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东渐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推动力就是西学的输入。当然，西学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将其分为算学、电学、地学、史学、法律、兵政等27门[①a]。西学能够促使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更，往往不取决于西学本身的内容如何，而要看中国对西学的取舍、加工和改造。这是由中国近代的政治危机和国家衰弱所决定的。虽然要以中国人“发现西方”为背景来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但是中国人“发现西方”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让世界“发现东方”，因而中国近代的优秀分子对西学的加工甚至“歪曲”，就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合理的和无害的。其次，我们应该将西学视为一个整体，把西学所包容的推动现代文明发展的精神要素提炼出来，分析这些精神要素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冲击。如果以西学的内容分门别类地分析它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往往会割裂东西文化冲撞的内在机制。所以，从以上两点来说，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决不是对“欧风美雨”的直线回应，更不是对西学内容的机械应对。研究西学东渐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影响，不能抱有“西方中心论”的观念，而要抱有“民族利益至上论”的观念。民族利益至上论是对“中国中心论”的反叛和超越，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对民族危机的积极反应。
以制度更新为取向的政治认知的深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求变因素，集中于建构灵巧而有实效的治国之术。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表征就是对国家政治宏观架构的重新思考。这种政治思维的出现是对中国近代政治危机进行全方位思考的必然结果。一旦把近代中国的政治体系放进整个世界文明中来考察，就会发现国家的衰败乃是因制度的僵化而引发的。中国几千年来的帝国体制，演化到近代，由于自身内部的机制趋于老化以及外力的侵蚀，已难以应付制度败坏的困境，新的帝国在旧的废墟上重新建构的可能性几乎丧失殆尽。随着商业的发展促使社会自主力量开始发育，再加上西方文化力量的冲击，要想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通过提高治国之术的质量，来克服内外双重危机，看来是不可能的。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传统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帝国延续机制发生了断裂。当传统的政治演化机制面临几乎不可克服的困境时，人们只能到旧制度以外的文化视野中去寻求破解的办法。于是，以制度更新为取向的政治认知开始弥漫在近代中国的艰难进程之中。
以制度更新为取向的政治认知在中国这个文明古老、传统深厚的国度中诞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育过程。如果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学，还是在传、受双方相互对等的条件下进行文化交流的话，那么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的输入一方面夹杂着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另一方面就是依靠中国有识之士的主动吸取和积极引进。后者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学习“夷技和夷学”以挽回天朝的自尊。当中国被动开放通商口岸的时候，一些士绅文人主动地面对西学开放他们的思维世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对西学一种巧妙的积极反应。这样一种对西学和中学之间关联的模糊界说，既蕴含着对天朝缺陷的清醒认识，又是西学开始流行的先兆。当许多知识分子以强烈的民族情感对西学进行加工和改造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成为促进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的带头人。一般而论，中国对西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即由坚船利炮到工商科技、再到议会政治的发展进程。首先西学的输入使中国人发现了天朝以外的先进的物质文明。随着对西学认知的加深和挽救民族危机的需要，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新型的政治文明世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顺着御侮救国而不是顺着个性解放、自由平等之路寻到议会政治这一武器的[①b]。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基本上就是沿着救亡这一中轴逐渐展开的，制度更新的目的也就相应地从挽救危机过渡到重塑民族之自尊。这样一种政治思维，塑造了一种倾向，即把民主融化于民族主义之中，并把民主看成民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②b]。此种倾向始终贯穿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观的变迁过程中。至于如何通过制度更新以挽救民族危机，则出现了政治认知上的差异。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从魏源、徐继畲到洪仁玕、冯桂芬，对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度进行浪漫式的赞美以后，70年代到90年代戊戌变法时期，从郑观应、王韬到康有为、梁启超，又极力称道英国君主立宪制度。这样一种转换，实际上是显示了政治认知的对象发生了转变。对美国式民主共和制度的赞美，表现了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在转轨初期，对西学抱有浓烈的理想色彩，但对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却知之甚少。当制度革新的理念得到推广，遭到头脑顽固的保守派的抵制和普通民众的漠视以后，政治认知的对象便转向在表象上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相近的英国。可见，中国近代的制度革新意识虽然以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知作为前提，但它的成功与否要受制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程度。特别是代表这种新型政治文化的主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往往是革新意识得以实践的先决条件。至于最终能否化为一种现实，要看新的制度能不能经受住传统的考验，能不能成为大众政治文化的价值信条。
当晚清政府日薄西山，已无从激发中国人特别是激进派的政治信心时，深受西学影响的许多人便重新思考中国的政治前途。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林林总总的西学思想通过便捷的途径从东洋输入中国。日本人的成功在许多方面刺激了中国人，于是，日本不仅成为中国接受西学的大本营，而且也是中国人认知中国政治的重要参照对象。众多译书机构翻译的大量的政法书籍，被近代学术界认为是最早向中国系统介绍西方政治学和法学的著作，“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这标志着中国借鉴西学的内容开始发生方向性的变更。当西学中的民权思想从东洋涌来的时候，激进的革命党人1905年8月在东京组建了革命性的政党“中国同盟会”，孙中山1905年11月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对三民主义的阐述，是典型的对西学进行中国化加工的结果，“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③b]。三民主义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近代的制度革新意识从政治制度本身的创新转向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探讨，政治认知逐渐向深层推进。这一政治文化观念之所以能化为推翻清政府的力量并得到短暂的实践，足以证明社会对制度革新的认同。但是，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致命缺陷，不在于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而是缺乏使制度长久贯彻下去的能力。中华民国所构建的新型制度，也因中国政治文化中腐朽因素的侵蚀而陷于瓦解。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可供制度创新的参照体系出现了混乱不堪的局面，政治文化变迁的良性轨道也被战争式的政治竞争所打破。通过西学东渐促进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逻辑线路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
政治理想的更替与兴衰
中国近代政治理想的变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更替史和兴衰史。这一方面是由于对西学的认知逐渐加深而引发的，另一方面是因中国近代政治革新的失败所导致的。这两者在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动中联为一体，促使政治理想从一种期望和信心走向一种迷惘和无奈。
中国近代政治文化之所以能够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就是因为处在传统与现代、西学与中学的交接点上。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以传统的经世致用观念解读和加工西学时，抱有极大的理想化色彩。如果说龚自珍、魏源等人还是以政治批评的形式提出一种警告和表现为一种觉醒的话，那么洋务派和郑观应、王韬、陈虬、许象枢、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就忙于政治设计了。伴随着一大批出使海外人员的回归，西学通过有血有肉的载体渗透到中国。使美赴日、游历欧西的出使人员对西方的议会制度和立宪精神赞不绝口，他们对西方政治文明的评介和引入，既包含着对一种新型政治文明的猎奇，又有一种对中国政治的反观与忧虑。如薛福成在介绍英国议会政治时，认为：“英国上下院有公、保两党，迭为进退，互相维制。公党者主因时变通，裨益公务；保党者主保守旧章，勿使损坏。两党胜负之数，视宰相为转移，……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国政适以剂于平云。”[①c]这是典型的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表象化赞赏，同时也折射出当时一大批受西学感染的中国人，在追寻中国发展的政治模式时，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性质，这种取向基本上是以西学为判定轴心的。
但是中国近代政治理想的好景并不长，中国近代社会的内在属性塑造了难以超越的文化——心理机制，复杂而又难于驾驭的政治、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近代的政治力量的更替和兴衰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社会经过几千年所积累起来的文化属性，给了那些抱有美丽政治理想的求变者一记无情的耳光。政治理想更替和兴衰的两大标志是戊戌变法的流产和辛亥革命的蜕变。戊戌变法的流产使立宪理想陷于破产。象英国那样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中谋求改革，实践证明是不可能的。梁启超所言的革命的本意是“国民变革”，而不是“王朝革命”[②c]，因而也就越来越经不起时代的考验。戊戌变法的流产，一方面证明了以英国为模板的政治试验走向失败，另一方面也促使许多革新者对清王朝彻底失去信心。本来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中谋求变革是中学和西学的一种政治妥协，结果反而使人们对旧政治体系的理想估价日趋减弱，转向对建构新体系的追求。一种政治理想破灭了，另一种政治理想又诞生了。
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思想继戊戌变法之后逐渐孕育。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秋瑾等人对革命、民主、共和的呐喊，从总体上来说是以美国政治制度为蓝本的。至此，西学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影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西学已经不再被视为可以借鉴的工具，而是可以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思想依托和价值信条。例如邹容对“中华共和国”的设计方案，就是以美国《独立宣言》为蓝本的[③c]。革命派在考虑未来的共和国的方案时，普遍赞成实行三权鼎立的制度，防止国家元首攫取无限权力，而使人民无法驾驭。孙中山提出的“创立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国为模式的民主共和政府[④c]。这样一种富有革命精神和民主情结的政治理想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浪漫情调，虽然邹容、陈天华等人为传播法国人彻底剔除封建的革命精神和美国人的民主之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是，民权思想要想转化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和文化性格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件相当艰苦的事情。所以，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的宏观政治架构虽然已经形成，但它却十分脆弱，整个国家传统的经济结构和文化根基并没有得到动摇，更不用说把清朝遗留下的残破的政治遗产进行彻底改造，并纳入到富有民主气息的政治架构之中了。袁世凯执政以后，便一步步地把辛亥革命的表面胜利毁荡全无，把中华民国重新纳入专制主义的轨道。袁世凯信誓旦旦地声称：“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也”。这是对美国民主思想输入中国以后的绝妙讽刺。辛亥革命的蜕变，使中国近代的政治理想再次走向衰退，民主作为一种理念也日益陷于萎靡。可见，中国近代政治理想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简单的理念循环，从对美国式民主共和的浪漫赞许，到英国式立宪制度的实验，最后又回到美国式政治制度的建构。所有这一切，最终都走向政治制度的消解和期望的破灭。此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再次风起云涌，那要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渐入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才终于找到。
西学东渐与开发政治情感资源的艰难困境
考察西学对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影响，既要注重它在社会各阶层中的渗透，又要分析它在空间上的传播程度。19世纪中叶以后，当西学在日本迅速成为全民族注意的中心之际，它在中国却于数十年中被限制在通商口岸范围之内和数量有限的办理所谓“洋务”的官员之中。“中国大多数的士大夫仍然生活在他们自己传统的精神世界里”[⑤c]。但是，19世纪90年代是转折点，当时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首次从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中国大陆扩展，为90年代中期在士绅文人中间发生的思想激荡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由于政治文化的传播是开发政治情感资源的必备手段，因而伴随着西学东渐的盛行，新型政治文化观念的传播也日渐威猛。其中翻译机构、报纸、学校以及各种政治性的学会和其它组织，在政治文化传播和开发政治情感资源方面担当了重要角色。特别是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对维新时期思想激荡的贡献尤为巨大，被视为新知识的源泉[⑥c]。从总体上来说，西学东渐造就了近代求新、求变的政治气候。但是，“西学的某些内容，如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尽管一再灌输，中国并没有全盘接受，有的基本没有接受。传统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虽已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仍占主导地位；自由、平等、民主思想，虽已为一部分人所接受，但并未为整个社会所认同”[①d]。因为民主的启蒙与大多数中国人文化——心理机制的更新和社会结构的改观一直是两条平行线，寻求它们之间的交点并不是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所能包容的。
当然，中国近代政治体系的松散和无力为西学的传播和新型政治文化的孕育发生提供了难得的空隙和时机。例如“新式学校集中体现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精神，体现了西方教育风格”[②d]，逐渐成为西学传播的源泉。梁启超相信新式教育将会培养出有知识和有政治觉悟的公民。新式教育作为体制外的非正统力量逐渐得到社会和官方的认可。废科举，标志着旧学失去了正统主导地位，西学新学则具有受到官方保护的合法性。但是，尽管西学的传播在近代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而清政府对它的兴趣主要集中于通过顺应民情以延长统治的气数，所以新知识群对民主思想的传播受到极大的限制。京师同文馆的开设，上海广方言馆的建立，格致书院的出现，从总体上来说对西学都抱有极大的“工具论”色彩。甚至还以儒家的格物致知、修身养性之学来解读、同构西学，“西学中源论”就是典型代表。这样，西学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触动就仅仅表现在内容上的补充，而无政治思维的变革。当民权思想兴起，对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时候，许多中国人的政治心态依然如故。实际上清朝的覆亡是因为其统治气数已尽，难以应付内外危机，才为制度的革新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至于深层的政治文化结构并未得到与之相应的改观。故西学东渐对民间政治情感资源的开发并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有力有效。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革命后政治心态的绝妙讽刺，使我们看到中国近代政治文化要想实现整体性的质的转换，是多么地艰难。西学在许多人看来，并不是变革社会的动力，而是个人谋生的手段。就象“四书五经”在后来被人们看成是提高社会地位的必备武器一样。所以，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遗产呈现出一种杂乱无序的政治态势，“军阀主义的各种特征逐渐显露出来”[③d]，既证明了西学开发政治情感资源的无力和无奈，又显示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根深蒂固。
新型的政治文化观念难以动摇中国社会的根基和改换中国人固有的政治思维模式，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遇到的最大困惑。中国近代的政治文化变迁在不同的阶层中表现出不同的展开线路，对西学的借鉴、加工和改造也就具有不同的逻辑程式。例如西学在军队中的传播和实施，却为现代军阀政治的产生提供了先进的工具。以民权、自由、平等这些西学概念为核心的新型政治文化，对政治情感资源的开发只做出了微薄的努力，或者说只在知识界掀起了令人欣慰的轰动效应，这是激进的革命党人所无能为力的。
结语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之间的关联，是我们考察近代中国大变动所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西学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同阶段所处的地位不同，这是人所共知的。问题是中国人对西学所抱有的矛盾心态，西学在中国所引发的令人难解的效应，以及西学改造中国政治文化何以在表象和结果上背离，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事实上，新型的政治文化是从“外界”输入的，还是从一个社会内部生长和发育出来的，这两者是大有区别的。西学在近代之所以难以改换中国政治文化的逻辑结构，根本原因在于它与中国社会的背离，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结构的支撑和政治体系的保护。任何政治文化一旦脱离了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结构和政治体系，是很难在一个社会中存续长久的，更不用说化为该社会的文化——心理机制了。在近代，许多人想凭藉西学从根本上和整体上改造中国政治文化，却仅仅掀起了表面上的激荡现象，对社会底层的动摇显示出一种无力的态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这一中介系统的转嫁。尤其是西学能够从中国文化的外围向中心渗透，主要是以士绅文人为载体的[④d]，这样，新型的政治文化就只能悬在社会之上，而不是从经济结构和政治体系的变动中发育出来。时至今日，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要解决近代遗留下来的难题，否则将很难融入世界性的政治文明体系。
注释：
①a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①b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22页。
②b〔美〕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③b《孙中山全集》第1卷228页。
①c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166页。
②c〔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③c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355页。
④c同上书，第377页。
⑤c〔美〕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323～324页。
⑥c同上书，第328页。
①d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732页。
②d同上书，第286页。
③d〔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
④d见〔美〕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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