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的理想社会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理想论文,模式论文,社会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国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之所以有着“阶级斗争扩大化”与“经济建设空想论”两大失足，这跟他心目中有一个理想社会模式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本文在对这一理想社会模式形成过程作历史考察的同时，对其所包含的基本内容以及产生错误的根源进行比较深入的剖析。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值得引以为鉴的几点结论。
关键词 毛泽东 理想社会模式 剖析 空想 教训
在毛泽东的晚年，他的头脑里有一个完整的理想社会模式。这个理想社会模式不仅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还成为判断一切理论与实践正确与否的最高准则。从这个标准出发，在国际上，他认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因此，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与反对修正主义的纲领；在国内，则将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当作阶级斗争来处理，甚至不惜与同甘共苦几十年的战友决裂，借以维护他自己以为正确的、为实现其理想社会模式而从事的理论与实践。由此看来，要想真正理解晚年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之所以有着“阶级斗争扩大化”与“经济建设空想论”两大失足，就完全有必要对他的理想社会模式作一番历史考察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剖析。
一
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模式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考虑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时提出的。确切地讲，始于对人民公社的设计。据胡乔木回忆，1958年3、4月间，毛泽东与陈伯达谈到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5月19 日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中，转达了毛泽东当时的设想：“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1〕7月1日陈伯达在《红旗》第3期发表短文，透露了“人民公社”的名称。7月16日《红旗》第4期刊载陈伯达“七一”前夕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稿，公开地传达了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设想：“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2〕
毛泽东不仅有设想，而且还在实践中努力推行。8 月初他在河北视察时谈到是不是一乡一社，是不是搞万人公社，并说平原地区八千人搞一个公社不要紧，社里工农商学兵都有。〔3 〕在收到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后，毛泽东非常高兴，“如获至宝”，〔4〕当即对《简章》作了修改，并批示“请各同志讨论， 似可发各省、县参考。”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听取汇报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5〕在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当时穿插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谈到对人民公社的看法。他赞扬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大，人多，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鸡鸭、房前房后的小树，将来也要公有。谈到公社的分配制度时，他认为公社应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对于公社的劳动组织，他认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可以提。办大公社统一调配劳动力是战争时期的经验，不要怕帝国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造谣。特别应该指出。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设计并不局限于农村，而且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改造。他在谈到公社的前景时说，搞人民公社，是农村走在前头，将来城市也要搞，学校、工厂、街道都办成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织成大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6〕
通过以上回顾，足以说明，人民公社运动直接与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有关。虽然毛泽东曾经说过，办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的，不是我们提倡的。但从整个运动过程看，办起真正意义上的公社，还是在毛泽东倡导之后。因为个别地方最初办大公社，只是为了并大一点，好搞一些大型水利项目，并没有将工农商学兵一体化的想法。而且群众对公社这个名称也很陌生，有的写成“共社”，有的写成“工社”，甚至不知公社究竟为何物。
后来，由于人民公社的各种设计远远脱离了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而，无论在所有制，还是劳动组织乃至分配方式等方面都为实践所否定。毛泽东最初设想的模式并没有实现。因此，从表面上看起来，他暂时不得不放弃了对理想社会模式的迫不及待的实践。但是，实际上，毛泽东的追求并没有因此而中断，而且人民公社这一过渡到理想社会的先验模式所提供的一系列原则，几乎都成了毛泽东后来认为中国存在着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极大危险的主要依据。也正是为了维护这些原则，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祭起阶级斗争这一法宝，甚至毅然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
就在“文化大革命”已经揭开序幕，即将掀起高潮的时刻，他以通过给林彪写信这一异乎寻常的形式向全党、全国提出了非同一般的，被称之为建设新世界的宣言书，即“五·七指示”。又一次明确地表示了他对理想社会的设计思想。
在“五·七指示”里，毛泽东由军队讲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甚至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反复强调各行各业都要一业为主，兼学别样。又由“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讲到“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直至“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总而言之，范围涉及各条战线，内容涵盖各个方面。看起来似乎是对具体工作提出一些在毛泽东看来行之有效的建议，实际上谈的却是整个社会的总体规划及其发展方向。因此，它决非毛泽东一时心血来潮的即兴之作，也不仅仅为一封个人之间的往来通信，而是毛泽东头脑里，长期以来对理想社会模式深思熟虑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同年5月， 中共中央在转发这封信时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认为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8月， “五·七指示”的基本精神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向全国公布。在这篇题为《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里，进一步认为：“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而毛泽东“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这个显然是得到了毛泽东认可的评价，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五·七指示”是毛泽东继“人民公社”之后又一幅心目中理想社会的蓝图。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与“人民公社”的设计有什么明显不同之处，就在于增加了“批判资产阶级”的任务。这同毛泽东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有直接关系，而且也表明了毛泽东准备通过思想政治上的斗争来实现他的理想社会模式的思路。此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尽管对此在理论上又有所发展，比如1974年12月26日，在与周恩来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但是，无论如何，“五·七指示”可以看成是毛泽东关于未来社会的战略构想已经达到了瓜熟蒂落阶级的主要标志，而整个“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毛泽东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而进行的最后一次拼博。
二
在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理想社会模式的形成过程作一番历史考察之后，我们再来详细研究一下它的基本内容。这方面不少学者已作过比较深刻的剖析，其中《“五·七指示”初探》一文尤为突出。〔8 〕本文拟在这一系列“初探”的基础上进行一次“再探”。
用系统论的观点看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的形态，它本身是一个整体，由两个层次，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而作为经济基础，又可以分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层面。同样，作为上层建筑亦可分成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两个层面。我们不妨先按各个层次、层面分别进行考察，然后，再从上下两个相关层次或层面的矛盾运动中作进一步的综合考察。
毛泽东的理想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最基础的层面——生产力状况。
就生产力而言，究竟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或者说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这一点，毛泽东很少甚至没有专门作过阐述。也许，在他看来，这不成问题。因为，在实现公社化的同时，不是在搞“大跃进”吗？既谓“大跃进”，自然就是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也许，对他来讲，这无关紧要。因为，当毛泽东提出“五·七指示”的时候，在他看来中国正面临着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斗。还有什么事情比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更为重要呢。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总而言之，毛泽东在提出公社模式与发出“五·七”指示的时候都没有说。但笔者认为，这决不会是偶然的疏忽。
我们再来看看生产关系。对此，毛泽东予以了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生产关系的三个主要方面，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第一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那么，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呢？他认为，私有制当然不能有它的任何地位。因为它无论如何与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就公有制而言，还存在着从集体向全民过渡的问题，而且这种过渡总是越快越好。某种意义上它还代表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速度。因此，他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的“公”字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尽管，后来并不如他所愿。但是，把人民公社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想模式，对他来说却是一如既往的。后来几度刮起的“穷过渡”之风，就是很好的说明。
生产关系的第二个方面则是分配方式。对此，毛泽东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一开始，他是非常赞赏供给制的，而对薪金制则采取了厌恶的态度。他在1958年曾多次谈到：“我们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9 〕“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搞供给制，结果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进城以后，熬了几年，搞了薪金制，军衔制，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法权制，发展了资本主义思想。”他还认为：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等级，分将、校、尉，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而且他认为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要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供给制在不少地区不同程度的得到实行。有的实行粮食供给制；有的实行伙食供给制；有的甚至实行生活基本需要供给制。其中河北省徐水县尤为突出，从1958年9月份起，干部、工人、 职工取消薪金，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干部改发津贴，县级每月8元， 科局级5元，一般干部3元，勤杂人员2元。 同时对全县人员搞供给制的“15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全部由县里统一包起来，企图在全县范围内通过搞供给制试行“共产主义”。无奈，由于生产力水平实在低下，因而财力、物力都无法承受，这种供给制最后必然以失败告终。
在供给制被迫取消的事实面前，毛泽东虽然也对平均主义有所批判，但是，在思想深处他一直十分留恋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以至于在他去世前两年，即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时，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过了两个月，即12月26日，他对周恩来说得更明确：“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对初步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工资制尚且是如此耿耿于怀，那么，对于在分配领域里，为更进一步体现按劳分配的做法，如在工资上拉开差距，拉开档次，以及为了更好体现物质利益原则的坚持多劳多得的物质奖励手段，那更被视为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的大逆不道的行为了。
生产关系的第三个方面，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与在分配领域必须坚持平均主义的原则相一致，毛泽东认为人与人必须一律平等，而这种平等意味着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别。正因为如此，如前所述，他坚决反对军衔制以及有可能产生任何差别的一切等级制度。毛泽东曾经谈到，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的就不要分等级了。
接下去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领域里，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设想把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并且把这种形式由农村推广到城市，以便向共产主义过渡。到了1966年，毛泽东在“五·七指示”里又进一步提出“大学校”的设想，这正是“小社会”思想的延续和发展。那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小社会呢？
首先，这是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如果说，人民公社还只是要求农村而后是城市成为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从而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可以不依赖外界的小社会，那么“五·七指示”则要求包括军队、工厂、学校、商业、服务行业，甚至党政机关在内都做到一业为主，兼营别样，成为一个个都全面发展的小社会，借以逐步消灭社会各行业之间因分工而形成的界限或者说差别。不仅仅如此，毛泽东还认为仅仅消灭行业的分工还不够，还要进一步消灭个人的分工。因此“五·七指示”要求大学校的每个人都必须逐步做到“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全面发展，以便成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 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10〕。
其次，这是一个逐步消灭差别的社会，毛泽东之所以提出消灭分工，是与消灭差别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要消灭差别，包括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脑差别，首先必须消灭专业分工。除了消灭专业分工，毛泽东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消灭有可能导致差别的一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比如刚才提到的军衔制度导致了官兵之间的差别，高考制度剥夺了劳动人民及其子女上大学的权利；职称制度造成了人们追求名利的观念。总之，在他看来凡属导致差别或滋生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制度都是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都在废除之列，至少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第三，这是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在对消灭商业的问题是犹豫不决的。头脑发热时，他提出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应制的主张；头脑冷静时，他又说中国的“商品生产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11〕。当然，也不过说说而已。从他的思想脉络看，他始终把商品生产看成是滋生修正主义的温床，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所以，他想通过“五·七指示”指出的大学校途径来达到逐步消灭商品交换的目的。这一点，在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商品、货币、工资制度始终持有不能容忍的态度。
第四，这是一个逐步消灭私心的社会。毛泽东历来十分看重人的因素。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在人的因素上，他又十分看重觉悟，而衡量觉悟的标志就是有没有私心杂念。毫无疑问，在毛泽东看来理想社会里的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斗私批修，以达到高度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境界。他对革命队伍内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当中谋私利、争待遇、搞特权的行为深恶痛绝，甚至斥责他们是喝人民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在马克思、列宁看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中，前者总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那么在毛泽东构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是同样如此呢？似乎并非这样。考察一下毛泽东的思想轨迹可以发现，毛泽东最重视的是意识形态，最模糊的则是生产力。在他看来，人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最宝贵也是最重要因素，因此首先是人的教育问题、觉悟问题。然后，通过具有高度觉悟的人去建立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形成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进一步影响甚至决定了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方向。所有这一切，都将自然而然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难怪有一位外国学者发出这样的惊叹：这不是把马克思颠倒成头在下脚在上，或者说把黑格尔又重新请回来了吗！
不错，毛泽东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从马克思那里找到理论根据。比如，关于坚持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思想；关于用按需分配逐步代替按劳分配的思想；关于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关于极大地提高共产主义觉悟的思想等等。但是，马克思在论述共产主义社会时有一个物质基础，这就是社会财富必须极大丰富。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又有一个根本前提，即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但是在毛泽东的战略构思里所缺少的正是这个物质基础和根本前提。
毛泽东忽视了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个前提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财富极大丰富这一物质基础，一味地寻找如何消灭分工，消灭差别，消灭商品，结果就不能不回到没有分工，没有商品的自然经济和没有差别的平均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去。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理想社会模式里，他所认为的“最完善”，只不过是自然经济的一种模式，而所谓“最纯洁”也无非是平均主义的幻觉而已。
三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就逐步构思中国的发展蓝图。他决心独辟蹊径，寻找一条既能快速建设社会主义，又便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为此，他先后提出了“人民公社”、“五·七指示”等设想。而且在他看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甚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完善、最纯洁的理想社会模式。但实践却一再证明：这些都不过是脱离实际，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空中楼阁。
作为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毛泽东，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却陷入了空想的泥潭而难以自拔呢？居维纲在《毛泽东的理想社会模式简析》一文里作了深刻的分析，笔者颇为赞同。确实，类似于“人民公社”、“五·七指示”这样的构想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是不会产生的，而且即使有人提出来也不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唯独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取得胜利的经济落后国家，才有着产生这种空想社会模式的肥壤沃土。为什么呢？
首先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滞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更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远未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历史过程。所以，它同马克思所说的建立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当社会主义建设一旦成为首当其冲的实践活动时，落后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便十分醒目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问题在于能不能正视这个差距。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到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但是毕竟处于生产力十分低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这严峻现实决定着消除这个差距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相反，急于求成，那么势必陷于空想之中。此外，问题还在于如何去消除这个差距。如果不是把最主要的精力花费在发展生产力上，而仅仅靠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只是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上做文章，一味追求一大二公，甚至纯而又纯，急于消灭三大差别，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甚至把民主革命时期成功的经验绝对化，什么阶级斗争，什么群众运动一古脑儿照抄照搬，甚至把战争时期不得已而为之的大体平均的供给制也当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法宝，那么也势必陷于空想之中。
其次还在于经济落后的国家由于没有经历过大工业的洗礼，因此，农民的小生产意识，其中包括平均主义思想很容易代替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均贫富、等贵贱”、“不患寡而患不均”等农民的平均主义要求往往被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在实践中加以贯彻，加以坚持。这一点连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也难以幸免。毛泽东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曾多次引用史籍来阐发自己的观点。他在谈到人民公社的时候就引用了五斗米道的故事，特别对“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办义舍、免费吃饭、免费治病等备加赞赏，并且认为“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12〕这样，他把农民的平等意识与社会主义完全混为一谈了。
当然，空想社会模式的提出更多地来源于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的某些概念和理论的误解。例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在阐述按劳分配原则时提出这一概念，重点在于说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由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消费品的分配还不可能做到事实上的平等。列宁又据此提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概念，以“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13〕。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误解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东西，“跟旧社会没有多大差别”。“四人帮”利用了毛泽东的这种误解，大肆制造舆论否定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说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引起理论上的混乱。二是将消费品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不适当地扩及到政治思想、作风、人际关系等方面，把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官僚主义，军衔制等都说成资产阶级权利。毛泽东一生向往平等反对等级。他担心实行按劳分配带来收入的差别会引起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甚至产生特权阶层。这同他理想中的平等公正社会格格不入，所以他不能容忍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
又如，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也有简单化的理解。马克思讲共产主义将消灭社会分工，消灭三大差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但这一切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社会分工、三大差别等究竟怎样消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列宁承认：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14〕毛泽东忽视了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个前提，或者说，希望在生产力不很发达的情况下寻找一条消灭分工，消灭等价交换，消灭各种社会差别的途径，结果只能回到自然经济与平均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去。
四
毛泽东的理想社会模式，由于在理论上是空想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因此，在实践中必然处处碰壁，甚至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与经济建设空想论的严重危害。为了使这一切成为过去，而且不再重现，就有必要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第一，任何时候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基本国情，特别是认识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毛泽东之所以提出“人民公社”这一理想模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对生产力落后和发展不平稳的国情缺乏正确的判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看成是轻易而举的事情，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同样道理，毛泽东之所以提出“五·七指示”这一理想社会模式，很重要的原因也与他认为我国社会主义仍然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过渡时期”密切相关。除了正确认识国情，再就是在行动中切不可去做那些超越发展阶段的事情。因为，如果脱离实际，把未来社会的一些准则（有的还有待于实践检验）轻率地拿到今天来实行，其结果不仅不能实现美好理想，反而会造成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比如，在落后的手工劳动基础上，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刚建立就急于追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甚至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社会财富并未充分涌流，甚至相当贫乏，有的地区连温饱都未解决的情况下企图实现供给制；又如在还需要经历一个很长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情况下，居然要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经济、消灭三大差别。凡此等等，其结果只能陷于空想之中而难以自拔。
第二，任何时候都必须正确地把握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有关论述。鉴于毛泽东空想社会模式的提出，更多地来源于他对马列的某些概念和理论的误解，因此，更有必要以此引以为戎。
无论是对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还是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来说，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比如贫穷是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在设计他的理想模式时，在贫与富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一方面，毛泽东向往中国的富强。在50年代，他曾用“开除球籍”来说明尽快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生死攸关的问题。1958年发动大跃进，本意也在于用较短的时间把生产搞上去，甚至实现“超英赶美”。另一方面，他又有“富则变修”的忧虑。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认为人愈穷才愈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这样一来就陷入了一种悖论：革命的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由穷变富，然而一旦富起来又不革命了，又要出修正主义，那么还是以穷为好。毛泽东主张：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的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于是，清心寡欲、安贫乐道成了无产阶级的特点，而追求富裕、舒适、漂亮也就成了资产阶级的特征。这种观念曾经长时间地被我国人民所真诚地相信。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保持俭朴的生活才能保证旺盛的革命精神，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们既无心致富也不敢致富。“要穷一起穷，要富一起富”的精神状态，严重地束缚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穷则革命富则修”，这种看法当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般地说，正因为人们在不断提出新的需求，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人类社会才得以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特殊地说，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要满足劳动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否则社会主义生产就失去了动力。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5〕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再加上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才使我们摆脱了“富则变修”的思想束缚，开创了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崭新局面。
第三，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生产关系的调整以促进生产力为目的，而不能以抽象的平等公正为准则。
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的功过时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但是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办事。”〔16〕这里所说的方法不对头，主要是指毛泽东力图通过革命和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力图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再就是力图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关系的调整、变革又没有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另外，毛泽东生前追求社会的平等公正纯洁，而且始终把这些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融会贯通在理想社会模式里。从这一点出发，他把所谓修正主义的纲领归纳为“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包产到户），他认为刘少奇路线“无非是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17〕。这些都同他的理想社会模式发生冲突，于是他决心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消除修正主义分子，以保持中国社会主义的纯洁性。
理想社会模式如果不是置于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为实现理想社会模式所进行的各种努力，其中包括变革生产关系在内，不是以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以是否符合平等、公正、纯洁原则为衡量标准，其结果只能是“空想”二字！由此可见，既然生产关系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应该随着生产的发展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而改革则被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更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在经济建设中依然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而在于这一切归根到底是为了什么，又应该以什么为标准来衡量其成败得失。因此，结论只能是一个：看它们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才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注释：
〔1〕〔3〕〔4〕〔5〕〔6〕〔1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32页、第739页、第738页、第740页、第741—744页、第776页
〔2〕《红旗》1958年第3、4期
〔7〕居维纲《毛泽东的理想社会模式简析》、 《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
〔8〕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
〔9〕《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
〔10〕《人民日报》社论1966年8月1日
〔11〕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
〔13〕《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1卷第91页
〔14〕《列宁选集》第3卷，第253页
〔15〕〔16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4页、第103页
〔17〕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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