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中国经济体制（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论文,中国论文,跨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开始的，随着改革进行和展开，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改革中日益清晰了其市场取向性的目标，并且在改革中日益获得了其支持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从而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呈现为一个持续展开的自维持、自发展的过程。如果将这一过程与原苏联和东欧等国家市场取向性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具有独特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渐进性。这一改革过程是一个时间过程，其间明显地可以看到阶段性的变化，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起始，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发展，依次继起，循序前进。
2.双轨性。由于这一时间上的渐进性，在改革的每一个阶段都在空间上呈现出局部计划和局部市场相互交错的格局，既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也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而具有明显的并存的特点。
3.过渡性。在改革的初期阶段，经济体制的整体特征呈现为计划主导型；在改革的后期阶段，经济体制的整体特征呈现为市场主导型。从整个过程看，呈现为一个从计划到市场的演进的过程，是一个双轨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用中国经济学家的语言表述，是双轨并一轨的过渡过程。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一种经济体制的动态变迁过程。在改革的每一个阶段上都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是过渡性体制；由于这一过渡性，衔接了各个阶段的体制，使其具有了演进性；并由于这一演进性，展现了制度变迁的可能性空间，使这一变迁具有了持续性。之所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出现这种特色，原因在于其独特的展开方式，改革是以实验方式开始的，在实验中取得经验，如果成功便加以推广，如果不成功便寻找新的努力方向，从而使整个体制改革的过程成为一个学习、复制和创新的过程。并通过这一过程逐渐抽象出改革的指导原则、操作方案和实施步骤，进而用于改革的实践。从更深层次看，这一改革方式的基本战略思想是改革成本的最小化，即改革时时处处都要控制其成本，进而使改革的每一细小收益都能渐渐渗入到社会，使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并赢得支持，使改革能在更大范围里持续展开及深化，改革因之成为一个从自身中汲取动力的自维持、自发展的制度创新过程。
毫无疑问，走向2020年的中国经济体制实际上是这一动态变化过程的延续，因此，从这一动态过程自身的变化入手，描述和分析其发展趋势及其存在的问题就成为本文的逻辑起点。鉴此，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中国经济体制的演进趋势及其目标模式；
2.当前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格局和推进阶段划分；
3.第一阶段的重点及推进方式；
4.若干结论。
一、中国经济体制的演进趋势及其目标模式
所谓“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实际是双轨的产生、深化和并轨的时间过程。从时序上看，这一变化首先在微观层面上出现，进而波及到宏观层面，是一种递进的关系。早在80年代初期，中国在原有经济体制框架内进行国有经济改革的同时，放开了对非国有经济发展的限制和束缚，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特别是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的局面。在整个80年代，非国有经济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以每年两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进入90年代，这一增速进一步提高，达到平均4—5个百分点。自1992年后，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比重发生了重大变化，1992年非国有经济比重第一次超过了50%，达到了51.9%。截止1996年底，这一比重已接近70%。
随着微观层面双轨的发展，宏观层面的双轨也开始出现和发展并首先表现在产品市场上。80年代中后期，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价格双轨日趋明显，成为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特征。进入90年代，双轨进一步在要素市场上深化，使包括利率、汇率、工资、土地和财政税收在内的各种宏观调控杠杆都具有了双轨的性质。
由上，双轨实际上是局部市场局部计划的双重体制。由于这种双重体制本身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冲突，从而极易使经济陷入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趋高速增长，社会需求增长过快，供求总量失衡，加工工业盲目发展，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另一方面实行宏观调控缺乏有效的体制依托，信贷和货币投放大大超出经济正常发展的需要，物价的涨幅常常超出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导致了经济秩序的混乱，使腐败乘虚而入。
十分明显，由经济双轨性所导致的双重体制本身并不是一种稳定的体制，双轨并一轨是其内在的要求，不是并为计划这一轨，就是并为市场那一轨。由于非国有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关系的发展，使双轨并一轨的过程只能沿市场方向发展，它成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要求，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及其模式便在这一客观过程发展中日益显现并清晰化。就中国而言，市场经济体制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战略所产生了双轨并存的双重体制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正是适应了这一历史要求，1992年，中国正式确认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又将这一目标细化，形成了目标模式框架。
从整体上讲，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核心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框架由四个基本支柱组成，即：
1.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2.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3.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
4.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围绕着上述支柱，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寻找并创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具体制度形式，也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内容。这特别表现在农村以小农户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接轨，中国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相协调的对外开放体制的创新，科技和教育体制与经济发展的衔接以及保持经济正常秩序的法律体系的建立等方面上。
十分明显，以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为标志，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向上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结束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式的改革方式，转向在目标模式指导下的有步骤的建立方式。从经济体制的演进过程看，也由过去单纯破除旧体制转向建立新体制，即转向制度创新，并在这一创新过程中展现出中国特色。
应当指出，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不仅推动了人们认识的深化及改革目标模式的形成，而且要求迅速将这一目标模式指导下的改革措施付诸实践。1992年后，以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为契机，中国经济再次转入高速增长，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经济体制改革骤然升温。价格改革几乎是自动加速。到1993年初，消费品价格差不多完全自由化了，生产资料价格80%以上实现了由企业自主定价，服务品价格也显著地接近市场供求均衡水平。与此同时，生产要素市场化的进程更为使人吃惊。劳动力的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土地急速进入市场，而在此之前，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土地甚至是没有价格的。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和管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很不规范，炒卖炒买的土地投机活动越演越烈，同样不规范的金融市场也在高速扩张，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资金拆借市场、外汇市场以及各种各样的集资活动迅速蔓延，很快占据了社会资金流量的一半以上的比重，动摇了银行融资的主体地位。而对外开放的扩大使外资流入中国的速度成倍增长。1992年初开始，投资规模的增长已达到60%以上的速度。整个经济的过热倾向和经济体制的不适应性相互交织，经济秩序出现混乱，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宏观经济体制上。为此，在进行以紧缩为内容的宏观调控的同时，推动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就成为势在必然的选择。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94年1月1日，中国同时同步实行了包括财政、税收、银行、外汇、外贸和企业在内的全面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其重点是集中于宏观经济体制方面。1994年的全面性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认为是一分水岭，它实际意味着大规模结束双轨的开始，是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确立的开端。从而为中国经济体制的未来演进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当前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格局与推进阶段划分
由上所述，进入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转入新阶段，双轨向市场方向并轨是其核心内容，而在90年代前半期，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宏观经济体制又是其重点。围绕着这一重点，自1994年起，改革在下述方面进行了突破性的推进：
1.在财税体制方面，实行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来源的划分，通过预算法规范并强化了各级财政的预算制度，重点推行了以增殖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并开始建立相对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2.在金融体制方面，强化中央银行的地位和作用，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切断财政继续向银行借款和透支的渠道，开始分离国家专业银行所承担的政策性贷款业务，组建专门化的政策性银行，推行国家专业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的改革，实行金融业的分业管理，规范并有步骤地发展资本市场；
3.在外汇体制方面，取消双重汇率并存，合并官方挂牌价格与调剂市场价格，实行汇率并轨，建立单一的浮动汇率体系，开始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
4.在外贸体制方面，实行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和推行代理制；
5.在投融资体制方面，明确竞争性企业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基本主体，项目立项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
自1994年以来，上述改革措施在实践中已取得成效，特别是外汇和税收两项改革比预料的还要成功，新型宏观经济体制的基础构架已经初步形成。但是，这仅仅是改革攻坚的第一战，不仅其中许多任务，由于种种原因完成的并不理想，而且还迫切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来巩固、发展和完善新体制。这是因为：
1.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从本质上不可能脱离与微观领域改革进展的联系，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微观机制转换直接制约着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展。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银行体制的改革上。
2.此次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从方案设计时就考虑到新旧体制并存的现实，从而具有某种过渡性的特征，税收、财政、外汇、外贸都有大量问题有待解决。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又极易造成体制的退化。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原因既是形成目前经济体制格局的根源，也是进一步改革必要性的动因。就目前经济体制格局来看，下述几个问题构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和热点：
1.国有经济的内在机制依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虽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了第19个年头，但是国有企业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反而有所恶化。这里固然有历史包袱的原因，有产业结构调整和变化的原因，有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然而更为核心的深层次原因是其内在机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包括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企业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在内的国有经济组织体系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多数国有企业，特别是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现在仍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和扶持，离不开银行的“输血性”贷款。作为这种局面的一个表征是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居不下，且有继续升高的趋势。根据最近的清产核资的调查结果，1995年全国国有企业的账面资产负债率平均已达到71%，如果把已查明的资产损失和亏损挂账考虑进来，则实际的资产负债率将高达80%以上。与此同时，国有企业需要重新安置的富余职工人数预计为1500万以上，维持这些人基本生活的直接和间接支出每年需要2000亿元左右，已相当于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的2倍左右。此外，国有单位的离退休职工人数也已达3000万左右。国有企业这种高负债及高社会负担的状况，造成了一个奇怪的循环：企业越困难，政府越要支持，银行越要发放贷款，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越困难。其结果不单单使国有资产消耗严重，国有经济增长乏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非国有经济和国际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我国本已形成的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工业体系将会畏缩，并延缓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2.生产要素市场上的双轨状况并未完全扭转。如前所述，进入90年代，生产要素的双轨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明显特征。1994年的改革尽管使双轨的状况有所改善，但并不完全尽人意。与80年代生产资料双轨所不同的仅仅是，现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双轨更为突出地表现为“双重”，既一方面有一个公开的、透明的、可调控的市场，另一方面还有一个不公开，不透明因而也是不可调控的市场。其中以金融市场最为典型。既有银行信贷资金市场，又有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的“拆借”市场、“国债回购”市场；既有经过政府批准的证券发行市场，又有自发的各种集资、融资市场；既有上海、深圳的股票交易市场，又有未经批准的股票托管机构。明显的一例是，即使在实行宏观紧缩政策的1994年，当年社会资金流量仍高达18000亿元左右，而银行的信贷增加仅占1/3，其余的都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目前乡镇企业，城市里的非国有企业甚至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主要依赖于这个第二金融市场，国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就是靠第二金融市场来生存和发展的，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国有银行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参与到第二金融市场的活动中来。第二金融市场的发展固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表现之一，但是第一金融市场发展的裹足不前所造成的“双重”市场局面不仅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也大大降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3.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倾斜状况仍未根本缓解。自8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持续趋势是：向沿海倾斜，向城市倾斜，向个人倾斜。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人为的，也并不是不合理的，但确实存在着不正常的因素。内地的一部分资金、技术、人才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固然反映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是按同一规律，因内地的资源、土地、劳动力丰富且价格低廉，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也应向内地流动。然而由于体制不顺，条块分割，这一向内地回流的局面迟迟形不成；在现阶段城市经济发展快，收入高于农村是正常的，但是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对农业的有效保护机制始终未建立起来，农产品的卖难买难交替出现，农民增收难且收入不稳定；国民收入最终分配加大个人的份额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但是其前提是要减轻国家和企业的福利包袱，二要经过国家税收的再次调节。然而在涉及到个人既得利益的包括住房、养老、医疗等福利制度方面的改革进展甚微，在开征对个人所得和财产方面的税收也不理想，其结果必然是国家财政紧张，企业运转困难。
4.国内经济体制与涉外经济体制仍不协调。自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外资迅速涌向中国，不仅使原有的涉外经济体制受到极大的冲击，而且在价格形成、工资构成、税收制度、融资渠道直至社会保险等诸多领域带来许多新的课题，并对国内货币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急需统筹规划，研究解决，否则国内经济，特别是金融就难以稳定。
由上所述，可以认为，自1994年起，以双轨并轨为目的，以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为重心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推进取得了重大成绩，在许多方面，经济活动已开始由市场经济的规则支配，市场已开始起基础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在一些领域中，例如在国有经济中，市场原则尚未完全发挥作用，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在市场发挥作用的那些领域里，其作用还是很不规范的，并引发出许多问题，急待解决。十分明显，当前中国经济体制这种格局，客观要求人们及时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前所述及的当前经济体制的难点和热点也就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体制向2020年演进的现实起点。
如果从中国经济体制未来的目标模式出发并结合当前经济体制格局等各方面所具备的经济社会条件来看，可以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未来推进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即目前——2000年为第一阶段；2000—2010年为第二阶段；2010—2020年为第三阶段；2020年以后为第四阶段。
第一阶段（目前—2000年）：在这一阶段仍应坚持已证明是成功的90年代的改革战略，即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的方式，力图使在所有领域双轨并一轨成为基本事实，使市场经济新体制基本立足，进而为下世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基础条件，其标志是：
在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方面，多数企业资本主体已经落实，企业的公司化改造已基本成型，生产经营转为资本经营已成为基本事实，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企业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已开始形成，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有了明显的降低，企业办社会的现象有了扭转，目前企业困难的局面有了明显的改善。
在金融方面，国有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方向的转变迈出决定性的步子，市场化的利率体系已基本成型，资本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使银行存贷款在整个金融资产的比重有了明显的降低，在上述市场发育的基础上，中央银行即金融管理部门的管理方式开始向市场经济的通行方式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即以间接管理为主，开始走向规范化、法制化。
在财政税收方面，完善已形成的以增殖税为主体的间接税体制，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发展直接税，特别是有关个人收入的所得税、财产税以及遗产赠与税，以建立调节收入差距和扩大税源的机制；规范败政收入，使行政型收费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有明显的降低，基本杜绝费外费的摊派现象；与此同时，规范性的各级财政间的转移支付开始形成，包括中央财政在内的各级财政拮据的状况有所改善。
在国有资产和投资体制方面，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与出资者的职能初步分离，投资项目的资本金制度全面建立，投资项目的审批制基本过渡到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的审查备案制。
在社会保障方面，取消单位福利性分配住房制度，使以公积金为基础的社会性住房体系基本建立，进而使个人住宅抵押贷款具有发展的基础。统一养老保险制度，使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体制得到确立，医疗保险制度基本成型，单位福利理入职工工资的福利货币化已现雏形。
在涉外经济体制方面，在巩固前一轮外贸体制改革的基础上，使统一政策、放开经营、自负盈亏、平等竞争的外贸体制基本确立，对三资企业的普遍性优惠基本终止，国民待遇基本普及，在巩固和完善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的基础上，使国际收支制度向国际规则明显靠拢，为实现人民币的全面可兑换性提供条件。
第二阶段（2000年—2010年）：这一阶段的改革目标和任务视前一阶段的改革进展和经济发展情况相机决定，如果前一阶段进展顺利，那么这一阶段的改革的主要目标便成为协调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其任务便转向以社会整合和社会进步以及促进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配套性的经济体制建设方面上来。其中，包括城镇居民住房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及社区服务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体系的健全与监管机制的形成，税收体制，特别是有关个人收入的税收体系及其征管体制的健全和完善，涉及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及支出的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的基本清晰和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全建立，以产学研相结合的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技教育体制的基本确立等，将成为这一阶段经济体制建设的重点领域。其标志是奠定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发展和谐一致，相互促进的，具有长远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经济社会体制依托基础。
第三阶段（2010年—2020年）：如同上述，这一阶段的改革目标和任务也是视前一阶段的进展和经济社会发展而定。如果前一阶段进展情况良好，那么这一阶段经济体制便全面转入体制建设及其健全完善目标上来。其总体标志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并与世界潮流相衔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成。显然，法制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协调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科技和教育全面发展，人的素质全面提高是体制建设的重点领域。
第四阶段（2020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全面完善，成熟运转，形成规范和习惯，成为一种自在的体制模式。
摄影：冬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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