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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面对新时期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投资的基本功能未变，而具体策略应当与时俱进，有所转换。
从偏重投资到向消费适度倾斜
长期以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偏重投资到同时重视投资和消费，是一场渐进的策略转换。但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两者的作用和位置又有区别。过去偏重投资，是由于在发展初期必须有大规模建设。为了高积累，实行低消费，无可厚非。随即觉察，这会带来某种消极后果，不仅制约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导致结构失调进而制约经济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几度经济“过热”，根子在此。
从短缺经济到宽裕经济、剩余经济，消费主要作为需求方，位置不断上升。需求疲软，归根到底是消费不足。而拉动经济回升，如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又主要表现在扩大投资。其作用有三：(1)投资本身为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及其相关行业提供了需求，带动生产资料增长；(2)投资结果，无论是基础设施或制造能力，都是结构调整和供给增长；(3)投资中有相当部分是工资支出，随即转化为扩大消费需求。几年来，成效显著，理该坚持下去。
最近，有人提出：“消费与投资哪个更重要？”论点之一是，从长期看经济发展要靠资本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所以要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而不在提高消费率；并引萨缪尔森的话，认为只有投资较大的国家，产出、收入和工资增长率都比较高。
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无论什么投资，主要是增加生产能力，最后都要靠消费给以平衡；否则，经济增长固然不顺畅，经济发展更有障碍。当前表现的能力过剩、竞争过度，症结在消费不足，滞后于投资，必须正视其因果历程。于是，投资是否过度，值得探讨。因为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投资与消费之间存在此长彼消的对立关系。如增加国债发行，用于投资，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压缩了消费。投资有度，以不挤消费为界。正确处理两者关系，保持合理比例，是宏观调控的有机内含。
兼顾近期效应和中长期目标
当前着力于扩大投资以拉动增长，着眼于近期效应。这也不错。因为扩大投资比扩大消费，似乎主动权大一些，不妨采取各种应变和应急措施；而扩大消费，要有一套对策，决非立竿见影，只能徐徐图之，快不起来。
但是，拿投资的本性看，主要服务于中长期目标。所谓基本建设，不仅有较长周期，并在完成后其使用期更久远。因此，对投资不能急功近利，那会草率定项目，快速上马，快速施工，既容易造成决策失误，还会降低工程质量。一定要作为百年大计，有长期打算，才能正确投资。
正确处理近期效应与中长期目标的关系，并且明确以后者为重点，这是投资策略的基本原则。当然，此中也有矛盾，应当尽可能兼顾。偏于近期，有失投资主旨；而仅为中长期服务，又在近期难以见效。
投资实践表明，在服从中长期目标的前提下，争取长短结合，而不是倒过来，是切实可行的。一些重大项目，如西部大开发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耗资巨大，建设期长，在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同时，近期也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问题在另一方面，有些工程规划不周，似乎拉动了当前，而从长远看，或者布局不当，或者结构失调，或者技术含量低，特别是不合理的重复建设，应当努力避免，防止再犯。
重点从基础设施向高新技术转移
近年来的投资，首先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迅速消除了某些“瓶颈”，如高速公路，对整个经济增长有直接、间接拉动，效益也不错。当然，还有不少方面需要继续加码，特别是对农业，力争臻于相对完善。
但是，能否仅满足于搞基础设施呢？不能。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在基础设施滞后局面得到缓解后，其效益是递减的；并且，基础设施为生产、生活服务，本身不是直接的生产力。所以，在搞到相当规模后，正确处理与高新技术（也包括农业）的关系和比例，必须纳入视野。
与基础设施建设比较简单易行相对照，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和以高新技术武装、改造传统产业，难度要大得多。但是，这一关必须闯，必须突破。调整结构是经济发展的主线，再说白一些，就是发展高新技术，才能优化结构，推进现代化。企业和国家的综合竞争力，这是首要标志。
因此，应当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在保持必要的基础设施外，把重点转向高新技术，尽快地提高其投资比重，力争先是达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的平均水平，然后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否则的话，赶超世界先进就是一句空话。
从扩大投资规模向提高投资效益转变
投资策略，检验尺度在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益，并以投资结构为中介。应当在适度的投资规模下，通过优化投资结构，获得投资效益的最大化。
按照这个标准来检验投资史，不少学者认为，过去存在的问题是投资规模偏大，投资结构欠佳，投资效益不理想。习惯的做法是投资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与此相应，消费增长率（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始终低于经济增长率。有些年度，投资增长率高达15%～20%以上经济增长10%左右，收入增长5%-7%之间。连续多年，积累率不断攀升，超过40%，而消费率不断下跌，低于60%。这是合理的吗？如给以肯定，违反了起码的数学常识。
应当刻不容缓地调整上述数据。如果坚持投资率在30%左右，不算低了；消费率在70%左右，也不算高。那么，每年的投资增长率与消费（收入）增长率就会大体相等，并等同于经济增长率，三者之间是同步的。如果投资结构好，投资效益也好，即使在不断提高技术含量的情况下，也可争取经济增长率大体上与投资增长率同幅，从而保证三者同幅，形成良性循环。这也是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毋须论证。
“一定要高投资才有高增长”这个概念在现时代、现阶段，不再准确了。美国的投资率只在10%左右，增长率不到5%，而经过多年，其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则从25%以下升高到30%。这个教学题讲解，有待研讨。但是，不妨从中得到启示和思索。
政府行为服从于市场机制
投资主体，最早是政府一家，仅有财政拨款；后来实施“拨改贷”，银行参与，而项目审批仍在各级政府。这是计划经济及其遗风，与市场经济很不对称。投资属于政府行为，在考绩机制驱动下，导致规模膨胀、重复不禁和效益低迷，有的完全无效，建成之日即停产和亏损之时。
转向市场经济，投资主体与市场主体一样，由企业承担，是其自主权的重要部分。投资来源也有根本转换，尤其是竞争性行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主要靠自筹，包括股票上市获得直接投资。这样，激励与约束并存，投资决策慎重，失误率会下降。但在转轨期，过于慎重了，使银行借贷和民间投资暂时步履趋缓。
有此转变，不等于政府与投资诀别。政府的职能，重在规划、服务和政策引导。根据产业政策，可以有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之别。项目审批，除重大工程外，将成为历史。服务，很重要的是信息服务，甚至规划，属于指导性而不再是指令性，某种意义上也是提供了相当权威的市场信息和政策信息。投资的企业化、市场化，有利于端正策略、控制规模、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