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享乐主义”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享乐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1-0052-04
近年来，在报刊和互联网等媒体上，频频出现一个令人眩目的词汇：“新享乐主义”。2007年8月3日的《广州日报》“家生活·潮流”栏目，刊载了一篇题为《新享乐主义》的短文，在国内首次完整诠释了新享乐主义的核心理念。之后，这篇短文被众多财经类网站频频转载或引用。2009年5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瓦的小说《新享乐主义》(网络原名《后结婚时代》)，描写四个80后女性恋爱婚姻中的矛盾纠葛，引发了舆论界的较大关注和众多网民的评价。2011年6月，纽约风格时尚大师迈克尔·弗洛克撰写的《享乐主义手册》中译本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时间，新享乐主义似乎汇聚成一种潮流在华夏大地上蔓延。那么，到底什么是新享乐主义？它与以往的享乐主义有什么不同？如何评价新享乐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其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人们深思并作出回答。
享乐主义是一种古老的伦理思潮，它以人的自然本性为支点，把感官享乐视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并由此形成判断一切行为好坏的功利标准。享乐主义自古希腊的昔勒尼学派创立以来，经爱尔维修、边沁、密尔等人的不断修正，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影响深远的人生哲学。中国魏晋时期成书的《列子·杨朱》，曾极力颂扬感官满足和纵欲享乐，是我国历史上为数极少的享乐主义思想的个案。纵观东西方文化，不难发现，享乐主义思潮的兴起有着大致相同的缘由，即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享乐的满足程度，一些人试图以“及时行乐”的方式逃避“人生苦短”的残酷现实。如果说享乐是个人需求满足后的情感体验，那么，享乐主义所主张的个人快乐和幸福，则触及到人生最基本的问题——对苦与乐的切身体验和价值诉求。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苦乐观往往是人生反复遭遇的基础性问题，它涉及人为什么活着、如何看待快乐和幸福、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等。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们，其苦乐观往往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消费时代兴起的新享乐主义，无疑与当下人们对苦乐观的体验和思考有关。在《广州日报》的文章看来，“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把精神更多地反映在物质的快乐，而新享乐主义则带领你以积极的姿态进入享受的世界。在追求自由空间，完全释放自我的大前提下，新享乐主义者是一群活在城市里的带着几分玩世态度的尘世眷恋者，他们批判城市对人性的戕害，在时尚坐标反复游弋间找寻和谐与反和谐、柔和与强烈的差别。”[1]该文被置于“家生活·潮流”栏目，也是意欲向读者表明，新享乐主义的核心理念与人们的日常消费、家庭生活幸福密不可分。它倡导快乐消费、享受生命、创造生活的宗旨，引导人们重视消费，追求消费中的品位与格调，为个性和自由的充分释放打造空间。由此看来，新享乐主义代表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一种与消费时代相适应的新的生活理念和思维方式。
都市青年是新享乐主义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一方面，都市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商业中心，也是现代文明的象征。繁华的都市生活寄托着青年人的理想和追求，他们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奋斗，在都市为自己开辟一片自由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都市青年大都面临着就业、升职、婚姻、住房、竞争等复杂的生存问题，强烈感受到现实的巨大压力和精神困惑。尤其在那些即将毕业和已毕业但尚未找到合适岗位的大学生看来，能否在都市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将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前途和命运。这个独特的“都市症候群”，试图以享乐(集体游戏)的方式，对抗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寻求精神上的放松和解脱，使自身的能量得到某种释放或宣泄。因而，赞同并追求新享乐主义逐渐成为一些人的共识，部分青年甚至成为这种思潮的忠实粉丝。传统享乐主义理念在当代以新的形式的“回归”，表明都市青年在人生探索中所遇到的困惑和无奈，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现代都市人的欢乐和苦恼、欲求与克制、现状与梦想，折射出都市化与个人精神生活变迁的复杂关联。
追求精神享受是新享乐主义的突出特点。与传统社会不同，消费时代需要以各种方式引发大众的消费欲望，持续不断地鼓舞大众的消费信心。现代商业以对人性无微不至的考虑，为顾客打造了富于变化的、舒适感极佳的、色调适宜的各类商品，以满足不同顾客多样化的个性需求。人们徜徉在大都市的购物中心，浏览色彩缤纷的商店橱窗，注视着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在身心的极大解放中完成自己的购物之旅，收获一种愉悦满足的情绪体验。消费被都市青年视为紧跟时代步伐、追随时尚潮流的独特方式。无论是选择最时尚的商品，还是观看赏心悦目的电视节目，欣赏各种流行音乐，都被他们看作是享受现代新生活的理想状态。消费有助于释放紧张的心情，缓解许久积累起来的身心压力，暂时获得心灵的自由，是一种极好的自我调节和自我释放的过程。网友捏小欠在《新享乐主义论坛》中写道：“我认为，享乐主要还是精神上的。……当人的欲望慢慢消退，便可享受一种纯粹智力上的清新体验，可为人类发现发展的观念而陶醉，这可是抵御空虚的有力武器。”[2]
由于一种社会思潮的孕育和兴起，往往“直接地依赖众多社会成员的思想认同和情感共鸣”，[3]因此，新享乐主义者借助先进的新媒体技术平台，传播快乐生活、感悟生命的美好理念，以唤起并获得更多受众的认同，把志趣相投者凝聚到自己的旗帜之下。他们在“新享乐主义论坛”上，不定期发布自己在学习、工作、生活、休闲中的苦与乐的感悟或体验，以期与素不相识的他人共享自由生活的经验和乐趣。他们或者选择下载电影、欣赏音乐、网络聊天、学习外语等方式休闲，或者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追求逃离都市喧哗、规避尘世压力的自由，找寻心灵暂时安顿的理想港湾。各大财经网站充分发挥自己的话语优势，以各种富于劝诱性的语言模式，适时发布各种商品消费类广告，鼓吹享乐主义的消费主张，以唤起大众(尤其是青年人)对商品的购买欲望，实现商业消费和价值推介双赢的局面。总之，人们对生命享乐的欲求，已深深嵌入形形色色的消费活动之中。因此，新享乐主义带有鲜明的消费时代烙印。
分析表明，无论是社会背景、接受主体还是实现方式和传播载体等，因此，新享乐主义与历史上的享乐主义均有显著不同。当下新享乐主义思潮的形成和蔓延，既有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大背景，也有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现实土壤。它与商业社会及其结构原则紧密相联，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实质上，它不过是传统享乐主义思潮的现代变种。一些人(尤其是都市青年)对待新享乐主义的态度，表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正徘徊在“十字路口”，面临价值抉择的尴尬处境。因此，关于新享乐主义及其社会影响的价值评判，采取简单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惟有合理辨析其成因，厘清其发生和演化的脉络，掌握其变迁过程的阶段性及其规律，才能理性地认识和把握它，为有效地应对其不良后果寻求对策。
新享乐主义所谓积极的生活姿态是值得反思的。无论是享受丰裕的物质生活，还是追求精神世界的宁静与平和，都是人性和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合理选择。承认享受私人生活乐趣的正当性，并不等于鼓励人们践行享乐主义。因为暂时性的享乐注定是不能长久的，它可以作为达到自我完善的手段，却不能成为最终的目的而被欲求，也不能作为个人追求的“最高的善”。应当看到，“快乐是达到完善目的的一个手段，是有德行的行为的伴生物，是目的正在被实现的一个信号”。[4]毕竟，人类社会还有超越个人享乐之上的更高理想，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要求。这个要求不能简单归结为享乐欲望的满足。而所谓积极享受生活的姿态，注定只是狭隘自私的利己主义视野。应当看到，个人享乐情绪的暂时满足，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人的精神困惑。人之精神需要与物质条件的优劣之间，绝非简单机械的对应关系，伴随现代化的进程将会不断产生新的精神需要。个人精神需要与其满足之间的矛盾是永恒的。
新享乐主义者倡言，享乐是为了抵抗都市“对人性的戕害”。毋庸置疑，都市承载着现代文明的理想。都市生活在带来无限机遇的同时，也伴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和精神困惑。对当代人而言，都市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在享受现代都市文明的过程中，必须正视这个悖论的存在及其严峻挑战。新享乐主义借口享受生活的主张，引导人们消极被动地逃避现实，躲避到自己的“房车”里聊以自慰；或者回归所谓的游牧、自由和冒险的生活方式；或者沉浸于家庭生活的小圈子，专注于个人的感官享受和感性体验。这些都不是应对问题的积极策略。即使它可以理解为一种自由，也是消极逃避现实的自由。这种自由限制了人的眼界，使人们失掉更为远大的视野，导致人际关系虚无化的不良后果。我国都市化历程已有30余年，都市人和都市生活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如何做一个快乐幸福的都市人，如何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在奉献社会的实践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历史命运。
新享乐主义之“享乐”，乃是个体欲求与社会消费相统一的过程。新享乐主义与其说是“都市症候群”的独特价值观，倒不如说是一种时髦的商业理念，一种消费时代孕育和形塑的商业模式。毕竟，人的物欲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是社会经济环境外在塑造的结果，即个人在消费过程中“刺激—反应”的产物。不过，单纯“物”的包围显然无法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也不可能成为永恒的价值依托，因此，精神享乐的实现大多是借助物的“符号”加以确证的。各类宣扬新享乐主义的言论和文章，多被置于新媒体的财经类板块，也意味着当代人“消费—享乐”思维之发生学意义上的深刻关联。必须看到，与消费纠缠不清的新享乐主义，背后受到深刻的商业目的支配和调控。波德里亚曾说过，消费时代的经济是一种“享乐经济”。这个观点无疑是有道理的。他告诫人们：“消费并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而是享乐主义的、逆退的。”[5]225对此人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它对人性的潜在腐蚀，尤其是被“物”的世界湮没的后果。
迈克尔·弗洛克在《享乐主义手册》中，向当代人极力鼓吹回归感性享乐主义的“合理性”。他说：“尽管普通劳动者不太可能有机会享受帝王的奢华，不过好在还有感官奢侈，只要纵容自己的感觉就能得到，让生活变得更愉快。”[6]这无疑是西方历史上感性享乐主义思潮的现代翻版。固然，享受快乐和幸福生活是人的基本权利，然而享受日常生活的乐趣，必须明确正当享受与享乐主义之间的合理界限，决不能被其“新鲜”的外表所迷惑，尤其是不能退回到肤浅的、及时行乐的泥淖之中。经验充分证明，享乐绝不是意义和价值的现实载体。即使为了抵制都市化“对人性的戕害”，也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在互联网时代，面对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碰撞，在各种名之为“新”的外来思潮面前，必须诉诸理智的辨析力和判断力，客观审视并合理把握其精神实质，以有效规避它可能带来的危害。
新享乐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享乐”，然而，把“享乐”作为人性的内在需要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享乐”的前提是“创造”，若没有人们创造性的实践及其成果，就根本谈不上任何享乐需要的满足，亦即“享受”的基础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其次，它引导人们关注生活的日常性内涵，回归个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蜷缩在狭小的家庭生活空间，独自享受私人生活中的乐趣，而不是面对家庭之外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其结果是个人将变得更加孤独，成为宅男宅女式的“原子化”存在。作家一瓦在小说《新享乐主义》中，描写了四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女性，在面对婚姻和家庭生活时的矛盾纠葛和行为取向，以个性化的文学的语言生动地说明，当代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并不存在精神世界的“世外桃源”，它同样要直面现代性的巨大挑战。因此，婚姻家庭绝不是精神生活的“避难所”。小说对80后婚姻家庭困惑所做的描述，对新享乐主义而言不啻是一种绝妙的反讽。
克服都市化与人性、精神生活的内在冲突，抵制新享乐主义的潜在危害，既不能走向悲观主义或虚无主义，也不应采取及时行乐、自我麻醉的逃避态度，而是应当勇于接受现实生活的挑战，充分发挥人的生命能量，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新享乐主义引导人们享受生活，而不是创造生活，是对人类生命实质的片面理解。“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一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能量(至少在这个星球上如此)。我们从他们那里接受创造性的奉献，这种接受性同许许多多接受性价值(例如食物、水、空气、审美和性快感等)一起构成了我们本性的一个基本方面。但是，我们同时又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我们需要实现我们的潜能，依靠我们自己去获得某些东西。更进一步说，我们需要对他们做出贡献。”[7]按照这种理解，我们应当把人的创造价值的需要，同接受性需要、成就需要等同起来，也视为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它对于我们认识都市化与人的冲突问题有深刻启迪。人不应当在享乐中获得欲望的满足，而是应当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在奋斗和奉献中获得满足感，因为惟有创造性的劳动才是价值的最终源泉。
创造性植根于人的本性。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经历过无数的艰难曲折，这个过程是在不断开拓创新的基础上走过来的。没有创造就没有当下的生活，更不会有美好的未来。人们走向新生活的道路，人们的美好理想和愿望的实现，绝不是仅仅依靠坐等享受就能够得到的。在变迁如此之快的现代社会，各种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个人若缺乏创造性的劳动，就不可能解决自身生存的问题；一个社会若缺乏必要的创新精神，要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也是一句空话。即使个人要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也必须通过自身创造性的劳动，为自己提供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在任何一个时代中，青年都是社会上最富有朝气、最富有创造性、最富有生命力的群体。”在“享乐”与“创造”的历史抉择面前，作为有活力有担当的当代青年，惟有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创造性的伟大实践，才能站在崭新的历史视角，审视和把握个人精神困惑的原因及实质，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合理对策。如果把享乐比喻为人类能量的一种释放，那么，将这种能量有效地引向努力奋斗、不断创造，在创造有价值的人生实践中，在满足自我成就感的过程中，为国家、社会和人类做贡献，这是历史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感的表现，也是一种正能量集中迸发的体现。
当代社会，禁欲主义不是应对享乐哲学的合理对策。历史上，禁欲主义为了达到某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要求人们克制欲望，摒弃一切感官享乐，过苦行僧式的禁欲的生活。它把人的肉体与心灵、物质和精神截然对立起来，以极端化的方式遏制人的欲望的做法，是为现代民主社会坚决摒弃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禁欲不是获得快乐和幸福的手段，也无助于人性的正常发展和自由的获得。况且“禁欲主义使人的感情生活和智力生活都受到损害，因而使人的创造潜能也不能充分发挥”。[8]当然，个人对自身的欲望加以合理的节制是必要的，它是理性的人的高度自觉性的体现。这种合理的自我节制，与历史上的禁欲主义截然不同。它是在尊重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重视人们对快乐和幸福生活的追求，引导人的欲望和潜能的合理流动，即，把沉积已久的生命能量由享乐转向创造。
个人丰富的生命能量，不能消耗在无意义的及时行乐中。享乐往往扼杀人的创造力，吞噬或滥用个体生命能量。在现实生活中，享乐往往伴随着虚无的情绪体验，而创造则伴随成就感和意义世界的获得。因此必须用创造性的劳动，纯洁和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使人们获得克服困难的巨大勇气和力量，有效新抵御新享乐主义的潜在侵蚀。“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总是一种纯洁和净化，是精神对心理—肉体本性的摆脱，或者是用精神克服心理—肉体本性。”[9]170由于创造伴随某种程度的自我限制和约束，因而有助于忘记暂时性的享乐欲望，引导个体走向他人和社会。在创造中实现对自由的追求，给个人的生命能量以正确的流向。“创造完全不是自私的。出于自私的心理是无法创造任何东西的，不能专注灵感，不能想象出最好的世界。”[9]175对个体而言，在创造中能够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并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能够获得巨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个人内在创造热情的迸发和实现，乃是人类真善美的展现过程。
克服新享乐主义的潜在危害，还必须自觉防范和抵御日常性的挑战。按照波德里亚的说法，所谓日常性就是重复之中的不同。[5]123生活于消费时代的人们，面临着精神生活枯萎、价值和理想丧失的严酷现实，它与个人对日常性的过度专注有关。日常性的最大弊端是导致生命创造能量的衰竭。“在积淀和凝固了的日常性里，生命之火已经冷却，这个日常性像噩梦一样压制着个性的创造生活。”[9]123这无疑是文明社会的悲剧。回归日常生活世界，享受私人生活的乐趣固然重要，但决不能沉湎于其中而我发自拔。无论是学业压力还是就业困惑，采取冷漠观望或消极逃避的对策，都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同时也是对个人和社会缺乏责任感的表现。当代青年必须走出日常性的阴影，从“消费—享乐”思维模式的束缚中超拔出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潜能，勇于创新、不断进取，这是回归生命正道的惟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