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前后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历史坐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坐标论文,党对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20；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2007)01-0062-06
20世纪50年代中共八大前后，是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认识大体成型的时期。特别是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在此后二十多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围绕八大前后这个特定时期，考察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轨迹，有助于加深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传承和与时俱进。
边建立、边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本文所论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轨迹，要回溯到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大体形成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1956年中共八大及稍后一段时间，党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显著提高，形成了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准备阶段，1953年党中央、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应该说，对于在中国这样经济十分落后的大国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采取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才适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等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逐步加深认识的。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党中央、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其中，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充分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现代性工业在全国范围内只占10%左右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必须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经过建国后头三年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分工合作、共同努力，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不仅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很大提高，成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领导力量，而且现代工业的比重也上升到26.7%。根据社会经济结构的新变化，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了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即通过几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改变我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状况，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这个基础上，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总之，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体现在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是明确的。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发中宣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主要根据列宁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论述，对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阐释。
提纲指出：“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亦即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成为我国唯一经济基础的时期。”过渡时期的目标，是要“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逐步地建立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彼此斗争着”；“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增长并将获得最后胜利，非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受到限制、改造直至消灭。”在国家工业化方面，“就是要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把现有的非社会主义工业变为社会主义工业，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就是要扩大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以剥削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改造成为全民所有制”。根据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大机器工业基础上的原理，当时把实现国家工业化看作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为相互配合的两翼；同时，根据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只能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原理，又把两翼的任务提到突出地位，即：“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①这次对总路线的大规模学习和宣传，是社会主义观念在全党以至全社会的大普及，基本上反映了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认识。概括地说，即是“由目前复杂的经济结构的社会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②，并实行由国家直接控制生产经营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计划经济。在 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这不单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选择，而且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大多普遍认同的社会主义模式。
在上述社会主义观念中，毛泽东尤其重视生产关系的性质问题。他强调：“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③。这种以改变生产关系来提高生产力的观念，在党内达成一个共识，即只要在所有制方面，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社会主义的基础也就奠定了。如周恩来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私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④可见，在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过去认为只有现代工业比重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才能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的观念，有了很大变化；由过去重视生产力标准，转为更倾向于生产关系标准，即主要以生产关系先进与否来衡量社会主义。
客观地看，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猛烈发展，是为了打破落后的小农经济对工业化建设的制约；而从主观层面看，实际上更多是来自指导思想上生产关系标准的强力推动。同时，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任务的提前完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把整个国民经济尽快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以集中配置资源，保证重点工程建设。到1956年底，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基本上变为只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单一公有制经济；国家自上而下控制和管理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大体形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
八大期间社会主义观念的进步
“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本身就蕴含着一个通过摸索、实验、改进，以达到“足履相适”，即理论指导与中国实际相符合的过程。正当党领导全国人民向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基本成型的时候，一个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认识前进的历史契机不期而至。这就是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暴露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上的一些弊端，引起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新思考。
这时，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计划经济运行中一些缺点偏差开始出现，社会利益矛盾凸显的时期。这也正是党的八大会议筹备期间所面对的社会大变动的复杂局势。中央一面对所有制变革中出现的合并过大、改变过快、统得过死、组织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偏差进行政策调整，一面以苏联为鉴，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思考。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就是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思想成果。其中，针对苏联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的教训，针对苏联计划经济把生产单位和地方统得太死，资金积累把农民挖得很苦，损害了农民利益等问题，毛泽东提出在经济建设上正确处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以及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给地方、生产单位一定的自主权等指导方针。在《论十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总方针下，党中央相继在经济建设上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方针，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上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在繁荣科学文化事业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云详细考察、论证了三大改造高潮后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再思考：
首先，关于计划生产和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问题。陈云分析了苏联计划经济把大生产和小生产一律纳入国家计划，缺乏灵活性、多样性的弊病，认为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有些公私合营工厂不该合并的并了，手工业也盲目建大社、并大社，以致品种、花色减少，使人民的需要和便利受到影响。为了解决人民多种多样、不断变化的需要，就必须保留相当数量的小工厂。小工厂比大工厂灵活得多，可以进行多品种的生产，以适应消费者的需要。手工业方面，绝大多数不应该搞大社，手工业者可以按原来分散生产、自负盈亏的方法去经营，发挥其积极性。农业方面，除粮食、棉花及其他主要经济作物由国家掌握外，其他都可由农民自由经营，可以到自由市场出售。这样做是适合我国情况的。⑤
其次，关于计划和市场的问题。陈云分析说：过去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重点是改造，性质是节制资本，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副作用。特别是1953年以后，对工业实行统购包销，商业自上而下派货，农产品独家收购，市场管理很严格，带来消极因素，主要是产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过去只有国家市场，没有自由市场，现在要有国家市场，也要有国家市场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如果没有这种自由市场，市场就会变死。价格政策也是一样。统一价格已产生不好的影响，今后应该采取好货好价、坏货坏价、优质优价的政策。这样做市场不会乱，因为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涨价是有一定幅度的。他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值规律对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是有一定影响的，但它所起的作用，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同，没有破坏性。我们能够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用它来刺激增加更多的产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以适应人民的需要。⑥
其三，提出 “大计划，小自由”的构想。关于国民经济的组织管理，陈云指出：个体生产是集体所有制的补充。这种自由市场只有 25%，75%都是国家统购。如果没有这个25%的自由就搞死了，这个25%的自由是必要的。现在，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恢复 1953年的情况，搞死了不行。陈云明确提出：今后计划统计制度要改变，来一个大计划（指钢铁、棉纱等），小自由（指小工业、手工业），“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不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市场。总之，要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⑦。
陈云认为，上述问题是三大改造完成后生产改组中带根本性的问题。为此，陈云经过反复研究、综合归纳，在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概括地说，就是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⑧
八大会议充分肯定了陈云的设想，在大会对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将有关“主体”和“补充”的认识，作为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任务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加以解决的经济政策问题提了出来，确定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要以计划生产、集体经营和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按原料和市场情况进行生产、分散经营和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这是对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经济构成、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模式的新概括。这个思想成果，经八大的确认，转化为党的集体智慧。
八大会议后不久，1956年12月，毛泽东针对各地有不少“地下工厂”出现的情况，提出中国还需要继续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的新思路，即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即毛泽东所称“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⑨。这个新思路并未硬搬生产关系标准，只顾提高公有化程度，而是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满足社会各方面需要的角度，考虑如何搞活经济，填补某些生产领域的空白。其深层意义是在国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不仅可以保留个体生产经营，而且可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及其所有制形式存在。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来探讨所有制关系、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有益尝试，实际上充实和丰富了八大提出的“主体—补充”模式。
综合来看，这种体制新模式的认识价值在于：它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单一公有制结构和“计划就是法律”的经济体制上，楔入了具有关键意义的新元素，就是允许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承认市场在微观经济运行中的调节作用；肯定价值规律可以在生产、流通领域发挥刺激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积极作用。同时，它还向有关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计划经济体制的固化观念中，注入了根据本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可以有相应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的新理念。
从总体上看，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中，添加了借助市场机制、整合市场调节作用的合理内核。历史地看，它适应了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经济改革潮流，有利于改变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过于单一、失之僵化的状况，不失为富有生命力的经济体制改进模式。沿着这个方向实行改进，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的经济结构里，将不仅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还有一定限度的私营经济作为补充，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将由单一性向着多样性方向演变；私营、个体经济可以继续发挥有利于发展商品生产，适应市场需要，解决社会就业等特点，使经济发展更为活跃；同多种经济并存相伴随的市场调节机制，也将逐渐地改变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这表明，在八大期间，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认识的确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从而成为这一时期党对社会主义整体认识的一个历史性坐标。
前进与固守：认识上的双重性
无可置疑，在我国工业化初创时期，无论国营、集体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改造措施，还是国家集中调配资源的计划管理，都取得很大成效，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但由此把市场限制过严，企业不能按照市场需求安排生产，地方、部门缺乏自主权，妨碍经济效益提高等副作用也随之而来。党及时注意到这些问题，在八大会议上提出“主体—补充”的改进模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革潮流面前，具有掌握先机的历史主动性。
同时也要看到，八大期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处在刚刚建立的初始阶段，由仿效苏联模式带来的生产关系不合理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还只是初露端倪。比如八大对经济运行缺乏灵活性、多样性的认识，多属于微观层面，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导致激励机制缺失、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深层次的问题，远未充分暴露出来，自然不可能进入认识探索的视野。另外，在西方国家利用批判斯大林错误掀起反社会主义逆流的复杂国际形势下，我国首要的任务是必须坚定地捍卫和巩固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巩固和加强新的经济基础。因此，八大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模式的探索，只能是谨慎的、初步的，还不具备超越传统模式框架的实践基础。
正因为处在新旧观念交织的情况下，党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要求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把争取还没有加入合作社的少数农户入社，并且领导初级社转为高级社，作为摆在面前的“迫切的重大问题”来解决；要求将一部分手工业合作组织在适当的条件下，发展成为国营企业或者并入国营企业；强调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目前还只达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必须准备在适当时机，把这些企业变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则明确规定：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继续采取正确的方法，把资本家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把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⑩就是说，八大在社会主义的整体认识上，仍然认为必须将我国社会所剩无几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全部变为集体所有或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经济；建立“纯粹”公有制的、把整个国民经济全部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社会主义，仍然是党领导人民奋斗的目标。这与八大提出的“主体—补充”改进模式，在探索方向上显然是不一致的。
八大期间，全党上下为快步进入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胜利所鼓舞，人心振奋，热情高涨。新的社会主义观念已经萌生，但在八大会议上还缺乏深层次的论证；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有所突破，但八大文件还固守着把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理念。这表明，八大虽然取得初步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模式的重要成果，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构想的思维框架，苏联模式中一些定型化的理念，仍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这就决定了八大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能不具有双重性，一是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为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注入了马克思主义及苏联模式所没有的一些独创性内容；同时在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方面，还存在对经典论述绝对化的理解，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的窠臼。这种带有双重性的认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上交互作用，使党在八大前后从事的探索既有相当成功的一面，又有走偏方向的一面，反映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草鞋”如何达到“足履相适”，还需经历曲折的认识过程。
具体来说，八大要求彻底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的残余部分，导致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尽管新建立的生产关系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落后的生产力状况，仍要继续进行所有制改造，将一部分手工业合作社升级到全民所有制，将高级农业社升级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进一步强化了经济结构的单一化趋势。由于对高度集中和单一的计划经济的弊端认识不够深入，八大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一般局限于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难免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周期性循环。此外，1956年底至1957年初，针对许多地方农业社管理不善使社员收入减少而出现农民“闹社”的紧张情势，广大农村进行了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政治环境下，适当开放自由市场、扩大市场机制调节范围的改革也难以有效进展。由此可见，在前进与固守的双重性认识的交织中，八大关于改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构想，没有成为党内始终一贯的主流认识，因而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而对传统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一些理念，在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却继续得到强化。
历史经验表明，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实践和发展，党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认识每前进一步，都要相应的对既有的社会主义认识作必要的清理和发展。
历史的走向正是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不仅恢复了衡量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而且进一步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具体标准，并以此作出新的判断。惟其如此，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才能排除各种思想认识障碍，向着纵深层次延展，确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了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事实上是由八大关于改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构想延伸而来的，两者之间有着传承发展、彼此相通的内在联系。总括来说，八大的新构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整体认识的一个环节和坐标，其历史价值正在于此。
注释：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95-704页。
②《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6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301页。
④《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页。
⑤参见《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86、98、101页。
⑥参见《陈云文集》第3卷，第98-100页。
⑦《陈云文集》第3卷，第103、101、86页。
⑧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⑩《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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