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日本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日本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内容
日本政治文化是与日本政治紧密相关的文化，它扎根于日本，但是又不仅仅来源于日本，它不仅包括日本本土的政治文化而且包括与外界交往过程中吸收的政治文化。纵观日本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政治文化中蕴藏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是：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结合东西方文明，既有吸收性又有对传统的保守性。
从古代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到近代以来，“脱亚入欧”口号的提出，在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过程中，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吸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日本政治文化不断学习汲取和模仿其他先进文化的图画，因此有学者又把日本文化称作“混血文化”、“合金文化”、“飞地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文化虽大量汲取东亚文明中心的文化要素，具有东亚文明的共同特征，但它在自身历史积淀中却依然保持自己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日本采取的是一种“有用性”的选择原理和日本式的审美意识，一边吸收一边改造。日本民族文化摄取了中国儒学，挖掘了它的合理内核，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儒学讲求分析事物的“格物”思想，并逐渐将它改造为经验论性质的学术思想。日本民族在东亚文明总体框架之中创造了民族文化，日本文化也是在东亚地区文明的撞击中锻造形成，并不断取得飞跃的。
在对待西方文明方面，日本的功利性更为明显。如果说在学习中华文明时，日本是被先进文明所主动吸引，那么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被动的成分则很明显。日本是在幕府锁国状态下，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的。对其学习是在感受到与西方差距的刺激下，由学习“兰学”开始的。所谓“兰学”即西学，主要指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技。而到了幕府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尤其是目睹满清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状，日本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的政治制度方面。明治维新初期，政府即派出大批皇室成员及官员，赴西欧等国进行考察，考察的内容涉及教育、经济、军事及政治等各个层面。而随后进行的改革，吸收了西方的义务教育制度，提高了国民的素质；经济上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政治上则引进了西方的一系列政治体制和民主。但是由于明治维新是一场由脱胎于封建武士阶层的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因此其改革并不彻底。这些改革，维护巩固了日本天皇的神圣地位，同时经济上仍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的封建残余和财阀实力。
日本政治文化包含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对外在国际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
著名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早在50多年前其名著《菊与刀》中就曾从文化和人类学的角度专门分析过日本，她认为日本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无论是从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社会等级制度的归纳，还是日本著名人类社会学家中根千枝关于日本“纵式社会”的论述，都突出了日本文化中等级观念的存在及影响。日本人的等级意识是从家庭中培养起来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带有明显的等级特点。这种在家庭内部培养起来的等级观念和意识，随着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活动，逐渐扩展影响到日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使日本人在遇到问题时，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等级，同时按照等级来区别对待不同的事务和人。等级制度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个是中根千枝所强调的“纵式结构”，人们在集团中依据一定的标准排列出序列；另一个则是在这种制度下对权威的服从。
对内日本社会严格按照等级制度来运行，而对于国际社会，日本人的“序列”意识同样在起着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其关于国际秩序的观点是：每个国家在国际秩序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不同的位置对应不同的等级。“世界各国应统一于一个用国际等级固定起来的世界中”，各民族应“各守本分”。当然日本认为的“国际等级制度”是日本领导下的等级制度。
2.强调神人一致，肯定现实的神道教
在日本政治文化中，神道的影响和作用不可忽视。它是日本土生土长的宗教，同时也是日本最古老的宗教。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神道教已经成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宗教、习俗、思想和制度的体系。神道教在19世纪末即明治维新后发展成国教，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神道。它明确指出天皇是全日本人的“神”。由于神道是以日本神话以及对皇室的崇拜为基础，因此受到日本民族主义者的欢迎，成为统治者统一团结日本的工具。神道教对日本民众的精神信仰和生活影响很深。二战时期，由于法西斯主义者的操纵及宣传，神道教由普通的民间宗教发展成为国家神道，极力宣扬皇国史观，并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基础和借口。把天皇当作“现人神”吹捧，导致人们对天皇的迷信和崇拜，而系统化了的神道教又极力地鼓吹把为国献身的人当作神一样的敬仰和供奉，导致普通民众对战争的认识完全失去理性认识。日本右翼势力更是充分利用了神道中“忠”的含义，宣扬为天皇而战，死而尽忠，同时，利用国家的影响来推广神道，由国家支持在日本各地建立神社，供奉那些在历次战争中阵亡的官兵。二战后，裕仁天皇发表宣言否认了自己的神格地位，占领当局也明确宣布政教分离，因此神道教的地位开始衰落，但是神道教的影响依然存在于广大的日本社会之中。
3.道德感薄弱，依靠外部强制力的“耻感文化”
本尼迪克特曾把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比较，她认为与西方依靠人内心的罪恶感约束人的行为不同，日本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耻感文化”。这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即外部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来作用于人的心理进而反馈到人的行动的一种文化。因此，耻感文化比罪感文化更具有现世性，在这种文化下人的行为更讲究灵活性——始终以避耻为目标。
“耻感文化”在日本社会的作用，表现为日本人道德观念薄弱。行为观念的是非与善恶不是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从内心去评价，而是依据周围人对自己行为的反映来判断，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自律性，因此，“耻辱感”可以说是日本人决定思维与行动方式的主要精神动力之一。同时日本人由于没有绝对的道德感，缺乏恒定的善恶标准，行动随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容易给人以反复无常的印象。
耻感文化的产生究其根源是来自于日本民族的自卑感，由于自卑才过分地看重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因此日本人很注重名誉，对名誉十分敏感，有时把名誉看得比生命、正义还重要。对传统的日本人来说，“永恒不变的目标是名誉”，为了名誉，可以不顾事实，不分善恶。耻感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认为忏悔就等于自寻烦恼，因此在“耻感文化”的指引下，日本人的忏悔和“罪感”的心理比较淡漠，所怀有的内疚及悔过，往往是因为受外界刺激而产生。
4.内部追求与集体一致，强调“和”的集团主义
在考察日本的政治文化现象时，有这样一个不可轻视的重要因素，即集团主义精神不仅对其国民性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而且作为民族性格还影响到思想领域和国家政治上。日本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在研究了日本社会之后，从社会集团角度研究日本人，提出了“纵式社会”的理论。其理论是建立在日本社会是集团社会的基础之上。所谓集团主义精神，可将之理解为视集团为一个命运共同体，集团的和谐优于或高于个人欲望的满足。每个人几乎都要参加一个甚至几个集团，个人要忠于集体，个人的身份确定与社会承认直接与参加的集团息息相关。日本人历来有一种传统，即崇尚集团主义，在一个集团中，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即中根千枝所谓的“纵式结构”)协调着人际和权力关系，使人们能有效合作，也就是说每个日本人都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个集团，作为个人应该为这个集团增光而不是抹黑，而且在集团内部，每个人应该尽量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强调“和”，不给别人带来麻烦。
集团主义使人们注重内部团结，有时甚至需要压抑个性来迎合集体的“和谐”。集团主义是日本民族力量的核心。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也能把个人的责任缩小。日本人通过集团而团结起来，而且在为集团奉献的同时，“集团主义”精神为整个国家的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但与此同时，对由集团所作的决定，只有集体可以承担责任，这就削弱了每个人承担后果的责任感。集团主义在强调内部和谐一致的同时，对集团外部却有很强的排外性和封闭性。
二、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1.日本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在外交上表现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和暧昧性
日本外交姿态与走势的多变和不可捉磨的特点以及其外交语言的隐晦性与多义性是其外交两面性的外在表现。这种两面性主要与以下两个方面有关：一方面基于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自身政治文化的底蕴而言，日本从根本上来讲，更多的人倾向于把它作为一个东方国家；而另一方面，鉴于近代以来，日本所实行的对外战略基本上是与西方国家为伍，“脱亚入欧”的成果非常明显，使得日本在亚洲更像一个西方国家，而且其所作所为也受到亚洲其他国家的不信任。因此日本的政治文化的内在与外表的分裂与矛盾，导致日本外交政策也在许多方面拥有两面性，给人一种表里不一的印象。
2.对外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极力向外扩张，寻求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日本在对外交往中寻求维护“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秩序，是与其国内文化中强调的等级观念相联系。日本民族对外在世界的秩序一直保持有一种敏感的洞察，并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机，改变与己不利的国际等级秩序，同时维持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古代，由于中华文化圈的强大影响和吸引，虽然日本对中国是一种崇拜的态度，同时也主动地遵守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是依然注重在“中华帝国”面前自己的角色；虽然承认“中华帝国”在汉文化圈的领导地位，但是并不依附。即使在元朝时期，面对忽必烈的三次进攻，也依然坚持自己的独立。但是随着日本向中国学习的深入，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日本逐渐开始试图挑衅中国的势力和影响。唐朝时，日本就曾经派兵赴朝鲜半岛参加白春江战役(公元663年)。到了明朝末年，日本直接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组织倭寇进行骚扰，而丰臣秀吉直接发动了侵朝战争，开始对华夷秩序进行公开的挑战。到了近代，由于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日本民族开始重新反思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距，积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待自身势力强于周边邻国之时，开始策划对外扩张。而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到甲午战争之前，东亚地区是日本的主要关注范围，涉及的外交战略目标也主要是以扩张为手段，建构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取代华夷秩序。此后，日本走上了武力扩张的道路，并开始了争取与己有利的国际等级秩序的侵略和外交活动。
3.神道教主要体现在对外交决策制定人员及外交政策的牵制作用
关于神道教，时至今日，在日本社会中，仍旧是一种融入日本普通民众生活的一种大众性的宗教仪式。在日本，神道在民间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信仰神道教的人占人口的80％。神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一种传统的仪式性活动。但是鉴于历史上，神道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以及神道本身作为一种本土文化的特征，其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战中神道作为国教，在宣扬皇国史观，鼓吹侵略舆论，麻痹人民思想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4.“耻感文化”使日本外交具有敏感性，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世界行为的被动反应，同时也使日本外交很少考虑道德问题，具有很重的功利主义色彩
纵观日本外交史，可以发现日本这个国家的外交战略缺乏一贯脉络。日本外交实际上是针对外部世界行为的刺激而作出的被动反映。耻感文化注重外界对自己的评价，自身缺乏发自内心的道德约束，因而行为很容易陷入盲目过激的地步。典型的事例是二战前和战中，整个日本民族对战争的狂热，用一位著名的日本研究学者的话来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一旦发动起来，就永远不会主动停止下来的民族，除非有外力的强制作用。这正是对日本民族心理缺乏自主约束力状态的真实写照。而当今日本，由于二战的特殊原因，使得自己的外交战略和安全紧紧地与美国联系在一起。在许多问题上，并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经常使本国的外交陷于被动。
5.“集团主义”在日本外交中表现为在国际交往方面十分谨慎和“与强者为伍”的思想，追求与强国的结盟
集团主义在日本政治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集团主义影响之下，日本人很重视与集团中其他人的协调一致，个人主张往往不直接坦率地表露出来，而是彼此试探对方的意图。
摘自《东北亚论坛》（长春），2006.1.7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