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论文,与非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规定，联合国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组织，联 合国对“和平与安全”的定义，即联合国的“安全观”，既是联合国多数成员国安全观 的反映，又对联合国各成员国具有指导和制约意义。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随着世界形势 的变化，联合国的安全观也在不断变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可以说联合国完成了从“ 传统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或“新安全观”的转化。由于联合国是全球最大的国 际组织，其安全观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联合国安全 观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在全球、地区和国家等不同层面形成、提升和推广“非传统安 全”理念所起到的作用。(注：联合国文献并没有明确、正式地定义和使用“非传统安 全”和“传统安全”这样的词汇，但许多文献都提到要对“传统的安全概念进行扩大” ，也对“新的安全概念”进行了阐述。此外，“人类安全”、“全球安全”等概念也已 在联合国文献中频繁出现。因此，本文使用的“非传统安全”只是对上面这些联合国文 献中所涉及的种种“新安全概念”的一个泛称。)
一、从传统走向非传统：冷战时期联合国的安全观
联合国作为一个综合性、普遍性的国际组织，除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外，《宪章》 基本原则还包括了自由、平等、基本人权、社会与经济发展、人类福利等不同方面。但 从《宪章》和联合国机构的设置看，《宪章》所定义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便是我们今 天所说的“传统安全”。这种安全主要是预防主权国家面临的、来自外部的、军事上的 入侵和打击。联合国设立了安全理事会，专门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事务。而基本 人权、经济发展、文化合作及社会福利等领域的问题则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负责。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前，联合国的安全观主要反映的是我们现在讲的“传统安全” 。1970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加强国际安全宣言》，(注：《加强国际安全 宣言》，1970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第1932次全体会议第2734(xxv)号决议。)该宣言 强调各国应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尤其强调国家应该享有“不受武 力威胁的和平与安全”。宣言重申各国不得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 立，不得采取军事占领，不得以武力取得或威胁取得领土，不得在另一国煽动恐怖行为 等。这正是那一时期联合国安全观的体现，它反映了当时联合国及其多数成员国安全关 注的焦点。根据今天的标准，这些问题应该属于传统安全范围，其关注的是国家安全， 是主权独立与民族国家平等的安全，是免受外来干涉和军事侵略的安全。这一时期，尽 管联合国也提出了有关发展计划，签署了人权方面的宣言，但发展和人权领域的问题还 没有与“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问题挂钩。
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环境、贫困、人口、粮 食等)已经在联合国外被提了出来。尤其在欧美国家，这些问题已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 。在罗马俱乐部发表的报告中已经提出，人口、环境、资源、粮食等问题已经成为经济 增长中的危机，地球是有限的，无限制的发展将导致地球毁灭性的后果。这一时期的许 多著作，都已提出全球性危机对人类的威胁，开始将环境问题、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联 系在一起。
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在联合国与安全相关的文献中，开始强调安全的相互依赖性， 环境问题、发展问题也更多受到重视。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献是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 摩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在此之前，受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 委托，来自58个国家的152位成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为大会准备了一份非官方报告， 即《只有一个地球》。报告涉及的许多内容正是我们今天谈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报告 指出，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的生存息息相关，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枯竭、食物的 缺少、人口增长等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生存面临的“十分迫切的事情了”，如果不加以 关注，“人类正在走向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注：[美]芭芭拉·沃德、内勒·杜博 斯著，《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译校：《只有一个地球》，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 97年版。)这些观念又被包括在《人类环境宣言》中。该宣言指出，应该将保护环境与 争取和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协调起来，共同实现。(注：《人类环境宣言》，载周洪 钧等编：《国际公约与惯例》(国际公法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3 13页。)但由于美苏冷战尚在进行，联合国所关注的仍然是传统的安全问题，如裁军、 防止核战争等。1978年《加强国际安全宣言》审查报告中提到的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中心问题主要是：军备竞赛升级、划分势力范围、干涉他国内政、雇佣军的使用、 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注：1998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85次全体会议 决议。)
如果说联合国20世纪70年代的安全观增加了“相互依赖”的特色，那么进入80年代后 ，联合国开始出现“非安全问题安全化”的现象。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的联合国文献 中，出现了“环境安全”、“经济安全”等词汇。70年代末，一批关注人类和平、发展 、环境与安全的人士积极推动一种涵盖环境、贫困、移民及发展等全球威胁在内的“新 安全概念”。对联合国安全观影响最大的要算来自勃兰特委员会和帕尔梅安全与裁军委 员会的报告，这些报告已经明确提到“新安全概念”一词，这是试图以一种更广义的安 全概念替代联合国狭义安全概念的最早期努力。
勃兰特委员会1979年的报告《争取世界的生存》(North-South:A Programme for
Survival)中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标题：“安全的新概念”，提出“一定要对‘安全’ 提出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解，而不仅仅限于军事方面”，真正的安全“不仅要解决军 事问题，也要解决威胁着它们的非军事问题”。报告提出要将“世界安全”与生态环境 、发展、贫困、饥荒等问题联系起来。(注：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报告：《争取世 界的生存》，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来自帕尔梅委员会的 报告则提出了“共同安全”概念，呼吁将“以军事为基础的安全观”转化为更广泛的， 通过国际合作、非军事化、裁军等途径实现的“共同安全”，以“相互确保生存”取代 “相互确保摧毁”的学说。(注：The Palme Commission Report,“Common Security:A Programme for Disarmament”Pan World Affairs,1982.)它们的报告被提交给联合国 和其他国际组织，对联合国安全观的变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就联合国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特点是：一方面，一些非安全领域问题，如环境、发 展、粮食、人权等已经被大张旗鼓地提升到“安全问题”；另一方面，美苏两国70年代 缓和期结束之后，对抗升级，军备竞赛加剧，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增大。因此，在联合 国所关注的安全问题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传统安全问题。但与此同时，非传统安全 问题也被提上日程。1986年的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执行情况决议恰恰反映出这一 特点，强调除了防止战争、解决冲突、裁军等措施外，“促进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 “提高生活素质”、“满足人类需要和保护环境”等因素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是非 常重要的。(注：1986年联合国大会41/90决议，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
这一时期联合国的安全思想还反映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向联合国提交的《 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报告中。(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报告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理念——可持续发展，全 面阐述了安全与发展和环境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该报告是对前面勃兰特和帕尔梅两委 员会报告的进一步发展。报告提出，“传统上理解的安全概念必须加以扩大，以便包括 日益增长的环境压力的影响”，因为在“不安全的实际原因中，还包括不能持续发展这 一因素”。这种新的、广义的安全思想在1992年联合国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 宣言》、《21世纪议程》及后来的联合国文献中继续得到强调，并发展成为今天联合国 安全新概念的核心内容。
二、传统安全领域的非传统化：联合国的新安全观
冷战结束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对全球问题和安全新概念的研究成果受到普遍重 视。到90年代，联合国的新安全观基本形成。可以将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 展报告》(注：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http://hdr.undp.org/reports/
global/1994/en/.)以及1994年加利秘书长的《和平纲领》(注：加利：《和平纲领》， 纽约：联合国新闻部出版，1992年版。)作为联合国新安全观形成的标志。
(一)联合国新安全观的形成
1991年，一些国际著名人士发起了关于全球安全与全球治理的斯德哥尔摩倡议。后来 他们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报告《天涯成比邻》(Our Global
Neighbourhood)(注：[瑞典]英瓦尔·卡尔松等主编，赵仲强、李正凌译：《天涯成比 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明确阐述 了“人民安全”和“全球安全”的概念，指出“全球安全的性质已经改变”，“全球安 全必须从过去把重点集中于国家安全的传统做法扩大到包括人民和全球的安全上来”。 报告提出了“新时代的安全原则”，即：“所有的人民和所有的国家一样，都享有安全 和生存的权利，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保护这些权利”。(注：英瓦尔·卡尔松等主编：《 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第74、80页。)这一报告对“安全的新概念” 进行了更详尽的阐述，对后来联合国安全观的变化和改革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特别顾问哈克博士对“全球人类安全新概念”概括了 四句话：“不仅是国土的安全，而且是人民的安全；不仅是通过武力来实现的安全，而 且是通过发展来实现的安全；不仅是国家的安全，而且是个人在家中和工作岗位上的安 全；不仅是防御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且是防御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注：马赫布卜· 乌尔·哈克：《发展合作的新架构》，载《联合国纪事》中文版，1993年第4期，第10 卷，第42页。)这是对联合国新安全观更为清晰、简明的一种概括。在1994年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中，“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的概念得到全面、系统 的阐述。而在同年加利秘书长的《和平纲领》中，也阐述了他的“安全新概念”。至此 ，联合国发展领域和安全领域的文献都已经提到要扩大传统的、狭义的安全概念，代之 以更广义的安全新概念。
联合国新安全观的形成有三个重要标志。
第一，无论在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中，还是在加利秘书长《和 平纲领》中，都明确提出了从传统安全概念向新安全概念转变的必要性，并阐述了新安 全观的基本特征和内容。例如《和平纲领》指出，“国际安全不限于其传统的意义，也 包括未来时代所出现的新的安全涵义”。(注：加利：《和平纲领》，第7页。)《人类 发展报告》提到，现在是从狭义国际安全概念转向“全包容型(allencompassing)”安 全概念的时候了。(注：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http://hdr.undp.org/
reports/global/1994/en/.)
第二，联合国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安全化”。可以说，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是 将非传统安全领域问题“安全化”的代表作。该报告提出了人类面临的7大安全问题， 即：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体安全(community
security)和政治安全，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统统被提升到安全领域中。
第三，联合国传统安全领域的“非传统化”现象，其代表作是加利的《和平纲领》。 这是他依据安理会首脑会议要求提出的报告，是一份以阐述联合国和平与安全领域问题 的报告，应该属于传统安全领域的文献。因此，这一报告中安全思想发生的变化体现了 联合国传统安全观的转变。从《和平纲领》中可以看到，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环境 领域的非传统安全要素已经被吸纳到联合国传统的和平与安全领域，使这一领域出现“ 非传统化”现象。加利在《和平纲领》中强调了人口无限增长、债务、毒品、贫富差距 、贫困、疾病、饥荒、难民等问题对人类的威胁，并提醒人们注意，这些问题给人类造 成的危害不亚于传统的战争威胁，“旱灾和疾病能像作战武器一样残酷地消灭大量生命 ”。(注：加利：《和平纲领》，第7页。)
(二)联合国新安全观的主要内容与特征
目前，联合国并没有一个关于“非传统安全”的正式决议或文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 定义。但在《和平纲领》及后来安南秘书长的报告中，都出现过“超越传统安全概念” 和“新安全概念”的提法，并对这种“新安全概念”进行了阐述。1994年《人类发展报 告》中对“人类安全”概念进行了定义。联合国的新安全观超越了以国家为中心、以防 御军事威胁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安全观，其“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安全观是针对全球性威胁的全球安全观。与传统安全威胁不同，全球性威胁 超越主权国家边界，其根源和影响是全球性的，其解决需要全球范围的通力合作。1994 年《人类发展报告》列举了人类面临的“六大全球威胁”，它们是：人口失控增长、经 济发展不平衡、国际移民、环境恶化、毒品生产和走私、国际恐怖主义。安南则使用了 “软威胁”一词，他认为，在今天世界人口中，仅有一小部分人直接受到战争或大规模 冲突的威胁，人们更关切的是他们安全面临的“软威胁”，包括环境问题、传染疾病、 经济失调、犯罪、家庭暴力等。(注：联合国秘书长2003年《联合国工作报告》，A/58/ 1，纽约：联合国，2003年版。)
第二，新安全观也是针对个人安全威胁的人民安全观。个人安全的提出主要是建立在 对冷战后“新威胁”的考虑之上，因为这些“新威胁”不再局限于国家所面临的外来入 侵的威胁，更是个人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面临的威胁。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列举了 一系列“个人安全威胁”，包括：来自本国的威胁；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来自其他种 族和集团的威胁；来自犯罪集团、组织和个人的威胁；对妇女儿童的暴力；自杀、吸毒 等自我威胁。联合国在涉及安全新概念时，一个很流行的词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安全” (people-centered security或human-centered security)。安南强调：“安全的概念 一度等于捍卫领土，抵抗外来攻击，今天的安全则要求进而包括保护群体和个人免受内 部暴力的侵害”，所以，“我们必须更要用以人为中心的态度对待安全问题。”(注： 安南2000年千年报告：《我们人民——联合国在21世纪的角色和作用》，http://www.
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ga/millennium/sg/report/ch4.htm。)
第三，新安全观是综合性、一体性的安全观。联合国的新安全观强调安全内容的广义 性、包容性，强调战争、冲突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善政、民主化等要素是“不可分割的 ”，相辅相成。例如安南在1999年关于《防止战争和灾难》的年度报告中说：“人类安 全、善政、均衡发展与尊重人权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如果鼓励追求其中某一 方面，另一方面也就失去了意义”。(注：Kofi A.Annan,1999 Annual Report:
Preventing War and Disaster:A Growing Global Challenge,UN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September 1999,pp.14-15.)
第四，新安全问题是可以通过预防措施和非军事途径解决的。《人类发展报告》提出 ，传统安全与人类安全的一大不同就是，传统安全需要军事来防卫和实现，而人类安全 则是可以预防的，可通过支持发展来取得。而且，新安全的实现需要包括社会发展、善 政、民主化法制和尊重人权等安全的各个不同方面。
三、联合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导向与规范作用
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提升和推广非传统安全领域方面起了非常积极的 作用，联合国的新安全观对全球安全观和国家安全观的变化起着导向和规范作用。
在提升非传统安全地位方面，联合国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将有关安全领域最新的学术研 究成果在全球范围广泛宣传、推广，从而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研究和决策起着引导 和促进作用。联合国安全观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同一时期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影响，尤 其受到西方安全研究和话语的影响。在一些热心人士的推动下，联合国将新的安全思想 形成文件，纳入议程，并在全球范围推广，使之成为联合国的安全观，以便影响各国的 国内决策。
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过程的规律：在罗马俱乐部全球问题研究和这一时期西方学者有关 相互依赖、一体化等理论的研究基础上，才有了1972年《只有一个地球》这样一份“通 俗读物”式的联合国非正式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联合国的《人类环境宣言》。加 利和安南在《和平纲领》、《千年报告》中阐述的“新安全观”同样是20世纪70年代末 以来各种相关研究成果的反映，其中也包括勃兰特和帕尔梅两个委员会的报告、《我们 共同的未来》等。
这些报告和宣言已经以各种文字在全球发行，十分畅销，影响广泛。由于联合国的特 殊地位，联合国决议、宣言、公约等文献中体现出来的原则和思想更容易被各国人民和 政府所接受，也更有助于在全球范围提高人们的“非传统安全意识”。例如联合国文献 中提到的“免于匮乏”、“免于恐惧”、“人类安全”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并在许多 国家的安全政策和发展政策中得到体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方面的影响更为明显。
除了将学术界新安全思想“议程化”外，联合国本身也在积极推动相关的研究，形成 了具有“联合国特色”的非传统安全概念和思想。例如，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全面 、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安全”的概念，分析了从“狭义国家安全”概念向“全包容型安 全概念”转变的必要性。报告对“人类安全”进行了定义，提出了人类安全概念的四大 特征，即广泛性、相互依赖性、早期预防性及以人为中心。报告还制定了衡量人类安全 的若干指标，如食品安全指标、工作与收入安全指标等。这一报告对学术方面和政策方 面的非传统安全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具体领域，联合国发起和主持的研究项目也推动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研究。例如，1 997年联合国发表了一份《全面评估世界淡水资源》的报告，分析了全球淡水资源短缺 可能导致的危机，并对这种危机进行了预测，指出到2025年世界上将有2/3的人口生活 在用水紧张的条件下。报告警告用水高度紧张国家可能面临水资源争夺、水荒、用水不 可持续等问题。联合国的报告强化了各国对水资源安全的关注，为各国制定相关的水资 源政策提供了科学性、权威性的参考。粮农组织制定的《粮食安全薄弱情况》也具有同 样的意义。
联合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另一重要作用表现在制度建设和法律建设方面。由于联合 国的一些文件具有国际法意义，因此，联合国在使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规范化、制度化 和法律化方面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在人权、环境保护、反跨国犯罪和反恐怖主义 领域，如联合国成员国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化公约》、《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那不勒 斯政治宣言和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全球行动计划》等。从理论上说，联合国的法律和法 规对其缔约国具有制约或强制性制约作用。例如，根据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宣言和公约， 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将被视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 安理会可以对支持和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采取制裁或使用武力等强制措施。
在实践中，联合国的多数决议或宣言没有强制性的制约作用。而且，联合国也很难对 所有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实行强制性执行，包括安理会通过的决议。但联合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努力，有助于促进各国在这些领域达成共识、加强合作，并逐步形成一种自觉遵守相关原则和法律、法规的制度文化。联合国的作用可能更多体现在培育和促进一种关注“综合安全”或“人类安全”的新全球安全意识和安全价值之上。正如安南所说，联合国的力量最重要是表现在“规范领域(normative realm)”，联合国“近乎普世性的规范便形成一种具有道德原则性的基础，可以用来评价和指导国际社会中的实践活动。这些规范不仅在道德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可以为国际社会中的日常生活提供制度上的架构”。(注：Kofi A.Annan,“Renewing the United
Nations:A Programme for Reform,”UN A/51/950,14 July,1997,http://www.unlao.
org/reforms/page.htm.)
在对待安全的看法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联合国还起着综合平衡 不同国家安全考虑的作用。应该说，联合国的安全观不是某一国家的安全观，而是一种 具有一定普遍性、综合性和折中性的安全观。联合国安全观的变化与各国安全观的变化 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对某些国家和地区来说，联合国的安全观可能具有超前性；但对于 另一些国家和地区来说，又可能是滞后的。对成员国来说，在一些方面，联合国的安全 观可能是符合它们安全利益的；但在另一些方面，可能是不符的，甚至是相冲突的。
联合国的安全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国家安全观的影响，例如推行人权高于主权、 强调个人安全和自由、推广民主制度等。这些内容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或非西方国家 都能全盘接受的。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联合国的安全观并不等于西方安全观，它是 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安全考虑平衡的结果，更多理想主义、制度主义和全球主义色彩 。小岛国的生态安全问题、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艾滋病问题、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全球共同财产和资源的维护等等，都被纳入联合国的议程。因此，在一些问题上，联 合国会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批评；而在另一些问题上，联合国又遭到美国的抵制。
总之，联合国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反映了冷战后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和各国安全关注 的变化。对一个国家来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够摆脱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是一种进 步，能够处理好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健康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是更大的进 步，也是符合《宪章》精神的。正如本文开始提到的，《宪章》基本原则也包括了自由 、平等、基本人权、社会与经济发展及人类福利等不同方面，“从而为一种全面的、长 期的、更广义的和平与安全概念”(注：安南：《预防武装冲突》，纽约：联合国新闻 部出版，2002年版，第10页。)奠定了基础。因此，联合国倡导和推动一种广义的、综 合性的新安全观是积极的、进步的，值得各国在制定本国政策时加以借鉴和参考。与此 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由这种新安全观引发的新问题、新挑战。
非传统安全领域问题安全化的现象，将导致安全问题的泛滥。无论对成员国还是联合 国组织自身来说，将人类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都加上“安全”一 词，可能导致政策重点不突出、力量使用分散、疲于应付的局面。以往，这种对安全的 威胁仅指主权国家所面临的外来军事入侵或军事打击。如今，恐怖主义、武器扩散、违 反人权、破坏环境、毒品走私等都被视为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于是，为了应对经济安 全问题，人们提出有必要成立“经济安全理事会”；为了处理环境问题，应该建立“环 境安全理事会”或建立联合国“绿盔维和部队”，专门处理环境冲突和纠纷。(注：孙 林主编：《环境法与可持续发展》，北京：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而 且，随着对“和平与安全威胁”界定的扩大化、非军事化和非国家化，面对众多的“人 类安全威胁”或“个人安全威胁”，可能使联合国负担过重，并陷入困境：一方面，联 合国可能面临更多使用武力或干预内政的需求；另一方面，联合国又缺乏相应的资源和 权力，包括成员国的共识和支持。
目前，不同国家对联合国安全观的认同还存在很大差异。对美国来说，恐怖主义是战 后面临的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但美国并未将其作为典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来对待，而 是将反恐作为传统的安全问题，以处理传统安全问题的方式来解决。同时，美国也要求 联合国和其他国家采取同样行动。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来说，它们所面临的紧迫 的安全威胁并不是恐怖主义。当联合国积极推进包括促进社会发展、消灭贫困、减少艾 滋病、防止气候变暖等内容的新安全观时，美国并没有突出这种新安全概念。美国的国 家安全战略将恐怖主义、邪恶国家、崛起大国、武器扩散等视为主要威胁，在安全防御 方面，则强调军事优势和“先发制人”。
对联合国来说，创立一种包罗万象的安全概念，将人类问题的方方面面都与“和平与 安全”挂钩，这并不合适。联合国还是应该对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问题加 以区分，使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例如，在战争和冲突中，妇女和儿童的安全确实应该予 以关注，但如果安理会承担了过多诸如研究冲突对妇女、儿童的影响，推进妇女参与和 平建设之类的工作，(注：见安理会1325(2000)号决议，http://www.un.org/chinese/
aboutun/prinorgs/sc/sres/00/s1325.htm。)势必导致安理会负担过重、力量分散、责 权不明。各国政府应该学习、参考联合国提出的新安全观，并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 国际合作。同时，由于各国、各地区面临的安全问题不同，它们也应该建立起符合自己 情况的、具有本国或本地区特色的新安全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