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及“中间阶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级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定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以来，在新的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第三产业为主的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力比重逐渐增大，脑力劳动者的比重从60年代起已超过体力劳动者。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具有高等学历的雇佣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越来越成为社会中的一个突出群体。这些变化引起了西方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身处西方社会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纷纷从不同的角度著书立说，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当代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问题。本文拟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一评述，以期有助于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阶级下过一个完整的定义。因此，他们觉得有必要替马克思完成这项任务。然而，他们在定义阶级的标准问题上却歧见迭出，互有争议。举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多元决定论的阶级定义
希腊共产党人波朗查斯（N·Poulantzas ）在法国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影响下，从多元决定论的观点出发划分阶级。他认为，在确定社会阶级时，经济地位虽然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政治和意识形态也起重要作用，“社会阶级是按照它们在整个社会实践中的地位，也就是它们在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在内的整个劳动分工中的地位来决定的。”（注：尼·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译本，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经济的决定作用只是表现在“经济让其一个环节起统治作用，而由经济掌握着起决定作用的环节的转换”（注：尼·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译本，5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也就是说，经济的决定作用仅仅在于它决定着那些方面由自己起决定作用，哪些方面由政治或意识形态起决定作用。
这样，波朗查斯实际上把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都看作是划分社会阶级的决定性因素，这在他后面论述“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基于“个人选择”的阶级定义
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罗默（J·E·Roemer）认为，在劳动市场条件下，经济参与者带着不同数量的非劳动生产要素进入市场进行交易，为了使自己的收入在均衡价格下达到最优化，他们自然地分成不同的阶级：必须出卖劳动力来实现最优化的阶级，只通过购买劳动力实现最优化的阶级和通过自己工作实现最优化的阶级。这样，经济参与者的阶级地位就成为他们在市场条件下所作的“最佳选择”的结果，他们的阶级地位是“内在地决定的。作为在资本限制下实现最优化的结果，他选择了自己的阶级地位。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导致了不同的阶级地位”（注：罗默：《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John
E ·Roemer,"A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77页， 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
在罗默看来，基于“个人选择”的阶级定义是与剥削概念一致的，他称之为“阶级—剥削对应原理”：每个必须雇佣劳动力来实现最优化的阶级都是剥削阶级；每个被迫出卖劳动力来实现最优化的阶级都是被剥削阶级。剥削地位和阶级地位都是个人面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限制所作的最优化选择的结果。
罗默的观点注意到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阶级地位的影响，但他在论证中却存在着明显的疏漏：一方面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对阶级和剥削地位的限制作用，一方面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至于二者之间究竟哪一方面对阶级地位起决定作用，却含混不清。实际上，事实正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爱尔斯特（J·Elster ）在批评这种观点时指出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阶级应该根据人们不得不做什么，而不是根据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来区分。 ”（注：爱尔斯特：《理解马克思》（J·Elster,"Making Sense of Marx"），324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三）根据剥削定义的阶级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赖特（E·O·Wright）受罗默的阶级与剥削对应原理的启发，提出了一个以剥削为中心定义阶级的标准。他认为，阶级概念应符合以下四个标准：1.阶级是关系上的；2.那些关系是对抗性的；3.对抗来源于剥削；4.剥削的基础在于对生产资料的不同所有权。（注：赖特：《阶级》（E·O·Wright,"Classes"），34页，伦敦，1985。）据此，赖特认为，“阶级应根据它们在特定的剥削和统治关系中的地位来定义！”（注：赖特：《阶级》（E·O·Wright,"Classes"），51页，伦敦，1985。）
赖特看到了剥削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这是他的合理之处。但是，他把收入的多少作为区分剥削还是被剥削的标准，并依此把社会分为所获多于所劳的剥削阶级、所获少于所劳的被剥削阶级及所获与所劳大体相当的阶级等基本的阶级地位，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四）基于“禀赋—必然性”的阶级定义
爱尔斯特认为，根据财产、剥削、市场行为和权力等定义的阶级概念都不能令人满意，应该根据“受禀赋限制的行为”定义阶级。他认为，“阶级是这样一些人的集团，他们如果想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禀赋，就不得不根据他们拥有的东西采取同样的行动。”（注：爱尔斯特：《理解马克思》（J·Elster,"Making Sense of Marx"），331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其中禀赋包括有形的财产、无形的技术和更深层的文化特质。行动，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指的是“工作”还是“不工作”，“出卖”或是“购买”劳动力，“借出”或者“借入”资本，“出租”还是“租赁”土地，在集体财富的管理中“给予”还是“接受”命令等。
爱尔斯特意识到阶级产生过程中强制性的一面，即阶级应该根据人们不得不做什么来区分，这比罗默的阶级定义前进了一步。但是，他把限制阶级行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扩大到包括技术和文化等在内的“禀赋”，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对阶级理论的推进。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阐述他们的阶级定义。然而，如上所述，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科学的轨道。马克思主义作阶级分析的目的是为了科学地说明阶级和剥削的产生根源及消灭途径。因此，划分阶级的理论是否科学，在于看它是否能科学地阐明这一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划分都在某种意义上背离了这一方向，因此，他们在运用自己的阶级定义去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的“中间阶级”问题时，就引发出更多的问题。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定义阶级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所谓“中间阶级的尴尬”问题。20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突出变化就表现在“中间阶级”的数量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迅速增长。这些中间阶级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科学知识，主要从事管理和专业技术方面的工作，拥有丰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们普遍缺乏生产资料，处于受资本雇佣的地位。因此，在西方，他们又被称为“白领工人”，而传统的工人则被称为“蓝领工人”。据统计，在当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从1965年起，白领工人就已超过了蓝领工人。到70年代，二者的比例已达到5∶4，白领工人成为雇佣劳动者的主体。
西方社会阶级结构中出现的这些新情况，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中间阶级”的阶级属性的思考，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关于中间阶级的新理论。
（一）“新小资产阶级”论
波朗查斯从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论出发认为，通常被称为“中间阶级”的企业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及流通和服务行业中的工作人员，是既不属于资产阶级又有别于工人阶级的“新小资产阶级”。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由于占有生产资料，并以此剥削雇佣劳动者，因此构成一个阶级。工人和新小资产阶级是不拥有生产资料，同时都受资本家剥削的雇佣劳动者，以工资或薪水的形式领取工作报酬。但是，二者之间有根本区别。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下的每个工人阶级成员都是工资劳动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工资劳动者都属于工人阶级。
波朗查斯首先根据从事的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其次根据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两条标准来确定工人阶级和新小资产阶级的界限。
波朗查斯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体力劳动者，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才是工人阶级。商业流通领域和服务行业的工资劳动者从事的是非生产性劳动，他们只参与剩余价值的流通和分配，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因而不属于工人阶级，而是“新小资产阶级”。
波朗查斯认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不足以划定工人阶级与处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那些新小资产阶级（管理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等）的界限，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也起到关键作用。他认为，从政治上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管理和监督工作是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的直接再生产”（注：尼·波朗查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 N · Poulantzas, "Classes
inContemporary Capitalism），277-278、242页，伦敦，1978。）， 体现着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支配关系；从意识形态关系看，科技的运用意味着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实践活动，直接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物质化过程。因此，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这批人虽然倾向于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一部分，但却不应划归工人阶级，而应是“新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维护工人与资本的统治与服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这是他们阶级决定性的主要一面”（注：尼·波朗查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N·Poulantzas,"Classes inContemporary Capitalism），277-278、242页，伦敦，1978。）。
由此可见，波朗查斯在划分阶级时，把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都当作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看待，实际上陷入了多种因素随机组合决定论的多元折衷主义。所以，在他看来，“新小资产阶级”就是在经济上受资本家的剥削和统治，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又处于统治工人阶级地位的雇佣劳动者阶级。这样，他实际上模糊了阶级划分的根源。
（二）“新工人阶级”论
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勒（S·Mallet ）不同意“中间阶级”属于“新小资产阶级”的说法，认为他们是与传统的以体力劳动者为主的工人阶级有区别的“新工人阶级”（注：关于“新工人阶级”的论述参阅李青宜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114 —117页，重庆出版社，1993。）。
1963年，马勒在其《新工人阶级》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新工人阶级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阶段A 对应“多价技术劳动”，工人在生产中是自己的主人，通晓整个生产过程的技艺，这是资本主义的积累阶段。阶段B对应机器与大规模工业， 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那个时期。在这个时期，生产资料已集中到极少数的资产阶级手中，工人已不再是生产的主人，而是沦为机器的奴隶，成为“纯粹的工人阶级”。阶段C对应自动化时期。 在这个时期，由于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界限已模糊不清，原来在生产线上劳动的工人变成了生产过程的监督者，机器的发明者和控制者在生产中的作用大大加强。自动化生产的需要产生了一大批工资优厚又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人员，其中最重要的是受过高度训练的新技术工人和“生产生产条件”的工程师，研究单位的组织者，他们形成为“新工人阶级”。
在马勒看来，新工人阶级处于现代资本主义最复杂的机器装置的中心，它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快地认识到这个制度固有的矛盾。而且，它在消费领域的要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这使得它能够关注消费领域以外的其他问题，如工人自治，反对等级制等，有时甚至要求根本改造社会关系。
马勒的“新工人阶级”论得到其他存在主义者如高兹、伯雷维叶和图雷纳等人的支持和进一步发挥。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结构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了有意义的探讨，这对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问题和工人阶级的战略策略问题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新工人阶级”论过分强调技术发展在新工人阶级的形成中的作用，把因现代社会分工和生产内部的分工而产生的专门性职能作为确定新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的决定因素，因此被有些西方学者指责为犯有“技术决定论”的错误。（注：尼·波朗查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 N·Poulantzas,"Classes
in
ContemporaryCapitalism），277-278、242页，伦敦，1978。）
（三）“专业—管理阶级”论
美国学者巴巴拉·埃伦莱克（Barbara Ehrenreich）和约翰·埃伦莱克（John Ehrenreich ）不认为“中间阶级”属于“新小资产阶级”或“新工人阶级”，而是把他们看作是一个“新阶级”，即“专业—管理阶级”。
1976年，巴巴拉和约翰·埃伦莱克在《激进美国》杂志上发表了《专业——管理阶级》一文。文中提出，阶级的确定不仅有经济因素，而且有文化的成分，是经济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据此，他们认为，由文化工作者、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工程师等组成的职业集团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独立阶级，即“专业—管理阶级”。在他们看来，不占有生产资料，一般从事非生产性活动，担负着资本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再生产的职能，是这个阶级的主要特征。他们不属于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他们也不属于工人阶级，因为虽然二者都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但二者的职能和利益却截然不同，它们之间是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对抗关系。同时这个阶级也不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因为他们受资本的雇佣，属于工资劳动者。
“专业—管理阶级”的界说明显地受多元决定论思想的影响，而且主要根据“中间阶级”的社会职能来确定其阶级地位，又带有一定的功能主义的色彩。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和技术本身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脱离了资本控制，它们很难产生实际的效用。正如他们二人所言，专业—管理阶级的社会职能是再生产资本主义的文化和阶级关系，因此，很难据此将其说成是独立存在的新阶级。
（四）“矛盾的阶级地位”论
赖特根据剥削与阶级对应原理指出，阶级是社会生产关系内部的地位，这些地位从剥削关系中得来。以往对“中间阶级”概念化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阶级结构中的每个地位只有一个阶级与之对应。实际上，有些地位可能具有多个阶级的特征，可能同时处于一个以上的阶级地位，因此应称为“阶级关系内部的矛盾地位”。
剥削与阶级对应原理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剥削是生产资料不平等分配的结果。一方面，资产的不平等分配足以说明劳动剩余的转移；另一方面，不同的资产不平等分配形式说明不同的剥削制度。据此，赖特认为，由于具体的社会很少是单一的生产方式，其社会阶级结构往往呈现出相互交织的剥削关系的复杂图像。因此，有些阶级地位根据一种剥削关系是剥削阶级，而根据另一种剥削关系则可能是被剥削阶级。
在赖特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至少存在着三种剥削关系：1.传统的资本主义剥削，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分配；2.技术剥削，根源在于技术与文凭的不平等占有；3.管理资产剥削，根源在于生产过程的不平等控制权。这些并存的剥削关系产生了一个复杂的阶级结构图。资本家阶级是纯粹的剥削阶级，工人阶级是纯粹的被剥削阶级，而主要由专家、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构成的“中间阶级”则处于“矛盾的阶级地位”。一方面，他们像工人阶级一样，被排除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之外，受资本家剥削；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有效地控制着管理和技术资产而与工人的利益不同，处于剥削工人的地位。（注：赖特：《阶级》（E·O·Wright,"Classes"），87页，伦敦，1985。）
赖特根据剥削关系把中间阶级划归“矛盾的阶级地位”的做法实际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如前所述，他把收入多少作为区分剥削与被剥削地位的实际标准；其次，他把专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基于其知识和技术的收入也看作是剥削，这实际上忽视了“这种可能性，即有文凭的那些人占有的技术使他们的生产能力更高，因此他们有权获得更高的工资”（注：赖特等：《关于阶级的论争》（E·O·Wright et
al,"the Debate on Classes"），176页，伦敦，1989。）。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马克思本人没有给阶级下过完整的定义，他研究的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阶级状况，无法论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中间阶级”不断壮大的新情况，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没有关于阶级理论的基本立场，也不妨碍他根据阶级产生的原理对其发展前景作出科学的预测。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上，分工产生的结果。“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21页。）当人们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少量剩余的时候，大多数的劳动人口都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如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家事务以及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而这些特权分子为了自己的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这样，社会就必然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必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
马克思认为，分工提供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基础，但它并不是直接产生剥削和压迫的手段，要使剥削和压迫成为现实，还需有制度上的保证。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种保证是通过强制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强制性代替了超经济的强制。因此，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成为划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决定性标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以财富、或以行为、或以剥削、或以多元主义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都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向。他们的这种做法早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就遭到马克思的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最后一章《阶级》中就反对把工资、利润和地租等收入的源泉看作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认为决定近代社会三大阶级的不是地租、利润和工资，而是占有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资料所有权而不是收入分配才是决定阶级的根本因素。
从分工的角度出发，马克思具体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的社会地位。马克思认为，分工“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个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29页。）。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是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家阶级。工人阶级是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者阶级。他还认为，随着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加深，将容许工人阶级中一个不断增加的部分被使用在非生产的方面。但是，他始终认为，只要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达不到消灭社会分工和阶级差别的地步，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就不会消失。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从事非生产劳动的雇佣者只不过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是“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是一种特殊的雇佣劳动者。在执行“总体工人”的职能方面，他们与生产工人一样，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只是“这些非生产劳动者要消费生产工人的产品，他们在剥削生产工人的利害关系上也多少和那些直接从事剥削的阶级一致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651页。）。 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在物质利益方面与生产工人存在差异。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为我们科学地确定所谓“中间阶级”的阶级属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根据这个理论，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冠以形形色色的名称的“中间阶级”只不过是“高级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学知识，一部分人有手艺，他们不属于工厂工人的范围，而只是同工厂工人聚集在一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61页。），结合为统一的“总体工人”。他们“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444页。）。 恩格斯还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的贺信中对他们的历史使命提出期望，希望从大学生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487页。）。 马克思预见的无产阶级全面革命虽然还没有实现，但马克思把这些从事非体力劳动的雇佣阶级与工人阶级同样看待的态度却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可见，没有生产资料，受资本家雇佣和统治，但又较一般工人具有较高的科学技能和文化知识以及社会地位的“中间阶级”，不管他们的收入有多高，社会声望有多高，从阶级属性上来说，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他们的存在和壮大，是脑体差别和阶级差别逐渐缩小的标志，是生产力巨大发展的结果。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之间的界限逐渐趋于模糊，“中间阶级”与一般工人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逐渐一致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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