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1]2002年在《文革后报纸照片中女性地位的内容分析》文中指出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文革以后中国报纸照片中女性形象的地位进行考察，共查阅了353份《中国青年报》上的3425张照片。使用软件SPSSIO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以后得出结论：从文革以后到2001年底，中国报纸照片上的女性形象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显着程度上都说明其地位在下降。研究还试图通过对现有资料的整理分析，说明中国女性地位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冲击。 在笔者看来，本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研究的内容，更在于其研究的方法(形式)。希望此论文在中国视觉传播研究领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何日取[2]2013年在《近代以来中国人孝观念的嬗变》文中研究说明100年前,一位名叫何德兰的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家庭生活》中写道:"以孝作为所有社会与伦理体系的基石,是整个中国文明的根本原则。如果不能深知孝是所有中国人家庭、社会、宗教和公民生活的基础,没有人能够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然而,作为一个表征中国文化与社会特色的本土概念,我们却很难说清孝是什么。通过对中国传统孝道文本的梳理、解读和对中国人日常生活话语与实践的考察,我们认为:孝或孝道是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子女及其类似身份的角色期望。或者说,孝就是由一系列特定的规范和行为模式组成的社会角色,反映了社会、组织和个人对于子女及其类似身份的行为期望,而子女及其类似身份者也依据自己的角色领会和情景定义来扮演孝的角色。作为子女的特定规范与行为模式,孝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几乎规定了个体一生中的所有行为,以实现资源和信息由子女向父母的正常流动。根据资源与信息流动所依赖的中介差异,我们将孝的内涵分解为赡养、照顾、尊敬、顺谏、爱护、慰藉、丧祭7个方面24项指标,分别描述孝的物质维度、身体维度、地位维度、权力维度、情感维度、扩展维度和象征维度。其中,"丧祭"旨在规范父母去世后的个体行为,对父母仅具象征意义;"慰藉"重在规范以父母之外的他人为互动对象,但可能对父母的心理状态和声誉造成潜在影响的行为,是一种"隐性孝道";"赡养"、"照顾"、"爱护"、"尊敬"、"顺谏"虽都用来规范直接以父母作为互动对象的行为,属"显性孝道",但前叁者属叶光辉所谓的"相互性孝道",后两者则属"权威性孝道"。在概念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与孝相关的期刊论文编码单》、《孝道期刊故事编码单》、《中国人孝观念与行为调查问卷》,分别对随机抽取的315篇期刊论文、300篇孝道故事和1200位青岛市城乡居民进行了内容分析和问卷调查,从大传统与小传统两个视角考察了中国人孝观念的近现代嬗变。研究发现:(1)孝仍是现代中国社会普遍认可的重要道德,但与传统社会相比,孝的内涵及其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首先,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对"顺谏"、"丧祭"的认同都是所有内涵中最低的,而对其它内涵的认同仍然很高。然而,知识分子更加认同"赡养"、"照顾"这两个在传统社会被视为"小孝"或"下孝"的内涵,但普通民众却更加垂青"尊敬"、"慰藉"这两个被传统孝论赋予更高价值的内涵。这一区别无疑使小传统孝道蒙上了更多的传统色彩。其次,孝的政治意义弱化。再次,孝的对象由父系、夫系向母系、妻系、非亲属和国家、民族等抽象集合体扩展。(2)过去百余年间,中国的孝道变迁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大传统来说,近代以来的孝道变迁经历了 1919年前的质疑、1919-1949年的驳杂、1949-1979年的否定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复兴四个阶段。从小传统来说,则经历了 1950年代前的高认同、1960、70年代的低认同和改革开放后的复苏叁个阶段。大、小传统变迁所呈现出的阶段性反复特征向我们展示了传统孝道在近代以来所经历的充满戏剧性的曲折命运。(3)近代以来的孝道变迁是社会转型条件下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表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剧变,都会引发激烈的孝道论争并导致孝观念的巨大变迁。这些变迁背后的推动力量很多,但最引人注目的却是国家政治生态。近代以来,国家政治精英们通过治国理念的宣称、社会政策的制订、社会运动的开展等方式,引导、影响并重塑着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孝观念,左右着孝道变迁的方向与进程。
闫红[3]2007年在《铁凝与新时期文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新时期文学重要的贯穿性作家,铁凝是一个独特的不可忽视的复杂存在。她的创作虽与新时期文学主潮若即若离,却与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存在着一种更深刻的默契。论文揭示了铁凝以多重身份的写作(政治身份、知识分子身份、女性身份、知青身份)全方位的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建构,这几重身份既矛盾碰撞又和谐统一,形成了既重视文学的社会责任和伦理价值规范,又尊重生命意义和个体自由超越的现代性价值理念,拓宽了当代文学的精神边界;她极具东方美学思想的“中和之美”的审美建构,实现了文学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和谐平衡。她是一个既受大众文化欢迎、又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并坚守纯文学创作的作家。她以自己独特性的创作抵达了时代精神和文学殿堂的顶峰,成为能够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几个重要作家之一,这意义丰瞻的“铁凝现象”本身显示了她在新时期文学中的独特价值。本论文作为铁凝的整体研究,在新时期文学的宏阔背景上,以新时期文学的历时性发展为“经”,以作家主体不同身份写作共时性审视为“纬”,以对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铁凝创作的尴尬生存与自主性坚守、铁凝在新时期文学中独特的美学价值为补充。可以避开传统的研究模式,既从文学史出发来研究和发现铁凝的独特性、丰富性,且能以现代性、身份写作为价值坐标穿透其复杂多义的叙事文本,对其繁复的文学意蕴做出合乎真理性的阐释,以期在学术层面上达到对铁凝研究的整体性突破。同时,以铁凝为参照来审视和反思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问题,可以为新时期文学研究带来一些新的收获,为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和价值重建提供借鉴和启示。论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通过对铁凝政治身份认同和政治身份写作在新时期主流文学中的价值的研究,重新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论文认为,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下,铁凝的政治身份经历了被动认同、艰难对接、主动选择、和谐建构过程。她的政治认同是与鲁迅先生的“听将令”相一致的,是自己所选择的具有时代先进思想和历史进步意义的现代性政治,在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伤痕文学”、“主旋律”文学等主流文学创作相比,铁凝打破了长期以来统治文坛的僵化政治思维和概括化、类型化的叙事模式,将政治性内容审美化,在文本中把对意识形态的合法化论证、文学本体的审美品格和人性深度融为一体,极大的提升了主流文学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地位。铁凝实现了文学与政治最大程度上的优化,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文学与政治的想象关系的桥梁。第二章通过对铁凝知识分子身份写作的研究,辨析这种写作在新时期知识分子现代性叙事中的特征和意义,关涉知识分子叙事中话语表达、职责担当和文化重建的问题。论文通过铁凝与新时期的“新启蒙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对比研究发现:在80年代,铁凝继承了鲁迅的“立人”思想,冲破了“极左”思想的束缚和新时期文学的“集体叙事”,以对启蒙理性的审美置换实现了个体对群体的穿越和超越;90年代铁凝以知识分子的“边缘和守卫”的姿态建构着真善美的文学,避免陷入“新写实小说”的理性主体的缺失和道德理想消解的审美现代性困境,获得现代性叙事的短暂平衡;新世纪,铁凝在启蒙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的完美融合中建构起崭新的知识分子现代性叙事,为后革命时期建构宏大叙事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审美表达的借鉴。而众多“新历史”小说在对“宏大叙事”的逃逸和精神借力的贫乏中陷入“史诗化”的困境。铁凝规避了知识分子现代性认同中过度自我或消失自我的尴尬,为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叙事文学提供一个跨世纪的重要启示。第叁章对铁凝女性小说作重点分析并辨析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得失。铁凝把现代性理念与传统观念优势互补、把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艺术契合,冲破传统男性文化束缚与西方女性理论误导,建构起铁凝独有的女性形象系列和真善美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拯救女性文学叙事的危机。论文认为,铁凝女性身份的认同经历了诗性自我、女性自我、理性自我的不断成熟的发展过程:铁凝以诗性自我塑造了以“香雪”为代表的美仑美奂的少女群像,弥补了新时期初期深陷男权文化中心的女性写作的匮乏;80年代中期以后,铁凝以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在审丑与审美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了对女性自我的超越,既是对张洁、张辛欣们忽视女性本体生命欲求的弥补,也是对林白、陈染们过度陷于女性偏执的警醒;在新世纪,铁凝的《笨花》体现了女性意识叛逆后回归新的时代精神和宏大话语的趋向,预示了新世纪女性文学审美态度上的重大转变。第四章参照价值现象学理论对铁凝知青身份的写作进行阐释,同时对新时期知青小说的复杂流向及其局限性作出探讨,为知青文学的研究提供建设性的话题。铁凝较早以作家的眼光和独立的姿态表现“文革”和知青生活,《村路带我回家》、《麦秸垛》中,她超越了纯粹的知青作家的政治尖锐性和功利性,以个人化叙事表现出对意识形态工具性要求的游离而具有了现代性意义。《玫瑰门》、《大浴女》对文革中肆意放纵的恶魔性、对我们民族文化基质中的痼疾进行冷峻的批判和反思!铁凝知青身份写作弥补了知青文学的缺憾,呈现出拯救与逍遥的不同的审美姿态与价值承担。第五章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借用布迪厄有关文化生产场域的理论,研究了90年代以来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铁凝与消费文化的奇遇与突围,以及文学的自主性问题。铁凝与畅销书“布老虎”的接触与疏离,显示了她对消费文化资源的挪用和反思中坚守住了作家的独立身份;她的小说与影视改编从共生共荣到背离变异的关系沉浮中,揭示了文学与电影之间世俗妥协与精神对立的绞缠;而网络中的铁凝则被消费社会抽空了文学家的内容,改写为时尚的符号或明星。铁凝的经历代表了知识分子悬浮于大众消费文化中自救的焦虑和确证的艰难,她对文学的人文本性和美学本性的坚守说明,作家应以富有活力的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更广阔的指向社会,才能建构起文学自主性。第六章从审美层面对铁凝创作美学价值进行分析,进而讨论新时期文学中诗性失落和审美褊狭的问题。论文认为,铁凝以对日常生活的诗意化和意义化的创造性抒写,实现了对诗化小说叙事传统的继承和超越,是对当下日常生活叙事中诗意消解、意义流失的补救;其极具东方美学风貌的“中和之美”的审美建构,涤荡污秽暴力的美学褊狭,是对当今文学创作中审丑与审美失衡的纠偏;而其对文学理论的探求和文学创作规律的总结也显示出内在的生命力和独创性。铁凝创作独特的审美风格和审美价值提供了当代文学所缺乏的东西,对建构文学的和谐和社会的和谐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开启了新世纪文学通往艺术审美的回归之途。研究得出,铁凝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据着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她是一个对真善美执着追求的、代表时代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纯文学作家,是新时期的文学洛神。她为建构当代文学相对稳定和谐的表意系统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指出了铁凝创作的局限性和当代名作家创作危机,如何使中国文学在21世纪把握历史机遇,创造新的辉煌,是铁凝等中国作家和文学研究者都须认真对待的现实课题。
杨文君[4]2012年在《杭稚英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杭稚英(1901-1947)是民国时期上海最富盛名的月份牌画家和商业美术家。他和他所创办的“稚英画室”在上世纪前半叶绘制了超过千幅的优秀月份牌画,并为大量民族工商企业设计商标和产品包装,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尤其是商业美术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杭稚英的一生历经了从家乡海宁的童年时期、商务印书馆学艺生涯、独立画室发展初期、“稚英画室”成为上海着名商业美术机构的黄金时代,以及租界沦陷后的国画创作和战后画室短暂复苏的五个阶段。“杭派”艺术风格的形成受20年代末上海社会、经济、城市环境的变化影响,与月份牌画艺术本身的发展过程也密切相关。周慕桥、郑曼陀、杭稚英是这种绘画形式发展叁阶段的代表人物,尤其是杭稚英和他的创作团队,将月份牌画艺术推向了顶峰。他在郑曼陀开创的擦笔水彩技法的基础上又有了革新,不仅弥补了郑在造型、色彩上的不足,而且吸收了上海新兴艺术的营养,从而树立起自己的艺术风格,使得集“健康美”、“时代美”、“摩登美”于一身的现代女性形象深入人心。杭稚英自20年代初就自立门户,经过近叁十年的努力,“稚英画室”创作了上千幅优秀的月份牌画,使众多企业的商品为市民所熟知,不少品牌流传至今,成为了今天上海的老字号。在以画室名义承接月份牌画的同时,杭稚英还将业务范围扩展到商标设计、商品包装,塑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商业品牌。本论文将“稚英画室”300余件月份牌画作品根据创作时间、创作题材、企业名称、地点、投资方、产品及类型、女性形象、设计编排等要素进行了统计和分类,并结合成功的品牌塑造案例以及“稚英画室”的包装设计业务,探讨画室塑造的商业品牌。杭稚英通过邀请合作伙伴和培养学徒两种方式,形成了“稚英画室”分工明确的创作队伍。完整的纵向运作生产链、广泛的横向交流业务网、以及以人为本的内部管理模式,使得“稚英画室”成为现代商业美术的成功范例。本论文采用档案文献与考察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完善杭稚英的生平艺术历程,分析“杭派”艺术发展的背景,发掘“杭派”艺术的创新之处；从作品的商业美术实质出发,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挖掘“杭派”月份牌画在广告促销和品牌塑造上的功能；深入分析“稚英画室”的经营与管理模式,揭示“稚英画室”以及画室集体创作模式下的“杭派”艺术成功的外在和内部原因。
黄巍[5]2012年在《“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文革”时期政治化的女性形象入手,通过阐释“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形成、类型、特征、历史原因、文化内涵等情况,尝试考察“文革”时期女性形象与政治的互动问题,从而进一步理解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形成和新中国十七年的女性形象定位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政策保证女性享有同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在促进男女平等、推动女性就业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显着成效。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价值观体系的重新确立,使诸如女英雄、女劳动模范等新女性形象成为新中国初期舆论媒体宣传的热门话题。“大跃进”运动开始后,由于劳动力短缺,很多行业出现了“以女替男”现象,客观环境要求女性必须从事以前只有男性才能做的工作。这样,政治舆论的引导,客观环境的需要,为“穆桂英”、“花木兰”等女性形象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随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阶级斗争”意识逐渐被强化,“文革”开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一切行动的指南,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浪潮裹挟下,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推动下,女性形象逐渐开始发生政治化转向,并出现了本文研究的“叁忠于、四无限”的忠诚女性形象；“敢说、敢做”的女红卫兵形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姑娘”形象；永远“扎根”农村的女知青形象；“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战士形象。通过对“文革”时期政治化女性形象的梳理,这一时期的政治化女性形象呈现出模式化、阶段性、短暂性的特征。“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究其缘由,既有中共对妇女解放认识的影响,又有教育力量的推动；既有全国妇联和地方各级妇联组织对女性的组织和动员,又有“批林批孔”运动对“男尊女卑”意识的批判；既有文艺作品的引导,又有舆论媒介的宣传作用。总之,“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发生,既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又有国家权力的干预和舆论导向的影响以及客观环境的促动,是各种合力的结果。本文尝试揭示“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社会文化内涵,从个人崇拜情结、“血统论”入手,以便揭示出即使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但人们的思想观念并不一定能随着社会制度改变而改变的客观现实。而国家政治仪式与国家符号的在场,也使民间社会呈现出“文革”时期的革命剧场情景,国家和社会高度一体化,政治上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和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力量都得到了加强,使女性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了政治仪式的规范,从而使女性形象逐渐发生政治化转向。这一时期,女性形象受到了国家权力和男权意识一定程度的挤压,女性性别意识在逃离,甚至出现“男性化”倾向,女性形象失去了自我发展的可能,并呈现出由自主性、多元性向被动性、单一性的发展脉络。对“文革”时期政治化女性形象的角色认同,处于不同婚姻状态的女性和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男性对其评价各不相同。而当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发生冲突时,“红五类”和“黑五类”的女性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态度也迥然两异。“文革”结束后,当政治化的女性重新审视自己时,又有太多的迷茫与困惑。所以,当理想与现实、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发生矛盾时,更往往能呈现出人们的多维面相。
程春梅[6]2012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贞节观》文中指出本论文主要探讨中国20世纪百年文学创作中,贞节观念如何与政治合谋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衍变之路。贞节观念的含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历史上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社会群体给予“贞节”的解释是不同的。笔者从古代至20世纪文学的阅读经验中发现,贞节观念从古至今的衍变说明了它身上承载了很多文化、政治、社会心理等复杂内容,贞节观念已经不仅代表贞节本身,而且是影响与制约社会上男女两性和谐相处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自从20世纪初中国打开国门与世界潮流接轨开始,文学中的贞节观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变革也有了曲折辗转的衍变历程,贞节观念的这种衍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时期、不同的社会风气中呈现出复杂各异的面貌。论文在第一章中主要是回顾东西方贞节观念的历史衍变过程,从历史上来梳理贞节观的来龙去脉。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教国家等东方国家历史上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对贞节观念的高度重视,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婚姻制度及各种与贞节有关的习俗,有的甚至绵延至今。西方国家大多受基督教等宗教影响,历史上也曾经有严酷的贞节制度,但随着西方启蒙运动、思想解放及性解放运动带来的影响,贞节的绳索逐渐松绑,西方人突破了贞节观对人情欲的束缚,获得了崭新的男女两性关系。当20世纪初西风东渐,慢慢地贞节不再成为一个全球性太过沉重的话题,东方社会也逐渐摒弃了严酷的贞节制度,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性关系都获得了新的发展。第二章主要论述了20世纪初期至五四时期贞节观念上历史的觉醒,人们打破性禁忌的坚冰,从理论批判到文学形象的塑造,通过一系列的行动来揭示传统贞节观的劣根,宣传西方新的性解放思想,一潭死水开始初泛微澜。在这其中,最突出的是清末狭邪小说等世情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中所体现出的这种世纪初贞节观念的变化。狭邪小说中以妓院为中心描摹世态,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封建道德传统相左的思想倾向。鸳鸯蝴蝶派小说很多已把男女的婚姻自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大量表现年轻人挣脱封建传统礼教桎梏的艰难,展示了当时小市民的婚恋观、贞操观,他们既不满于父母专制的包办婚姻,又希望获得父母恩准他们的自主婚姻,既渴望婚姻自由不容人干涉,又不能像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青年人那样理直气壮地宣告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新旧交替时代青年的情感真实写照。第叁章主要论述的是现代文学30年中除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与延安文学之外的文学创作中贞节观念状况。如果说激情飞扬的五四时期令千百年来由根深蒂固的传统贞节观念一统天下的中国社会死水微澜的话,那么这30年表现出来的便是勇敢的反抗与犹疑徘徊双重奏的30年,现代文学中的贞节观念表现出的极为复杂的情态是其他时期所不能比拟的,而且总体来说,男女作家们在表现这一主题时遵循了非常不同的创作思路。面对传统中国典型的贞节观念造成女性的千年苦难,角度的不同认识的不同使男女作家在对题材的把握上也存在差异。男性作家往往从客观的角度深刻地揭示这种苦难的社会根源,而女性作家往往会以感性的笔调,从自身的体验出发抒写这种苦难的哀痛。另一方面,男性作家笔下那些被传统贞节观束缚的女性大多数是弱者形象,是无法自救逆来顺受的可悲可怜的社会牺牲品,而在女性作家笔下,这些受害者往往表现出顽强的个性,惊人的生命力,她们的抗争闪耀着追求人性的精神光辉。从作家本身的贞节观念来看,现代文学中男性与女性作家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男性作家受社会整体上男性中心主义习惯思维的影响,他们一面表现着传统贞节观压迫下女性的悲苦,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却不自觉地在赞美维护这种贞节的观念,所以有时候他们的贞节观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表现出犹疑与矛盾的态度。而相对来说,女性作家对传统贞节观的反抗性更为强烈,态度更为坚定。第四章主要梳理了贞节观从革命文学开始经过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发展到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这一长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新的畸变现象,这种畸变直到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便是无爱无情亦无性的文革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文学写什么不写什么不断受到规范,开始追求女性的忠贞纯洁,爱情是有小资情调的不能提,性是有伤风化的东西不能表现,那些追求性解放的女人便是落后的反动的,当无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并取得了政权之后,性的正面描述就基本消失了,这部分地是缘于男权主义与极左政治相结合给文学中贞节观带来的深刻影响。20世纪的文学从最初赞美勇敢猛烈追求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的现代女性,到此时竟然出现了极端的无爱无情亦无性的文学创作规则,这种变化的答案就隐藏在20世纪中国走的现实道路中。革命,抗战,救亡,就存这为拯救国家危机进行不断探索的道路上,文学逐渐地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空间,变成了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即变成了革命的宣传工作,因而不可避免地,中国20世纪文学进入了很长时间的与政治纠结在一起受规整的发展时期,它严重地受到政治的制约,深刻地反映着政治对它的严格要求,20世纪文学由此走上了深具中国特色的贞节观念与政治合谋的曲折衍变之路。第五章论述的是新时期文学如何对贞节观进行再度的反省。在古代传统与革命传统双重影响下的新时期文学又接受了一场西方思想的启蒙,极端保守的贞节观念得到了松绑,但松绑并不意味着一下子就彻底获得解放,这个过程中有不断的迂回曲折。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主旋律,求稳定不求激进,所以对于些在贞节观念上表现新锐的作品往往会采取规训的方式以期减少思想影响。但社会毕竟是从极端的一元慢慢趋向多元发展,不同的音调开始获得发声的机会,尽管这样的一些突围不断的受到来自主流的批判与规训,但并没有阻挡作家们从小心翼翼到义无反顾的突围,直到走向另一个极端：性泛滥,特别是1990年代后被认为是一个欲望叙事的时代,这是新时期文学中贞节观发展的另一种走向。总体来看,在20世纪初在国门开放、人心思变的五四前后以及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时期,知识界流行的是谴责封建贞节观残害中国女性的罪恶史的文学表达,新知识分子憎恶封建贞节观,他们与当时流行于西方的性解放思潮相呼应,拥有较为开放的性观念。但毕竟古老的因袭沉重而顽固,在社会的下层以及保留着古老传统的封建大家族里,这股清新的风气吹来后仅现若有若无的涟漪,前者表现在大量描写农村贞妇惨剧的新文学作品中,后者体现在凌叔华等作家描写“高门望族精魂”的一系列作品中。另一方面,从左翼文学开始便已经埋下了“禁欲”的种子,到了延安文学、建国初社会主义文学时期我们会看到“解放”的婚姻观念与“保守”的性观念并存,“禁欲”因为有严酷的战争而获得了“正当”的理由。我们能看到对婚姻自主、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宣传作品,但已经很少看到对爱情的叙说,更少看到对情欲的描写,人们把这些个人的情愫都抛在一边,所有的力量都汇聚到了统一思想有利于取得革命胜利的政治洪流中。这时连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主人公都极少出现,主人公变成了英雄的工农兵,而这些没有接受过五四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的工农兵主体所尊崇的贞节观念仍然是传统的。这种状况在新时期文学中得到了反拨,甚至又发展到了另一个性泛滥的极端。但实际上对这种所谓“性泛滥”我们也勿需用“全民道德沦丧”的惊呼来简单粗暴地进行否定。因为在社会转型期,泥沙俱下,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在一种纷繁的现象背后,我们能觉察到那种生机与死寂并存的尴尬。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从贞节观的角度切入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打通了20世纪文学中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研究脉络。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贞节观深深地与政治相纠结的发展轨迹,对这种独特的发展轨迹做整体研究是本文倾力进行的重点所在。二是迄今未见从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完成的对贞节观念在20世纪文学中的衍变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因此本论文在理论视角和研究对象方面有突破。叁是本论文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范式,综合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大的人文社科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来进行文学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具有一定突破。
段艳肖[7]2014年在《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关中国历史内容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比较历史教育学是历史教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其中，中外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比较最具课程与教学意义。在西方历史教育发达国家中，英国的历史教科书制度具有悠久的传统，其中国史内容的编写独具特色。本文以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为第一手研究资料，依托英国历史教育和教科书制度的宏观背景，整理和归纳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历史内容，深度分析其编写特点，以期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课程与历史教科书改革有借鉴之效。本文主要分叁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从课程层面了解英国的课程改革，在宏观背景之下，选取研究的具体对象。从教科书制度和版本等入手，对论文研究的对象即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择取进行说明，最终锁定本文研究所需的主要几版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第二部分，对所选的教科书中的有关中国历史内容进行翻译、整理，建立数据库。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内容的总结、概括和量化统计。这一部分是文章的主体。第叁部分是文章的升华和深化部分。结合中英外交关系和掌握到的英国最新教育信息，依托英国历史科国家课程标准和英国史学界研究前沿，对收集、整理和归纳的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历史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呈现教科书的特点，论述作者对其不足之处的看法，并深度剖析其特点和不足的原因，希望通过这个小切口来进一步探究英国历史教学的可贵之处，以期引起国内历史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和研究，推动我国历史教育事业的发展。
林雯[8]2012年在《论北美华文网络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文中认为全球华文网络文学的发源地在北美,研究北美华文网络文学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本论文把研究对象时间段设定在“北美华文网络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也就是从1991年到2001年,这个阶段的北美华文网络文学不但占据全球华文网络文学的领先地位,而且最具特色。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华文网络文学在复杂的各种外因(全球经济格局变动)和内因(新媒体数字化发展)的影响下,发生了分化。本论文采取纵横两个方向的比较研究方法,在媒体理论的基础上论述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共性和个性。纵向是以时间为轴线,研究几家具有代表性的北美网络文学社群(论坛、网刊和网站),对发表在这些网络媒体上文学作品,和作家进行个案研究与文本分析,梳理、归纳、总结北美华文网络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的特点与成果。横向是以地域划分,把北美华文网络文学放入世界文学格局与中华文化概念中,与北美英文文学、大陆网络文学、东南亚文学等进行比较研究。论述北美网络华文文学创作者身处西方文化环境之中,这种跨文化、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文学创作特色与意义。本论文也探讨了当今在新媒体语境中和产业背景下的网络文学的各种文化艺术样式。如Iphone、Ipad、电子书等新兴科技,这些新媒体在改变信息传播方式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生产、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的形式,进而导致了文学形态的总体改变。论文最后,通过追踪几个在北美华文网络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成名的网络写手,在以后十多年中的创作方向与成就,论述无论是网络文学变成纸质印刷品,还是在网上收费阅读,都是在消费时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网络文学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陈东旭[9]2005年在《两岸大学生接触对方新闻的现况与实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台湾和大陆关系，时而紧张、时而和缓，两岸新闻交流也因此深深受到影响。两岸「政治立场」的差异，让两岸媒体在新闻交流及新闻采访过程中，都出现相当多意识型态的干扰。2005年4月台湾「陆委会」宣布暂停新华社、人民日报来台驻点采访，就是一个明显例子。本论文为了解守门人在两岸新闻产制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媒体所有权对于新闻处理的影响；为了解两岸两岸大学生在收看或阅读对岸新闻时，所接受媒体建构出来的真实，与实际上客观真实的差异；为了解两岸大学生是否关心对岸新闻、是否信赖新闻媒体所呈现出的事实；为了解阅听人的需求是否真的获得媒体的重视，而有此调查。而本研究之调查发现如下：一、台湾学生有将近五成六是从电视获取大陆讯息：大陆学生约有五成一是从网络中获取台湾讯息。二、两岸大学生对对岸事务的认知分数均不高，台湾学生平均获得4.27分，大陆学生平均获得4.57分。两岸媒体记者就此较共同看法除了大学生对政治议题冷漠，不喜欢生硬的题材外，两岸新闻报导篇幅有限以及两岸双方的相关采访限制都是因素。叁、有四成叁的台湾学生对大陆新闻感到兴趣；但有六成六的大陆学生对台湾新闻有兴趣。台湾学生表示对经济建设或工商旅游类的新闻最有兴趣；大陆学生表示对政治消息最有兴趣。两岸记者都很重视政治消息，主因是上级要求和见报率(曝光率)驱使的原因。四、由于两岸政治立场的对立，对于两岸新闻采访上限制许多，两岸记者都对对方的新闻环境有所抱怨，都认为自己的采访或多或少受到干扰，认为都会延缓两岸新闻交流，甚至不利两岸阅听人获得正确的信息。五、两岸记者都都认为对岸媒体在报导本地新闻时负面议题较多。然而若与两岸大学生实际的观感比较发现，台湾学生认为台湾媒体在报导大陆新闻时，并无太大差别。大陆学生则认为大陆媒体在报导台湾新闻时，负面报导的比例较高。经皮尔森相关分析后发现，台湾学生认为台湾媒体报导大陆新闻偏向较负面者，对大陆整体有较好的印象。六、对于对岸的整体印象，台湾学生表示不错的约一成七；大陆学生稍高，有二成六。至于认为需要改善的部分，台湾学生认为大陆最需要改善的是人权及民主：大陆学生认为台湾最需要改善的是政府形象。至于媒体记者方面，台湾记者对大陆经济上及基础建设的成长相当赞赏，但建议改善贫富差距、人文素质等问题。大陆媒体记者对台湾的印象大多觉得还不错，但认为台湾民众容易受到政治操弄、不够理性、视野狭小等。
车红梅[10]2010年在《北大荒知青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北大荒知青文学为研究对象,从研究对象的界定出发,对北大荒及北大荒知青文学,北大荒知青作家的生成以及北大荒文学演进中的北大荒知青文学进行整体的概括。通过梳理北大荒知青文学的创作概况,把握北大荒知青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至80年代的繁荣再到90年代以来的成熟的发展历程和风貌特征。对北大荒知青文学主题的研究,试图把握隐含在情感体验和审美指向中的思想观念:人性之光,主要研究梁晓声作品对人的尊严与精神的书写;人性之恶,重点把握张抗抗创作中呈现的知青可贵的自省;人性之迷,主要研究韩乃寅和李晶、李盈小说对极“左”思潮造成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人性迷失的反思。从北大荒知青小说文本出发,总结出活跃在其间的叁类人物形象系列:一是“硬汉”、“铁姑娘”等先进知青典型形象,“黑五类”子弟、“冒牌”知青、流氓无产者等另类知青形象,知青的管理者——政治舞台上的“土皇帝”形象,这为知青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色彩。北大荒知青文学主要凸显粗犷豪放的主格调,这种粗犷豪放体现在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上,体现在场景的描写上,体现在人物语言上。北大荒知青文学还体现出悲喜融合的风格。北大荒知青文学风俗描写的审美特质首先是历史变迁下的时代镜像;其次是声色共融中的风俗情韵;最后是风俗即人的审美追求。北大荒知青小说中的风俗描写蕴含着浓郁的情感,具有北大荒文化动人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文革后报纸照片中女性地位的内容分析[D]. 徐沛. 四川大学. 2002
[2]. 近代以来中国人孝观念的嬗变[D]. 何日取. 南京大学. 2013
[3]. 铁凝与新时期文学[D]. 闫红. 山东师范大学. 2007
[4]. 杭稚英研究[D]. 杨文君. 上海大学. 2012
[5].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研究[D]. 黄巍. 首都师范大学. 2012
[6].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贞节观[D]. 程春梅. 山东大学. 2012
[7]. 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关中国历史内容的研究[D]. 段艳肖. 河北师范大学. 2014
[8]. 论北美华文网络文学的第一个十年[D]. 林雯.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9]. 两岸大学生接触对方新闻的现况与实效研究[D]. 陈东旭. 复旦大学. 2005
[10]. 北大荒知青文学研究[D]. 车红梅. 吉林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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