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乔治#183;班克拉夫特史学——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乔治论文,学以致用论文,史学论文,克拉夫论文,兼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今中外，历史学家成千上万。如何评估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是个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历史学家如获得“杰出”称谓，须具备三个最基本条件：第一，在其研究领域，能鉴别吸收前人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时分析其不逮之处；第二，在本研究范围内，能有所创新，有益于社会的发展，或能积极应答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第三，对于社会未来的发展，尽可能地起到有益的启迪效用。
依据这些认识，笔者曾评述过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威廉·阿勃曼·威廉斯，试图在这两个杰出历史学家的业绩中上溯下联，审视他们在美国史学发展中鉴别吸收了什么，对当时美国社会发展起过什么影响，并有什么学术遗产留给后代。现在以同样的认识来评估乔治·班克拉夫特（1800—1891）。
美国史学发展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独立战争至19世纪70年代为第一阶段，19世纪8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二阶段，二次大战后为第三阶段。约翰·海厄姆在《美国历史的重建》一书中划分的三个阶段是：17世纪、18—19世纪和19世纪末以来（注：约翰·海厄姆：《美国历史的重建》John Higham,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story，伦敦1962年版，第10页。）。约翰·富兰克林·詹姆森也将17世纪和18世纪作为两个阶段（注：约翰·富兰克林·詹姆森：《美国史学史》John Franklin Jmeson,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in America，纽约1891年版，目录页。）。我认为，17世纪和美国独立前的18世纪不应纳入美国史学史的组成部分，只可视为美国史学发展的背景。美国史学史应从独立革命运动开始计起。就我所厘定的标准言，班克拉夫特、特纳和威廉斯应分别是这三个阶段的杰出的史学家。从社会发展角度，把这三个历史学家联系起来，即可概括美国史学发展的主要线索。在他们三人以外， 若再加上两位重叠前后的过渡性史学家， 即19世纪末的亨利·亚当斯以及二次大战前夕萌发并至战后盛行的“一致论”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史学史的发展脉络就更加清晰。在评介威廉斯外交史学一文中，我已对一致论史学流派做过阐述。今拟在叙述班克拉夫特史学时，对亨利·亚当斯也做些评论。
这五位史学家在史学研究中的共同显著特点是，都较精明地回顾过去的历史，从中吸收他们认为有价值的遗产，并经过消化，提出了对当代社会发展有影响的论点。他们直面社会，议论风发，奏出时代的最强音，对当代人起到激励、鼓舞、启发反思的效用。
这五位史学家在治史的细节上又各具特点，异同参半。他们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重视资料收集，但使用资料的方式不尽相同，如班克拉夫特烦亲托友在国内外搜集资料，但有时随兴释义，不时引起当代人的抗议（注：G.P.古奇：《19世纪历史和史学家》G.P.Gooch,History andHistorians in the 19th Century，伦敦1913年版，第405页。）。 威廉斯著书立说时，虽然科学史观已发展了一个世纪之久，但他在史料应用方面不免粗枝大叶，为时人所讥诮（注：如斯陶顿·林德：《评〈美国历史的轮廓〉》，《科学与社会》Stanghton Lynd,Review of theContour of American History in Science and Society，第27 卷， 1963年第2期，第227页。）。这五位史学家的学术地位也不宜以其学术著作的数量来衡量。他们中有的人写断代史，有的写通史，有的写卷帙浩繁的巨著，有的只发表精悍的论文。其中一锤定音的史学业绩不在于著作数量和长短，而在于能有发人情愫、动人心弦的观点和思路，并为社会提供具有教益的宏论要旨。这五位史学家中， 只有布尔斯廷写出3卷本通史，井然有序地阐发论点。威廉斯虽以写作外交史专著为主，但也试图从通史角度印证其观点。班克拉夫特虽然写出10卷本巨著，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他所写的只不过是断代史。1874年出版的第10卷，只写到独立战争的结束；1882年又出版两卷，才续至美国宪法的制定。特纳和亨利·亚当斯都是以发表论文声誉鹊起，在当时史学界激起汹波巨浪。亨利·亚当斯曾出版过9卷本巨著，论述杰斐逊和麦迪逊时期的政治， 但为当时人和后来人所瞩目的，还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注：这本自传于1905年写成，1907年内部刊行。在亚当斯逝世后，于1918年由马萨诸塞历史学会公开出版。）中的最后几章。特纳在哈佛大学历史系的同事爱德华·钱宁虽然讥讽特纳著作不多，但1893年特纳一篇演说便在美国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此后近40年许多史学家依据特纳的边疆假说，改写了美国通史。尽管钱宁写出综合史实的6卷本巨著， 可是因书中缺乏观点，而被读者束之高阁，逐渐淡忘（注：阿兰·内文斯：《史学津梁》Allan Nevins,The Gateway to History，新泽西1938 年版，第272页。）。由此可见，扣人心弦的议论，发人深思的观点， 贴近时代脉博的思想，是杰出历史学家必备的功力。班克拉夫特最符合这些条件。在班克拉夫特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中， 理查德·希尔德雷斯写有6卷本《美国史》巨著。因他崇尚英国边沁学说，在观点上有点超前于美国现实，且反对浪漫主义，针砭杰斐逊，对社会多有指责，这又滞后于美国思潮，所以他在社会影响上不能与班克拉夫特并驾齐驱（注：迈克尔·克罗斯：《美国历史的写作》Machael Kraus,The Writing ofAmerican History，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37年版，第129页。）。 至于其他同代历史学家如约翰·L ·摩特莱（注：主要著作有《荷兰共和国的兴起》（1856年）等。）、弗兰希斯·帕克曼（注：主要著作有《半世纪的冲突》（1892年）和《庞提亚克的谋叛》（两卷，1851年）等。）、威廉·H·普里斯各特（注：著有《墨西哥征服史》（1843 年）、《秘鲁征服史》（1847年）等。）、詹里德·斯帕克斯等，也都未能产生像班克拉夫特所起的全国性影响。乔治·班克拉夫特是美国史学的奠基人，是美国第一代最有影响的国史大师。他的同代人威廉·普里斯各特称他为美国“当代伟大的历史写作家”，是取代英国人著作的第一个本土作家（注：迈克尔·克罗斯：《美国历史的写作》，第122、 98、100页。）。当时有人把他与英国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相媲美。 在他去世后，悼念他的人们称他为“美国史学之父”（注：约翰·加拉泰编《美国传记百科》John Garraty( ed.) , Encyclopedia
ofAmerican Biography，纽约1974年版，第56页。）。到20世纪60年代，理查德·霍弗斯塔特称班克拉夫特是“美国第一个伟大的美国史学家”（注：理查德·霍弗斯塔特：《进步史学家》Richard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纽约1968年版，第15页。）。
独立不久的美国还没有自主的文化，即使文化最发达的新英格兰地区也仍然笼罩在英国文化的阴影下，其道德观念和生活准则因袭英国，具有殖民地色彩。英国作家哈丽埃特·马蒂诺论述当时美国文化时说，“北美共和国是新的，但人们的观念是旧的。……美国人还没有民族特性。 ”（注：默里·柯蒂：《美利坚思想的成长》Merle Curti,TheGrowth of American Thought，纽约1943年版，第397页。 ）托马斯·麦考莱所写的英国史在美国发行量比在英国还多4 倍（注：约翰·海厄姆：《美国历史的重建》，第15页。）。当时美国文人和画家都得去欧洲镀金，至少须先在伦敦得到承认（注：罗素·B·奈：《1775—1860 年思潮和文化》，约翰·加拉泰编《对美国历史的解释：与历史学家的谈话录》Russul B.Nye,Thought and Culture:1775 —1860 in JohnGarraty (ed.),Interpretating American History:Conversationswith Historians第1卷，麦克里伦出版社1970年版，第206页。）。 班克拉夫特也不例外，他于181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一年后赴欧洲留学，就读于德意志格廷根大学，师从希棱，获博士学位（1820年）。当时在德国学历史的美国留学生中，他是惟一获得博士学位的学子（注：乔治·卡尔克特：《19 世纪早期的美国历史学家》，
《新英格兰季刊》George Callcott,Historians in Early 19th Century America inThe New England Quartely第32卷，1959年12月第4期，第497页。）。1822年他返回美国，其间曾在柏林大学和海德尔堡大学听过神学家什里尔玛克、哲学家黑格尔、法学家泽维叶、语言学家博克等人讲课。班克拉夫特受希棱的影响较深，曾翻译希棱著作多种。希棱也以教导班克拉夫特而自豪（注：班克拉夫特除在德意志留学外，于1846—1849年任驻英国公使，1867—1874年任驻德国公使。）。
在欧洲期间，他不仅亲自或托人访问了马德里、伦敦、巴黎、海牙、柏林和维也纳等地的档案馆，搜集资料，还同当时杰出的文学家和史学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法国，他结交了研究法国革命史的史学家，如米涅、基佐、梯也里和米什列等；在英国他结识了史学家麦考莱和亨利·哈兰姆，诗人柯立芝、华滋华斯、卡莱尔，小说家司各特等。他还会见过歌德和拜伦。
班克拉夫特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善于鉴别吸收欧洲文化，并通过消化，把欧洲文化的精华部分用于美国史坛。他接受欧洲史学的影响，但不惟欧至上。如他虽然听过黑格尔的课，但在其著作中并无反映。他只吸收了希棱的治史方法，而对于希棱以地理环境和经济需求解释历史的观点却漠然视之。德意志史学家重视资料的认真勤奋精神，对他发生了深刻影响，但在应用史料方面，他却不若德意志同行们那样严谨不苟。因为他忙于从政，亦未将德意志学院中行之有效的研讨班制度介绍到美国。从外国史学家对他的评论，也可看出他的著作不是照抄欧洲。普鲁士史学大师兰克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说，班克拉夫特的著作是“从民主主义观点撰写的前所未有的最佳著作”（注：G.P.古奇：《19世纪历史和史学家》，第406页； 迈克尔·克罗斯：《美国历史的写作》，第126页。）。兰克的谈话是对他的史学成就的最高奖赏。 卡莱尔对班克拉夫特说，“你过于说教”（注：G.P.古奇：《19世纪历史和史学家》，第405页。）古奇也说， 班克拉夫特所表述的哲学具有“孩子气”（注：G.P.古奇：《19世纪历史和史学家》，第405页。）。 兰克一语中的，道出了班克拉夫特著作的重要内涵，并指出他所描绘的政治制度与普鲁士之不同；而卡莱尔和古奇却未能体察班克拉夫特从欧洲文化汲取所需，用以讴歌年轻祖国的激情。
班克拉夫特从当时欧洲文化中汲取了两大精华：一是民族主义，二是浪漫主义。前者主要取自德意志，后者主要取自英法。
19世纪德意志受法国革命的影响，掀起一股民族主义狂飙。19世纪初年，普鲁士斯泰因男爵呼吁实现德意志统一，号召历史学家激发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怀。1822年班克拉夫特学成归国后，曾一度与另一名留德学生，仿效德意志大学预科的教学设置模式，在马萨诸塞的诺瑟姆顿城，创建一所名为“园山”的学校。这是他醉心德意志教育的具体表现。他是第一个在德意志史学与美国史学家之间架起桥梁的人（注：哈维·威什：《美国历史学家：美国史写作的社会—智力史》Harvey Wish,The American Historians:A Social- Intellectual History ofthe Writing of the American Past，牛津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85页。）。1871年俾斯麦完成了德意志统一运动后曾说，“在建立新德国事业中，德意志历史教授们做出仅次于普鲁士军队的巨大贡献”（注：迈克尔·克罗斯：《美国历史的写作》，第126页。）。 班克拉夫特晚年在柏林供职时，与俾斯麦交谊甚笃，据英国作家西德尼·惠特曼说，俾斯麦退休后，在他的书房里仍悬挂着班克拉夫特的肖像，他们有共同的情感和语言。而1812—1814年美英第二次战争后，美国也迸发出民族主义情绪和思潮。班克拉夫特一生受着这种思潮的激励，年迈不渝。
浪漫主义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风靡欧洲。浪漫主义是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反动。浪漫主义诗文的主要特征是用绘声绘色的笔触，抒发作者感情，取代理性分析，强调历史的连续性，继承启蒙思想的反封建意识，崇尚民族文化，激励民族自豪感，歌颂第三等级反对贵族的自由精神。这种被自由资产阶级赞赏的浪漫民族主义，在思想上正符合19世纪上半叶美国资产阶级兴国之道，也是班克拉夫特畅怀抒发思想和情感的源泉。
班克拉夫特鉴别吸收欧洲史学方法和理论，是以新英格兰精神为依据的。新英格兰精神是在殖民地时期培育出来的。其来源还是欧洲，主要是英国。英国最早向北美大陆移民的船只就把资本主义和与之相适应的宗教思想——清教教义带到北美。1585 年移民踏上罗诺克（Roanoke）岛时，就把扩张的目光投向西部。“从开始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就不同于欧洲模式。美国的环境起着溶解的作用。”（注：M.A.琼斯：《自由的极限：1607—1980年的美国历史》M.A.Jones,The
Limits ofLiberty:American History 1607—1980，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第1页。）在北美，非但封建主义没有植根的土壤， 而且摆脱欧洲封建专制制度的移民也天然地以反封建为己任。上帝选民的宗教说教更增强了他们争取扩张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使命感。1630年，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未来的总督约翰·温斯洛普在驶往殖民地途中在名为阿拉贝拉的船上，就写出美国人对未来的憧憬。他借用《圣经》中建立山上之城可睹世界之光的意思，描述他们的殖民地。山上的圣城象征着移民的追求欲和普世观。在北美人民赢得独立之前，清教教义的激励和广阔无垠的西部土地的召唤，已凝聚了美国人前进的目光，在思想上为人们奏起争取独立的进行曲。
清教教义是推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力量，是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石，也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公认的伦理规范。美国神学家赫尔穆特·理查德·尼布尔曾称“近代资本主义体系是以宗教为基础的”，“教会是附属于资本主义的”（注：悉尼·阿尔斯特罗米：《美国的神学》Sydney Ahlstromi,Theology in America，纽约1967 年版， 第601—602页。）。这样，上帝就自然被推到历史的前台。上帝已经人格化和世俗化了。在封建社会，代表上帝说话的是君主；在资本主义社会，代表上帝发言的是教士。在美国殖民地时期和独立初期，教士如同律师一样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圣经》是家家户户必备的最流行的读物。此处所说的上帝同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所谓的“天”不尽相同。“天”多指客观的自然，具有泛神的含义。“天”和清教的“上帝”都含有宿命论成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囿守土地，强调“认命”，强调顺应或乞求得到天的好的安排。在近代商业社会里人们迁移不定，以主动态度去表现上帝给自己安排了好命运，去证明上帝安排自己为选民，强调开拓扩张，进行征服。班克拉夫特的信念就是浸濡在这种清教教义之中的。他认为，历史研究和写作是对上帝虔敬笃信的行动。
在独立初期，新英格兰是美国历史学家的最重要的摇篮。 1800 —1860年间，完成多部著作的史学家计有145人， 其中出自新英格兰的就占48%。在新英格兰的史学家中有26人毕业于哈佛，15人毕业于耶鲁，5人毕业于布朗，4人毕业于普林斯顿，另外有30个学院各造就了1 人至3人（注：乔治·卡尔克特：《19世纪早期的美国历史学家》，第496—497页。）。这批人都受过良好教育， 他们的读者群也是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并具有一定财力的。
哈佛大学毕业生班克拉夫特是以新英格兰精神撰写美国史的。他以惟一神论的信仰去“注”美国历史，以其消化了的欧洲文化去与在北美衍生的新传统文化相衔接，相融合，并应答美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衔接和融合不是简单的回归。实际上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不可能回归原来的模式。就连对上帝的信仰，也是各派有各派的模式，各代有各代的说法。回归是表面的，实质上是创新。这就是班克拉夫特在学术上取得成功的关键之所在。这个“关键”表现在班克拉夫特虽然是以新英格兰精神写史，但所写的远远不同于约翰·帕尔弗里的5 卷本《新英格兰史》。他撰写的不是区域史，而是通史（虽然最后未能彻底完成，只到制宪会议）。更重要的是他在写作通史时把目光投向大西部，而不是南部。他的《美国史》尽管不受南部种植园绅士们欢迎，却引起广大读者对未来的向往。
班克拉夫特首先以上帝名义讴歌共和制，讴歌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推倒封建专制并建立起的新国家。加尔文教徒认为政治的任务是光耀上帝（注：柯蒂斯·内特尔斯：《美国文明的根源》Curtis Nettels,TheRoots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纽约1938年版，第57页。）。班克拉夫特在1826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的演说中，就显示出他的民族优越感与对上帝热情歌颂间的联系。他欢呼独立宣言是上帝的声音，是圣谕。他说，美国在西半球的成就远比欧洲君主制伟大。“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前景明亮耀目，几不可估”，“我们在实现上帝意志时，上帝答应给我们每个人以帮助。……上帝从他高高在上的地位，赞许地向我们莞尔而笑”（注：乔治·班克拉夫特：《演说》George Bancroft,Oration，印刷人T.W.什帕德（T.W.Shepard），1826年版，第15、25页。）。 他写上帝，是为了激扬美国历史的风光，是为了证明“显明天命”合乎上帝的意旨（注：爱德华·萨维斯：《美国的科学历史》，唐纳德·什汉和哈罗德·斯里特编《美国史学文集：纪念阿兰·内文斯》
Edward Saveth,Scientific History in America"in Donald Sheehan and Harold Syrett(eds.),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iography:Papers Presented in Honor of Allan Nevins，纽约1960年版，第2页。 ）。
在1834年出版的第1卷《美国史》中， 班克拉夫特显示出在资料使用方面所受的训练，更重要的是他阐发了美国历史的主题思想。他说，从殖民地时期“自由”就是美国的精神。共和制是光荣的，使美国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他赞赏德意志原始种族社会的平等。这种说法为后来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所主张的德意志“生源说”埋下伏笔。班克拉夫特所描绘的美国几乎没有任何阴影，所有的都是一派圣洁、自信、希望和进步。人们都依照上帝提出的完美计划，安排他们的社会。1874年《美国史》第10卷问世。他在书中所表达的基本看法、基本方法和基本偏好都原封未变。他依然强调了进步观，强调了上帝对人类事务的影响。他认为，上帝自有安排，无需设想假如上帝停止实行其法则时，人类何以自处。他安慰他的读者说，尽管人类在现世生活中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最终还是会得到善果的（注：莉莲·汉德林：《乔治·班克拉夫特：做为民主党人的知识分子》 Lilian
Handlin, George Bankcroft:the Intellectual as Democral，纽约1984年版，第324页。）。在这里他偏重了清教教义中的宿命论。班克拉夫特自始至终是一位惟一神论史学家。
因为班克拉夫特直面广大西部，扩张主义使命观自然是他的思想走向。这自然也使他在政治上始终不渝地成为民主党人。在19世纪上半叶，得克萨斯和俄勒冈并入美国版图，美墨战争又扩展了西部边疆。这一连串显示“显明天命”的政治运作照耀着民主党人，其中包括班克拉夫特。至于杰斐逊收购广阔无际的路易斯安那以及西班牙割让佛罗里达，可视为民主党人向西扩张的前奏曲。班克拉夫特是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追随者。杰克逊是1814年在新奥尔良打败英国军队的英雄。不只于此，他从田纳西走进白宫，就象征着来自西部的“普通人”居然能闻问国事，虽然在班克拉夫特的书中“普通人”是抽象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班克拉夫特的政治选择不合同代新英格兰人的口味，他在政治上的飞黄腾达也令他们吃惊。1837年他被马丁·范布伦总统任命为波士顿港税务司长。1845年又被波尔克总统任命为海军部长（1845—1846年）。在任期间，他创建了安纳波里斯海军军官学院。在担任代理陆军部长时（1846年），他命令太平洋舰队司令斯洛特，若美墨战争爆发，就立即夺取加利福尼亚港口，不久命令泰勒将军跨越墨西哥国境，发动美墨战争。之后他又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南北战争结束后，班克拉夫特还被召至华盛顿，为新任民主党人总统安德鲁·约翰逊起草国情咨文，后来他出使柏林。无怪班克拉夫特传记作者莉莲·汉德林视他为“归依”民主党的知识分子。
19世纪上半叶，民主党人长期执政，班克拉夫特以其最旺盛的年华，为民主党服务。他是一个以政治生活为主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业绩同他的政治活动分不开，同他所处的时代分不开。这个时代背景是了解班克拉夫特学术思想和学术业绩的至关重要的提纲。
班克拉夫特处于美国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节节挺进，自由资产阶级在年轻的共和国里赢得繁盛丰硕的果实。他诞生前10多年，美国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告胜利结束；在一生过半时，另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吹奏胜利凯歌。这个新兴共和国所发生的新事物激发美国人自己的思考，也引起欧洲人的兴趣。共和国独立伊始，美国人就开始考虑如何摆脱旧殖民主义者的影响，如诺亚·韦伯斯特以美国本土发音和词汇编纂字典，并以宣泄文化独立的民族主义精神，于1787年写了一本美国史。又如超验主义者拉尔夫·埃默森于1838年在哈佛发表题为“美国学人”的演说，提出制定“智力独立宣言”的呼吁。他要求美国人不要一味遵从欧洲价值观，应当在本国文化中寻求启迪。小说家赫曼·梅尔维尔甚至说，“让我们在文学上避开对英国显示仆从主义的影响。”（注：F.O.曼特海森：《美国的文艺复兴：埃默森和惠特曼时代的艺术和表现》F.O.Mathiessen,American Renaissance:Art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man，牛津大学出版社1941年版，第191页。）到美国旅游或作短期定居的欧洲人， 也对新兴共和国发表各种议论。如1827—1830年间居住美国的英国小说家弗兰西斯·特罗洛普夫人于1832年出版《美国家庭的习俗》，詹姆斯·司徒雅特于1833年在爱丁堡出版《北美旅居三年记》（两卷），弗兰西斯·莱特于1821年出版《美国社会和习俗观》，约瑟夫·斯特吉于1842年出版《1841年旅美记》，法国人托克维尔于1835年和1840年先后出版《论美国民主》，英国人布莱斯于1888年出版《论美利坚共和国》等。总的来说，他们的论述实质上都离不开“何谓美国人”这个命题（注：亨利·康玛杰：《美国人的思想》Henrry Commager,The American Mind，耶鲁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3页。）。
班克拉夫特从其惟一神论的宗教观、浪漫民族主义的精神和民主党人的审视角度，成功地回应或者较满意地答复了当代社会提出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克勒维库尔、埃默森等人提出的问题。1834年第1 卷美国史的出版，自然引起读者重视。这本书不胫而走，风行一时，10年内连续出了10版。1875年前，第1和其余各卷出了20余版。 班克拉夫特乘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之风，挥毫弄墨，文采熠熠。
美国立国年浅，无本土古代传统可言，美国人重实际，重实用，不重视抽象原理，不重视追究思想意识的辩证发展，不重视历史细节（注：奥斯卡·汉德林：《历史的真实》 Oscar
Handlin, Truth
inHisto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0、83、93、94页。 汉德林举例称，班克拉夫特让雕版工去掉乔治·华盛顿鼻上的肉赘。斯帕克斯整理乔治·华盛顿的信件时，常常改动文法。）。有识之士是在实践经验中审时忖势，应答时务。他们未负荷沉重的历史传统包袱，故不受固步自封的困扰；又都具有年轻共和主义的进取精神，故无妄自菲薄、虚无主义的连累。如同全盘照搬一样，固步自封和妄自菲薄都是蒙昧的表现。他们都是摆脱蒙昧主义的佼佼者。班克拉夫特即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人。
及至19世纪70年代班克拉夫特出版《美国史》第10卷时，美国史学发展开始离开文史不分的年代。由于实证主义的传播，史学被视为科学，历史学家因而被视为从事专门科学研究的自由职业者。70年代前，从事历史写作的人都是业余爱好者。文史合一，以文取胜，历史与史观是通过绚丽璀璨的文采传递给读者的。虽然早在1839年哈佛大学为史料编纂家、《北美评论》主编詹里德·斯帕克斯开设了一门史学讲座，但史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从事历史写作的人首先必须有钱，有了钱，自然也就有闲从事历史写作。这批业余爱好者中，只有家庭殷实的帕克曼有一个收藏充实的图书室。班克拉夫特在国外收集资料，主要靠朋友，在国内主要靠名气，别人乐于提供秘藏，而且他和富孀结婚，生计有仗。班克拉夫特边从政，边写作，用了40年才完成《美国史》。他在财政上的幸运还在于售书赢利，而且他善于理财，精于投资。19世纪70年代，东部著名大学设立了历史系。1880年美国已有11个历史教授，此数后来不断增加。密执安大学、约翰斯·哈普金斯大学（主讲人为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和哈佛大学（主讲人为亨利·亚当斯）开设了研讨班。1884年全国性历史学会成立。1895年全国性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创刊。1882年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创办了大学学报《约翰斯·哈普金斯历史与政治科学研究》。美国历史研究沿着班克拉夫特等非职业史学家所开辟的道路前进，推陈出新，更重视资料使用的方法和准确性，索引和附录更加精确完备。研究范围扩大了，贴近了社会，远离了抽象的上帝示谕。进入20世纪，系统资料编纂著作和集体撰写的大型通史和专史丛书出现了，新的学派出场了，书评地位提高了（注：约翰·海厄姆：《历史》John Higham,History，新泽西1965年版，第4页。）。多卷本丛书中较有影响的有C.C李和F.N.思奥普编《北美历史》20卷（1903—1907年出版），A.B.哈特编《美国国家史》26 卷（1904 —1908年出版），阿兰·约翰逊编《美国编年丛书》50卷（1918—1921年出版），A.M.施莱辛格和D.R.福克斯编《美国生活历史》13卷（1927—1948年出版）等。
在科学历史兴起之际，美国社会发展接近19世纪末。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方面出现一个大转折。南北美战争后，随着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工农业突飞猛进。在“镀金时代”，主要因社会财富分配问题而引起的社会集体间的矛盾有增无已。军国主义开始抬头，海外扩张的喧嚣震耳欲聋。“自由”走向“组织”，垄断和帝国主义现象出现了（注：参见贝特兰·罗素《自由与组织》Bertrand Russell,Freedon and Orgamzation，有陈瘦石等译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放任主义已失时效。一些知识分子经不住客观社会变革的冲击，亨利·亚当斯就是其中最突出的典型之一，他在思想上幻想摆脱令他苦恼的现实，在空间上他想离开美国，浪迹欧洲，在精神上希望逃往中世纪。亨利·亚当斯与他的弟弟、历史学家布洛克·亚当斯不同，没有顺利地通过这个社会转轨时期。布洛克随着社会发展大潮，成为当时海外扩张主义的鼓动者，成为扩张主义带头人西奥多·罗斯福的挚友。
亨利·亚当斯毕业于哈佛大学（1858年），随后两年在柏林学习法律，并访问了意大利和法国。回国后，随父查利斯·弗兰西斯·亚当斯从政。1871年进入哈佛大学执教（1871—1877年），主讲中世纪史兼任《北美评论》主编。爱德华·钱宁称他是“最伟大的教师”（注：迈克尔·克罗斯：《美国历史的写作》，第178页。）。但在执教7年后，他离开哈佛，声称他不清楚在讲课中要教什么。这种言谈透露出他的苦恼和思想危机。他从理想主义转向犬儒哲学，申言人类未来人性面临惨淡的劫数。他说，在战争杀戮的后面存在着人类文明将如何自处的问题（注：威廉·阿勃曼·威廉斯：《读亨利·亚当斯随感》，《美国历史杂志》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oughts on Reading Henry Adamsi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68卷，第1期（1981年），第15 页。）。他认为，人类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能量，依照热力学第二定律逐渐消耗。工业技术革命加速世界最后灾难的来临。1900年11月他写信给他弟弟说，他“暗暗地想人们已临近世界巨大灾难的边缘”（注：伊丽莎白·斯蒂文逊：《亨利·亚当斯传记》Elizabeth Stevenson, HenryAdams,A Biography，纽约1977年版，第302页。）。 这种想法显示了亨利·亚当斯对世纪末的彷徨感。他是一个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注：约翰·巴尔克：《非凡史学家：我们历史的撰写者》John Barker,Superhistorians:Makers of Our Past ， 参见《交流》Dialogue1984年第3期，第4页。），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言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是他之所以在美国史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缘由。
进入20世纪后，美国兴起资本主义改良运动——进步运动。这是对自由资本主义踉跄失势时所提出的新问题的回应。班克拉夫特的著作虽然在广大读者中销声匿迹了，但他所留下的精神却在潜移默化中流传下来。他所宣扬的观念如扩张主义使命观、美国特殊论和优越观等在20世纪美国史学著作中还时隐时现。1966年罗素·B ·奈居然将班克拉夫特的《美国史》予以删节，并付诸刊印。理查德·霍弗斯塔特称，班克拉夫特的著作“仍然是19世纪美国历史意识的最伟大的界碑”（注：理查德·霍弗斯塔特：《进步史学家》，第19页。）。当时美国科学历史学家的前进道路是以班克拉夫特为起点的。科学历史写作家虽然仍沉浸在新教精神中，但在程度上已不尽与以往相同，“上帝”一词已不再是他们的口头禅了。不过有的科学历史学家的文字过于刻板，因而业余史学家的光辉灿烂的文采还不时激起读者怀古之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