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问题的要素集成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要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化的实质是资源和生产力在城乡之间再配置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同阶段城市化的速度、规模、结构不同，是影响城乡资源和生产力配置的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城市化的环境系统
城市化作为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其要素配置过程是周围复杂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所指的环境是广义的环境概念，城市化的环境系统是指对城市化过程有影响的所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总和，它们构成城市化的边界条件。
（一）城市化环境系统的结构分解
对城市化有影响的所有因素构成了城市化的环境系统，这是一个复杂、动态的发展系统。进行系统结构分析可以防止对有关内容的遗漏，明晰城市化的每一个过程和阶段都是受内外部环境综合影响的结果。通过环境系统的因素分析，还可找出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揭示其对城市化的影响。
将城市化的环境系统分成外部环境子系统和内部环境子系统。外部环境子系统是指城市化中非流动要素自身衍生的因素之和，一级分为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技术环境，一级以下又分为二级，详见表1。内部环境子系统，多数是与城市化过程中流动要素自身密切相关的因素。一级分为：社会、人口、意识等，详见表1。由于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空间的互动过程，某些内外因素之间在某些阶段可能是无法区分的，某些阶段可能有特殊的因素，表1所描述的为一般情形。
表1 城市化环境系统结构
（二）构造城市化车轮
外界环境的综合作用对城市化产生影响，可称之为外生力量。内部环境的各因素综合结果也对城市化产生一个影响力——内生力量。内生力量与外生力量之间并不是简单、线形的关系，而是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动的综合过程。某个阶段某个因素的作用可能比较明显，而它又通过与其他因素的相关反应综合作用于整个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的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非互相孤立，而是相互联系和有机互动的关系，使得外生力量的作用只有通过内部系统的回应和吸收才能对城市化本身产生影响。同时内外力量之间只有保持平衡、协调一致，才能推动城市化的平稳、快速发展。
这种内外关系正如构造的城市化车轮（见图1），如果城市化的内部推动力很大，又有相应的外部政治、经济和技术环境支持，城市化车轮才能飞速行驶；例如：当前农村大量剩余人口迫切想转入城市，产生巨大的城市化推动力，可是技术的发展已使生产由劳动密集型进入资金密集型，单纯的吸收这些劳动力非社会所能承受。但是通过创造外部环境，发展对技术、资金要求不太高的乡镇企业，制定适当的政策激励其发展，便能够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果来自外部的是阻力，那么城市化车轮的速度将减缓，城市化进程将受到阻碍。如果外部力量是动力，在外界环境有优势的前提下，也只有通过对其内部的影响，提高人民的意识，产生回应力量才能推动或加速城市化车轮的运行。
图1 城市化车轮
二、中国城市化历史进程的要素集成分析
中国城市化进程起步很迟。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开始明显上升于19世纪中期，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它们的城市人口从那时占总人口的10%左右增加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略高于70%。发展中国家明显城市化进程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它们的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到1980年，增加为30%以上。在中国，以值得注意的规模进行的城市化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比发达国家迟了一个世纪，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迟了约30年。
解放初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波动。1950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1.2%，到1978年，也才有12.5%。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表现出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走上了小城镇推动型的城市化道路，不同于发达国家大城市拉动的经典城市化道路。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模式，是城市化要素非自由流动和非协调发展的历史造就的。
（一）计划经济下要素的非协调发展
中国历史上人口和经济出现了不同发展。人类人口的增长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第二阶段是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第三阶段是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这一过程如图2所示，横轴为时间，纵轴为出生率或死亡率。曲线Ⅰ为出生率的变化，曲线Ⅱ为死亡率。在某一点上，两曲线之差就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0-
内，人口处于低增长阶段；
内，人口处于高增长阶段；过了
之后，人口又进入了新的低增长阶段。这一人口发展的普遍规律基本适用于任何国家。
图2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现代产业由小到大的发展壮大过程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低增长阶段，因为这时需要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第二阶段是高增长阶段，产业规模迅速扩张；第三阶段又进入低增长阶段，已经成熟的产业发展趋于稳定。如图2曲线Ⅲ所示，是一个拉伸的S形。横轴为时间，纵轴为产出，增长率由曲线的斜率反映。
。
从发达国家来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是同步的。当其人口进入了高增长阶段时，经济也正好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也就是说在图2中，人口高速增长的与经济高速发展的
阶段是吻合的。这样，一方面经济的扩张给新增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人口的增长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所需的劳动力。
中国从解放到20世纪70年代初实行计划生育，20多年间，人口出生率不断上升，而解放后人们的生活相对稳定，医疗和健康状况得到发展，人口的死亡率开始下降。这段期间就是中国人口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时期，是中国人口的高峰时期。而中国的经济虽然在解放后逐步走向正轨，但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天灾人祸，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以及产业政策的偏颇，虽然经济有一定的增长，但是相对于人口的增长来说，经济增长很小。所以中国出现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错位。见图2，Ⅰ为出生率，Ⅱ为死亡率，Ⅳ是经济增长曲线。可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滞后于人口增长的高峰期。
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互错位，使过剩的人口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中国农业人口众多，为了经济起飞和实现国家工业化，当时国家政策严格限制农民进城，实行城乡分离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村积压了大量剩余劳动力，造成城市化一度的停滞发展。这使得中国城市化在起点上就面临着历史遗留问题，为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走上了小城镇发展的道路。
（二）计划经济下城乡要素的非自由流动
建国后，中国政府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并为实现重工业化道路，人为制定了一系列向城镇倾斜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农村的大量资源和资产低成本或无偿流入城镇，而农民却得不到起码的报酬。如降低能源价格，提高制造业产品价格，使重工业企业低成本、高利润以增加积累能力。通过工农产业的剪刀差，把大量由农业创造的利润转移到重工业。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和统一的物资分配制度，使城镇居民享有更多的福利待遇。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却把农民严格限制在城镇之外。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限制了经济要素的合理流动，人为地促进要素的不平衡流动。农民为城镇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贫穷了自己，城市化进程严重受阻。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要素的协调、互动
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为城市化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政策、经济环境。农民被长期压抑的生产和生活热情得以释放，对城市现代生活的向往，使一部分农村剩余人口进入城市和小城镇。特殊环境促成了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诞生，加速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小城镇的发展数量到2000年底已近18000个（建制镇）。
当代中国正在经济转型阶段，转型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开放的模式，使中国城市化由过去的封闭式转向开放式，受到区内外和国内外的各因素影响；二是市场机制，使得各资源的配置由市场力量决定，促使城市化的人口、劳动力、资金等要素自由流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逐步放开，正在建立农村土地的流转制度，分税制的实施和金融体制改革为城市化提供了融资环境。农民的社会意识、文化素质、教育水平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2002年增至37%，改革开放后22年的平均年增幅超过80%。中国城市化的内外影响力逐步趋向协调，城市化车轮正加速行驶。
三、中国城市化环境的变化
我国与发达国家当年城市化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环境不相同，只有置身于世界发展，才能及早地洞察环境变化，为适应和利用这些变化了的条件做准备。
（一）经济全球化
当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会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使得更多的国家、城市和人们走到一起，处于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关系中，同时也加剧了紧张激烈的竞争。与全球化相应的区域一体化，对国际经济、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欧洲联盟(EC)、北美自由贸易区(NAFrA)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国界之间影响的减弱，使城市的重要性上升，国际性大都市及CBD的功能在经济生活中日益明显。促进了城市圈和城市带的发展。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京——津——唐城市带的发展，将会在中国未来城市全球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信息化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信息革命正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发生着。网络使地球变成了地球村，而城市则是网络上的一个个结点，彼此建立经济关系，行政区界逐渐淡化。信息沟通的便利，远程教育的出现，城乡之间的关系也会因之发生一些变化。
在变化的环境中，永恒的事物只有一件，那就是“变化”本身。目前我国城市化的内在动力已经很大：巨大的剩余人口，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大，人们的文化素质和社会意识都有很大提高。要为城市化提供和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充分利用新经济的发展，塑造外部动力，使内外要素协调、有机地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