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执一御万”哲学观与《文心雕龙》“乘一总万”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王弼论文,文心雕龙论文,哲学论文,执一御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4)03-0086-05
“乘一总万”是《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范畴，是贯通于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及批评论的主神经，对全书理论和结构框架都有重大作用，使之体大而不杂乱，思精而不浮泛。但人们对这一思想却鲜少触及，故本文详探它在《文心雕龙》的具体体现同时，也对它的直接“施事者”王弼“执一御万”、“举本统末”哲学观予以考绎，揭示刘勰对这富有深厚底蕴的思想继承和通变的关系。
一、王弼“执一御万”思想是对前代思想的改造、整合、提升
王弼《周易略例·明彖》：“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执一御万则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是体察万物、把握宇宙的钥匙，于汉人总揽人物牢笼象数的方法论是一场革命，但它的形成决非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汲取《周易》、老庄以及孔子思想营养，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的结果。
《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邵雍把此创造模式概括为“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犹根之有干，犹干之有枝，愈大则愈小，愈细则愈繁”。“太极”、“一”为世界的本原，“执一”则众理皆存，万物成位，“易简则天下之理得。”（《系辞上》）无疑《周易》在把握世界本体方面已经有“以少统多”的观念。由太极衍生的八卦，除乾坤二纯卦（父母卦），其余六子卦“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系辞下》）。韩康伯《周易注》曰：“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众之所归。”阳卦以少者——一阳为主，阴卦以少者——一阴为主。如果抛开阳尊阴卑君子小人的道德标准，阴阳卦的属性完全是以少者的性质所决定，少为多所从，多为少所制。“小成”的八卦如此，大成的六十四卦与万物万理的关系呢？《系辞上》：“八卦而小成，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同上），广大悉备的《周易》正是通过六十四卦以彰往察来显微阐幽，弥纶万理，以少统多。
我们说，尽管《周易》没有直接揭橥出“以一御多”的概念，但它从林林总总的事物中凸显出“太极”一易理，本身就孕育着“理一分殊”的理致，贯通着“以一御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汉代它依然得以延续，这充分体现在京房“金钱代筮法”上。《项氏家法》有记载：占者掷三枚铜钱，以背面为阳，正面为阴。皆背为老阳，皆面则为老阴，两背一面为少阴，两面一背为少阳。那么面背不同时，则撷取少者，此取爻法与《周易》之阴阳卦的断定法（“阳卦多阴，阴卦多阳”）思路相同，所以金钱占筮术是《易》道“以一御多”观的具体实践。但这种思维方式属于弱势文化（注：《论衡·自纪篇》：“充书文重。或曰：‘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趋明……语约易言，文重难得。玉少石多，多者不为珍；龙少鱼众，少者固为神。答曰：……盖文多胜寡，财富愈贫”。“或曰”者代表了汉代“以少驭多”弱势文化，而王充则代表“以多胜寡，繁而不省”的强势文化。），充盈于汉代易学史的是繁琐驳杂的象数学，人们对观照万物“末象”有极大的热情，“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可见一斑。不过森然万象是难以穷尽，且愈理愈棼，因此不免陷入谶纬迷信中不能自拔。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弼所开展的扫象阐理《易》学革命就具有了重要意义。
如果说“以一御万”的命题于《周易》尚处于涵融未发状态，那么王弼就自觉地去寻探它的几微，敏锐地把握它的律动。“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繁而不忧乱，变而不忧惑，约以存博，简以济众，其唯彖乎！乱而不能惑，变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赜，其孰能与于此乎？”（《周易略例·明彖》）。他明确提出“以一御万”的思想，倡扬义主说，卦主说，以少来驾驭主宰多，以本质来统观现象，以宗主来总摄众庶。
“义主说”指象生于义，应得意忘象。《周易》是假象寓意，非为象而象。王弼说：“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义也。有斯义然后明之以其物。故以龙叙乾，以马明坤，随其事义而取象焉……统而举之，乾体皆龙；别而叙之，各随其义。”（《乾·文言》注）象随义而取，对《说卦》列举的112例象，如乾为健，为马，为君等，坤为顺，为牛，为母等，以义为主，不可象汉人拘泥于具体卦象，对号入座而捉襟见肘，“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周易略例·明象》），滋漫出互象、半象等逸象，迷离破碎，故王弼在“随其事义而取象”的基础上提出了“得意忘象”。“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同上）象是意之象，具有象征功能，“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同上）。王弼愤激于汉人胶柱于“象”以致曲意弥缝的解《易》方式，而强调以义（少）来统率象（多），此义主说的实质，是《系辞下》“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精髓的开拓。
“卦主说”是指一爻为一卦之主。一卦六爻唯变所适，表面上互不相涉，实则有一个“宗主”。《明彖》曰：“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至寡治众，主一咸存，故一为众主，众为一臣。六爻但“可举一以明”（同上），其大体有主卦之主，成卦之主，一阴主五阳，一阳主五阴四种。
主卦之主，指居中之爻，或二爻，犹以五爻为多。中爻具备“杂物撰德，辨是与非”（《系辞下》）的气质，举一立主，唯其是荷，“夫古今虽殊，军国异容，中之为用，故未可远也，品制万变，宗主存焉”（《周易略例·明彖》）。如《革》九五以中正之德信孚他人，以刚猛之气“虎变”，故为革故鼎新之主。其余《乾》九五、《井》九五、《渐》六二等皆为宗主。而“成卦之主”，是卦义因之而起的一爻，它不同于“主卦之主”讲究卦德卦位，而专主卦义。《略例下》：“《履》卦六三，为兑之主，以应于乾；成卦之体，在斯一爻”。六三在上卦之下，故有“履虎尾”之象，卦义“小心践履”因之而成，故“三为《履》主”（《履·彖传》王注）。《屯》初九、《大畜》上九等成卦之主皆为卦所以然者。
这两大类是“卦主”说的基本条例，都体现了“以一统多”的特点，而作为从前二者分析出来的特例[1]。一阴主五阳、一阳主五阴更为突出。“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明彖》）。卦主皆因六爻中阴阳本身的力量对比而决定，《姤》初六、《同人》六二、《复》初九、《师》九二等十二爻皆因以少制多而为卦主。
“卦主说”主要目的是阐发“六爻之间的主从现象，达到从整体上领会一卦大义的解《易》效果”[1](P177)，它与“义主说”一样旨在于“约以存博，简以济众”。二“说”作为批判汉《易》的理论武器，体现了“易简”之理，显示出《周易》蕴涵的“以一御万”观念所达到的高度，但在王弼哲学观中，它不是最高范畴，故应纳入“以无为本”、“举本统末”本体论体系中。《老子》四十章王注：“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三十八章王注：“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论语·阳货》“予欲无言”王注曰：“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举本统末”显然是王弼融通、开掘、发扬《周易》思想的结晶，不可否认也参会了老庄、孔子思想，从而指向了形上的本体论，也切进了形下的方法论，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高标。
王弼《老子指略》曰：“《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2]崇本息末为《老子》哲学的根本。道是世界的本体，摄万殊于一（无）。《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庄子·达生》“通天下一气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崇本”，然而“息末”，灭弃了万物的差异性，致有“齐物”之论（“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之说，“外死生，无终始”之谈。王弼显然接受了老庄“崇本”、“守母”的一面，但也没有忽视“全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极不可二，故谓之一也”（《论语·里仁》“吾道一以贯之哉”注），舍弃了“息末”的观点。
王弼“统末”观某种程度上受益于孔子博而致一、一以贯之的滋养，《阳货》：“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道德的提升是以多学多识为前提的，通过“多”的积累或熏陶，以跃升到“一”的境界（注：后世儒家只执一端，见“博”不见“一”，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而“一”是始终贯通“多”的命脉。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哉！”（《论语·里仁》）。仁道内涵极为丰富，惟有将“忠恕”这一仁道本质浸润于各种道德规范中，才能经受住对道德的操练与考问，“一”才能“多”。“一以贯之”的取向或许是从《易》得到启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睿智的他自能将其中“以一御万”的《易》哲抉择而出，用于建构道德体系，以道（一）隐帅他人文关怀的具体行为（多）；也用于体认事物，如他透过《诗》三百篇卷诗行，以一言“思无邪”蔽之，博（多）而能简（一）。可见孔子与摒斥“多”的老庄不同，采取了重“一”更崇博的态度。这样“一以贯之”之道作为内在的向度，为王弼的“举本统末”所接受。他注“吾道以一贯之哉”曰：“夫事有归，理有会。故得其归，事虽殷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譬犹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也。”不过，王弼将孔子的“仁道”会通为“无”，《述而》“志于道”王注曰：“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而且王弼把举本放在第一位，统末放在第二位，认为举本可不必博求，“一以贯之，不虑而尽矣。”（韩康伯引王弼解《系辞下》）虽有不同，但“一以贯之”为王弼接受且成为诠释话语却是不争的事实。
王弼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用慧眼透过迷象，挖掘《周易》精髓，并用与此心弦相契的老庄、孔子相互绎释。胡渭《易图明辨》说：“今观弼所注《易》，各依彖爻立解，间有涉于老庄者，亦千百之一二，未曾以文王、周公、孔子之辞为不足贵而糟粕视之也。”张善文先生说：“但凡老庄哲理有与《易》理密相沟联旁通者，王弼互为引据参证而阐发精义。”[3]切中肯綮。的确，“举本统末”的思想是对《易》、孔、老三家思想资源整合深化触类旁通而生成的，反过来这独树一帜的理论又显豁了“以一御万”这个命题。
二、《文心雕龙》对“以一御万”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王弼作为思想的巨擘，挟裹着玄学之风，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两汉观念的同时，也使魏晋南北朝广扇玄风，刘勰受其浸染自属必然，其中“乘一总万”、“以少总多”的观点即是受“举本统末”、“以一御万”的影响而产生，不过刘氏自己的贡献也颇显著：将哲学思想改造成文学思维的一个范畴，同时探讨了“一”的“由然”，使“一”的本然有了着落，从而避免了玄而不实的理论缺点。
王弼观照事物时以“无”为本，执本以统末，刘勰接受了“执一御万”的理路，也认为文由“道”所生，文之理（德）亦为“尽稽万物之理”的“道”所生，文学为道（无）所主宰。《文心》首句即标举“文之为德也，大矣”，这言短意长的话给文学定了位：文“为德”而非“为道”。因为“道”为天地万物所以生之总原理，“德”为一物所以生之原理，“德即物之所得于道，而以成其物者”[4]。刘勰的本义是指作为“道”的外在形式，文学尚需“原始”，以期“要终”（文），所以《文心雕龙》开宗明义曰《原道》。刘勰认为外物皆有自然之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而人文之成“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可见这是从“文”的本体论上演义或发挥举本统末、乘一总万之原则：从“本”上把握文学，把握各种文体以及文学创作。尽管所原之“道”含义与庄子、王弼的不同，但理路别无二致——寻求形上层面的“道”作为依据，以少总多。
为将原道以总文的思想落到实处，刘勰采用了以道为体，以经为用，以道总经，以经总文的方法。《宗经》：“致化归一，分教斯五，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五经乃“道”之寓体，统而下之，又为群体之原。“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五经之于二十体犹如本源与支流、本根与枝条。《诸子》：“然（诸子）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序志》：“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倡扬宗经师圣之作，而对“建言修辞，鲜克宗经”如楚艳汉侈者，则疾呼，“正末归本”（《宗经》），执著地贯彻着举本统末的思想，以使众体各有所宗、所循。
对包括许多品类的文体，刘勰则摄取其共同特征，“一名举之”。《明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以诗（一名）包举三言、六言诗等。《杂文》：“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以杂文（一）总括典诰等16类。《书记》：“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医历星筮，则有方、术、占、试……观此众条，并书记所总。”书记一名，所总六类二十四品。《论说》：“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八名区分，一揆宗论。”以“论”一名归总议说等八名。总之刘勰面对“名号多品”的文体，以“情理同致”为准，总括其名而并归一体，运用的方法恰是乘一总万，举要治繁。
“物无妄然，必由其理”，不同的文体均有自身之理。刘勰又将“乘一总万”方法推而行之，“若乃论文叙笔……敷理以举统”（《序志》），以“一”（各文体之道）统领、指导“多”（内容、语言、形式等）。《明诗》：“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以雅润清丽为诗歌的范式，其测度诗人、诗篇曰：“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再如《古诗十九首》契合五言清丽标准，被戴上了“五言之冠冕”的桂冠。因“赋”为“诗”之流，故其理亦从诗理中衍生。《诠赋》：“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此立赋之大体也。”丽词雅义为其要义，评骘赋家就有法可依了。班固、扬雄的赋内容合乎儒教，评曰雅赡、深玮；宋玉、司马相如等词采过丽，评曰淫丽、艳，那些执著于繁词丽语而无贵风轨者更为刘勰所诟病，“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刘勰严格地举要以定繁，强调以文体之理为本，以本统末，反对弃本穷末。
平情而论，创作论是全书最精彩、最富创造性的部分，“乘一总万”的理论、方法不但没有被摒弃，却成为很重要的创作原理。文学创作各人异面，但刘勰说“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总术》）。创作不能任心所欲，应用“术”驾驭群篇。什么术？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总术》：“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治繁。”这是从写作的总体方面来要求的，针对具体的操作刘勰也有详尽的表述。《附会》：“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整理词语，安排章义，宜抓住全篇纲领，以之为的，使每段之理繁而不背，全篇语言多而不乱，即总纲（道理）以治繁（章义、语言）。对于遣词造句，刘勰提倡“以少总多”。《物色》：“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穷形尽貌，言简意丰，“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反对直白无味，亦不屑“重沓”、“鱼贯”，“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同上）。文辞宜以大道、大体为宗，若以繁词丽句为务则庶几远矣！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在布局谋篇上他也要求以义统篇，以义准章。《章句》：“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本振末从，据文理体本而谋章篇、构字句，“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意”指字意，如《周易·系辞》：“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熔裁》：“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义”指篇章义，如《征圣》：“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周易》之“义理”。刘勰认为一章所表达的义要总括、穷尽句意字意，章节之间要以全篇的情理为宗，才能开合放收，无往不适。即弥纶群言而精研一理，文章自会粲然有章，炳彪千古。
《文心雕龙》整个结构框架也贯穿着“乘一总万”的思想。《序志》：“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刘勰效仿《周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做法，定《文心》五十篇，前四十九篇为用，阐述他对文学的具体见解；最后《序志》即虚而不用之“一”，谈及写作的目的、方法、态度，特别是创作原则及全书内容，有“以驭群篇”之用，可谓“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韩康伯引王弼语）），乃见刘勰受《易》学思想或以一御万观念影响之大。即便在“叙文论笔”部分，他也没有信马由缰，以“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原则通论文体二十篇，纲领明矣”，一以贯之，则条理清晰，杂而不越，使《文心》在各方面均达到精致深刻的程度。
不难看出，在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以及全书结构安排等许多方面，刘勰都运用了乘一总万、举要治繁的方法，所以在他自上而下建筑的这一金字塔的文论体系中，体大而又眉清目秀，博深但不芜杂玄虚：以道统经，继而以经制式（文体），间或以体总类，然后以体品文或作家，至此这一伟大的工程似乎大功告成——“道”总领一切，各个阶层均有所系所属，但他并未满足，又对文学的基石（作品）进行了开掘。在创作论中，他没有执迷于芸芸众生的个体差异，而是作为共体深入到“文”的内部，“擒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序志》），割情析采，一仍其旧地执行着他深谙的执一御万、以少总多的原则和方法，如在遣词造句、布局谋篇等将构思形诸笔端的部分，要求“乘一总万，举要治繁”，至今仍为不移之论。自然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承继王弼思想并有所拓展有关，但若不能体认到他探究“一”的由来——“博而能一”，创新完善举本统末思想的功绩，显然是不全面、不公正的。
《周易》讲“变通”，变而通，凸现物极必反之道；“博通经论”（《梁书、刘勰传》）的刘勰则讲“通变”，通而变，朗显通透方以致变之理，所以在构思过程中突出“博”——博学、博见、博思。《神思》：“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事类》：“夫经典沈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博学为附辞会义的先决条件，刘勰称之“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同上），而儒家经典和其他书籍是言辞、神思的渊薮，作家平时务必博见、综学，加以取资。但“博”非“驳”，用事取理贵在精约核要，避免杂漫无端，做到博而能一，以一（理）约博。《通变》：“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博览且能总要，才不致偏激浅陋。《神思》：“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博见则治学浅知贫，贯一则拯辞乱才疏，博而能一，必无贫乱之病，有助构思。《文赋》也讲“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强调汲取词藻，虽可取，但辞溺者易逸出“理”的总摄，伤风害骨。缜密的刘勰十分强调“总要”，《论说》：“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谓式矣”，《议对》：“公孙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公孙弘的对策，“简而未博”未尽善尽美，但要约的优点使皇帝将下第改判为第一。简言之，“博”为知识储备阶段，“一”是构思捃理阶段，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条件，后者则是前者的提升结果，这种先后而密切的关系就凝聚在“博而能一”的前“形于言”阶段，成为“乘一总万，举要治繁”的前提。
风格体势论中也能看到“博而能一”的轨迹。体势由文体所决定，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体势，作者应总体势，“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同上）不是偏废，而是以“正”为主，“执正以驭奇”，成“总一之势”，即风格达到多样性的统一。否则，无论“逐奇而失正”，还是摄正而弃奇，都背离“总一之势”。刘勰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不仅体势重“兼通”，文章的用事也讲“总会”。《史传》：“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博而一，作品单一贫乏之弊亦不复存在。
通观创作论，可以寻绎出刘勰大体把它分为两大阶段：前为构思阶段，后为具体写作阶段。《奏启》：“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与“举要治繁”不同的语序可窥出刘勰“文心”：前者体现着博而能一、治繁到举要的创作心理，后者表现着乘一总万、举要到治繁的创作倾向。因此其创作论表现为博——一——博的模式，内涵丰富，从而弥补了王弼观念“一”、“本”从何而来的理论盲区，也修正了王弼识要不在博求的理论误区。也应指出“博而能一”观很可能掬挹了孔子“博学”而“一以贯之”思想的芳液，自然他的“通而变”才是他文学思想“体大精深”的内因。
任何伟大的能垂范后昆的思想、作品都是方轨前秀的结晶，刘勰的和王弼的也不例外，因此本文深挖“乘一总万”思想渊源，以见其厚重的文化根基，以及刘勰对它的理解：依托着前人雄厚的思想积淀，精心付诸实践，建立起一以贯之且有转化生成功能的理论，并形成与之配套的有序的写作结构体系。一旦梳理出这条主干，我们对《文心》就有了整体上明晰的把握，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不是琐细片面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领会刘勰的思想及《文心雕龙》的文艺观。
收稿日期：2003-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