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科学划界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对社会科学的对象和性质已有公论乃至定论，普遍认为它是研究社会现象和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问，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社会科学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有阶级性。这些见解当然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否则也不会被广泛接受和流传。但是，由于学科的多样化，特别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这些观点并不都是绝对固定和无可商榷的，至少不应把它们简单化、教条化，本文拟就此作粗浅的议论，主要是提出一些可供探讨的问题。
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关于社会科学的学科方向和专业领域，首先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它与人文科学的关系。尽管“社科”、“文科”是我们常用的称谓，尽管近十年来既要求学生了解社会，又倡导提高人文素养，并且在一些大学成立了人文社会科学院，但是，对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内涵、外延和它们的关系，并不是已讨论得很清晰了，人们所持的观点还颇有歧义。当然，名称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但词语的推敲终究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学术上总该要求名正言顺，基本概念的界定更值得探讨，更何况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解不同多少还会影响到人们的研究范围、方向、态度和方法。
对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有诸多可以研究的东西，仅就二者的划界看，大致上存在着以下三类观点：
一是认为社会科学已包括着人文科学，确切地说，无须在社会科学之外再提什么人文科学，科学从总体上只能大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凡属考察社会现象的学问都属于社会科学。而且，持这种观点者强调，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非社会的或超社会的“人类文化”、“人类价值”、“人类心理”，文化、艺术、教育、民俗等方面的项目应都属于社会科学规划的内容，这些方面的著述应纳入社会科学的成果来表奖。
在这类观点中还包括着一种“现实历史的传统”，即认为“人文科学”是外国人的说法，我们的规范用语则应使用“社会科学”的范畴，人文科学只被看作是社会科学一词的不甚确切的表述，如《汉语大词典》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所说， 人文科学“现代用作社会科学的别称”。长期以来造成的印象是，似乎马克思主义只讲社会科学，回避乃至不讲“人文意识”，人文科学的概念被淡化或淘汰。
第二类观点是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主要和首要的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居于第二位，认为人文科学包括着社会科学，源头是人文科学，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人文科学在11世纪就已形成，并有了长期的历史演化，社会科学只是到19世纪以后才派生出来的。人文科学原指的就是与人有关、与人的利益有关的学问，社会科学要以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为对象，理应视为是近现代人文科学的特殊部分。在我国虽未见到有人明确地论证这种观点， 但可找到接近的看法， 如我国1979年出版的《辞海》就提到，广义的人文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外国学者通常更多用人文科学的提法，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中只列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史”的辞条，而不把“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条目。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原则上并无互相包容的关系，也不能和不该一般地去排定二者的主次座席，主张既要确认非人文学科的社会科学，也认同非社会科学的人文类学科，认为不该在学术上“排斥异己”，反对任何一种“学科沙文主义”。目前，我们常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提法，大体上就可看作是这样一种“并存论”。但赞同这两种学科并存者对于它们的联系和区别，看法又不尽一致。国外认同社会科学的人，有的认为社会科学是实验性和定量化的，人文科学则是“印象主义”的；有的认为社会科学更多地要求知识和理解，人文科学更需要有涵养和领悟，有的认为人文科学不仅仅是对文化艺术的研究，语言、文学、绘画、音乐、雕塑、建筑等领域本身就是人文学科。
本文认为，从总体上讨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乃是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这种讨论可能会涉及到诸多方面，包括工具书的辞条和学科专业目录，虽咬文嚼字，却既难逾越，又有意义和意味。例如，究竟该给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下怎样的定义，怎样来阐明这二者的差异和统一。对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学等学科及它们的各个分支，哪些应归属于社会科学，哪些要算作人文科学。如果这两大类学科的内容、性质、使命、特色、规范有所差异，我们对这两者的发展和应用又各应持何种态度和方法，等等。基于长期以来我们多讲社会科学，当前是否要多关注些人文科学和人文类学科的发展，也值得考虑。
二、社会科学的阶级性与“人类性”
与上一问题有关，值得研究的，还有人文社会科学的阶级性，这个问题本可是无须置疑的，可认为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显而易见，对于某种武器的物理性能或鸦片的生物化学结构，人们通常会持同一的观点，而不同的社会阶级对于同一的社会现象的意义，对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则常有不同的或相反的论断。有人故意把侵略说成“进入”，把鸦片战争说成是“鸦片贸易”，就明显地表现着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和阶级观点上的对立。然而，这并不就意味着社会认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的阶级性问题已无任何商榷的余地或已完全解决了。这里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可以探讨的：其一是阶级性可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其二是阶级性可否有强弱之分或程度上的差异；其三是应如何看待某些现代人文学科及其课题的“人类性”，乃至人类性在增强的现实。
人们通常所说的阶级性，如社会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实际上并不仅仅是指根本对立阶级在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上见解相背，还常常指人们的利益多寡和地位高低会影响到他们的思想观念，制约他们对客观规律的把握，这样一种功利性也可以说就是“广义的阶级性”。在这点上，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探索确有重大的差异。对后者，经济利益固然会成为探索的动因，但不会构成认识内容的是非；对前者，根本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的状况不仅会推动人们去追求客观真理，或使人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而且还会在认识内容上有助于对客观现实的把握，无私无畏天地宽，或妨碍人们如实地认识客观事物，如由私心导致杂念，利令智昏，歪曲现实，功利上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不仅如此，许多非根本经济利益或阶级关系的因素，如人们的民族、地域、职业、性别、个人经历、年龄及家庭状况的特点，乃至某些细微的文化差异，如兴趣与爱好的不同，也会使他们对同一社会现象作出不同的判断。在人文社会的领域，追求客观真理有其特殊、复杂的情况，并不是轻易地断言“社会科学真理要是真理就没有阶级性”可一笔结帐的，我们不能只讲社会认识的客观性，低估和忽视社会观念的阶级性、功利性、社会性，当然，“广义阶级性”的概念并不确切，而用“社会性”来表述又不够具体！
那么，能否说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有阶级性，或均有同等程度的阶级性呢？对此，已有了大致相近的看法：可以认为，政治学、法学是有很强阶级性的，语言学、考古学是无阶级性的，伦理学、美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学、人口学等介乎其间。或许相对地看，社会科学学科的阶级性一般说来要强于人文科学学科。这里，事情不仅仅在于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在阶级性方面有无强弱程度上的互不等同，而且在于人们在研究和评价各门不同学科时所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应互有区别。
与此有关，会涉及到某些人文社会学科的“人类性”问题，这里说的人类性是指以人类利益、人类未来、人类价值为研究的导向和方向，从这些出发来探讨社会问题，而不局限于或超出于阶级、国家、民族的视角，这是否可看作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一个新变化和新特点呢？长期以来，我们或是把讲人类问题看作遥远的事情，不大现实，或认为讲“人类生存”、“人类利益”的人旨在淡化和否定社会阶级矛盾，但是，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该僵化的，而应适时改变。我们要注意到，近半个世纪里日趋激化的全球性问题已使人们的视角有了重大的变化，新问题、新视角衍生出许多关于整个人类的研究，如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学探讨。
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到，考察“人类性问题”也不能全然抛开阶级性，造成资源和能源短缺、温室效应、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并非是各个国家、各个阶级都有均一的、同等的罪过，并非是人人都有等量的责任，对于治理环境、维护生态也并非各国、各阶级都有等同的义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不加分析地谴责整个人类，不要笼统地批判人类和“人类中心主义”。有的文章把“全球性问题”的根源归之于无差别的人类，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则要求无差别的“人类反省”，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实际，至少不全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充分估计到，温室效应、生态破坏、物种灭绝、资源危机、土地沙化这些问题带来的后果，又不仅仅关系到某一个阶级、某一个国家，而是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各个阶级、各个国家、每个人都要承受这种威胁，都要面对同样的危机，并要作出共同的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更强调和只注重阶级关系的社会科学研究，至少在近30多年里，更转向于考察现实的全球性问题或人类问题，更转向于探讨人类生存、人类未来、人类利益和人类价值，更多地从人类的持续发展来看生产、消费、人口、法律、政策、伦理等，因而不仅出现了社会学、环境心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这类阶级性弱化、人类性明显的学科，原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多有“人类性课题”的研究。我们要认真研究当代社会科学在内容和性质上的这种动向，至少不要全然用传统的阶级性观念套用于环境社会学和可持续发展论的学科；或者换个角度说，我们今天要略多一点关注于社会科学的人类性和人类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和课题。如果我们一定要把重点放在划清无产阶级的环境社会学和资产阶级的环境社会学上，非得要论证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对它们的研究有强烈的阶级性，可能不会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也不会有多大的进展。
三、社会科学与决策科学
探讨社会科学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必会涉及到社会科学的应用和应用社会科学，涉及到诸如政策研究、领导科学、战略研究、软科学的学科，涉及到党和政府的纲领、路线、战略、方针、政策、规划、方案、措施、口号、策略等，涉及到社会科学与管理科学的关系，在这些方面有许多实践意义很强的划界问题值得探讨，但对这些问题似乎不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本节不可能逐一考察这些方面，也不探讨诸如工业经济学、科技法学、行政管理学这类的“交叉性”应用社会科学学科，而只就社会科学的实践化、社会科学与决策科学的相互转化讲一点意见。
首先要明确的是，由社会科学理论到社会实践推移必须要有中间环节，再正确、全面、深刻的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能直接处理和解决特定时间、特定领域的具体实践任务，有如精通《资本论》未必就能制定出一个企业的经济运作方案，这里的问题不仅是理论要联系实际，而且是理论需要经过一系列中介性环节才能转化和应用于实践过程。即使是非常简化和线性地看，这种转化也需要一个由社会科学理论——纲领——路线（或战略）——方针（和政策）——规划（或方案）——措施（和口号）——实践操作和实践行为的过程。对这个过程，我们理应有较为充实的研究和成熟的成果，遗憾的是所见还不多，如我们经常讲到方针政策，但究竟什么是方针，什么是政策，它们各有何内涵和特点，是方针的外延大于政策，还是政策的外延广于方针，似乎并不只是“书呆子问题”可以不屑一顾。
与此有关，还可以对纲领与理论（当然主要指社会科学理论）、政策与科学的关系之类问题作点研讨。例如，纲领最密切地同理论相关，更直接些地是理论的延伸，但纲领毕竟不同于或不是理论本身，有了正确的理论也未见得就一定有正确的纲领，纲领有误未必都是理论根本不对，不应把纲领同理论完全作为一回事来看待。同样，也不该把政策与科学完全等同起来。人们常说到的政策科学或政策是科学，多有模糊或误解。实际上，所谓“政策科学”既可以指政策合乎科学或政策正确，也可以指关于政策学问或对于政策的研究，指真正的政策科学。但需要明确的是，政策本身并不是科学，“政策科学”也不就是政策。
作为划界问题，首先需要研究决策、政策与科学的区别，继而探讨它们的联系，在这个基础上再来阐明决策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总的来说，科学与政策至少有以下几点差异：（1 ）科学注重于揭示本质和分析原委，政策着重于达到目的和满足需求；（2 ）科学力求做到全面、精确，政策必须要有兼顾和折中；（3）科学是普遍性、一元性、 通用性的，政策总是针对着特定的时间、地点和问题，有明显的专有性和多样性；（4）科学更讲究是非的确认、真理的验证， 政策则要求方案的实现、效益的获得；（5 ）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并不直接约束人们的行为，它倡导百家争鸣，政策规范人们的实践活动，一般不倡导商量，有一定的强制性。简言之，政策是以其合理性、可操作性来衡量的，政策的合理性既要看它是否合乎客观规律性和实际情况，也要看它是否符合群众的利益和需要。政策当然要有其科学性，需要在正确的理论和纲领指导下制定，需要以调查研究为基础，但即使是合理的、可操作的、正确的政策，亦不完全等同于科学。正确的、合理的人口政策不同于人口科学的理论和规律，符合科学的、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计划也不同于经济科学。符合客观规律性的政策措施毕竟不同于科学原理，何况政策措施未必就合乎科学。在这样一类问题上，如果简单化地断言纲领就是科学，政策就是科学乃至措施、口号就是科学，是无益和有害的。我们既不要把科学神秘化，不要过度抬高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也不要把科学世俗化或过高评价政策的意义。与此相关，决策科学或政策科学尽管属于科学，具有科学的上述特点，但它们与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相比又有政策特点，应视为社会科学的应用学科。
在明确了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和政策不同于科学的前提下，当前又确实需要强调开展政策研究和进行决策科学的探讨，我们要把由社会科学理论到社会实践转化的过程具体化，搞清楚其中的各个中间环节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更有力、更明确地发挥社会科学理论对社会实践的先导和指导作用，就必须深入开展“决策科学”的研究，问题只是要真正把它们作为科学来对待，而不仅仅是列举材料。为了有利于决策科学的发展，应当名正言顺地把“领导科学”、“政策科学”以及名称有些模糊的“软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应用学科看待，充分重视决策科学研究的成果，并给这类成果以足够的肯定。
我们在决策科学研究中要依靠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而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发展也要依靠决策科学的研究。社会科学问题是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即从社会实践运作（包括规划、方案、措施、口号等）——方针（政策）——路线（战略）——纲领——理论的过渡，要有从政策研究向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转化。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只强调方针政策需要有理论的指导，同时要充分重视路线、方针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对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只依靠文献的分析综合，还必须要进行实地调查和参与实践，认真听取社会实践者包括职工群众、企业家和“官员”们的意见。我们不仅需要改变某些偏见，如断言政策无所谓科学或无所谓政策科学，而且需要改变只注重于学术文章、不关心实践的研究方法，充分重视决策实践和决策科学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