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规模和网络重建——经济社会学的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国有企业改革论文,规模论文,经济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企业的结构及其本质的理解和进程
对企业特点及其本质的探讨，最早是在古典经济学中出现的，古典经济学认为：任何经济行动主体的行动都是为了实现利润和效用的最大化，而不讨论行动主体受社会的、伦理的、习惯的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企业生产在有关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中被看成是一个黑箱操作的过程，企业被抽象成追求由投入到产出的利润最大化的黑匣子，这就是将经济单位的生产独立于社会系统之外的理想模型建构。长期以来，这种无视经济系统的外部现实、简单化的经济分析的纯理论经济学的解释，遭到了来自古典社会学乃至经济学本身的批判。
古典经济社会学家则将经济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功能互补与互换，经济子系统依赖于社会子系统的事实和前提融人经济分析之中，认为分析经济学的问题离不开对社会系统的分析。要求在广泛的社会环境中考察经济行动，将多因素、多变量分析融入经济行动的分析中去。由此，美国著名的制度经济学者、古典经济社会学者科斯首创了交易成本理论，并将交易成本理论引入到了市场和企业结构的探讨之中。
20世纪50年代，网络分析开始进入新经济社会学的视野并被其广泛地运用于对社会经济行动的分析中。新经济社会学者认为：1.结构化的社会关系是社会学解释中比社会成员的特点更有力的源头。2.规则源于社会关系结构体系中的位置。3.社会结构决定二者关系的运作。4.世界由网络组成，而不是由群体组成。5.结构方法替代和补充个人方法（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P290）。在此前提下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企业既作为市场竞争中企业关系和结构中的一个结点，又作为内部含有无数经济行动单位（包括个人和小的生产单位）结点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体参与社会经济行动，以此为契点来将“嵌入性”引入解释到分析企业间和企业内部的社会网络结构及企业运作过程。
上述多个风格迥异的观点，在我们看来这些定义和解释的内部统一性在于他们都代表着人类认识进程中实践的认知兴趣，有别于技术的认知兴趣和解放的认知兴趣，只是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概括性水平去进行研究。具体到我们在国有企业改革这个影响宏观和微观两大部分社会事业的重大问题上，笔者认为必须在一个较高的层次和概括性水平上居高临下地俯视和理解，这样我们才能从整体上完整、准确的把握国有企业改革。而这个概括性水平就是经济社会学的概括水平。
二、理论模型建构下的企业规模、网络与效益
近年来，全球化浪潮汹涌，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带有一定垄断性质的企业集团纷纷进行了合并，以期以大型企业集团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扩大企业规模并不是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尚方宝剑。如果是，那也只能算是在各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前期，现在的企业规模对于效益来说只能算是一把悬在企业头上的双刃剑。
企业作为生产的一种组织形式，的确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替代市场，成为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而且这种配置方式较市场而言，在企业组建和发展的中前期都能够使有限的资源产生更大的效益，具体到每一点上新增的企业资源来说，其边际效用是大于资源在市场上配置时所产生的边际效用的。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家族式企业白手起家，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从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所使用的资源不断增加的现实来说，在每一新增点上新增资源的边际效用虽然较高，但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直至某一点上，新增资源在企业和市场上进行配置所取得的边际效用是一致的，当超过这个临界点的时候，资源在企业中进行配置所取得的边际效用是逐渐低于市场配置效率的。美国著名经济社会学家科斯从他所定义的市场和企业的概念出发，也曾提出了一个企业规模的临界点，认为理想的企业规模会在一个再增加一次内部交易所花费的成本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成本相等的临界点停止增长。在我们和相关学者的实证研究中表明，这两个临界点高度耦合甚至重合，这也就是说企业的规模扩大并不一定带来高的效益。
其次，企业内部存在着员工网络，企业之间存在着企业网络。企业规模扩大，企业内部网络就不断扩大且各个网络之间呈相互杂合的状态。企业内部网络和企业之间的网络作为一种“软件资源”在配置企业“硬件资源”的过程中就可以实现较高的效率和效益。就一定的资源来说，整合度较高，目标协同，凝聚力强的企业内部网络也有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增加。同时对于“嵌入”于企业之间网络中的企业和“嵌入”于企业内部网络中的个人来说，企业内外部网络的状况的好坏，对其生产效率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企业内外部网络的构建与维护是需要相当成本的，企业规模小，内外部网络规模相对小，维护的成本就低，而新增网络带来的效益却很大；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构建和维护网络的成本也就越来越高，新增网络的效益却逐渐降低。一方面，企业网络尤其是内部网络的存在和扩大对于资源在企业中的流通和使用可能带来更高的效率，由此产生更高的效益。企业网络的存在，也会以一种非正式结构的身份赢得更多员工的投入和支持，其认同感也更加强烈，能够起到有效的整合作用和心理保健作用。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网络是相对独立于企业内部正式组织结构的，网络规模的扩大和各个网络层次的杂和必然会给企业的管理和运作带来潜在的威胁，当企业内部网络目标未能与企业目标达成一致时，企业效益更难以得到保证。
再者，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员工人数的增加，企业内部网络也会出现新的分化和整合，企业规模超过一定限度，企业内部网络人数就会不断增加，但是一个处于良好运行状况的网络是有一定人数和规模限定的。因此企业规模的扩大势必会带来若干个不同的内部网络，而这些内部网络之间极有可能因网络位置、资源、内外部联系状况的差异而产生相互竞争、对抗、分化、冲突，有碍于企业正常的生产。
三、国有企业规模控制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在“抓大放小、产权明晰、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主题下开展的。政府相继组建了一些大的企业集团，同时也拆分了一部分带有垄断性色彩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如中国电信、中国石油、国家电力等等。其组建的意图是在企业规模扩大的基础上实现规模效应，提高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而拆分的几个大的国有企业虽然在国际范围内是不大起眼的，但在国内却都是一家独大，并带有强烈垄断性质的企业。只有把他们拆分成几个稍具规模的大型企业集团，才能实现各个行业几大诸侯的市场竞争，从而促进和实现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其中涉及到的一些关键的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抑或是较为明确的解决思路和框架：怎样才算大，怎样才算合适的大，怎样来定义合适的大，怎样来确定该被拆分，拆分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我们没有确定应当采取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概括性程度之时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富有争议的问题，在当我们确定了在这个问题上应当采取的研究视角和话语结构之时，这个争议在有限的范围内就变成了一个可能解决的问题。
应当承认，我国政府在拆分及合并国有企业上的举措在相当程度上是合理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合理性是在模糊和朦胧的背景下取得的，还是在正确的指导思想下实现的？是满足于局部的国有企业规模的合理化，还是力争实现国有企业整体规模和布局的合理化？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大的事业，不可能总依靠误打误撞来实现，也不能沾沾自喜、停滞不前。我们需要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仔细分析当今的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规模控制和内部社会网络问题，从而得出这一种话语结构下的科学推论。
首先，中国的绝大部分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庞大的规模和垄断性的地位是在行政命令直接作用于经济体制下产生的，并不是在市场竞争中培育和发展的。这一点明显有别于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垄断企业所经历的“滚雪球”式的发展道路，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垄断企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摸爬滚打，这样才能生存、发展、壮大，这既是它们企业强大竞争力的表现，同时在商战中又增强了竞争力，其规模扩大带有实现规模效应、降低生产成本和抢占超额剩余价值的特点。而中国传统的大型国有企业没有市场竞争的经历，因而在现代市场竞争中显示出其先天不足的孱弱，庞大的企业规模并未形成其应该具有的类似于西方垄断企业的优点，反而因为过大的规模而无可避免和不恰当地承担了相当一部分社会职能、行政职能，也因为“船大难掉头”而在转型期的市场竞争中后天发育不良。可以说正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庞大的规模造成了国有企业的经营现状。
其二，欧美资本主义企业相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处于早发内生型的国家之中，因此在发展中也就占据着丰富资源和外部有利经济环境的发展优势。而中国在文革时期失去了宝贵的十年之后，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先机。在当今国际经济形势下，我国企业的发展面临着一个极为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这也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规模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来说，我们急需要拆分一些带有行政计划性垄断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培育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外部经济环境的强势侵入和外资企业因规模效应带来的多方面的竞争优势又使我们务求国有企业的集团化、规模化，以求在恶劣、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
2001年11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了WTO，WTO作为一个国际市场经济组织对我们的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的规模要素必将成为影响国有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就使我们对国有企业的规模控制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也更难在理想化的理论模型中得出现实的解决思路。
其三，关于欧、美、日等国的垄断与反垄断。在二战前，罗斯福政府采取的是相对控制的政策，限制了一批大型企业的兼并，在纵向兼并、混合兼并方面略有放松，但在横向兼并上却是严刑重典，二战中的巨大损失，促使美国政府重审其反垄断法令，渐渐放松了在横向兼并上的严厉态度和严格控制，从而培育和扶植了一批受损严重的大型垄断企业，从而在短短十年恢复其经济实力并略有增强。七八十年代，金融寡头和垄断资本在国家经济和金融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进而谋求向政治系统的渗透，美国政府有鉴于市场秩序重整的需要又加大了对垄断的控制，这种政策的灵活性和现实性正是基于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相互功能输出和输入。政治系统在社会体系中充当着市场组织者和市场调解者的双重角色，作为政治系统的代表，政府运用的最主要的手段即是法律手段，美国政府关于对企业规模的控制经验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路，也充分证实了经济事实脱离不了社会外部环境的客观事实，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规模控制需要考虑当今国内外形势，也需要借鉴其它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在国有企业的规模控制问题上，我们既需要相关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也需要合理有效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更需要考虑中国的现实状况和现实的外部经济环境。
四、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网络重建问题
近几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正朝着政企分开、产权明晰、功能单一、结构简化、网络简化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这固然是一个在吸收西方企业科层制发展经验和适应现代经济发展潮流基础上的正确方向，但是我们仍需要加以深入探讨和分析。
古典经济社会学家韦伯认为西方企业组织科层化是企业组织合理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以专门化、职务等级、非人格性、规则、技术能力五个特征来描叙和定义企业的科层制，除此之外，韦伯认为科层制给整个社会阶层带来了社会平等，破除了世袭，使平等、成就倾向、理性深入管理和文化之中，也塑造了新的企业管理者阶层。尽管科层制在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中有其优点，但我们仍需要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注意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其一，韦伯本人虽然宣扬科层制的工具合理性，但也表达了对其价值合理性的担忧。他明确地意识到，科层制的技术优势是以人的需要和价值作为代价的，科层制越是彻底的非人格化，即在执行任务时，越彻底地排除各种个人因素，就越背离人的价值。科层制的非人格性还决定了它并不要求个人出于自己的责任做出决定，它要求个人与组织的规则和目标一致，对其行动的责任则由组织来承担，科层制对个人所期待的是对某种规则的屈从和听随。接受命令便证明了个人行动的正确。可见，科层制的职能限制了责任伦理有效性的发挥。
其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异于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而企业结构是构建于各国文化传统之上的，这也是新经济社会学所说的文化传统性“嵌入”于企业结构之中。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传统国有企业之中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结构也承担起了大量的编外职能。在我国国有企业中，企业职工往往带着社会资本进入企业，或者在进入企业的短期内就形成了其独特的个人资本，并以个人之间的社会资本量在企业内部构成了形态各异的社会网络。这种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社会网络使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与个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交往中的交易费用大大节省，也使企业中的个人产生了集体归属感、荣誉感，这一点就有别于科层制下的“异化”的个人，使员工产生了承担工作和责任的主动性。当博弈方把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带入市场交易之中时，社会资本的作用可以使金融资本使用效率和效益不断放大。而网络既给身在网络中的行动主体以最有用的市场信息，又在最短时间内给予处在社会网络中最佳位置中的行动主体以交易机会，而当行动主体为初次交易时，网络的存在又大大缩短了双方建立信任关系的时间，大大拓开了市场效率。因此就这一方面来说，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完全破坏和分崩离析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也不完全是一件好事，在我们的思考中，国有企业以及社会中既存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面临着一个重新组织、建构和定义的过程。
其三，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有效方式，我国国有企业内部的社会网络既可以被认为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也可以看作一种现实存在的社会资源，只不过这种资源并不是经济学中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资源。国有企业内部社会网络给经济行动的个体以自尊和安全感，从而使他们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以相同的物质资源创造更多的效益，提高投入产出比。同时，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分化意味着社会体系中必然有一个新的部门去承担分化之后的功能，典型的是我国国有企业的职工养老转由社会保障部门进行保障，但是我国国有企业原来所承担的一部分职能是不方便由某一社会部门承担的，例如国有企业中中国人所热衷的情感维系和集体维护等这样的偏重于内心和代表中国人文传统的部分职能，即使这些职能能够得到承担，我们也必须考虑到这其中的巨大的成本耗费。
其四，从发达的欧美以及日本等国的大型企业的发展轨迹来看，它们都经历了一个科层制的发展阶段，而后欧美走上了在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重新构建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道路，在企业管理中也从X理论到Y理论。日本的企业则发展了其固有的文化内涵，走向了家族式企业的经营道路。这条发展轨迹也给了我们新的启示：是不是国有企业及社会中原有社会网络需要完全摧毁后然后再予以全新的构建？如果重新构建，将采取何种方式构建？
我们的答案应该是不应重新构建，准确地说是不应完全地从整体上构建，因为这种植根于原有文化传统之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新构建是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巨额的成本的。而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内外的形势又难以给我们留下充分的空间。那么我们就必须在中、西的解决方案之间扬与弃，寻找科层制与传统国有企业结构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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