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学者关于“可控民主”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可控论文,民主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俄罗斯经济学博士叶夫根尼·格里戈利耶维奇·亚辛领导的“自由使命”基金会正在研究“人民代表制在俄罗斯的前景”这一课题。课题组在研究过程中召开了题为“人民代表制还是‘可控民主’”的研讨会。俄罗斯《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2003年第6期发表了研讨会纪要。现将其主要观点介绍如下。
叶·格·亚辛首先指出，重要的是搞清楚，我们应该带着什么样的纲领去参加选举，对选举运动加以控制的做法会给俄罗斯带来什么样的危害。为此有必要提出以下三个问题：俄罗斯代议机构的合法性何在，代议机构与权力机构的互动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如何界定“可控民主”，国家掌控选举和其他政治进程的实践意味着什么；政党、媒体和公民社会中的其他机制应对优化政权与公民的关系起什么样的作用。与会者围绕这几个问题，从政治和法制两个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政治方面
课题组负责人亚·弗·伊万琴科指出，尽管俄罗斯1993年宪法确定了多党制、竞争制和分权制原则，并为代议、执行和司法权力机构的活动规定了制衡机制，但是到2003年，俄罗斯仍在民主主义与威权主义的十字路口徘徊。在一些人看来，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是合乎规律的现象，因为俄罗斯只能实行打着议会制招牌的专制制度。但我们认为，不能局限于这样的看法，而要研究如何在俄罗斯发展传统形式的人民代表制和民主，使其与国际标准接轨。今天的会议不是简单地谈论民主，而是研究为什么总要给民主加上“等级制”、“小圈子”和“可控”等修饰词。
1.关于“可控民主”
政治学博士伊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布宁介绍说，“可控民主”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使用的术语，意为直接分配选票。直接分配选票的民主是纯粹的“可控民主”。俄罗斯的选举只有不超过10%的选票是可以分配的，因此是不完全的“可控民主”。目前的制度可以说是个供投票和投赞成票之用的机器。俄罗斯选举中的重要问题是总统在选举和单一中心体制中的作用。普京具有为每个政党分配特权而不是分配选票的功能。
法学副博士安·弗·费奥多罗夫指出，俄罗斯“可控民主”的特点是，具有控制政党和政治力量分布的精确机制，这种机制要比印度尼西亚的控制机制更为广泛和灵活。政权的结构，特别是立法权的结构，不取决于全体选民的意愿。国家政治模式的形成往往没有总统的参与，甚至得不到总统的特别关注。政治模式的形成被某一非常职业化的集团操纵。
维·托·特列季亚科夫认为，俄罗斯的“可控民主”是一种客观现实，对它要加以研究并利用其长处和短处。这个制度到一定时期会像1917或1991年那样发生爆炸。但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可控民主”的存在还应归咎于表现异常消极的人民。现政权搞“可控民主”是不得已而为之。
另外，俄罗斯不可能脱离从民主制向目前尚不明朗的新政治制度过渡这一复杂的世界历史过程。但是俄罗斯经常是后知后觉，用旧的口号应对新的形势，因此只能是更加迷惘。在这次大选中没有涌现出一个新的政治人物，这并不意味着普京是体现俄罗斯全部优秀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全才。他不过是利用了那些停留在表面上的老生常谈。没有出现新的政治人物，其原因不仅仅在于现政权，也不仅仅在于人民。问题在于双方都得到了希望得到的东西。可以说这是独裁的开始，也可以说这是获取了政治经验。“可控民主”1996年开始发挥作用。后来，又是促使“可控民主”发挥作用的那些人开始说它根本不受用。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后来说这种话，仅仅是因为“可控民主”被他人所掌握。
2.关于俄罗斯选举
费奥多罗夫在谈到俄罗斯选举时指出，民主自己败坏了自己的声誉是近年来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在选举制度上得到了直接的反映。从百姓参加选举的情况可以看出，人们的选举积极性越来越低。因此，议会选举中的主要问题与总统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议会中的法定多数有关，这个法定多数意味着，新一届议会要对法律和宪法做一些修改。诸如什么人、用何种方法“靠近”普京这类个人因素，从根本上改变着对待选举的态度。选举的内容，包括政治方面和纲领方面的内容，却失去意义，这是此次选举运动与此前的所有选举运动的主要差别。没有一个政党（大概，只有俄罗斯右翼力量联盟是个例外）是带着新的纲领去参加这次选举的，因为现在没有人对纲领感兴趣。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不是为了争夺民心，而是为了赢得普京的欢心。
伊·米·布宁分析说，总统便是“我们的一切”这种现象源于百姓过度的乐观主义。普京利用了这种乐观主义，也因此而改善了他本人的形象。把百姓动员到普京周围的另一个因素是全球性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要求人们团结在自己的领袖、庇护者和上司的周围。普京成了统一的象征，他也因此而变成有资格分配选举资源的主要人物。如果按照“普京现在是、将来是、而且永远是我们的总统”这一原则搞全民选举，那么，普京就是能够分配上面谈到的那10%选票的惟一因素。如能保留一点议会选举的成分，那么总统的影响会小一些。
另外，能否改变俄罗斯政治体制中的宪法结构也取决于议会选举的结果。如果新一届杜马中的亲总统派占有稳定多数，那么普京在下一个任期内会扩大议会制成分。
3.关于人民代表制和威权制
历史学副博士弗·亚·雷日科夫在发言中指出，在“人民政权”存在的70年间，俄罗斯从来不曾有过什么人民代表制。近年来出现的为时短暂的议会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复20世纪初的历史。议会制在俄国从未发挥过重要作用。社会调查结果表明，社会上的多数人依然认为一长制是“正确的”统治制度。人民还是喜欢经选举产生的沙皇。多数人都不懂得什么是两院制，什么是政党。这才是俄罗斯问题的根源之所在，克里姆林宫的不良意图并不具有根本意义。
在世界范围内，稳定地、成功地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不超过30个。其余170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不同形式的威权制。俄罗斯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按照弗拉基米尔·达利的经典解释，把民主理解为“参与者的公开竞争”，那么应当说，普京时代的政治过程阉割了民主的精髓。近3年来，进入政治市场的机会变少，竞争也在大大收缩。克里姆林宫领导集团抱有绝对明确的战略目标——有意识地消除联邦一级的政治竞争。这个目标正在一步步地得到实现。
到目前为止，在俄罗斯形成的是相当温和的威权制，维持这种威权制的主要手段是：控制金钱，因为效忠的实业界不敢与现政权作对；控制对社会舆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媒体；削弱地方精英的实力；控制两院和政党制度，还要控制不可小视的选举委员会体系。这样做的原因是，克里姆林宫领导集团有意长期统治国家。进入克里姆林宫领导集团的都是些相当年轻的人。普京的第二个任期结束后，就要从这批人中产生继任者。如能保持政治上的垄断、实业界的效忠和社会的冷漠，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妨碍这个过程了。但是这种垄断会使国家的发展速度下降。今天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这种垄断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而且表现在经济上：8个一体化金融集团控制了65%的国内生产总值并主张在俄罗斯实行阻碍自由竞争的、半封闭的经济模式。
二、法制方面
有关法制的讨论围绕“俄罗斯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一问题而展开。
伊万琴科回忆说，1993年，在没做任何鼓动和解释的情况下通过了宪法。人民认识到，他们失去了国家——宪法、国旗、国歌和国徽。尽管经常有人对这部宪法提出批评，但是对其中的许多内容至今没有真正理解。甚至在专家一级，对议会制、权力分配机制、总统弹劾和宪法法院的意义都不甚了了。因此要探索提高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总统办公厅和政府的工作效率以及优化专家与国家政权机关之间关系的途径。
1.关于政党的作用
伊万琴科谈到，在1993年到1995年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一系列法律相继出台。在这两年间，各政党和政权在制定纲领性计划和思想计划方面却一事无成。1995年到1999年，没有一个政党在作选民的工作，大家都在围着克里姆林宫转。只有共产党人在各地开展活动，尽管他们得不到媒体的支持，甚至也没有钱。他们往每个老婆婆手里塞纸条，告诉她们应该投谁的票。如果行政资源不被动用来反对俄共，他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选票。2003年的选举也是这样。当时如果不动用行政资源来反对共产党人，他们可能得到近50%的选票。再次抛出所谓共产党人反攻倒算的神话无非是为政权党4年来的无所作为寻找托词，因为政权党直到选举的前一年还是既没有纲领，又没有人员，也没有支持率。因此俄罗斯又退回到有阶级性的民主。这种民主机制在苏维埃时期没有起过作用，在今天仍然起不到作用。在俄罗斯，除了采取行政手段，再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吸引人们参与政治，参加选举。近年来参加选举的选民人数不断减少，这说明电视节目失去了其动员功能。媒体无力促进公民法制意识和人们的责任感的提高。媒体不向人们宣传和解释他们具有哪些权利和可能性，媒体实质上是不务正业，起到了苏联时期那样的作用。然而，苏联时期的政权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渠道是有制度保证的，社会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直至最不起眼的护院人都通过这种渠道保持联系。现在的情况是，昔日的联系渠道被破坏，选举成了现政权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惟一渠道，而这种选举也不过是每4年进行一次，每次一个月时间。
亚·尼·阿里宁认为，正在形成的俄罗斯政党制度，只有在政党成为对国家政权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进行社会监督的工具时，才能起到作用。政权建构和功能方面的历史传统、企业活动的发展水平和政党向社会灌输的思想和世界观的性质都在对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产生着影响。俄罗斯国家政权中的执行权力机构的作用过大。任何一个实行发达民主制的国家都没有像俄罗斯这样由执行权力机构统揽全部权力的情况。一个国家只有在实行议会民主制的情况下，才有望形成民主传统并使政党得到有效发展。
俄罗斯的中小型商业活动不发达，几家最大的金融—实业集团急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特殊作用，这些都阻碍了文明经济竞争的形成。其结果是，俄罗斯至今没有形成真正的政治竞争。另外，在实行发达民主制的情况下，每个政党的纲领一般是其思想和世界观体系的组成部分，而思想和世界观又决定着政党的政治战略。由政治战略产生出政党的具体政治目标和政治任务。可是俄罗斯的政党没有拿出足够的时间来制定旨在解决最迫切的社会发展问题的战略纲领。它们不关心保护人权和人的自由，而保护人权和人的自由是宪法规定的最高目标。吸引选民参加选举方面的策略任务把战略问题彻底排除于政党应关注的领域之外。近来的地方选举表明，社会厌倦了那些为了“造势”而制定的纲领。能够提出社会与政权之间的有效作用机制的政党才可能有较长的政治生命并进而在选举中获胜。
2.关于对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活动的社会监督
阿里宁认为，社会对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活动的监督，是社会与现政权保持互动的有效机制。社会监督不一定要靠选举来实现，也可通过修改宪法来实现。在国家杜马中占有席位的政党完全可以制定一些有助于这种监督的法律。例如，有必要完善有关保障公民选举权的法律。随着这一法律2002年春季的出台，选举很有可能实现非官僚化，选举的过程很有可能变得更加民主。但是这一法律没有解决主要的问题——防止弄虚作假。经验表明，为防止弄虚作假，单靠社会监督是不够的，无论这种监督组织得多么得力。现在的问题不是反对弄虚作假，而是杜绝弄虚作假的可能性。只有使选票的统计、选举结果的传输和汇总过程实现自动化，才能杜绝弄虚作假。俄罗斯13年来的选举都是本着竞争的原则进行的，但是没有采用整个文明世界都在采用的特殊技术措施。必要的操作方法大家都知道，只需对上述法律做些修改，以法律形式对这些操作方法加以肯定。
对现政权实施公民监督的一个重要步骤，是保持信息的透明和公开，让公民了解国家政权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情况。任何人都不得搞信息垄断。信息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应当是公开的。收载有关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各方面活动信息的互联网可以作为个人、社会与国家间相互沟通的全新媒介。但是需要对此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因为现行法律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还应特别强调的是媒体的作用。媒体应当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巩固。在这方面，西欧的经验值得借鉴。西欧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巩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公民要通过大众传媒保持横向的信息联系。现代公民社会的存在离不开以人权和人的自由为最高目标的、民主的法制国家。这些问题应当成为俄罗斯媒体工作的重点。
为从根本上改变媒体工作现状，应当对这方面的违法行为追究经济责任。另外，媒体本身应当接受社会的批评。只有通过有力度的经济制裁和法律制裁强化媒体对于竞争对手和社会所负有的信息责任，才能促使媒体自律。因此应当修改有关媒体的法律，对媒体的财务活动、行政活动和业务活动作出具体规定。另外，传媒业的行业性组织要制定本行业的职业道德法。
3.关于俄罗斯民主的前景
阿里宁对俄罗斯民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他指出，俄罗斯用最近的10-13年时间走完了英国用300年、法国用250年、德国用200年才走完的路。只有美国能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的150年内稳定住社会舆论，但至今仍未实行直接选举，还在实行总统复选人制度，这就证明美国也不存在真正的民主。俄罗斯的社会已经相当成熟，有可能积累起一定的社会能量并在民主方面有所突破。
阿里宁对俄罗斯民主持乐观态度的原因有二。第一，他认为，在信息社会，信息具有巨大的创造作用。支持率反映的只是百姓的期望，而政治家的威望要靠事业和业绩来赢得，现政权到目前为止既没有事业又没有业绩。不管支持率有多高，人们还是要根据一个政党能拿出什么样的纲领去参加选举来判断其优劣。因此，从影响社会舆论形成的信息的内在成分看来，俄罗斯民主的前景是乐观的。第二，官僚们拿政党和选举做文章的分量还不如一只空蛋壳，更重要的是解决这样一个迫切问题：俄罗斯能否融入世界民主的大家庭，能否证明自己具有竞争能力？因此，世界民主这一外部因素应当成为对俄罗斯民主持乐观态度的第二个原因。当然，阿里宁也承认，在保留目前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俄罗斯今后还会处于世界大家庭的边缘。
叶·格·亚辛也对俄罗斯的民主抱有信心。他指出，俄罗斯民主的历史非常短暂，一切都刚刚起步。俄罗斯已经有了民主，尽管是“可控民主”。大概正是由于人们每4年有机会参加一次选举，动乱和事端才有所减少。
亚辛认为，民主的第一次凸显与1989-1993年的革命有关。当时，苏联的国家机器被打碎，进入混乱时期。按理说，业已形成的等级制的封建制度不可能在顷刻间被废弃和摆脱。但是它的确被广泛的民主运动所摧毁。然而不能指望这种民主情绪会在此后进行的令人失望的改革过程中保持下去。1990年初，俄罗斯应当在改革与民主之间作出选择。人们也认识到，民主的发展只能以社会—经济为基础，离开了社会—经济基础，民主就不可能实现。
亚辛进一步指出，在1989-1993年间，市场改革比民主更重要，因为市场改革为民主的发展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改革初期，民主派和自由派都唯恐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人搞复辟，做了许多扼杀民主萌芽的事情。为了保持政治稳定，这样做也是很自然的。但是目前的趋势和基本历史使命都发生了变化。现在，压制民主制度直接与国家发展战略相悖。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能否正确地确定优先发展目标，能否抓住实现民主化这一主要任务。很显然，经济发展离不开人的潜力和自由的发展。这一过程不应始于联邦议会，而应始于地方自治机关。地方自治机关正在对现政权产生影响，而且可以向它提出质询。亚历山大二世在土地改革后开始发展地方自治的成功经验在俄罗斯历史上是有记载的。但是1917年的革命将这一切都化为乌有。因此我们今天要再一次长时间地、耐心地走这条路。不走过这条路，俄罗斯就搞不成民主制。因此倾听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的呼声就显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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