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亚文化与价值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与论文,冲突论文,价值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919（2006）06—0045—05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形态迅速生长并在世界范围内蔓延。这种文化就是“青年亚文化”（youth subcultures）。青年亚文化引发了转型时代的价值冲突，揭示了犯罪构因在全球时代和现代性语境之中的重大变化。青年亚文化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意味着价值冲突已经上升到了政治文化层面。青年亚文化的价值诉求建立在普遍的文化认同所包含的价值多样化的接受上。青年亚文化表现为一种反抗的激情。它呈现在“代际反抗”（generational rebellion）之中，存在于浪漫化的暴力偶像身上，最集中地表现在“怪异行为”之中。青年亚文化犯罪受到了世代冲突、媒介统治、景观表演等多种现代社会因素的驱动而带上了越来越强烈的反抗性，被看作是一种对主导文化、权威文化、强势文化的反抗。本文通过对青年亚文化的生成、无所归属的文化、价值冲突等方面探讨认为，青年在这个世界上寻求自我认同和进行自我建构，需要一种和谐的秩序。
一、青年亚文化的生成
青年亚文化，是指主要体现在青年人的创造性实践之中的生活方式的独特个性。美国大众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发现，青年人喜欢穿牛仔裤，但常常以破损的方式穿。这就是青年亚文化的悖论地位之活生生的体现——一方面他们要接受主流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反抗主流文化。这种既抵抗又合作的姿态，让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安吉拉·默克罗比对青年亚文化的独特性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这（指青年亚文化——引者注）不是传统的中产阶级文化，与父辈文化也不紧密相连。这是一个被工人阶级年轻人的经验所统治的文化空间，是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创造力首先创造出了这个亚文化。”[1] 最初反映在“代际冲突”（generational conflicts）之中的新老生活方式的冲突，而今在全球技术媒介和消费文化的鼓荡下，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已经提升到文化层面上成为价值冲突的焦点。作为复杂价值和多元文化之生命体现的青年，以其独特的经验参与了社会文化历史的变革，并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形象。
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益剧烈的“代际冲突”，让传统社会学和20年代以来诞生的现代社会理论显得缺乏预见力，在解决这一文化冲突方面更是捉襟见肘。青年亚文化一诞生，就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异质性”。所谓“异质性”（heterogeneity），表示它相关于那些不可同化的要素。这种不可同化的要素对于社会同化过程产生了一种根本的冲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分裂。个体就像脱离了轨道的原子，在迷乱的空间随意冲撞，导致了一幅文化历史灾异的景象：与青春生命相联系的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一种与暴力死亡、突发灾难、痛苦呼喊相联系的社会变迁。这种不可抵挡、无限巨大和汹涌无比的青春感性生命，成为历史断裂感显示的中介，其符号产品之中集聚着反偶像和反权威的文本。文化，从此就不是一个和谐的领域，而是一个裂变的空间。
从“代际冲突”到青年亚文化的发展，是文化价值冲突的强化与深化。青年人动力的创造性生存方式让单一的文化价值观念难以维持其一统天下的威严。青年亚文化，朝消极处说，是反文化，是破坏的文化。朝积极处说，是现代文化形态的一个独特的方面，它建立在对普遍文化认同之中所包含的价值多元性基础上。但无论是创造力量还是破坏力量，青年亚文化对现代社会学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范围内短暂的繁荣并没有使犯罪率下降，战场上的暴力反而大规模地转移到了日常生活之中，社会同质化的整合过程备觉艰难。除了比较传统的财产犯罪、经济犯罪日益攀升，青少年团伙犯罪、黑帮犯罪、吸毒、网络犯罪、性犯罪等新的犯罪形式也显著增加。青年亚文化呈现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强烈渴望摆脱既成社会秩序，颠覆主导价值。除了普遍的文化转型捣毁了传统价值之外，新型的大众文化与大众社会也推波助澜，将犯罪和越轨行为浪漫化。电视剧《囚犯》以及《日落黄沙》，就因为将匪帮首领浪漫化而引起了西方社会对于“危险者”的焦虑。这种焦虑导致了犯罪学领域同情心的出现，把越轨和犯罪行为看作是青年亚文化价值观念的极端表达，看作是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冲突的极端形式。
青少年亚文化与新犯罪形式的关系问题，对传统社会学、现代社会理论、法律实证论、现代犯罪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求把青年犯罪行为置于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冲突的语境下展开价值论的分析。
二、无所归属的文化
青年亚文化是一种无所归属的文化。首先，它不属于主流文化体系及其行为规范。与这种占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体系具有一种相当复杂的关系，青年亚文化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展开了抵抗和叛逆，嘲笑和揶揄。其次，它也不属于随着工业社会到来的工人阶级文化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并在20世纪60年代走上社会舞台的一代人，对于社会剥削、经济衰退、生活极端贫困的历史没有记忆，也没有恐惧。他们以时尚的代表和当代的发言人自命，其思想与行为主要体现一种偶然、过渡和飞逝的特征，因此而具有了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再次，它不属于现代大众社会文化体系。一般而言，现代大众社会使一种具有颠覆性、反常性的价值形式诞生，这种价值形式被社会学家概括为“群氓意识形态”，也就是同质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无法整合、无法规训的不确定意识形态。与这种颠覆性、反常性的意识形态不一样，青年亚文化之中潜在的意识形态与主流存在着一种既对抗又合作的关系。
青年亚文化就是这么一种无所归属的文化，它渊源于1945年之后的西方世界普遍的迷惘以及急剧变化的社会结构，在60年代发展为一种反文化的文化运动，在80年代融入西方的社会机制之中，酝酿成一种既包含着巨大创造性又隐含着巨大破坏性的社会力量。无所归属的文化之中的主体，是处处遭遇界限和碰撞壁垒的主体。他们的生活理想、生活方式、生活风格与学校环境、工作环境、家庭环境存在着矛盾。一旦这些矛盾纠结在一起以至不可和解时，就会产生剧烈的冲突。而且，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之中释放其价值能量的极端方式也许就是暴力与犯罪。他们与主流文化、阶级文化、大众文化的合作是有限而且短暂的，为了解决社会结构的矛盾和平衡情感结构，他们势必以个体反叛的方式来实现集体认同。
为什么个体表现出普遍的反叛性？因为在个体化时代，个性的特征，自我的形象，就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都是复杂碎片的组合，其中折磨个体神经的生活就是不确定的生活。没有确定的生活，是犹豫不决、缺乏控制甚至忧郁压抑的生活，以暴力和犯罪的形式、以违反常规和偏离中心的形式去认同个体，就是获得个体自由的代价。青年亚文化所体现的价值是一些极端的价值，向界限发动致命的冲击而引致紊乱甚至毁灭，是释放和实现这些价值能量的必然代价。彼得·伯格尔（Peter Berger）暗示，极端的价值来源于一种“边缘经验”，它潜在地威胁着任何经过社会界定的现实，社会法则是对于边缘经验的一种捉襟见肘的防范，根本奈何不了强大而异己的紊乱势力。青年亚文化隐含的价值能量，涌动在法学、犯罪学、社会学以及伦理道德所规范的每一条法则之外，涌动在个体和社会意义系统之外，成为一道“无意义”的渊流。“足球流氓，及其类似群体，在其人格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上严重地受到他们有限的生活经历、相关知识的缺乏以及引致此一有趣的、卷入公开的过激形式的男子气概与街头模式的紧张感的限制。”[2] 这就表明，在社会界限和壁垒之间难以定位的边缘主体及其经验，本身就是一种未能被认同的潜在价值，其释放可能采取极端的暴力、极端的紊乱形式。足球场成为一个象征反抗的场所，成为一块不为主流文化、大众社会和阶级意识形态所控制的废地。
表面看来，青年亚文化的反文化运动，是一种自暴自弃的运动。但是，它的反叛姿态却立足于一种异质的价值，因而具有一种内在的自律性。青年亚文化运动与艺术先锋派运动几乎同时产生，齐头发展，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青年亚文化的反结构与先锋艺术的反传统规范，具有异质同构性。尽管青年文化社会学专家郑重其事地论说这种仪式反抗仅仅是一种生活风格的象征而于社会无害，但这种仪式反抗行为还是引发了社会道德恐慌，从反面强化了社会规训和社会控制。1988年，英国小报出版物煽起了有关迷幻药使用的道德恐慌，80年代末90年代初伦敦当局还对“迷幻一族”的活动场所采取了清查行动。事实上，仪式抵抗不仅是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既对立又合作的畸形表现，而且还证明青年亚文化是主流文化剧烈历史震荡的折射形式。青年亚文化无法与主流文化正面抗衡，因此只能通过仪式来抵抗。“仪式”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青春期自我认同的行为本身，它表明青年人已经脱离了父母的监控而进入了自己的生命节奏之中；二是指青春期的反抗并非现实的反抗，而仅仅是一种生活理想的象征。青年亚文化最有影响的标志是对各种界限和禁忌的破除，用伯尼斯·马丁的话说：“是对无限／深渊的追求”[3](P182—183)。
三、青年亚文化的价值冲突之聚焦
青年亚文化的生成，仪式抵抗的愈演愈烈，是当今世界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巨变的一个隐喻。青年人奇特的行为方式、新异的生活风格以及反常的思想方式，都是一些具有深层意味的符号，折射出当今世界深邃的文化冲突和深重的价值危机。以此为基本视角来透视青年的越轨和犯罪，是对于社会与意识巨变的回应，目的不在于同情青年的反常行为，而是希望整饬和范导青春及其生命活动，从而为控制反社会力量以及建构和谐社会提供决策依据。
首先，青年亚文化聚焦了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的价值冲突。青年亚文化的个人主义之独特性在于，它渴望超越他人的引导，而完全尊崇自我意识的引导。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青年习惯的标语是：“我只忠实于我自己，而没有必要忠实于别人”。青春期作为生命的一种快节奏阶段，蕴涵着一种极大的反社会危险性。青年人崇尚自发性、享乐主义、直接性以及某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强度，因此，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青年人的思考与行动带有一种歧异性和反抗性。在群体主义那里，责任先行，而在个人主义这里，则权利优先。出生于上层社会的青年被一种存在主义的情绪所笼罩，而出生于寒门的青年则被一种虚无主义的动机所劫持。就出身高贵的青年而论，他们向往表现的行为，特别是发现了“性行为”的神秘，认为性行为总是一种杀机四伏、激动人心以及迷狂极乐的冒险领域。就出身卑微的青年而论，他们则向往放纵的自我境界，厌恶成年人的工作世界和责任王国，因为社会结构及其禁忌给予他们的压制过分深远。无论他们的出身如何，家世谱系如何，青年人都会以差异、个体和自我的名义展开对整体的挑战，在现实或者想像的反抗与抵抗之中强化其反社会的诉求。青年期的生活是天然的后现代生活，青年亚文化也因此就成为现代性宏大工程衰落的征兆。青年亚文化突现了后现代政治的难题——在建构个性特征借以凭靠的系统化和中心化的群体主义框架破裂之后，如何整饬青年亚文化的创造性力量。
其次，青年亚文化顺应了当代消费意识形态，从而聚焦了创造意识与消费欲望的矛盾。在全球化时代，以欲望为中心、以个体为寄托的消费意识形态借助于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广泛流布，并夸张地暴露了与早期资本主义清教意识形态和工人阶级生产意识形态这两大传统的矛盾。青年亚文化以解码文化权威的方式，将脆弱、易逝和弱势的消费欲望导入文化母体之中，引发了母体文化霸权的崩溃。青年人的仪式抵抗或者象征抵抗，反射了主流文化以及新生的大众文化之中的盲点，释放了一直被压制在文化母体之中的潜在裂变力量。丹尼尔·贝尔在20世纪70年代就窥见了刚刚发生的青年反文化运动所表现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即“在现代人的千年盛世说的背后，隐藏着自我无限精神的狂妄自大”。而由此所引发的价值危机就在于：“现代人的傲慢就表现在拒不承认有限性，坚持不断的扩张；现代世界也就为实际规定了一种永远超越的命运——超越道德，超越悲剧，超越文化。”[4](P96) 这种文化矛盾造成的深刻苦痛，恰恰就是社会的动荡不安，犯罪现象的急剧上升。
最后，青年亚文化在宗教普遍衰落的文化语境之中生成和发展，从而聚焦了彼岸精神价值和此岸肉体价值之间的矛盾。走过了1000多年历史的基督教文化在世俗化的进程之中加速了衰败，与此相联系的是彼岸精神价值遭到了此岸肉体的拒绝。视觉文化、享乐主义、生命至上等等，一切契合于青春生命节奏的思想侵蚀着传统宗教所尊奉的真理。“生命造反逻各斯”（bios against logos），其主旨就在于颠覆、废黜彼岸世界的精神价值，而把肉体当作新宗教的神灵来膜拜。贝尔指出，青年运动“在攻击清教传统及其乖戾的生活方式时，鼓吹享乐主义、放荡不羁和游戏人生的道德观——简言之，即消费道德观。”[4](P110—111) 在80年代之后， 青年亚文化运动与大众社会的意识形态合流，把青年们特别崇拜的“不受约束的自我”具体化为童年的梦幻和青春期的性要求，以此来彻底埋葬彼岸的精神价值。肉体追逐狂欢，生命极度挥霍，就是青年的生命意象和风格典型。与巴黎境况主义（situationalism）运动一起粉墨登场的是“景观文化”（spectacular culture），“景观文化”之本质在于“表演性”和“视觉性”。不用说，表演的主体和视觉的对象就是血肉躯体。17～18世纪，法律、医学以及宗教携手合作，共同尝试通过规训肉体来实施社会控制。肉体被完美地转化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机器。对原始肉体的痴迷，对绝对身体的膜拜，成为青年亚文化反结构的一个目标。
青年亚文化作为上述价值冲突的聚焦场所，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反文化的力量。这股力量的爆发威胁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几近将它们化为废墟，最后以灾难的“异托邦”形式反衬着一种纯净的青春“乌托邦”梦想。社会学家用“零点结构”（zero structure）来描述青年亚文化运动的文化后果和社会影响。顾名思义，“零点结构”就是将传统价值归化为零的无差异结构，从而颠覆了一切既定的社会界限，拆除了一切文化壁垒。从积极处说，“零点结构”意味着废除各种界限，打破各种禁忌，决裂各种范式，最能体现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理想。从消极处说，它是一种反常的社会状态，其中充满了凶险的环境，最后还可能使社会陷入普遍的困境。“零点结构”取消了一切禁令而使社会活动于无序之中，这是一种普遍越轨和犯罪盛行的王国，又是一个有待发起冲击的无限深渊。“无限是一个救赎性的未然（Not Yet），追求不可能的事物是人类必然的目标，而完全生活在替代性世界里的任何尝试，无异于发疯。”[3](P14) “零点结构”作为一个弱分类的标记，对于青年亚文化的反结构象征主义具有一种直接的感染力。“在零点结构的条件下，社会接触变得稍纵即逝，并且肤浅；社会联系不牢固，或者不存在；而一种飘忽不定的模式则成了标准。”[3](P60) 零点结构不是一种，而是多种， 它们之间往往构成一种彼此竞争的关系，各自形成了可替代的理想世界。
综上，青年亚文化运动瓦解了一切社会界限，拆除了既定的文化壁垒，而导致了社会文化“零点结构”的生成。它以“异托邦”的形式呈现的“乌托邦”理想，却造就了一个充满风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寻求自我认同和进行自我建构，则需要一种和谐的秩序。将青年亚文化运动中蕴涵的创造力从其反常形态下拯救出来，克服其犯罪、越轨和无序的消极后果，就势必要解决一个悖论：既要保留它的创造性维度，又要赋予它秩序维度。这不仅是社会文化学所必须正视的问题，也是犯罪学所遭遇的重大挑战，而这就使现代犯罪学成为后现代文化政治的社会控制工程的重要构成部分。
收稿日期：2006—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