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钱庄的弊端及其资本主义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钱庄论文,弊端论文,资本主义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顺应上海经济发展的需要，上海金融业开始走向现代化，出现新式银行。历史悠久的封建金融机构上海钱庄，虽在20世纪初作了不少努力，向资本主义金融机构转化，但速度缓慢，最终成功转化率并不高，且在新式银行迅速发展的同时，逐渐衰落下来，1935年后则完全处于衰落境地。本文主要讨论上海钱庄的弊端及其资本主义化，一方面阐明上海新式银行业产生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使人们对上海钱庄的发展有个更清晰的了解。
一、上海钱庄的弊端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控长江咽喉，扼东海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乾嘉年间已有“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美誉。鸦片战争后开埠，上海的对外贸易和工商业迅速发展。对外贸易，在19世纪50年代已超过广州，成为外贸中心。外贸总值，1894年已达155083750海关两，占全国外贸总值的53.44%。[①]资本主义商业也很快在与对外贸易密切相关的一些行业中，如洋布业、百货业、五金钢铁业、颜料业、西药业等经销进口货的商业行业和丝、荼业等与出口密切相关的行业中发展起来。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则在甲午战争前有了一定发展，1869—1894年上海共开设了52家企业，1894年还实存36家。甲午战争后又得到初步发展，1893—1913年，上海新设工矿企业83家，资本2387.9万元，[②]在全国遥遥领先。
上海对外贸易、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使商品货币流通范围不断扩大，每日每时产生大量的金融周转，金融市场也更加扩大，对金融机构提出更高要求，需要一种能充分调节、平衡金融的机构，而上海原有的金融机构钱庄势单力薄，满足不了巨大的国内国际贸易和商业发展的需要；同时，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对信用的使用更加广泛，需要低利贷款，而上海钱庄贷款利率很高，一般起限就在4.5%左右，最高达20%，[③]民族资本企业不能承受。于是，上海新式银行应运而生。那么，上海钱庄为什么不能满足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需要，它有哪些弊端呢？
（一）钱庄受外国银行的控制
上海钱庄历史悠久，早在1776年就已有钱业公所的组织。钱庄经营的业务主要是对商人放款、接受存款、汇兑。投资者主要是江浙籍商人，也有地主、官僚，鸦片战争后，又增加了买办一大势力。商人和买办熟悉商情，同沿海、内地甚至东北各地都建有商业联系，并且通过庄票同外商和外国银行建立了密切联系。鸦片战争后，钱庄更重要的是在为外国资本服务中取得社会经济的优势地位，为外国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资源服务。
上海钱庄的资本一般都不大，只有3到5万两乃至不足万两白银。[④]如此少的资本如何做得起几千、几万两银的货币兑换和10万甚至几十万两银以上的大笔放款生意呢？这就靠庄票的信用向外国银行拆款。19世纪50年代，一些大钱庄的庄票取得外商的信任，成为融通棉织品买卖和鸦片贸易的手段。60年代末，钱庄庄票又取得外国银行的信任，向其拆款。汇丰银行买办王槐山“深悉各庄底细，导银行放息；岁存庄家何止数百万”。[⑤]从外国银行看，这是“用最好的方式利用这些头寸”；而上海钱庄则“每天依照他们的需要拆借，使他们能够以有限的资金做成庞大的生意”。[⑥]
外国银行对钱庄的拆款一般有300万两，最盛时期总数约上千万两，每庄拆进最多约70—80万两。据载1911年10月18日，钱庄共欠外国银行之银总数为881万5千两。[⑦]外国银行对上海钱庄拆款如此之巨，对钱庄生意的影响是巨大的。钱庄本身资本薄弱，向外国银行拆款做大生意的同时，自身兴旺盛衰的命运就交给了外国银行。加之中国对外贸易经常性入超，钱庄之银经常流入外国银行，如果外国银行不放款给钱庄，银根就必然紧迫。上海金融市场的消长，也操纵在外国银行之手。由于钱庄不具备稳固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如果一旦遇到什么政治、经济的变动，就会发生倒帐风潮，金融市场出现恐慌。外国银行此时如收回对钱庄的贷款，便会加重恐慌。晚清发生的几次大的金融恐慌或金融风潮（如1871—1873、1883、1897、1910年等），无不说明了这一点。每次金融恐慌，钱庄的倒闭数动辄达十几家，甚至几十家，而外国银行，不仅利润丝毫不损，且趁机弁取暴利。如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中，汇丰银行却是“……上半年的景况是令人满意的，吸收存款和发行钞票比去年同期大为增加，应付票据数量减少，本年6月30日，它约在五百万元以下，而1882年12月31日前，却在八百万元以上。”[⑧]在上海钱庄破产、半破产时，外国银行却盈利丰厚。当金融风潮过后，金融活动渐渐恢复之时，外国银行对钱庄的拆款数量不但不减少，反更见增加，使钱庄对外国银行的依赖程度加深。外国银行通过对钱庄拆款，不仅利用了头寸，且拆息的获利也很高。“十余年来外国银行通过拆放钱庄的款项达到数百万两，使得银行获息无算。”[⑨]正因为如此，外国银行一俟上海金融市场出现头寸紧张之状，便收缩信用，加强紧张，制造混乱，且一再重演，致使上海金融市场乃整个中国金融经常陷入不稳定状态。上海钱庄已失去独立性，被捆缚在外国银行的绳索上。这也充分反映了半殖民地国家的金融特点。
（二）钱庄自身存在消极落后性
1、组织和制度的封建性
上海钱庄在1940年以前，是合伙或独资组织，而合伙又是主要形式。据统计，1933年上海67家汇划钱庄，除6家为独资经营外，其余在皆为合资开设。这种组织形式具有很大保守性，投资人可以随时退股或拆伙，这就影响着钱庄资本的积累和社会信誉的巩固。
组织制度上，钱庄采用封建的“八把头”制。在监理下设经理，经理下设协理、襄理，再下就是八把头：清帐、跑街、钱行、汇划、洋房、银行、信房、堂室。最底层为学徒、栈司。(11)经理负责具体营业，取得股东信任后，大权独揽，父子继承，视为常事，凡是“八把头”中的重要位置，都尽量安插亲信，作为羽翼，家庭色彩很浓，而且经理往往利用职权行投机营业之事，如措施不当，便要牵动根本，上海每次金融风潮有不少钱庄倒闭与这有一定关系。(12)钱庄的学徒和栈司制度是钱庄对职工的残酷剥削制度。学徒、栈司的待遇很差，年薪很低，职工往往透支，通常称为“宕帐制度”。这种宕帐无论对钱庄还是对职工都不利，因后来钱庄大小执事往往以宕帐为名，借机挪用资金做投机生意，失败后钱庄就受到牵累。早在1911年，就有人提出改良，给职工增加薪水，革除透支名目。(13)
钱庄在帐务制度上也一直坚持陈规陋习。钱业中，以“克存信义”代表定期存款帐册；以“利有攸往”代表各往来户的长期放款及定期抵押放款帐册；以“日增月盛”代表各往来商家全月的存欠总数与庄内开支、盈余等帐册…。(14)从这些吉利名词的运用亦可见钱庄的迷信色彩。钱庄的帐册种数也很多，各种主帐、辅帐加起来有几十种，这也反映出钱庄制度的简陋，而加于店员的劳动强度则是惊人的。直到1937年，钱庄才实行新式会计制度。
2、钱庄业务经营上的风险性和投机性
钱庄每年年初编红帐，向股东报告上年营业状况，决定经营与否。所以经理只能制定一年度的营业计划，而不可能有长远计划，营业变迁不定。且钱庄盈利时，大部分甚至全部盈利在决算后分配殆尽，不提公积金，缺乏资金积累。本身资本少，再没有呆帐准备，钱庄就经受不住来自政治、军事甚至自然灾害的袭击，很容易倒闭，这对旧中国的工商业必然产生不良影响。
钱庄资本少，营运资金多倚重外国银行的拆款，轻视存款，故存款对象、范围狭小，存款人非亲即友，存款增长非常缓慢。(15)轻视存款，这种经营方式本身也隐含着危机。
钱庄的放款多是信用放款，不注重抵押放款，放款范围不广且分散性放款较多。信用放款具有较大风险，如果借款户弄虚作假或调查者主观片面，必然造成判断的失误，结果背呆帐，吃倒帐在所难免。国家又没有法规遵循，钱庄倒闭后债务处理多凭习惯，尤重感情，而不以法律为依据。(16)
钱庄还坚持对经济发展很不利的落后的银两、银元混用的货币制度，实行投机经营。旧中国的货币制度一直很混乱，首先是银两、银元复本位；银两又有虚实之分；通货以金银货币为中心，又并行大量纸币。鸦片战争后，在日常生活中以银元为通货，商业往来、国际收支方面的交易用银元支付，用银两记帐。这就出现了银元与银两的兑换问题。银元兑换规元有一定的折合，称洋厘。洋厘的行情受用银量的多少而定，一般春夏时茧、丝、茶上市和秋后杂粮、米、豆等上市时，市场上银元用量必增，洋厘便上涨，反之则降。因此，钱庄就利用洋厘的升降和银拆相结合进行投机经营。这种投机在1864年前已存在，1864年后则更加盛行。钱庄和投机商人人为哄抬或压抑行市，制造银元或银两短缺的空气，从而掀起危机。“上海市面钱业，竞有虚做银洋拆息，买空卖空，欲求无本之利，情近赌博，势同垄断，其买空者以洋价昂涨为利，其卖空者以洋价低跌为利，两利相持，必有一损。于是亏损者无力偿垫，势不得已，必先认赔利息，至赔之不已，遂倒闭走逃，累及他人。”(17)这种投机又是仰息于外国银行的。外国银行操纵国际汇兑行市，又可自由输入白银和银元，1895年经海关输入的白银就有36.685千海关两(18)，其对银两、银元的供求有很大的控制力量。外国银行在银根紧迫时，如收回拆款、控制银市或拒用庄票，上海整个钱庄都会陷入恐慌。所以，钱庄的投机经营，如果没有外用银行作后台是行不通的。
钱庄做洋厘生意时，通常有1.25毫的好处。因钱庄惯例，凡存入银两可计息，存入银元不计息。如果某单位存入千元银元，按钱庄规定入帐时要去掉1.25的尾数，在提取时，钱庄并不相应地补偿去掉的尾数1.25。这样一进一出，千元存款就被钱庄利用洋厘扣去几元钱，存数越大，扣钱越多。这也正是钱庄反对废两改元的一个原因(19)。20世纪，关于废两改元的争论愈加激烈。1932年8月，上海钱庄迫于形势提出废止“银洋兑换佣金”。(20)钱庄的一项收益从此消失。1933年“废两改元”案颁布，统一了度量衡。钱庄利用银元、银两并用制进行投机经营的业务也从此结束。
二、上海钱庄的资本主义化
19世纪末，上海新式银行产生。上海银行业产生之始，势力还在具有悠久历史的钱庄之下，但到20世纪以后，特别是1911年以后上海银行业迅速发展，并开始现代化，势力大大超越了钱庄。到1927年，上海实际开业的华商银行已有47家(21)。面对竞争激烈的新形势，20世纪初，上海钱庄也开始尽力改革，拓展业务，向资本主义金融机构方向转化，以增加竞争力。
（—）钱庄的资本开始与近代工商业资本和近代金融资本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第一，在业务经营上改变了注重商业放款的做法，对近代新式工业也积极放款。上海福康钱庄1899年后对工业放款的数额明显增加，多的年份竟占37%(22)。20世纪初，上海的工业企业中，有数十家工厂的二、三十万工人的工资主要来自上海钱庄庄票的融通(23)。同时，钱庄改变过去“重信用、轻抵押”的观点，放款开始注重信用调查，扩大抵押放款数额。从福康钱庄的放款表中可看出，1900年开始有抵押放款的记载，1904年丝茧押款达到56万两，1925年以后，该庄对鸿章、溥益、庆丰等纱厂、阜丰面粉公司、丽明染织厂等，均有巨额押款，对主要长期放款户还曾派驻人员。(24)
第二，一些钱庄老板在经营钱庄业的同时，开始涉足创办工商企业。典型的是荣氏兄弟。他们以开设钱庄作为事业的起步，1900年，基于“钱庄放帐，博取微利，不如自己投资经营利益较大”的思想，(25)大力投资机器面粉业、棉纺织业，最后发展成为闻名海内外的荣家企业集团。
第三，一些近代工商企业主，在经营工商业的同时，投资于钱庄业，为钱庄资本注入了新鲜血液。钱庄对近代工商业的放款以及相互投资，必然使两者更为密切和融洽。
第四，新式银行出现后，上海钱庄业为适应金融机构向现代化机制转变，也立即投资或参与现代化银行，以保持其在上海金融业中的优势。1897年，上海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设，上海钱业中的陈笙郊、谢纶辉先后担任银行华经理。其后，上海钱庄和工商业的资本家相继投资创设了中华、东陆、中华劝工、中国垦业、中国企业等大批银行。钱业中一些金融家还参与到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交通等银行中去，担任一定的职务。钱庄通过投资或参与新式银行，钱业金融势力大增，从而使它得以在上海金融界居于要位。
（二）在经营手段上，钱庄引进了近代的汇划制度。
汇划制度是钱庄进行款项清算划拨的办法。洋行开出的支票和华商发出的庄票均可在外商银行直接轧抵冲销，从而大大节省了时间，简化了手续。1890年左右上海钱庄首创“公单制度”，具体办法是以“汇划总会”为实行中心，凡会员同业间的票据交换，满500两（元）者打公单，各庄于每日下午互收票据，互领公单交到汇划总会，进行轧算。由于参加汇划的只是满500两以上的大块，不满500两的“零头”，仍照往常方法现付，于是就常出现送“尾数银”被劫之事，找零头交现也很不方便。20年代后对此也作出改革。1924年后，上海钱业同仁之间的组织合作更加密切了，钱业公会决定从1925年起，每会员庄提出现银1万两交存公会作为“票现基金”，以后各庄有应解他庄之尾数银时，不必解放现款，可借此项基金，而在公会用滚存办法。后来此项基金增加到每庄2万两，第三次又增加1万两，共达每庄3万两。凡满100两亦用公单，称为“小公单”。这样实行公单制度来清算，比较以前凭草薄互相划拨，解付现银，简便多了。这种制度是现代票据交换的雏形。1937年决定将大小公单名义取消，无论多少连同零数均打一纸公单，每日轧清(26)。汇划制度逐步发展，成为钱业的一项重要制度，对钱庄业务有很大关系。钱庄也正是靠汇划制度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自己的业务，并与本国银行相抗衡。几次金融风潮中，钱庄也是利用“同业汇划”而得到暂时的安定。1935年又发生金融风潮，钱庄被迫集中到票据交换所轧帐，汇划制度实质上为票据交换制度所代替。
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是钱业的巨擘，他为钱业的发展作出过不少的贡献。为钱庄的发展，他曾出面与政府和银行打交道；筹划钱业的拓展方略；改革钱业旧式记帐法；经常告诫同行经营要稳健，签发庄票要慎重等。因此，1921年上海“信交风潮”发生时，上海钱业却未被卷入漩涡，没有受到重大损失。(27)在秦润卿的倡议下，上海钱业公会于1921年创办一份刊物《钱业月报》，“以联络同业之感情，维护公共之利益，促进其业务上之发达，矫正其习惯上之弊端。”(28)《钱业月报》创办后，围绕历史悠久的钱业如何齐心协力、发展业务，刊文进行探讨，要求钱业象银行一样引进西方新知识、新办法、新观念、开拓视野，改良经营管理。对钱业为适应新形势而发展，《钱业月报》提出了许多建议，如改革旧式簿记法；钱庄应多行抵押放款，少做传统的信用放款以增加保障；废除送现以减轻风险；改良票据以有利轧帐；创立仓库进而建立准备库，以加强整个钱业的实力。但钱业直到1937年才改用新式会计法记帐。钱业中为加强同业团结，维持信誉，还规定了钱庄经理庄家，应遵守的同业经营规则。(29)这就维持了钱庄的信誉，取得用户的信任。
由于钱庄在业务经营上、制度上作了改革，观念上也有所改变，钱庄资本逐渐转化为近代的金融资本。钱业在一次大战之后得到了稳定的发展。从1912年平均每家钱庄资本为5万银元左右，1926年则上升为21万左右。钱庄对上海工业放款增加了，从而扶植了机器工业，为上海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然而，钱业资本主义化的步伐仍较缓慢。1931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银行法》，想将钱庄纳入银行系统，推动全部行庄改革管理体制，加快现代化进程。该法规定：凡营业收受存款及放款、票据贴现、汇兑押汇等业务之一者为银行，或视同银行；金融有限公司资本最少50万元，无限公司资本最少20万元；须出具投资人财产证明书和按实收额20%的现金保证金缴存中央银行；每营业年度终应造具营业报告书呈报财政部，财政部有权检查银行的营业和财产状况等。(30)然而《银行法》遭到钱庄的强烈反对，最终被迫暂停实施。钱庄固步自封，墨守陈规，依旧坚持合作形式，经营状况密不示人，过度扩张信用，漠视准备金，完全依靠隔日付现制临时在金融市场上拆借头寸来维持周转。但钱庄的势力则越来越弱，逐年递减，到1937年还剩46家。(31)1930年后，上海钱庄一方面受世界经济危机造成银价下跌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国内战局的影响，银根越来越紧。特别是世界经济危机蔓延到上海，地产价格狂跌，租界的房地产无人问津，钱庄自己购买的房地产、放款中以房地产为抵押的资金就无疑被冻结起来。1933年“废两改元”案的实施，对钱庄的业务又是一个沉重打击，从1865年起就控制在钱庄手中的洋厘市场被连根拔起，上海钱庄失去了传统优势。同时，由于物价的暴落，市面凋敝，钱庄被客户倒欠的款项越来越多，终于爆发了1935年的钱业大恐慌，各钱庄因无法周转势将停业者，几达20余家之多，市面大为震动，钱业被迫请求政府救济。国民党政府趁机提出苛刻的条件，成立上海钱业监理委员会，政府拨2500万元公债以资救济，钱庄则赶造资产负债表，将有价证券、道契（房地产）、货物等作为抵押品，集中到票据交换所汇划、收解，钱业原来的一些代理部分银行同业汇划清算业务被铲除。(32)经过这次恐慌以后，上海钱庄一蹶不振，在业务上处于银行的从属位置，完全失去了它的优势，而且根本改变了汇划钱庄的性质。这以后钱庄的资本主义化速度加快，改变组织形式，从独资、少数人合伙制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制。帐务上实行新式会计法，造资产负债表。钱庄逐渐向银行发展，一种方式是通过采用若干银行组织管理办法和业务处理办法，缓慢过渡；另一种方式是改组成银行，如上海浦东商业储蓄银行主要就是在钱业巨子裴云卿支持之下改组的。这样，上海钱庄这个前资本主义金融机构，逐渐被改造成为适应现代化需要的金融机构，上海的金融体制也进一步向前发展了。
综上所述，上海钱庄在20世纪上半叶面对金融界的激烈竞争，为求得生存，有自觉改革的一面，如业务经营上对新式工商业行抵押放款，投资新式银行，以汇划总会为中心实行汇划制；也有被动改革的一面，如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下，被迫改变组织形式，吸收银行的管理方法等。总之，只有改革才能生存，上海钱庄的命运也正显示了这一点。
注释：
①《上海地方史资料》（三）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②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2辑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1989年版，第654页。
(34)⑤ ⑩ (11) (12) (13) (14) (15) (20) (22) (23) (24)(26) (27) (29) (30) (31) (32) 《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4、14、29、455、479、467、482、470、467、224—227、780—785、81、784—785、493—498、117—121、247、212、260、242页。
⑥S.R.Wagel:"Finance in China,"，1914年版，第239页。
⑦《北华捷报》1911年11月18日。
⑧《字林西报》1883年8月20日。
⑨ (17) 《申报》1884年1月12日、1887年11月23日。
(16) 《银行周报》第797号。
(18) 《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6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1985年出版，第352页。
(19) 《银行周报》第16卷，第25—30期。
(21)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7页。
(25) 《荣家企业史料》（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9页。
(28) 《钱业月报》1卷1期，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