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北平四高校宋史课程教学探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史论文,北平论文,课程教学论文,民国时期论文,四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6)02-0099-11 朱瑞熙先生在总结二十世纪宋史研究时，专辟一章论《中国宋史学的开创与奠基》。他认为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宋史研究由酝酿期进入开创期，其中蒙文通、陈乐素、张荫麟和邓广铭四人有开创之功。书中并具体考证了四人开设宋史课的时间，推测蒙文通与张荫麟几乎同时在北大、清华开设宋史课程，而张应略晚于蒙，具体开设时间则不确定。①他后来又根据邓广铭的大学成绩单，推定蒙文通1934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的宋史课为国内大学之最早。② 朱先生虽然注意到民国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在宋史教学和学生培养上的贡献，但他的梳理主要基于今人论著或回忆文章等二手材料，未能利用当时的档案，而且只对所谓的四大家作了一番考证，故民国宋史研究的教学和学生培养情况仍有不甚详明之处。而本文主要利用30-40年代北大、清华、燕大、辅仁等北平高校的课程指导书、老师讲义及校刊、学生刊物和毕业论文原稿等材料，初步梳理了民国北平四校宋史课程的开设和毕业论文中宋史选题情况，藉此了解民国时期宋史教学与研究的特点，从一个以往所忽视的片段观察当时的宋史研究是如何展开的。这不仅可弥补过往宋史研究学术史的疏漏，而且能增进我们对近代宋史教研体系演变的认识，对理解1949年以后宋史教学与研究格局的形成不无启发。 一、宋史课程设置与讲授的多元化 20世纪30年代随着新史学体系的建立，在大学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上，也出现了标准化的趋势，逐渐发展出通史和断代史、国别史和专门史课程群组。其中通史逐渐由分期讲授发展成断代史讲授。③宋史课程即属于断代史课程群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课程名或曰宋史，或曰宋辽金元史，或曰辽宋金元史，端视所在大学师资情况而定。由于时间和资料所限，本文仅选取北平地区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燕京大学及辅仁大学四所典型高校作为个案，时段则集中在30、40年代，具体讨论起止各校并不一致，以能表现各校特色为准。 (一)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1917年设立中国史学门，1919年改门为系，史学系走向独立。此后朱希祖长期担任系主任，他一直强调以社会科学治史，主张史学系学生前二年多选修社会科学等基础课程，后二年则随有专精之教员作断代史研究。故在1930-1931年的课程指导书中，朱希祖提出高年级学生必须选定一门“中国分代史研究，随教员常治之史，选择其一，共同研究。例如甲教员常治汉代史，或唐代史，乙教员常治宋代史或元代史……则三四年级生选择其一史，专攻两年，将研究成绩报告，方成毕业。”此课要求学生：“1将某代史句读一遍，以表明读完此史；2将某代史撰述源流及后人重修或考订之历史，编成报告；3将某代史有关系之参考书，及中外杂志上对于某代史之著述，编成一目；4将某代史之历史的地理，并其时代之政治、经济、学术、风俗及其他一切文化，分类研究，各择其一类，撰成有系统的论文；5各时代史各有特殊情形，其研究方法，由担任教员自由指导。”④此课类似于专书研究，而不在宋史知识的系统讲授上，重在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朱氏以南明史研究著称，当时他的研究重心也不在宋史上，但担任了宋史研究的导师。 1931年初朱希祖辞去史学系主任，此课最后应是不了了之。而后系主任由北大校长兼文学院院长的蒋梦麟暂代，10月由归国的西洋中古史和中西交通史专家陈受颐接任，但对史学系影响最大的却是傅斯年。自1931年度始，史学系的课程设置更为规范系统，注重史料的整理，提倡充分的工具，体现了傅斯年的史学观念。⑤ 1931-1932年度的宋史课程由老派学者柯劭忞之子柯昌泗担任，每周四课时。在课程说明中，柯氏论证了宋史研究的意义，并介绍了此课的讲法和具体内容：“《宋史》一书最号繁重(一)宋代享国甚久，事迹过多。(二)汉唐以来政治典章学术思想经五代之乱，渐次递嬗，至宋而大为变化。(三)宋人最重史学，当时学者对其本朝史实多有撰述，即在文集笔记中，亦皆喜谈掌故，史料之多，为历代之冠。(四)宋与辽金西夏蒙古诸蕃等国交涉频繁，情形复杂。凡此诸端，非从《宋史》及各种史料细心钩稽，不能了然。且自宋迄清，国家制度社会风俗以及一切事物类皆沿袭宋人之遗，随时演变。溯其变迁之迹，宜从宋史入手。本课程内容，系将宋史中重要史实，参考各种史料，编为讲义，分别讲述，略见梗概。一面指导学者对宋史加以缜密之研究，及应研究之方法。并随时介绍研究宋史必须参考之书。且对各种史料随时评骘其得失，以资旁证。”⑥柯氏旧学根底深厚，以金石学著称，惟留下一部《语石异同评》，而依此课程说明，也可见其宋史之见识。幸运的是北大图书馆藏有他当年所编的《宋史讲义上》，据此可略窥其宋史研究之心得了。讲义共分为七节：一、太祖得国之本末(论禁军及杯酒释兵权——本节括号中文字，均为作者所做说明，下同)，二、宋初统一之业(论削藩)，三、交州立国(因中夏历朝相传疆索，在宋时有极重大之变改)，四、宋与西夏之战争(论边患)，五、北宋之亡，六、北宋九朝大事概略(北宋政治史略)，七、北宋制度概略(不全)。⑦从内容看，重在政治制度史，虽简略，但时有精彩之论，如：“杯酒所释之兵权为禁军，而非藩镇，宋之削除藩镇，别有计画，与此固无涉也。”“综观宋之得国，以禁军为最大关键。”这与聂崇岐1948年发表《论宋太祖收兵权》一文观点一致。而他对宋代制度史的研究意义有其独特的理解，“自唐末五代以来，典章隳坏，唐以前相承之制，荡然无余。有宋肇兴，补偏救弊，因时制宜，故其法度，始终未能完备。而自宋以后，迄于晚清，多半因其制而递加损益，从未有沿袭汉唐之旧者，此洵中国制度沿革者之一大变迁也。”可惜讲义不全，未能见“自宋迄清，国家制度社会风俗以及一切事物类皆沿袭宋人之遗，随时演变”之迹。 自1932年度，史学系中国史断代研究科目分六或七段、西洋史四段，采取两年一轮回办法，中国史包括上古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辽宋金元史、明清史，宋史和辽金元史时有分合。每年开中国史三或四段、西洋史二段，史学系学生可选修中国史六段、西洋史二段，或西洋史四段、中国史二段。⑧ 1932-1933年度改由赵万里开设宋史，方壮猷开设辽金元史。赵氏的宋史课程“注重介绍新材料以补充旧材料，而尤致力于典制学术艺术风俗文学诸方面”。⑨赵氏此年度还为史学系一年级学生开设必修课中国史料目录学，课程内容“包涵之空间性为中国及高丽安南等旧属国，时间性为史后迄近代。旧史料如正史编年传记实录志乘，新史料如甲骨金石文字档案等并重。图表注重版本”。⑩从两课的课程说明看，他注重新史料及版本目录学及宋代学术、文学史的研究。赵氏时亦担任北大研究院文史部导师，指导的学生论文也多为宋代文学史，如宋词和北宋专家词研究，于此亦可知他兴趣之所在。(11) 1933-1934年度宋史和辽金史停开，1934-1935年度聘请蒙文通开设宋史，姚士鳌(从吾)开设辽金史。蒙氏的宋史课程“注重探讨有宋一代政治之升降，学术之转变，制度之沿革，民族之盛衰，以吕东莱、陈君举、叶水心之说为本，取材于《东都事略》、《南宋书》、《宋朝事实》、《太平治迹》，以济元修《宋史》之阙；更从《文献通考》辑出《建隆编》佚文，以为《宋会要》之纲。”(12)蒙氏重在以浙东学派的史论观察有宋一朝的历史，体现了他宋史研究的特色。而据任继愈回忆，蒙氏此课主要是围绕王安石变法展开的，(13)具体观点与他后来的讲义《北宋变法论稿》应是一脉相承的。 1935年下半年，蒙文通未得北大续聘，其宋史课由姚从吾接手，合并成宋辽金元史一课。据课程指导书，“本课程拟分两部，每部又各分为四编：第一部辽宋的建国与金朝的灭辽破宋。这一部的四编是：第一编：辽宋的建国。第二编：宋辽的对峙与王安石的变法。第三编：金朝与他的灭辽破宋。第四编：南宋与建都燕京以后的金朝。第二部蒙古的崛兴联宋灭金和忽必烈建立的元朝。这一部的四编是：第一编：成吉思汗时代。第二编：南迁后的金朝与窝阔台的联宋灭金。第三编：蒙古与南宋的对抗与忽必烈的统一中国。第四编：忽必烈统一后的元朝。”(14)从内容看，属中规中矩的政治史叙述，注重宋与辽金元的对峙局势，承袭了他之前开设的辽金元史课程，讲授重心在辽金元史及其与宋的关系上。 1936-1937年，宋辽金元史课程“本年停”。(15)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时期，历史学系(1937-1939年改为历史社会学系)1937-1938年度仍由姚从吾开设辽宋金元史，1938-1939年度由张荫麟开设宋史，1940-1946年度辽金元史和宋史由姚从吾轮番开设。(16)1946年以后，宋史课程则由邓广铭开设。 (二)燕京大学 尚小明先生认为燕大是最早施行断代史教学的大学，早在1925-1926年度即有开设宋元史的计划，(17)但因开课老师常乃惪辞职未果。燕大的宋辽金元史最早由张星烺1928-1929年度开设，“讨论此数朝之民族兴亡，政府组织，当时国际交涉特别文化。”(18)而燕京大学中国断代史课程的开设很有特点，如1928-1929年由孟世杰任包揽其余断代史的讲授，1931年以后，除上古史由顾颉刚主讲、宋辽金元史由张星烺担任外，秦汉史至明清史四段一直由邓之诚负责。 张星烺时任辅仁大学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故在燕京大学任兼职讲师。他长期在燕大讲授此课，讲课内容变化也不大，如1935-1936年度此课仍“讨论此数朝之民族兴亡，政府组织，当时国际交涉，宋朝长期太平及各种文艺学术，西夏负固西北，西辽之建国中央亚细亚，元初西征事迹，元初各种建设事业，元代世界交通及其特别文化”。(19)与1928-1929年度大纲相比，虽有详略之别，但并无实质性的改变。 1940-1941年度，系主任齐思和聘请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副主任聂崇岐开设宋史课，“课程内容略分四部：一、宋代内政外交之梗概，二、宋代典章制度之变革，三、各种学术之特点，四、民生状况与社会风俗。”(20)宋史课旨在普及宋史知识，聂氏同时开设更专门的宋史研究，指导学生做专题研究。(21)1941-1942年度，宋史课“本年度不开班”，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被关闭，此课结束。1946年燕大复员之后，宋史课仍由聂氏开设。 (三)清华大学 清华学校于1925年改制，设立大学部。1928年罗家伦出任校长后，进行大学改革，1929年聘蒋廷黻为历史学系主任。蒋氏重视社会科学，并起用一批新人，给以充足时间，让他们开设专题课程，形成清华历史学系特有学风。 具体到宋史课的设置，最早可追溯到1929-1930年度由兼任讲师张星烺开设的宋辽金元史，此课程四学分，讲授一学年，“注重塞外民族之生活风俗、历史及对于中国各朝之关系，蒙古人膨胀之详细经过，各外族同化于中国之历史及北族助长中国文化之经过”，(22)关注风俗文化及民族关系方面的内容。直至1933-1934年度，张星烺仍在清华开设过宋辽金元史课程。(23) 1934-1935年度则改聘任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专任讲师(相当于副教授)张荫麟开设宋史，但注明要“明年开班”，而1935-1936和1936-1937年度的课程一览中宋史均注明“本年暂缺”。(24)故张荫麟原计划于1935-1936年度开设的宋史，因其接受国防设计委员聘请撰写高中教科书(即《中国史纲》)，特向清华请假，最终乃成一纸上之计划。(25)而张荫麟的宋史在1938年至1939年度才首次在西南联大历史社会学系为三四年级学生开设，时间是上下二学期。(26) 但张荫麟的宋史研究可能始于1935年前后，从1936年4月份发表《沈括编年事辑》，到他1942年去世，短短六年间，发表了二十余篇宋史论文。所以张荫麟在清华虽未及开设宋史课，但从他的课程说明所设计的内容看，亦可见他宋史研究之特色，故特征引如下：“本学程从社会组织，学术思想，大人物，及政治变动四方面考察，约自纪元九五〇至一二八〇年间之历史，并说明以上四因素之相互关系。”(27)对照他所发表的宋史论文，其主题也基本不出此四个方面。 选修过此课的李埏回忆他上课的情形说：“宋史课一开始，他就教我们读《宋史纪事本末》……课上只讲专题，很富启发性。他总是每两三周，提出一个问题，指定几卷书，要我们从那几卷书找材料，去解决问题。……他用这种办法，训练我们一步步地学会独立做研究工作。”(28)据此，他的宋史课糅合其治宋史之心得，重在训练学生做研究，而不单是普及宋史知识。 1946年清华大学复员后，历史学系为二至四年级学生开设宋史选修课，每周二至三小时，二学期，应由专任讲师丁则良讲授。(29) (四)辅仁大学 辅仁大学宋辽金元史的首次开设是在1929-1930年度，虽然课程表上没有说明开课者及其讲述内容，(30)但之后此课一直是由张星烺担任，推测之前也应是由张星烺讲授。此课是三年级必修课，每周三小时，二学期，主要“讨论此数朝之民族兴亡，政府组织，当时国际交涉，元初西征事迹，元初蒙人西征事迹，元世祖之建设事业，元时世界交通及其特别文化。”(31)除缺少关于西夏史的说明外，与燕大的课程说明基本一致，故其讲法也应无大的差异。 北大图书馆藏有一部辅仁大学的《宋辽金元史》讲义，对了解张星烺的宋辽金元史讲课体系有重要的价值。讲义共分为26章，307页，其中前5章讲辽史，61页；中间6章讲宋史，86页；剩余15章讲元史，160页，可见其重心在辽、元史上。(32)若单就宋史而论，分量严重不足，只是介绍些宋朝的基本史实，观点上也以赵翼《廿二史札记》为主。上过此课的夏鼐当时评价说：“张星烺先生编的讲义并不见佳，取材大致从《宋史》及《宋史纪事本末》，未经融会贯通，所采录屑细史实过多。”(33) 以上即是北平四校史学系宋史课的开设情况。首先，宋史课的设置必须放在当时史学系课程改革的背景当中理解，宋史或宋辽金元史课作为中国断代史教学中的一环，在30年代的大学史学系中逐步开设起来，是新史学体系制度化的表现之一，有其必然性。 其次，从开课老师的流动性看，在北京大学开设宋史课的老师先后有朱希祖、柯昌泗、赵万里、蒙文通、姚从吾、邓广铭，燕大先后有张星烺、聂崇岐，清华则有张星烺、张荫麟、丁则良。最早可能是由张星烺开设，时间大致在1930年前后。北大30年代初期变动最大，直至姚从吾开设宋辽金元史才稳定下来，后由邓广铭接替；燕大和清华一开始是聘请外校的张星烺讲授，后由自身培养出来的宋史学者聂崇岐、张荫麟、丁则良接替开设；辅仁自始即由张星烺一人开设。 再次，当时并没有断代而治宋史的学者，故最初一批开设宋史课的学者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学术贡献主要也不在宋史上。尽管只发现两部当时的宋史讲义，其余仅能从课程说明中稍见其讲述的内容和特色，如柯昌泗的宋史讲义，材料和表述有其传统一面，却见解深刻；张星烺在清华、燕大、辅仁的宋辽金元史课程说明基本相同，具体讲法也应相同，他的讲义关注民族、文化及基本史实；赵万里则重视新旧史料的发掘；蒙文通从浙东学派看宋代历史；姚从吾关注辽金元民族的历史，这些都与之前各自的学术积累和兴趣有关，故最早一批开设的宋史课讲法多元，各有特色。但在宋史课的开设后期，由各校自身培养出的宋史专家接替开设，而以他们个人研究为基础开出的宋史课也逐步走向成熟，宋史教学逐渐从多元化的讲授发展成大致稳定的叙述，如张荫麟、聂崇岐和邓广铭都形成了各自的宋史讲述框架。(34) 二、毕业论文选题与宋史的讲授 民国时期的学生毕业论文能保存至今者甚少，而燕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论文保存却非常之完整，原存北京大学学位论文阅览室，现已划归特藏室保管，清华大学则存有部分民国时期的毕业论文，这些均可从北大、清华大学图书馆网页检索到相关目录。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民国时期的毕业论文则完全不存，但《北京大学周刊》上(1935、1936，1946、1947年)登有各科系的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及其指导老师的布告，《辅仁学志》附录中刊载了1941-1945年辅仁大学史学系毕业论文目录。以此作为核心材料，并结合相应论文原稿及回忆文章，对当时毕业论文中的宋史选题进行梳理，藉以观察学生选题与宋史课的讲授重点及老师指导指导之间的关系，或可增进对当时学位论文写作环节的认识。 (一)北京大学 1935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提交的36篇毕业论文选题中，上古史多请兼职讲师傅斯年或顾颉刚指导，秦汉史、宋史钱穆，辽金元史姚从吾，明清史孟森，中西交通史、西史翻译及西洋史陈受颐、皮名举。其中有四人选做宋史的题目，仅次于辽金元史6篇：分别是邓广铭《浙东学派研究》，张公量《王安石的改革运动》，王毓铨《王安石的生活思想及新政》，廖世雄《宋代的地方制度》，指导老师均为钱穆。(35)杨珏《匈奴之研究》、《王安石之政治思想及其变法》中限选一题，指导老师是对匈奴和蒙元史素有专攻的姚从吾。部分学生甚至有二三个选题，一是可见当时学生兴趣之杂，二也是因为选题方向未定，变动性大。而即使是已经确定选题的学生最后也会因各种原因更改选题，如邓广铭改由胡适指导作《陈龙川传》，傅乐焕改由姚从吾指导作《宋辽交聘使研究》。(36)从总体上看，1935年毕业论文中宋史选题多与王安石变法有关。 1936年提交的27篇毕业论文选题中辽金元史占7篇，而只有两人选择了宋史，且均属宋金关系史，一为尹冠华《宋金和战问题的再检讨》，由钱穆、姚从吾指导；一为牟禄庭《北宋与金人的交涉》，导师为姚从吾。(37) 这二届学生中(1936-1937年)完成宋史选题的毕业论文，目前所能见到的是邓广铭、王毓铨和傅乐焕三人的研究。邓广铭在胡适指导下写出《陈龙川传》，后由独立出版社1944年出版。而王毓铨的论文第一章先在《食货》(第3卷第11、12期)发表，据陶希圣说：“王毓铨先生是北大史学系四年级同学。在本刊第三卷四期曾有论文发表(笔者按：指《清末田赋与农民》一文)，他这篇(《北宋社会经济与政治》)是《王安石传》的第一章的上段。《王安石传》全稿约有十五万字。”(38)论文第五章《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分二期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第5卷第1、2期)上，大致有6万字左右。傅乐焕毕业后进入史语所，专攻辽宋史，继续充实他的毕业论文，后以《宋辽交聘使表稿》发表在《史语所集刊》第十本二分上，而这仅是他《宋辽交涉史研究》的附录部分。(39) 学生论文选题，参照当年学年论文的相关规定，“须各就前二年肄业兴趣所近，拟定研究题目，交呈教授会审查。教授会审定研究题目后，即就题目性质，推定教员担任导师。”(40)所以毕业选题与学生兴趣相关，而他们之前所选修课程是其兴趣的重要来源。从学生在宋史上的选题看，1934-1935年度蒙文通开设的宋史课正是围绕王安石变法展开的，1935年的毕业选题中就多有关注王安石变法者；1935-1936年度姚从吾开设的宋辽金元史中重辽金与宋的关系，而1936年毕业选题中就有二篇是宋金关系研究，说明宋史课的开设和讲授内容会影响到学生毕业论文选题。 但是宋史课的讲授者只是学生论文选题的启发者，并非唯一之影响，学生也会受到其他史学思潮的冲击，表现在论文选题和做法上，就与授课者、指导老师治学特点完全异趣。如王毓铨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具有鲜明的社会经济史取向，就与蒙文通、钱穆和姚从吾治学特点不符，他们对社会经济史也缺乏研究。王毓铨大四时选修过胡适开设的“传记专题实习”，其中所列传记人物就有政治家王安石，他的论文也是此课的作业。(41)而他的做法也与胡适的治学风格不同，主要是受陶希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及魏特夫之影响。毕业后他一度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1938年应魏特夫之邀去美国从事研究，(42)自是可见他早年的学术发展脉络了。 姚从吾1934年自德归国任北大史学系教授，1936年担任系主任，1946年任河南大学校长，在1934年至1946年间，他在北大和西南联大史学系先后开设过辽金元史或宋、辽金元史。姚氏晚年对他在北大的教学有一总结：“回忆在北大主持历史学系时，即又分‘辽宋金元史’为四小部分：(1)‘辽(契丹)与北宋’(九〇七～一一二六)，(2)金(女真)与南宋(一一一四～一二三四)。(3)蒙古初期(一曰四大汗时代，即蒙古与西域诸国，一二〇六～一二五九)。(4)蒙古与东西亚。每一段落，常选一人至三人从事工作。故自弟归国至抗战(昆明)时期，即完全依照上述办法分配。如傅乐焕，邓广铭，杨志玖，方龄贵等先生不下十余人，均曾在此一阶段，共同讲习，担任工作。”(43)他的回忆与前文所列1935-1936年度宋辽金元史课程说明的四编正相吻合。傅乐焕从宋辽关系入手，对辽代的捺钵制度和宋辽交涉史有深入研究，而邓广铭因关注陈亮和辛弃疾，对南宋的历史文献及宋金关系亦有专攻。杨志玖、方龄贵则精研元史，杨氏因在《永乐大典》中发现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史料而一举成名，方氏则以《元上都考》作硕士论文。其余像程溯洛作《宋金归地交涉详考》，傅乐淑作《元明汉籍中所记蒙古色目人的生活》，均可对应姚从吾的人才培养规划。(44)如此看来，姚从吾对北大宋辽金元史研究人才的培养上是有一套整体上的规划，并且已初见成效了，只是后因各种原因他们多已偏离姚氏所设计的研究方向，但不容否认姚氏在北大宋辽金史人才培养上的贡献。 1946年北大复员返平，邓广铭回到北大，开始讲授宋辽金史。当时的毕业论文中宋史选题情况如下：1946年26篇论文中有4篇：米继简《熙宁新法和新旧党争》，杨淑安《唐宋茶道小考》，杨宝贞《宋辽战守疆域考》，张曼德《北宋岁时志略》；1947年44篇论文中有8篇，张競敏《辽代州郡及宋辽关系地图》，汤桂仙《范仲淹》，吕铮《宋王安石之变法》，冯远程《熙宁变法》，赵新月《宋代的役法——由差役法到募役法》，张丕安《北宋与西夏的战争述略》，漆侠《王荆公新法研究》，谢蕴慧《章献明肃太后传》。(45)所有宋史论文均由邓广铭指导，而从学生选题也能看出授课老师的影响，如1947年的选题，有二篇是传记研究，其余则是关于王安石变法、役法、宋辽关系者，均是宋史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燕京大学 燕大历史学系学生毕业论文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现仅据相关目录和论文原稿，就选作宋史者分疏如下：1928年朱士嘉毕业论文是《宋与西夏关系》，指导老师不明，疑为洪业；1933年宫秀作《交子考》，导师邓之诚；1937年王怀中拟作《青苗法之研究》，导师邓之诚；1940年陈瑜作《宋金史纪事互证》，导师邓之诚；1941年姜源清作《宋律考》，导师邓之诚；1947年谢桢作《元祐党人碑》，缪希相(后改名为李涵)作《范仲淹评传》，导师均为聂崇岐；1949年陈仲夫作《宋金交聘仪节考》，导师邓之诚；1951年陈公柔作《熙宁变法在财政上之收获及对后来之影响》，导师聂崇岐。1935年硕士毕业的王育伊作《宋徽宗至孝宗时代宋金之国交》，导师疑为邓之诚，评阅人为陆志韦和张星烺。(46) 后以治宋史知名的聂崇岐并非一开始就选择了宋史，1928年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时，毕业论文是《突厥对外关系考》，此选题可能与他在校期间担任地理协会兼职编务受《地学杂志》的影响有关。1930年他成为洪业主持的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的重要编辑人员，而燕大编纂的引得涉及宋史者甚多，所以他走向宋史研究的道路，可谓是洪业引导安排的结果。(47)据刘子健回忆，洪业也有意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其各治一断代，如齐思和治战国史，瞿同祖治汉史，翁独健、蒙思明治元史，周一良治魏晋南北朝史，聂崇岐治宋史，冯家昇治辽金史，王钟翰治清史等。(48)虽不无事后解释之嫌，但不容否认洪业对燕大历史学系学生研究方向的影响。 《两宋经济重心的转移》一书的作者张家驹，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其学位论文为《宋代东南之繁盛》，后改题《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发表在《食货》1935年第2卷第11期上。而后张氏也一直坚持中国社会中心南迁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于1943年出版了《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编)，其下编其实就是195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一书的初稿。(49)他在毕业论文自序中说：“我国文化区域南迁之动向，历史上最重要之时期有二，一为东晋，二为南宋，而晋又不及宋也。……我国学者亦尝注意及之，然作为专题研究，而致力于著述者，则未之见。去岁余与张亮尘师(张星烺字亮尘)偶谈及毕业论文事，因以今题建议；商之邓文如师，因允为指导。故文章之成，得先生之助最多：如材料之蒐集，体例之指正，莫不经先生之口讲指画者也；又承洪煨莲师指示方法；并志此以表谢忱。”(50)据张氏自序，他的毕业论文，先是由宋辽金元史的讲授者张星烺命题，但却由邓之诚指导搜集材料，洪业指示方法。 其实，这在燕大是颇具代表性的，历史学系的学位论文基本上是由邓、洪二人指导。比如1937年3月17日燕大历史学系在临湖轩召开本学期的第一次学系会议，通过了三、四年级毕业论文题目，并分配导师。古代史选题基本由邓之诚一人包揽，近代史(乾隆以后)则由洪业指导，其中明清史间或两人共同指导，涉及元史则由邓之诚和张星烺指导。(51)当时，洪业主要给三、四年级开设初级史学方法、高级史学方法二门必修课，而邓之诚则开设从秦汉到明清四种断代史，张星烺则擅长中西交通史和元史。所以在毕业论文的指导上，他们也有一定的分工。当时“历史学系的学生最重视自己的毕业论文，大半从三年级的后半，就各自分头会见教授去选择自己研究的范围，然后由学系会议通过，确定题目，分配导师，一到四年级，便开始写作了。”学生花在论文的准备时间长，而且导师也认真，所以论文质量也特别高，毕业论文优秀者多发表在《史学年报》上。而“凡是历史学系的学生，都经过极严格的初、高级历史方法的训练，对于史学写作，所求极苛，态度也最谨严。”(52) 燕大宋史课的讲授者前期为张星烺，后由聂崇岐接替，但学生论文指导老师早期是邓之诚，晚期为聂崇岐。从邓之诚、聂崇岐两人所指导的论文题目看，也与他们各自的兴趣有关系，论题逐渐从宋与辽金关系走向宋代政治、制度史的具体研究。 (三)清华大学 现存可查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宋史的毕业论文，1937年戴振辉所作《宋的建国及其规制》；1947年郑哲夫作《寇准事迹资料辑要》，谢靖亚作《赵普年谱》，孔令仁作《宋高宗建炎航海考察》，刘梅《政宣年间宋金关系》，导师均为丁则良；夏潜蛟做《司马光日记辑佚》。(53) 戴振辉在校期间在《食货》和《大公报·史地周刊》上发表多篇晚唐五代史论文，张荫麟《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文也曾承戴氏指示新材料，可见他在宋史上已初有根基。他的毕业论文讨论的是宋初重要的政治问题，与张氏1941年在《思想与时代》发表了《宋朝的开国与开国规模》或可互观。可惜他毕业后南归故里，一直在中学任教。丁则良是张荫麟1938年在西南联大时指导的学生，论文题目是《秦桧传考证》。1945年他被聘为西南联大历史系专任讲师，1947年去英国伦敦大学专攻苏俄史，(54)故清华大学1947年宋史的毕业论文数量剧减。另外，1940年毕业西南联大的李埏，他的毕业论文《北宋楮币起源考》也是由张荫麟指导。(55) 从上可知，仅从学生论文选题看，清华的宋史研究选题早期受张荫麟指导，后期受丁则良指导，学生论文选题与是否有此方向的授课和研究老师极为相关。 (四)辅仁大学 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宋史研究论文，1941年36篇中有7篇，何凤德《北宋之役法》，王鋆《北宋禁军考》，王秀兰《宋放灯考》，孙炳荣《宋金和战与党争之关系》，祝毓琏《宋代赛庙情形》，尹敬坊《北宋屯田考》，武宗儒《燕京与汴梁风俗比较》。1942年29篇中有4篇，张云超《西夏建国于宋辽间之方策及措施》，刘秉岗《宋徽宗与道教》，邢子疑《川蜀与南宋立国》，牛占谅《宋金交攻下之人民生活》。1943年31篇中有4篇，王文湛《金代猛安谋克之研究》，林孝忠《红袄贼变乱始末》，王兴志《宋初中央集权政治发展史》，李燕来《南宋初士大夫对和战之态度》。1944年27篇中有3篇，李家麟《宋金元三国外交相互之关系》，丛治湘《北宋汴京生活述略》，许德芬《北宋久治与宋太祖羁縻政术之关系》。1945年30篇中仅有1篇，陈家振《北宋学术兴盛与诸帝爱好学问之关系》。(56) 辅仁历史学系毕业论文，首先从论文数量上看，1944年是个分界线，1941-1943年宋史论文选题多，有15篇之多，1944-1945年才4篇。笔者怀疑1944年之前的宋史论文可能是由柴德赓指导，而他1944年初离开北平，直至1946年才返回辅仁任教，正好与宋史论文选题的变化趋势相关。至于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具体情况尚待详考，但应不出柴氏和张星烺之外。其次，从论文选题上看，辅仁的宋史毕业论文已经不再局限于宋辽、宋金关系，已经有对宋代政治、军事、经济等具体制度的研究选题了。 因资料完备程度不一，北平地区四校历史学系宋史选题状况即如上述。随着宋史课的开设，学生受主讲老师的影响，主动选择宋史做毕业论文，而一旦系里不开设宋史课，学生选宋史作毕业论文的人数就会减少，甚至会没有。这说明宋史课的开设已经和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密切联系在一起了。而随着宋史教学和研究的深入，到40年代中后期，在第一代宋史课开设者影响下选择宋史的学生已经成长起来，有各自的研究特色，由他们接替开设宋史课，并指导相关的毕业论文写作，如邓广铭在北大、丁则良在清华等。此时选做宋史的学生，数量上也更多；从研究范围看，比30年代的选题更为深刻细致，而不再局限于宋辽、宋金关系这单一主题上。 三、余论 目前，学界对民国宋史研究的考察，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着眼于学者们的具体论著，重视的是他们所解决的问题、研究视角和使用的材料，而对当时的史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环境关注不够；一是对现代史学的学术体制形成做整体性之观察，而未能具体到宋史研究如何展开上。对此，近现代学术史研究者与宋史研究者都有所贡献，笔者窃不自量，希望能结合两类研究者之所长，通过考察当时宋史课程的开设情况，开课者的讲授特色及代际更替，并与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结合起来，提供一种观察宋史研究如何展开的制度背景，藉此说明宋史研究学术史梳理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有人或许会质疑，不能仅仅根据课程说明就推测出宋史课的讲授内容和特色，而学生毕业论文题目中即使存留下来大部分也并没有多大的学术价值。两种材料确实都有其局限性。课程说明只是开课者大致的设想，最终讲授了什么，还得依靠其他材料来印证。民国时期四校的课程讲授老师多编发讲义，而研究和教学又是一体的，若有讲义存在或相应的论文发表，则可以推见他们讲授的重点和特色所在。(57)虽然大部分学生最终并没有成为学者，毕业论文也不会是他们所作的第一篇论文(对一些优秀学生来说，毕业论文之前即已发表多篇习作)，但毕业论文作为他们早期学术研究的重要实践，从这里可以观察他们的学术起点。他们的选题代表当时宋史教学的成果和未来研究的可能趋势，他们本来有可能成为宋史研究的新生力量，只是由于客观环境和时局等不可抗拒的原因偏向了另外的轨道，从而在后人的学术史叙述中沉寂无声。 学术史的演变是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如时局的嬗变、史学思潮的分化及刊物的导向等外部因素都会影响到一门学科的发展，而课程设置和毕业论文选题既是其中的影响因素，同时也是演变的结果，所以不容忽视。若以此观察二十世纪宋史研究的进程，或许会发现其中延续和断裂并存，充满了偶然与无奈，也能发掘出更多已被忽视的前辈事迹，但这已经不是本文的探讨范围了。 注释： ①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②朱瑞熙：《国内大学最早开设宋史课的准确时间》，《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③参见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217页。尚小明《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近代中国大学史学科系设置考察》，《史学月刊》2011年第8期；《由“分期”史到“断代”史——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之演变》，《史学集刊》2011年第1期；他还对史学系教师的群体特征进行了分析，参见《近代中国大学史学教授群像》，《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④《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30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2470号，1930年10月16日。 ⑤《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6-118页。 ⑥《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31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号：BD1930014，第19-20页。 ⑦柯昌泗生平可参见邓云乡《史学家柯昌泗》，《云乡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305页。《宋史讲义上》，线装本，68页，现藏北京大学古籍部，典藏号为X/071.9/5654/C3。与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合订，只是一学期的讲义，应有《宋史讲义下》专论南宋史。 ⑧《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32年度)，第1页。此规定自二年级开始实行。 ⑨《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32年度)，第3、7页。 ⑩《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32年度)，第3、6页。 (11)《研究院文史部研究生科目及导师名单表》，《北京大学周刊》第19期第1版，1933年1月7日。冀淑英等编《赵万里文集》卷二收录《中国通史纲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614-623页)，其中有三讲内容与宋史有关，虽然不是此课的讲义，但据此可略见他对宋史的讲法，是宋代基本史实的陈列。 (12)《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史学系课程一览》(1934年度)，第111页。 (13)向燕南、杨树坤：《任继愈先生访谈录》，《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4期。 (14)《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史学系》(1935年度)，第129、133-134页。 (15)《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史学系》(1936年度)，第131页。 (16)《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1937-1946年度)，张思敬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153、208、239、276、312、344、378页。 (17)尚小明：《由“分期”史到“断代”史——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之演变》，《史学集刊》2011年第1期。 (18)《燕京大学本科课程一览》(1928年度)，第95页。《私立燕京大学一览》(1930年度)，第66页。 (19)《(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课程一览》(1935年度)，第6-9页。《私立燕京大学一览》(1937年度)，第102页。 (20)马赛屛：《燕京大学历史系课程设置与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1919-1941)》，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0届硕士论文，第34页；《燕京大学课程一览》(1941年度)，二学期，4学分，第51页。燕京大学历史学系1922-1941年课程，可参看李雷波《邓之诚与近代中国史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4届博士论文，第162-173页。 (21)《燕京大学课程一览》(1941年度)，第53-54页。 (22)《国立清华大学本科学程一览·文学院各系学程》(1929年度)，第34页。 (23)《夏鼐日记》第1卷，1934年1月12日、6月8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243页。1934-1935年度以后，张氏在清华仍开设中西交通史和南洋史地等他素有专精的课程。 (24)《国立清华大学一览·历史学系课程一览》(1934年度)，第3、6页；《国立清华大学一览·历史系课程一览》(1935年度)，第2、6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346页。朱潇潇《专科化时代的通才——1920-1940年代的张荫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页)认为张氏开设宋史课程，系蒋廷黻关于清华中国断代史研究布局之安排。按此课特说明要“明年开班”，可见之前并无积累，朱说可从。 (25)朱瑞熙先生推测的开设时间在1935年1月或2月至6月有误，记载最准确的是李埏《张荫麟先生传略》，见氏著《不自小斋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52页。李欣荣编《张荫麟年谱简编》1935、1937年条阙载此事，见陈润成、李欣荣编《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附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7、618页。 (26)《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第153页。实际只开设了一学期。 (27)《国立清华大学一览·历史学系课程一览》(1934年度)，第3、6页。1935-1936、1936-1937年度课程说明与此完全相同。 (28)《张荫麟先生传略》，《不自小斋文存》，第671页。 (29)《清华大学一览》(1947年度)，《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四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页。 (30)《辅大校刊》1929年第1期(12月15日)《本校布告录要》，一年级有中国史(秦以前)，二年级有中国史(秦汉、魏晋南北朝)，三年级有中国史(隋唐五代、宋辽金元)，四年级有中国史(明清)。按辅仁大学史学系1927年成立，1929年刚好有三年级，所以辅大的宋辽金元史应该是从1929年开设的。 (31)《私立辅仁大学一览》(1941、1947年度)，第69、61页。二年的课程说明完全一致。 (32)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典藏号为X/915/3381，线装本，一册，公记印书局代印。 (33)《夏鼐日记》第1卷，1934年1月11日，第214页。 (34)曹家齐先生着力表彰了张荫麟在宋史叙述上的开创之功，参见《张荫麟先生与中国宋史学》，东莞市政协编《东莞历史文化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285页；《再谈张荫麟先生之宋史叙述体系》，《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29卷)。曹氏主要从张荫麟的论著入手，而非以其讲课内容立论，容易忽视未留下通论性著作的开设者。张氏的宋史叙述，与他的通史追求和发表的刊物性质有关，有其特殊性。 (35)《史学系布告(二)》，《北京大学周刊》第137号第2版，1935年10月19日。 (36)邓广铭毕业论文更改，可参见拙文《邓广铭宋史研究学术渊源考》，《史学月刊》2015年第3期；黄宽重《写史正壮年——傅乐焕在史语所的日子》，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第442页。黄文说傅氏在大学期间，在姚从吾指导下，以《续资治通鉴长编》与《辽史》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写出《宋辽交聘使研究》，时间大概是在1936年4月前。按时间推算，《宋辽交聘使研究》应该是他的毕业论文。但傅氏提交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翻译瑟诺博司(Seignobos)1930年出版的The feudal régime，指导老师是陈受颐，说明他当时对西洋中古史很有兴趣。张公量可能也没有做原来的题目，之前他在《禹贡》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均属上古史地及文献研究。若他研究过宋史，以其性格应会发表出来，而他毕业后发表的《〈鸡肋编〉的作者与其价值》(1937)和《欧阳修的吏治思想》(1943)，均属新作。 (37)《史学系布告》，《北京大学周刊》第227号，1936年10月31日。 (38)《编者的话》，陶希圣主编《食货》第3卷第11期，1936年5月1日。 (39)《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二分(1942年)，第435页。 (40)《国立北京大学一览·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35年度)，第128页。 (41)参见《王毓铨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4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4页。王氏回忆他的毕业论文是《程颐的思想》，得六十分，与此异。 (42)王毓铨与魏特夫的学术关系，可参考李孝迁《魏特夫与近代中国学术界》，《人文杂志》2010年第6期。 (43)王德毅：《姚从吾先生年谱》，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122页。 (44)张思敬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第468页。程氏、傅氏分别于1941、1943年入北大文科研究所。 (45)《国立北京大学周刊》第77期(1948年11月28日)。1946年毕业论文中，9篇邓嗣禹指导的近代史论文，4篇张政烺指导的先秦史论文；1947年毕业论文中，20篇郑天挺指导的明清史论文，10篇张政烺指导的先秦史论文。 (46)燕大学生论文情况：(1)1939年以前据《史学年报》第3卷第1期《本系历届毕业论文题目表》；(2)1940年以后系据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位论文阅览室所藏燕京大学毕业论文目录卡片，并据论文原稿校正补充；(3)导师信息根据论文原稿补充。陈仲夫的论文由邓之诚指导，可能与聂崇岐1948年赴美讲学有关。总体看，宋史论文所占比重小，远不如明清史和近代史。 (47)段昌同：《逝水飞尘二十年——忆聂崇岐先生》，《学林漫录》第八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71页。段文所述洪业与聂崇岐(1928)、冯家昇(1931)、翁独健(1932)之故事，虽有其事，但三人并不同时在校读书，故此事应在1930年聂氏工作之后。 (48)刘子健：《洪业先生：少为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历史月刊》第17期(1989年6月)。 (49)《中国社会中心南迁史》(上编)先是收入《民国丛书》第5辑，今已收入虞云国编《张家驹史学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图书季刊》新第7卷第3、4合期新书介绍，可知《南迁史》于1943年由作者自刊铅印本，虞氏《前言》此点有误。但只印了上编，下编实已完稿。 (50)该论文可通过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位论文—燕京大学学位论文库检索，校内可在线全文阅读。 (51)《本系消息》，燕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史学消息》1937年第1卷第5期，第39-40页。 (52)《燕大友声》1937年第3卷第6期(4月24日)，第6页。 (53)可通过清华大学图书馆—特藏资源—清华文库—学位论文—历史系/研究所查找，虽然收录不全，但总体趋势还能从中略窥一二。 (54)《丁则良先生生平及著译简表》，丁则勤、尚小明编《丁则良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2、475页。 (55)《李埏先生传略》，《不自小斋文存》，第932页。 (56)《辅仁学志》第11卷第1-2期(1942年)，第247-248页；《辅仁学志》第12卷第1-2期(1943年)，第298页；《辅仁学志》卷13第1-2期(1945年)，第260、262页；《辅仁学志》第14卷第1-2期(1946年)，第242页。 (57)但也有不同老师开设的不同课程甚至会采用相同的课程说明，如燕京大学1941年度翁独健开设的辽金元史就与之前张星烺开设的宋辽金元史课程说明基本一致，只增加了“特别注意重要史料与近代中外学者研究结果之介绍”的说明，这说明张星烺的宋辽金元史原本就偏重辽金元史，同时也提醒了课程说明存在的局限性。参见《燕京大学课程一览》(1941年度)，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