传播、消费、分解等活动形成的一种舆论生存状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构成了网络舆论产生的社会环境。”[1]在这样一个舆论传播场域中,既有着来自不同背景、族群、文化、立场的多元舆论主体的参与;同时,在互联网自身的关切范围中,又有着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社会要素的杂糅。这也注定了作为一种传播舆论场域的网络生态,有着区别于传统媒体舆论场的特殊性。
1.网络生态具有传播效应的聚焦性
在实际生活中,刑事案件往往还存在一些人脸图像受光照、姿态变化和遮挡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方法的鲁棒性和自适用性,在遮挡人脸、侧面人脸,光照人脸等受外部因素影响的人脸图像上进行实验,部分实验结果如图5所示。由实验结果可见,人脸6帽子帽带存在颜色的偏差,由于头发被帽子遮掩,帽子被模型误认为是头发,训练效果达不到理想的状态,加入帽子等遮挡物的文本描述,强化训练效果,是后期需继续研究的工作。但是由其他图像结果可见,本文方法在人脸图像受外部因素影响下,也能达到较好的翻译效果。
近年来曝光的师德案,除了占多数的教师明显失德的案例外,其实还有相当数量的争议案件。按照常规逻辑,对于师德相关争议事件的解决,取决于事情自身的真相与本质,取决于教育自身的规定性。如果一位教师确实有了失德、失范行为,理应接受批评和惩罚,这是基本的前提。然而,不同于其他教育问题,师德是教师得以挺立的根本,师德对于一名教师而言,是不容有污点、具备一票否决权重的重要指标。因而师德问题也成为教师 “不能承受之重”——在师德上,一点小的差错可能导致身败名裂。而作为舆论场域的网络生态,恰恰具备将师德争议案例推向大众聚焦、最后由舆情左右的可能性。
朱易成为了美国花滑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当不少人称赞她前途无量时,这位天才少女却毅然放弃在美国的机会,决定回到北京发展,立志要为中国夺金!期间,美方极力挽留失败后,甚至试图通过一些手续问题让朱易留下来,但她还是不顾一切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因为朱易经常听父亲对她讲,他最大的梦想便是女儿将来能打破欧美强手长期对花滑项目的垄断,将来代表中国参战,为祖国夺金!父亲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动着激动的泪光。父亲的鼓励,让朱易深深记在了心里。
2.网络生态具有传播逻辑的非常规性
作为舆论场域的网络生态环境,其有着不同于传统媒介的传播逻辑。首先,互联网是一个联动的、开放性的复杂系统,能够包容一切,又能成就或毁灭一切,而这背后,缺乏一个必然的理性传播逻辑。事件的舆情发展常常呈现出转变速度快、幅度大、触发事件偏转的转折点出现突然,以及舆情发展结果让人们始料未及等现象。这一切,不可以常规传播逻辑推演和把控。
其次,从网络舆论的主体来看,每一个网络舆论的参与者都是网络生态的缔造者,而这些主体由于个体差异,容易形成不确定的舆论力量,影响着舆论的发展。不同主体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知识水平、阶层、利益诉求、价值观念等的不同,面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与评论都会有所不同,这就会带来网络舆情的纷争与纠葛、多种元素的冲突与杂糅。“从表达意愿和表达内容看,‘沉默的螺旋’效应依旧存在,且‘非理性表达’和虚假表达的痕迹明显。”[2]
师德的意义世界和价值领地的荒芜,对于师德是根本性的伤害。从内在而言,意义世界的荒芜会让教师群体对于教师职业身份的认同走向淡漠;而价值领地的丧失、模糊化会让教师在教育教学行为中不敢坚持教育者应坚守的原则,不敢坚持正确的价值判断,而与网络舆论同浮沉;长此以往,教育自身就会出现无法弥合的裂痕。从外在而言,师德的意义世界和价值领地的荒芜,在网络舆论生态中,可能演绎出更为极端的现实。例如,教师被道德绑架,师德标准圣人化。而教师群体毕竟不是圣人,也有正常的生活需求,这就带来了困扰:教师的崇高德行、牺牲与付出被认为理所当然,而一件小错却为舆论所不容。“伴随全社会范围内伦理道德体系的转型,教师拥有了走下神坛的机会,但无私奉献仍然是师德标兵的首要标识,给师德建设带来特殊的困难。”[8]如此,教师身上背负沉重的道德枷锁,极度克制自身作为自然人的合理欲望,而不敢有正常诉求的表达,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进一步沉沦。
3.网络生态具有传播走向的不确定性
教师道德,原本有其自身得以挺立的意义世界。比如说来自人类教育的初衷,为了传播文明、弘扬真善美、传授知识技艺;来自成人对于帮助儿童成长的义务;来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来自教育自身的规定性——这是教师德行最根本的依据。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教师仰仗着 “传道、授业、解惑”的权威道统而行教于世,拥有较高的道德声誉和社会地位。然而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在互联网高度的曝光率之下被人们注视、评价和指点。与此同时,多元的价值主张和诉求通过互联网纷纷向教师涌来,这种情况之下,教师往往无所适从。尤其是面临着诸多价值选择两难,例如,高强度工作之于低收入、放弃惩戒之于放任学生……这意味着,师德本身得以挺立的意义世界和价值领地或因网络价值的侵入而走向荒芜。
二、网络生态中师德舆论困境的生成机理
1.网络聚焦效应:部分教师失德现象引发师德整体滑坡错觉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师德集体滑坡的整体观感呢?是互联网生态所具备的传播效应的聚焦性。网络传媒可以将全时全域的信息汇集于一体,并同时呈现于所有受众之耳目,且所有受众又可以凭网络平台发起讨论、挖掘和二次传播。试想,如果将233件师德案例平均放入11年的时段中,则师德案以平均每年21.18次的频次曝光于网络,对于一个网络受众而言,则意味着每17天就会有一件师德案爆发,而这些案例里又确实以教师失德居多,可能上一个案件的舆论热度尚未消失,新的案件又已产生。在接连不断的信息轰炸中,网络主体怎么不会产生师德滑坡的观感呢?然而谁又会想到这是发生在1500万左右庞大的教师队伍中的个别教师的事件呢?随着真相的明确,我们会发现,原来真正的问题不是教师群体发生了师德滑坡,而是师德话题在网络生态长期浸润之下所形成的针对教师的惯性的语言暴力。“一些教师身上的师德缺失正在动摇着长久以来矗立在人们心目中的师德大厦。”[7]这一切,不过是部分教师失德行为因网络的聚焦效应而形成师德集体滑坡的错觉,进而导致了舆论主体对于教师群体的师德评价整体下行。
不可否认的是,在教师群体中,确实有一些师德堪忧甚至恶劣的教师,因为他们的失德失范,极大地破坏了教师群体的师德形象,引发社会对教师群体的不满。然而,离开教师队伍的体量,只通过教师失德案件的频发来判定教师群体的师德状况,本身值得进一步商榷。全国教师队伍的体量有多大?其中发生失德失范行为的教师是多少?占多大比例?——根据有关学者对于近十年来网络上报道传播的师德案的收集与统计,自2008年范美忠案迄今,被网络所报道、传播的师德案件有233件①。假定这些案例里的教师角色都是反面形象,与此相应,我国教师队伍的体量2005年的官方数据为1301.86万人[5],至 2017年数字上升为 1626.9万人 [6]。那么,从2008年5月迄今已足11年,则年均发生师德案的次数为21.18次。在这11年中,常年教师体量取中位数约为1450万,那么意味着在中国庞大的教师群体中,有失德行为 (并被曝光)的教师比例只有约百万分之一点四六。退而言之,假使由于时间的流逝,部分案件在网络上因为各种缘故未在今年被统计到,而统计到的师德案例又不足以覆盖整个教师体系中的失德行为——即使将该数据再扩大10倍,这一失德群体所占整个教师群体的比例依然不到万分之一。这说明我国的教师队伍整体上恰恰是师德纯洁度很高的职业人群。
2.网络主体介入:师德争议问题的解决超出教育自身规定性
地径生长较好的种源是四川广元市、江苏盐城市、广东广州市等7个种源,地径生长超过0.70 cm;其次是江苏南通市、福建龙岩市、江西丰城市等9个种源,地径生长在0.5~0.7 cm;地径生长较差的江西乐安县和吉水县,分别为0.44 cm和0.46 cm。家系地径生长较好的是广元市023、广元市025、张家界市009等6个家系,地径生长在0.80 cm以上;其次是南通市001、厦门市018、瑞昌市029等34个家系,地径生长在0.60~0.80 cm之间;张家界市008、龙岩市016、乐安县038等12个家系地径低于0.60 cm。
例如网络常爆出的教师体罚学生案例,我们常见的结果是,教师因此被通报批评、诫勉谈话,甚至被免除职务。导致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教师行为本身,更重要的是网络舆情的推动。事实上,不考虑动机的行为定性是没有意义的,体罚等同于失德是网络舆论形成的默认氛围,而教育自身的话语之下,包括适度体罚在内的惩戒权却是合理甚至必要的,因此以体罚为代表的师德案本身具备争议性。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如果时间往前追溯二三十年,当时的中小学教师体罚学生是大量存在的普遍现象,但当时的教师师德形象似乎要远高于今天的教师。原因何在?追问这些问题,根源在于教育自身的规定性。教育自身的规定性,是教育不同于其他社会体系的独立性,是教育自身的规律性对于教育的规约与限定,不容外界因素的强行干扰。回归教育自身的规定性,教师本来就可以使用一定范围的惩戒权,这是千年以来教育自身必要的方法与手段之一。如果某位教师是出于一个善的初衷对犯错学生行使了惩罚,或许他应该为失当的惩罚行为而导致的结果承担一定责任,但绝非被推向师德的被告席而被网络舆情所审判。然而在复杂多元的网络主体的舆论诉求之下,舆情极易裹胁大众情绪,绕过教育自身的规定性,而使师德直接暴露于非理性的网络舆论中。多元网络舆论主体的介入使得问题的解决不能“在教言教”,超出教育自身的规定性,而变得扩大和泛化。
3.网络价值干扰:作为师德根据的意义世界走向荒芜
在传统的媒体时代,无论是初期的纸媒还是后来的广播、电视等媒介,其背后都有着明确的控制者、引导者、管理者,至少其背后有着某种明确价值的指引。然而,在网络生态的场域之下,这种局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互联网自媒体的出现,使得新的媒介话语形成竞争格局,“‘主流舆论场’和 ‘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之间的离散和整合深刻影响着网络舆论生态的形成和发展”[3]。在此情况下,主流舆论场并不能持续保持话语权的绝对优势。那么对于一件事情的网络舆情传播来看,其传播走向就不再受主流舆论主体的控制,无论是线上舆情还是线下事态的发展,都走向不确定性。而且,这种传播 “裂变传播特征显著”。[4]当然,这种不确定性也并非都是消极的,民间舆论场的存在是各种网络主体,尤其是底层的、非主流舆论主体表达自身诉求的重要渠道,从某种意义上也具备弥补主流舆论场覆盖缺陷、发挥一定程度的舆论监督和制衡的作用。
一是制定健康河湖创建行动方案。开展健康河湖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提出河湖健康的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评价方法和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按照“试点推进—集中治理—核查验收—巩固提升”的步骤思路制定健康河湖创建行动方案。
三、网络生态中师德舆论困境的化解之道
1.及时介入引导,维持网络生态平衡
网络生态作为一种生态体系,本身也具备实现平衡的条件和可能。“从自组织的角度看,网络舆论生态的平衡主要依赖于其天然的运作机理,即以有机运行与动态平衡为主的预决性取向和基于反馈循环链的稳定域维持。”[9]这即是说:首先,网络生态作为一种运动的生态系统,会在运动中形成动态的平衡;其次,通过网络生态与现实世界信息的不断反馈与沟通,最后也能达到循环的平衡。网络终端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具体的社会个体,无论是利益关切者还是围观者,在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希望得知真相,以及事情能够得到公正解决,这是绝大多数舆论主体的共同诉求。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言的民间舆论场的呼声,如果此时主流舆论场不在场或不能及时在场,那么民间舆论场就会持续发声,而导致场域的失衡。想要实现动态的平衡,就需要主流舆论场的及时发声和正确引导。但如果主流舆论场不能还原真相和澄清价值,则民间舆论场可能会形成新的监督敦促的力量,实现对于主流舆论场的再平衡;或者形成大的非理性舆情风暴,迫使主流舆论场满足其诉求。而另一方面,线上舆情与线下问题的处理本身,会形成一种反馈机制,有效的问题处理及信息反馈,会在网络生态中实现循环的平衡。如此,则有利于舆情朝向良性平衡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追求动态的平衡,还是追求循环的平衡,网络生态平衡发展的两条主线——主流舆论场域的在场,以及线上线下的信息反馈,都重合和指向一个重要的关键点,那就是教育管理部门 (以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涉事教师、涉事单位的直接管理部门)的发声、表态与处理——因为其既代表着主流舆论场的发声,也是民间舆论场期待信息反馈之处。所以师德舆论困境的破解,有赖于教育管理部门对真相的公布、表态和智慧处理,同时还要诉诸网络媒体以发挥舆论导引。如此,则网络舆论生态就有了回归平衡的可能性:只要抓住了网络舆论生态的平衡点,依然可以有效引导舆情,使得针对师德的非理性舆情消除,并逐渐形成稳定良性的舆论环境。
2.澄清事实真相,防止舆情扩大或泛化
对于师德争议案例的出现,教育管理部门应及时了解并公布事实真相,不回避事实,不包庇失德;但不能为平息舆情而丧失立场,以惩罚教师作为息事宁人的惯常操作——这样就将争议案例控制在就事论事、因人论人的范畴之下,不使之扩大、泛化和失控。教师的失德失范行为自然会受到相应的惩处;而师德无亏的争议案例中,教师的清白及合法权益也理应被坚决保护。
当然,坚持加强教师队伍的道德建设,是预防教师失德、形成良好师德网络舆论环境的应有之义。虽然我们意识到师德网络舆论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网络对于教师个体失德的放大,以及在舆论传播效应中所形成的整体滑坡的错觉,但这不能成为放松教师道德建设的理由,线下师德建设工作应该常抓不懈。
网络每天呈现、传播着地球上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在过去传统的媒介时代,能够如此大批量、多方位、全过程、事无巨细地平行呈现,是根本不可能想象和实现的。然而互联网生态创造了这种可能性,一种将事件曝光于所有网络参与者的目光及舆论评价之下的可能性。如此,一旦某件事情本身具备某种吸人眼球、猎奇或者关乎切身利益的特质,则随时有成长为万众关注的 “网红”事件的可能。而事件本身的发展,也会因为大众的聚焦、更多主体的参与和施加影响,而变得超出原问题的范畴。
冗余分析及方差分解结果显示,水分因子和能量因子两者能解释科尔沁沙地物种丰富度65.5%的变异(图5:a + b + c);水分和能量因子的单独解释率分别为2.1%和16.2%。
进而言之,如果教育相关部门能够坚持做到这些并形成明确的立场,网络舆论生态自然也会逐渐认可这种节奏氛围并形成新的意识氛围:第一,相关部门会及时、透明并公正地裁决问题;第二,师德案例中教师的失德失范行为是个人行为,不是教师群体行为,不能以偏概全;第三,有些情况之下,舆论主体对于教师难免有冤枉、误会的情况发生,多数教师的师德是没有问题的。如此,则关乎师德的舆论氛围将慢慢改善,教师群体的师德形象将逐渐回归,舆论生态也将逐步恢复理性。
3.维护教师价值,建构师德意义世界
网络生态中师德舆论困境的造就,与师德本身的价值模糊和意义世界的荒芜互根互成,恶性循环。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定性,在此规定性之下,教师有独特的价值领地和意义世界,或许有悖于世俗眼光,但符合教育自身的发展、学生成长的规律和师德自身建构的要求。如果教育管理部门对于教师所应追求的价值标准含混不明确,对他们的价值不能做出正确判断,对教师的意义世界漠不关心,那么一旦发生教师价值与世俗价值相冲突的舆论争端,教育管理部门就很难基于教育自身的规定性,对于教师所追求的价值予以理解和公正看待;甚至因为世俗舆论的呼声和干扰,而错误地冤枉一个师德无亏、行为符合教育的规定性、只是行为本身不被世俗所理解的教师。
鉴于此,基于教育自身的规定性,确立教师所应追求的价值标准,进而形成教师独立的价值领地、建构师德不受外界左右的意义世界,就显得至关重要,而且是治本之方。教师独特价值领地及师德独立意义世界的建构,将使得师德昂然挺立,师德争议只受师德价值领地和意义世界之规约,而不受外在舆论生态之左右。“将教育本质诉求,学生成长规律及人类福祉这些根本性东西树立为 ‘师德’的意义源泉,并将符合教育本然诉求的、符合人性伦常的品德内化为教师的自然德行,这就是最具本质意义的 ‘师德’。”[10]教师在教育教学行为中,只要是符合师德价值的、符合师德意义世界规定的事情,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即使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也会有某些不确定事件的发生,教师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外界的误会而遭受不白之冤。
4.师德规范具体化,降低网络争议概率
师德争议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师德规范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确立,有法可依能够大大降低师德话题引发网络争议舆情的概率。自教育部2014年颁布 《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等文件以来,教师职业道德问题开始逐步纳入政策法规治理的通道。2018年,《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进行了修订,与此同时,教育部还颁布了 《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法规,对于大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失德行为及处理有了进一步的规定,这是一个积极而可喜的变化,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教师失德失范行为的定性和处理上无法可依的问题。有法可依可以让事件定性明确,让争议弱化,那么师德的网络舆论环境自然也可以得到优化。
然而,目前的政策法规对于教师权限的确立与保护依然有进一步完善的需要,主要体现在师德规范的专业化和具体化程度存在不足。过去政策法规在教师失德失范的语境下规定了“教师不能做什么”,却没有对于 “教师能够做什么”有所规定。例如,教师惩戒权可以在什么情境、什么力度以及行为界限内行使?这一极易引发师德网络争议的重要权限,目前仍有待细则完善。又如,《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年修订)第四条规定,教师 “歧视、侮辱学生,虐待、伤害学生”,属于“应予处理的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11]相比起2014年版 《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年的修订版本虽然取消了将体罚纳入失德的规定,[12]但由于缺乏界限明晰的界定,师德争议的隐患依然存在。这些现实呼吁: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乃至国家立法部门,应该对于容易引发师德争议的教师行为界限、教师权限、教师合法权益的界定等问题,展开相应的政策法规的建设与细则完善,使得相关争议的解决明晰化。进而依法保护教师及学生合法权益、捍卫教育的神圣领地,降低师德话题引发网络舆情的概率,营造风清气正的师德网络舆论生态。
注释:
①该数据源自黄冈师范学院韦耀阳副教授对网络师德案件的系统检索搜集、整理与统计,统计时间跨度为2008年5月至2019年5月。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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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蔡骐,袁会.网络舆论生态的系统特性与管理策略 [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7, (6): 46—52.
[4]陈洪连,李广民.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治理困境与破解之道 [J].东岳论丛,2011,(11): 76—82.
[5]教育部网站.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数[EB/OL].http://www.moe.gov.cn/s78/A03/moe_560/moe_1651/moe_1652/201002/t20100226_27059.html?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6]教育部网站.中国教育概况——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 [EB/OL].http://www.moe.gov.cn/jyb_sjzl/s5990/201810/t20181018_352 0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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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岳涛,李伟.老庄的 “为师之道”对教师发展的实践启示 [J].教育发展研究,2016,(22): 53—57.
[11]教育部.关于印发 《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 (2018年修订)》的通知[EB/OL].http://www.gaomi.gov.cn/gmsjyj/jydd/jydd/201811/t20181116_5112496.html.
[12]教育部.关于印发 《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的通知 [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7002/201401/t2014 0114_163197.html##1.
The Public Opinion Dilemma of Teachers’Ethics in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Ecology:Generation and Resolution
Yue Tao
Abstract: Network environment,as an ecological field of public opinion,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cus,irrationality and uncertainty in its’direction of communication.In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cology,the problem of teachers’morality is easy to be magnified and influenced by the trend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which makes the topics of teachers’morality easier to fall into the dilemma.Its formation mechanism lies in:some teachers’immoral behavior has been misunderstood as the decline of all the teachers’ morality because of the focus of the network.The solution of the disputes over teachers’ ethics goes beyond the stipulation of education itself because of the intervention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The value territory and significance world of teachers’ethics itself has been desolated because of irrational interference of public opinion.The key to resolve the dilemma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of teachers’ethics and reconstructe th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lies in the rational disposal of disputed cases and the wisdom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by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Teachers’authority and behavior boundaries are expected to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Network ecology;Teachers’ethics;Public opinion dilemma;Generation;Resolution
中图分类号: G6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2019)09-0069-07
收稿日期: 2019-05-27
课题项目: 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项目 (T2019016)
作者简介: 岳涛,男,黄冈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教育哲学与教师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 刘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