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发展理论的缺失与邓小平的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失论文,理论论文,世界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嬗变，它标志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二战后，伴随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推动了理论界对现代化、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使发展问题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各种发展理论也相继出现。这些理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五个流派：(1)从西方社会学衍生的各种现代化理论；(2)从西方经济学衍生出的各种经济发展理论；(3)从西方政治学衍生出的各种政治发展理论；(4)从激进主义引出的各种依附理论；(5)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的有关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理论[1]。尽管这些理论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了理论上的指导作用，但它们并不能掩盖自身存在的种种缺失。邓小平以智者的眼光对时代主题作了科学的判断，提出了既具时代精神又具民族特色的发展理论，克服了西方发展理论的不足，为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西方模式与中国特色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化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在现代化理论学者看来，社会是进步发展的，但在这一进程中有先进和落后，即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它们处于同一时间序列，落后的社会通过发展可以追上先进的社会。正因为此，早期经典现代化理论学者认为，“现代化是社会的变化，欠发达国家通过这样的社会变化获得了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2]也就是说，在西方现代国家的鼓励和支持下，一些欠发达国家可以逐步克服落后而进入发达行列，从而与发达国家具备同样的特征。就像印度学者A·R德赛教授所讲的那样，这些学者“都将美国和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典型的现代化社会，并将它作为表明现代化的特定的组成因素的模式（或参照系），并最终为欠发达国家所效法”。[3]所谓现代化发展，无非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
从表面上看，许多现代化理论学者所作的假设是很有说服力的，而事实上，发展理论普遍缺乏历史根据，许多理论是建立在动人的假说上，而不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之上的。瑞典学者克里斯特·冈纳森曾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总的来说一直被程式化地看成是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直线式或戏剧性的过程。而从历史进程看，“欧洲的例子已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可以沿着各种不同道路进行。毫无疑问，今天第三世界的发展过程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道路”。[3]事实也证明，所有发展模式不可能重演，一切发展变迁都有其内在条件，而这些条件往往因时空不同而不同，简单的西方化态度显然是不行的。
事实上，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这决定了它们的发展变迁不可能完全一样。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世界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不同的条件下创造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明，人类历史本身就是由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组合的绚丽画卷。同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变迁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4]
在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上，邓小平认为，任何国家的现代化不是简单的西化，而必须结合自身的文化传统、自身的国情。而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是欠发达国家现代化失败的重要原因，就象尼日利亚政治学家克劳德·阿克所说的那样，“人们用来指导第三世界的发展理论纯粹是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衍生物，应用起来又是生搬硬套，照章办事；也就是说，更糟的是应用时全然不讲结合实际变通行事”。[3]在深刻总结中国和世界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之上，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在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在反思中国现代化问题时，他认为中国现代化走弯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没有搞清楚。他在探索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具体构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构想；关于经济民主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关于政治民主化经及民主政治制度化、法律化的构想；关于在开放中走向现代化的构想[6]。
二、依附性发展与内源性发展
在发展问题上，经典现代化理论家所持的是传统—现代两分法，即社会有传统和现代之分，他们之间存在着时间差，传统社会只要按照西方现代化道路实现经济增长，即可解决发展的时间差问题，从而具备现代社会的特征。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积极引进外资、技术，按西方模式全面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在西方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增长。但是在增长的背后却是更为可怕的后果：在长期经济不平等条件下，贸易状况恶化，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加剧，巨额的外债使这些国家政治、经济时常处于动荡之中。
以劳尔·普列什比、弗兰克和萨米尔·阿明为代表的依附论者认为，由于传统的资本主义体系具有向心性、统治性等特征，工业化总是集中在中心区而不会扩散到边缘，边缘只能扮演被动、从属的角色，这种依附性增长永远无法摆脱落后的局面。第三世界要获得发展，只有同西方中心国家完全“脱钩”。不容否认，在目前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格局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国际分工与合作中，或多或少存在某种程度的依附，这无疑是这些国家欠发达的重要原因。但东亚地区一些新兴工业国的崛起以及拉美许多国家单纯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失败，证明依附论的观点有失偏颇。
与依附论者要求斩断与西方联系以获得发展相反，邓小平强调要对外开放，将中国融入世界现代化大潮中。邓小平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5]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没有理由关起门来搞建设，要实行对外开放。正是在其正确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在饱尝闭关自守的苦难之后，终于推开了尘封已久的国门，以自觉开放的姿态去迎接世界大潮。事实上，中国为自身发展融入主流文明之中，这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也是世界现代化进程推进的必然要求。
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依附没有出路，“脱钩”也没有出路，而最主要的是寻找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世界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消极模仿导致了失败，中国建国后采用“苏联模式”推进现代化遭受了挫折，这一切说明现代化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依靠本国力量，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加强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一国的发展才能真正成功。所以，邓小平一直强调要充分发挥本国的内在因素，最大限度地调度和利用本国资源，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5]只有在充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将其与中国自身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结合起来，中国的发展才能持续健康进行。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自身经济、社会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竞争局面已经形成，市场经济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政府宏观调控机制日趋成熟，社会保障制度也日趋完善，这一切都为中国自主性发展提供了条件。
从历史发展来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脱离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而进行。邓小平对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十分重视。他指出，当代世界有两大问题，一是和平问题，一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是核心。“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5]事实也证明，南北之间的差距已远远大于18、19世纪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差距。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贫富差距扩大。就像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第三世界是一组关系——一种支配的宗主国中心与依附的外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地区过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式的“独立国”，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单单是第三世界的欠发达，而且还是第一世界的过度发达或畸形发达；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7]。所以邓小平一直强调要建立民主、平等、合理、公正的新型国际政治经济新关系，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人类共同繁荣。
三、单一经济发展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自身的落后，产生了追求经济增长的强烈愿望，推动了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发展经济学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其中代表性的学者有罗斯托、刘易斯、赫希曼等人。这些学者大部分认为，目前发展中国家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缓慢所带来的贫困，所以发展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目标是经济发展。从实践上看，为追求更快的经济增长率，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如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结构模型”，纳克斯提出“贫穷恶性循环理论”，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了“大推进理论”，为欠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在这些理论指导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惊人，然而经济的增长并没有改善普通人民的生活状况，相反，经济增长却引发社会分配不公，社会腐败日趋严重，两极分化尤为明显。如巴西，六七十年代经济增长非常可观，但经济发展的大蛋糕并没有向社会各阶层平均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十分明显。据有关资料显示，在1960-1989，年巴西20%最贫穷的家庭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4%下降到2.1%，而20%最富有家庭收入占家庭总收入从58%上升到67.5%[8]。就像巴西总统所说的：“巴西经济很好，但巴西人过得很苦”。[3]所以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称之为“有增长无发展”。这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单纯经济增长并非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发展应该是一个全面的范畴。就像英国著名学者杜德利·西尔斯所讲的，看一个国家发展状况，必须注意该国的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只有当它们都不严重时，这个国家才算是发展了，所以他将减少贫困、增加就业、促进平等作为发展的三个最基本目标[9]。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以世界眼光和科学精神去认识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他指出，任何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又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要注意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致力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强调通过改革开放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要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无疑，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两级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以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5]将生产力目标与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结合起来。在分配时既要体现效率优先，又要体现公平正义原则。只有二者相结合，实现共同富裕，才算是社会主义。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尤其是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些国家都把经济的增长作为首要的目标。在他们看来，只要把经济馅饼做大了，其他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事实上，在当前许多国家，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是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风气日趋恶化，道德水准也开始下降，出现了罗荣渠教授所说的“发展综合症”。[10]“见死不救的人情冷漠、人心死亡症，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贪婪症，权钱交易、金钱万能的良知泯灭症，知识贬值、精神无用的文化贫血症，……种种精神瘟疫，正弥漫于我们的社会。”[11]对这一问题邓小平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早在1979年他就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2]他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成为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力，为精神文明建设确立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只有这样中国现代化才能走上健康的道路。他强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他曾告诫全党，“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5]这会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引到邪路上去，一定要注意。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四、从短期发展到可持续发展
发展是文明社会永恒的主题，是现代化进程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各国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理性的大旗之下，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在这种发展战略下，经济增长速度令人瞩目。但是，这些经济增长是以各种资源特别是许多不可再生资源的巨大耗费和环境污染加剧、生态严重失衡为代价的。在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在给我们带来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的严重后果。
针对环境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麦多斯教授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一书，提出了“增长极限论”。他认为在传统发展模式下，“只要人口增加和经济增长的正反馈回路继续产生更多的人和更高的人均资源需求，这系统就被推向它的极限——耗尽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13]尽管其关于增长极限的预测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但这一预测却引起了人类对传统发展观的反思，推动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届人类环境大会，通过了全球性保护环境的计划和《人类环境宣言》。1989年第15届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在1992年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21世纪议程》，将这一概念推向行动，这标志着现代化发展观的重大转变。它强调，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从这一过程可看出，可持续发展是作为对以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和面临的人口、资源等各种难题而提出的，它是对过去单纯追求产量、产值增长的发展观的否定。它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持续、社会公正和人民福利不断提高基础之上，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局面之上。
对这一问题，邓小平极为重视。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全面推进和经济发展的高速时期。由于我国现代化发展基本上采用了大量消耗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从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具体表现为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加剧以及人口的急剧膨胀。如果不解决好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此，他指出，首先，要节约资源，变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发展模式为低投入、低消耗和高产出的集约发展模式。就像他所讲的，“真正扎扎实实把品种质量抓上去，特别是抓质量”，[12]这是解决资源短缺减少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次，要关注环境问题，保护好环境。他强调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在发展中遵循环境保护规律，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他号召全国人民“植树造林，造福后代”。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护环境，使我国现代化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最后，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在改革之初，他就指出，我国人口基数过多，如果任其增长，那么，吃饭、就业、教育都将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对环境也将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12]使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从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发展的希望所在。
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注和指导下，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环境问题的研究、管理力度。1992年，李鹏总理率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并庄严承诺履行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文件。1994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21世纪议程》，强调中国的发展将不只是经济的发展，而是要走一条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4]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要求我们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5]无疑，有关人和自然协调与和谐观念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反映，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文明发展道路则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标签：中国模式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