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鸿：献身乌蒙山深处的红军战将
冯晓蔚
余泽鸿，1903年2月15日出生在四川省长宁县梅硐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建宁中心县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长、红军川南游击队政治部主任、中共闻赣省委委员、中共川滇黔特委书记、红军游击纵队政委等职。1929年到上海与周恩来一起工作，主编中央组织部刊物《组织通讯》。1931年8月前往苏区瑞金协助邓小平工作，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受到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嘉奖。余泽鸿在苏区工作期间，中央和军委核心领导人周恩来对曾与自己在上海风雨同舟4年之久的余泽鸿倍加爱护，力荐他担任重要领导职务。1935年2月红军长征到达扎西时，余泽鸿参加中共川南特委工作，12月，川滇黔游击队在四川江安县遭敌重兵包围，虽经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失利，余泽鸿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3岁。1970年，下放到江西劳动的邓小平在谈及余泽鸿时，激动地说：“余泽鸿是好同志，可惜在长征中牺牲了，他比我大1岁，我对他的印象很深。”
“是上海群众运动中有名的领导人”
余泽鸿
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1921年暑假，余泽鸿考入泸州川南师范学校。这时，恽代英在该校任校长。在恽代英的影响和教育下，他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积极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1922年秋，经恽代英介绍，余泽鸿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川南地区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1924年7月，经党组织介绍，余泽鸿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在校学习刻苦，除认真学习规定课程外，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及《向导》等革命刊物。由于他学习成绩好，思想敏锐，长于宣传鼓动，在同学中享有较高威信。
1925年春，中共上海大学特别党支部根据余泽鸿的要求和表现，接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事件发生后，余泽鸿立即组织上海大学部分学生到街头宣传和募捐，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声援纱厂工人的斗争。30日，他又率领部分学生在南京路英租界巡捕房门前与工人、市民一起示威游行。
目前各院校推行的“现代学徒制”不仅限于订单式培养，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等模式内容，但基本都在强调“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学徒”部分时间在实际生产服务一线岗位上，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接受训练，部分时间学习必要的文化和专业理论知识，以期迅速成长为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教育学历证书双手握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招工难，成长难等问题。为企业稳定了职工队伍，创造了利润，同时培养年轻人对职业与企业的认同与归属感。
“五卅”惨案后，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号召上海人民立即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6月1日，全市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4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召开代表大会，全市大中学校共70余名代表参加，余泽鸿代表上海大学学生会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学联领导下，各大中学校学生1万余人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罢课斗争。7日，余泽鸿又出席了上海工商学代表大会，当选为联合会委员。他在学联及联合会工作中，立场坚定，深入群众，“是上海群众运动中有名的领导人”。
管理制度的建设能为管理机构职能发挥提供保障。高职院校现行的校企合作管理制度一般不包含校友工作，同时校友工作管理制度也不包含校企合作，这对于校友与校企合作工作的耦合是一种制度障碍。针对此方面，一些院校进行了一些探索。
1925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帝国主义加紧干涉破坏中国革命。9月5日英帝国主义在四川制造了“万县惨案”，再一次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帝的怒火，全国各地纷纷声援万县人民的斗争。
培养温度31℃，接种量1.5%，基础营养盐液pH值7，冬凌草与麸皮比1∶4，固液比（g∶ml）分别为2∶1、1∶1、1∶1.5、1∶2、1∶2.5，每组3个重复。
在上海，余泽鸿等学联领导人立即组成了万县惨案后援会，发出声讨英帝国主义罪行的通电，组织大中学生集会和示威游行，提出惩办凶手赔偿损失，撤退英国军队等正义要求。
1926年秋，他遵照党的指示，出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青年部秘书，参与指导上海青年运动。1927年2月，根据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余泽鸿等领导学联、上海总工会、上海妇女联合会及商界等群众团体，组成上海各界发起反对英兵来华各团体联席会，发通电、散传单、讲演、游行示威，很快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反对英兵来华运动。
英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孙传芳实行镇压，后援会被封闭，余泽鸿等20余人被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在审讯中，余泽鸿侃切陈词，毫无惧容”。他在敌人的军事法庭上继续揭露英帝国主义的罪行，斥责封建军阀充当帝国主义奴才的卖国勾当。由于万县人民的斗争得到全国各地的支持，北伐军又在胜利进军，孙传芳眼看局势发展对他极为不利，才被迫将余泽鸿等全部释放。出狱后不久，余泽鸿被选为中共上海区委候补委员、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
在扩大会议上，余泽鸿据理申辩，并严肃地表示：“这太武断了，我们坚决不同意。”但是，会议主持者制止了他的发言，并指责说：“余泽鸿同志站在派别观念上，企图以派别斗争来抵制和阻止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来向党反攻。”扩大会议后余泽鸿继续受到批判，并被撤销了建宁中心县委书记及军分区政委职务。
受到残酷批评和无情打击
1930年夏，余泽鸿把未满周岁的孩子寄养在岳父家中，与爱人吴静焘一起由上海乘船到达天津。他先在北方局任宣传部长，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又改任顺直（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直到1931年8月，他们才转抵江西中央苏区。
现在，在中国，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只要提到方便面，没人不知道康师傅，提到茶饮料，没人不知道康师傅冰红茶。
特委成立后，徐策、余泽鸿、戴元怀等率领红军干部及中央保卫局一个连共200余人，在扎西的石砍子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不久，游击队进入川南地区，在叙永的黄泥嘴与王逸涛等领导的地方游击队会合，部队扩大到500余人。特委任命王逸涛为游击队司令员，徐策为政委，余泽鸿为政治部主任，刘干臣为参谋长。2月中旬，部队到达兴文的建武时，与活动在这一带的南6游击队领导人刘复初等会见。特委在建武召开扩大会议，研究牵制和打击敌人的作战计划；并决定将南6游击队改编为川南游击支队，直属特委领导，仍留在兴文、古宋等县边境活动。
“五卅”惨案后，余泽鸿是上海群众运动中有名的领导人
这次庆祝大会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会后，许多青壮年参加了游击队。农会、妇女会、红军之友社等革命团体纷纷成立。广大贫苦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打土豪、分财物及抗捐抗税、抗粮等斗争。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扎西（即威信）。在这里，中央军委对部队发布了整编命令，并决定：“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经党中央批准，抽调徐策（3军团6师政委）、余泽鸿（干部团上干队政治科长）、戴元怀（原8军团民运部长）等组成中共川南特委，任命徐策为书记，余泽鸿为宣传部长，戴元怀为组织部长。他们的任务是保护红军伤病员，加强地方游击队，建立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敌人，掩护主力红军长征。
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5月间，这场斗争扩展到建黎泰地区。余泽鸿被指控为这个地区推行“罗明路线”的典型。6月16日—19日，闽赣省委负责人主持召开了建宁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他在报告中一开始就定下调子，说“建宁中心县委成立后，到三月中，在余泽鸿同志的领导下执行了机会主义的罗明路线”。
1927年，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余泽鸿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同年5月，他又转移到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
余泽鸿离开建宁中心县委后被调到中央苏区工农红军学校（后改为红军大学）作教员。1934年4月，又调到彭湃县任城防司令。同年10月，中央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长征开始时，余泽鸿被编在中央直属纵队干部团上干队，任上干队政治科长。
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长征
1933年4月，随着中央苏区的巩固和扩大，中央决定成立中共省委及省革命委员会，余泽鸿被选为省委委员及省革委委员。
由图5可以看出，在采用瓷介质磨矿时，方铅矿矿浆电位基本保持不变。但铁介质磨矿条件下，方铅矿矿浆电位要比瓷介质磨矿时的低，并且随着磨矿时间的延长，矿浆电位急剧下降。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铁介质磨矿时，随着磨矿时间的延长，铁介质磨蚀磨损加剧，生成的铁粉具有还原性，改变了矿浆氧化还原气氛，从而降低了矿浆电位。但是，瓷介质磨矿过程中，没有铁质物质参与反应，因而矿浆电位没有明显的变化。
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官本位制导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行政化色彩比较浓厚，管理理念较为模糊，缺乏人本主义管理的基础，不重视员工的真实感受，也忽略了一些员工个人的专长、追求，严重制约了人力资源潜能的发挥。虽然许多企业已逐步认识到人才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加强“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但由于培养模式不成熟，人才岗位流动困难，难以实现人才优化配置，人力资源使用效率低下。
初到苏区时，他在瑞金协助邓小平工作，后调任中共宁都中心县委书记、南（丰）广（昌）中心县委书记。1932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取得了“北线大胜利”，连克江西黎川和福建建宁、泰宁三县，将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不久，成立建宁中心县委（辖建宁、泰宁、黎川三县），余泽鸿调任建宁中心县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游击队在徐策、余泽鸿等率领下，为掩护主力红军转移，一直坚持在云南的扎西和川南的叙永、兴文等地，担负扰乱敌军和阻击追击主力红军的敌军的任务。1935年2月下旬，在叙永的木厂子击溃敌川军1个团，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在扎西击溃敌滇军两个营。3月，游击队转移到兴文的大石磐，与敌川军激战，杀伤大量追击主力红军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三渡、四渡赤水及南渡乌江的作战行动。
从全年的气象数据可看出5月中旬到6月中旬，气温降水正常，水稻分蘖正常。6月下旬到7月中旬日均温较低，雨水多，光照不足，不利于水稻孕穗抽穗。7月下旬到10月上旬的光照充足、温度较高，有利水稻灌浆和籽粒成熟。
5月1日，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及游击队在对敌斗争中的胜利，特委在叙永的坛厂举行军民大会，徐策作了报告，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政策。余泽鸿宣读了由他起草、经特委讨论通过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共12条）。《纲领》指出：川南劳苦群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为工农民众的自由解放而斗争，工人、农民、教员、学生和一切失业的贫苦民众团结起来，为实现苏维埃的川南而奋斗等。
余泽鸿在建黎泰地区工作时，执行了毛泽东等提出的深入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路线。他率领中心县委成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首先抓了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县、区、乡和基点村的党组织都很快恢复，党组织的发展也进行得顺利，仅建宁就发展了280多人。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不到半年，建黎泰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80%以上的农民分得了土地。
与敌人浴血奋战壮烈牺牲
川南游击队的活动使国民党反动派深为不安。从1935年3月开始，敌军就对游击队实行“围剿”，游击队处境十分困难。
余泽鸿分析了对敌斗争形势，重申执行《纲领》的重要性，号召全体指战员坚持斗争，革命到底，为赤化川南献出一切力量。由于特委抓紧了部队的思想工作，清除了隐藏的坏分子，部队更加团结坚定，战斗力大大提高。
从企业管理的激励实践上看，一些企业在处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上确实存在二者失衡的现象。有的企业义利失衡、金钱崇拜、诚信迷失、潜规则盛行；有的企业员工精神生活沉沦，没有工作热情，对工作、对环境采用冷漠、忽视的态度；有的企业业余生活单调、人际交流贫乏；有的企业“拿着令箭当鸡毛，在执行上级指示的时候打折扣、搞变通”，“内心浮躁，自卑自弃”；有的单位只讲规则、不讲感情，干群关系冷漠，团队凝聚力缺失……如此等等，腐蚀着企业应有的敬业、奉献、拼搏以及创新等良好精神风貌。
电影《建军大业》中呈现了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余泽鸿烈士故居
四川省长宁县泽鸿纪念馆中的余泽鸿雕像
7月中旬，游击队转移到扎西的长官司时，遭到敌滇军2个团的突然袭击及敌川军1个团的包抄，战斗十分激烈。刘干臣、徐策、余泽鸿等都身先士卒，在阵前指挥作战，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杀伤了大量敌人。但因敌众我寡，我方弹药又得不到补充，加之仓促上阵，敌军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以密集炮火向游击队射击，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伤亡200余人，领导干部张宏光阵亡，陈宏被俘（后在宜宾狱中被敌人杀害），徐策负重伤撤退到萝卜坳时牺牲。在危急时刻，刘干臣、余泽鸿率领余部突围，转移到扎西的簸箕坝整顿。
8月初，余泽鸿在簸箕坝主持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总结了长官司战斗失利的教训，制定了今后部队的行动计划，并决定将刘复初等领导的川南游击支队调来集中；特委由余泽鸿任书记并兼游击纵队政委会后，部队在乌蒙山深处川滇边境边休整边发动群众参战，又得到恢复和补充。全体指战员怀着为川南劳苦群众的解放，为徐策等死难烈士报仇的决心，积极准备转战川南，消灭敌人。
中央红军甩掉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离开川西北上以后，游击纵队就成为当地反动派的心腹大患，并且被四川军阀误认为是红军的主力。9月底，蒋介石调集川军、黔军数万人，开始对游击纵队实行三省“会剿”。10月，敌川军向兴文、叙永长宁、江安一带扑来敌滇军也开进到川南境内，妄图通过“会剿”、经济封锁以及烧杀抢掠等手段，来消灭游击队和镇压群众。余泽鸿等坚定沉着，率领部队转战于川南的兴文、古宋、叙永、长宁、古蔺及云南的扎西、镇雄等县边境山区，在运动中打击敌人，寻机突围。
由于敌军的“会剿”规模越来越大，斗争十分激烈，游击队虽经数十天的艰苦转战，仍不能摆脱敌人追堵，部队伤亡很大。加上长期以来战斗频繁，四处奔走，没有稳定的立脚地，减员不易补充，弹药和粮食得不到接济，伤病员也无法安置，局势非常危急。到12月初，余泽鸿等率领部队穿山越岭，突破敌人薄弱环节，转移到长宁的贾家湾山区时，只剩100多人了。
在贾家湾，余泽鸿主持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在讨论今后部队行动计划时，发生了分歧：一些同志认为目前部队损失大，敌人又疯狂“会剿”，应将现有人员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等待时机，再集零为整，在运动中打击敌人；另一些同志认为游击队人员已很少，不宜再作分散，应集体行动，转移到山区坚持斗争。
经过热烈争论，余泽鸿等多数人同意了前一种意见，于是决定将现有人员分为两队：一队由余泽鸿等率领，转移到川南的长宁、江安、古宋等县山区活动；另一队由龙厚生等率领，甩掉敌人追击，挺进到云南的扎西、镇雄等县山区游击。当龙厚生率部途经兴文的炭场时，与敌人1个保安团遭遇，部队被打散。由于叛徒告密，敌人掌握了游击队的行动计划，又紧紧追击余泽鸿等。
12月中旬，余泽鸿率部被敌川军及李品山保安大队包围在江安的泥基潮。经过1天激战，游击队员只剩20余人。15日，余泽鸿等分别几次突围都未成功，余泽鸿被围困在泥基潮附近的碗厂坡。敌人越聚越多，包围圈越缩越小，敌军官不断呼喊活捉“匪首”余泽鸿有赏。此时，余泽鸿虽已弹尽粮绝，仍与敌人浴血奋战，最后壮烈牺牲。
责任编辑：张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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