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纵论治理通货膨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专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治理通货膨胀是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本刊在4月份邀请了部分知名专家、教授就这一问题进行座谈。专家们认为：应将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经济规律来认识；治理通货膨胀应适度和采取“软着陆”，并应用多种配套措施；根本手段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应看到输入型通货膨胀是我国当前通胀的一个特点，在治理中应注意保护农民利益。现把他们的发言编辑刊出，以飨读者。
抑制通货膨胀应遵循适度宏观调控的思路
通货膨胀是货币纸币化以后经常有可能发生的现象。因此，对纸币的发行量需要适度地控制。但如控制过度，又有可能出现通货不足，造成资金紧张，流通阻滞，经济滑坡。通货膨胀的危害人所共知。但通货不足的危害则很少有人注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四章谈到的英国1844年的银行立法，据说由于该法使英格兰银行内部机构的设立人为地限制了货币在最急需时的供给，结果使经济危机加深，以致整个产业界濒临破产的危险。这说明通货不足的危害亦不亚于通货膨胀。目前，我国在出现高通胀的同时，却出现企业间大量拖欠货款以及企业对银行的大量逾期贷款现象，新的“三角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信用链条断裂，危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因此，抑制通货膨胀，既要坚决压缩过剩货币，又要防止货币供应不足。总的出发点应是使货币供应与社会商品流通保持协调，以利于经济顺利循环与有效增长。这样，抑制通货膨胀就不宜采用“一刀切”或“大砍大杀”的办法，而应遵循适度宏观调控的思路。政府提出适度从紧的金融政策是很对的。
为什么我们抑制通货膨胀不能过分性急，而要注意适度，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我看历史惯性与结构原因是最主要的。我国通货膨胀不是自今日始。过去几十年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短缺经济的性质，就一直存在隐性通货膨胀。那时物价虽然没有大的波动，但由于基本生产与生活资料都实行限价定量供应，因此，许多物资都是有价无市，居民货币收入不但少，而且剩余货币不能同商品（生活必需品）自由交换，所以通货膨胀不表现为物价上涨，而只表现为货币“失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隐性通货膨胀随之转为显性通货膨胀。这是因为货币与商品的转换越来越多地冲破了行政障碍，多于商品流通需要的货币被流通吸收后就表现为市场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十多年来显性通货膨胀年年都有，只是有的年份过高，不能不引起人们警惕。那末，这种具有历史惯性的通胀的深刻根源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于经济结构。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长期以来被旧体制严重扭曲了的基础产品特别是农副产品价格过低，既不反映价值含量，也不反映供求关系。价格改革要把扭曲了的价格理顺过来，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理顺价格就会有价格上涨相伴随，因此，结构性通货膨胀将要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尽管这一现实不能令人满意，但不承认这一现实，不接受这一现实，是非理智的。当前通货膨胀就有明显的结构性特点，价格涨势猛、涨幅大的主要是必需生活消费品，即需求无弹性或弹性极小的商品，其中尤以农副产品更突出。至于生产资料方面，除少部分农业生产资料外，一般涨价不多或随涨随跌，特别是建材、机电等产品因投资需求缩减反而被迫降价促销。在我看来，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是经济市场化必然要出现的一种趋势，是对过去价格扭曲的矫正。我们应做的实质性的工作是通过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副产品的供给以缓解其价格上涨过快而给社会居民生活带来的压力，但决不是要使它们的价格长期被维持在严重扭曲的状态。对某些重要农产品实行限价、统一收购等，这只能作为临时性应急措施，如果长期实行，有可能加剧农产品的短缺，这无异于给通胀火上浇油。国家机构臃肿庞大使财政开支不堪重负，这也将在通胀因素中长期起作用。目前全国在编干部已超过3000万人，社会集团购买力每年以25%—30%的速度增长。在这种“吃饭”财政的重压下，国家预算不可能不打赤字，而要压缩政府开支又谈何容易。总之，治理通胀将是一项长期任务，因而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
通货膨胀是一种量对量的经济规律
众所周知，通货膨胀是一种世界性、历史性和反复性的经济现象。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在他们的《经济学》中认为，这是自13世纪以来就存在的现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发生过四次较大的通货膨胀现象。尽管人们把它视为“癌症”、“天敌”等通病，并提出如何防止、控制乃至根治的种种药方；然而至今始终不肯把通货膨胀看作是一种经济规律，当作一种规律性现象来看待。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几乎从未把它列为篇章体例来阐释。在有些人看来，经济规律只能是一种发展规律或者是一种增长规律，倘若是不能发展或增长的便谈不上是“规律”，因而绝不能从规律上认识、概括和表述这种现象。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或偏见。例如，竞争规律作用的结果，对于优胜者或淘汰者来讲仍然是一条客观规律，是不依他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所以，我认为，对于一个带有全局性、长期性和普遍性的通货膨胀现象，如能从经济规律层次上来认识它的成因、性质、特征和演变的趋势，无疑对于扫除理论学术上的一个盲点，使人们对通货膨胀现象有一个规律性的认识与把握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一般来说，政治经济学或理论经济学的规律都是经济语言量和经济自然量相统一的经济规律。所谓经济语言量，比如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在表述这些规律时并没有使用任何一个自然数词，相反地他运用了绝对量、相对量、越大、越多等语言词汇表述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纯粹是一种经济语言量词。我们讨论的主题通货膨胀或物价水平上涨一词，它本身同样就是一种经济语言量词。
同时，经济语言量还要转化为经济自然量。从通货膨胀的本质含义来看，按照萨缪尔森等人的解释是“在价格和成本的一般水平上升的时候出现通货膨胀”，至于说到通货膨胀的形态，通货膨胀的成因和通货膨胀的对策，它们大都是语言量和自然量相统一，反映的是一种量对量的关系。从后果上概括表述的三种通货膨胀的形态就是这样：温和型的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水平上涨为3～10%，奔腾型的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水平每月上涨50%以上。如果经济自然量未达到一定界线或超过一定界线，这时它必然制约经济语言量。假如，商品的价值和价格相一致或均衡，这时市场上并没有出现价格上涨，因此，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另一种情形是，如果物价上涨到天文数字，象德国和旧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那种所谓通货膨胀。这时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通货膨胀就不是通货膨胀而是经济危机了。
再从通货膨胀的原因上看，经济学界公认的三种通货膨胀原因都有一个数量因素问题。例如，需求拉动型是指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引发的一种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是由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而引发的一种通货膨胀，结构扭曲型或比例失调型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社会经济结构比例不协调而引发的一种通货膨胀，可见这三种原因的通货膨胀都有一个量化问题。最后说到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按照国际国内通常所采取的共同对策，主要不外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收入政策和外经政策。这时每一项政策同样有一个数量因素。一般说来，经济问题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具体的概念；它伴随着每一社会、国家不同而表现不同。尽管通货膨胀的形态、原因和对策三个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数量问题，但因各个社会、国家在一定时期或同一时期它的数量内涵或数值始终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它们的数值是因时因地变化着的。这时有意义的不是绝对数而是平均数。经济规律是反映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中的普遍性，所以作为经济规律的定量就不是绝对量而是普遍的平均量。在这一点上，东西方理论经济学都是这样。马克思讲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萨缪尔森讲经济规律的数量是平均的而不是准确的。这就再次告诉我们，作为经济规律所表现出来的经济语言量和经济自然量，其中经济语言量是始终起着重要作用的，这既是认识经济规律也是利用经济规律的共同特点。
既然通货膨胀是一个世界性、历史性和反复性的问题，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因此，理论经济学有充分的理由从规律上认识、概括和表述“通货膨胀”，尽管经济界对它的作用后果褒贬不一，评说各异，但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都是一种规律性现象，并发挥其强制性作用，因此，我们应当也有可能按照规律来认识它、对待它。这个规律的基本内涵，我认为是商品量和货币量，进而是商品流通量和货币流通量的对应关系问题。所以，从规律基本内涵上表述通货膨胀，就是那句老话货币流通量超过商品流通量。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克服通货膨胀的根本手段
通货膨胀问题，一般属于宏观经济的短期分析。然而，就在政府下决心治理它并采取了相应对策以后，通货膨胀率从1992年的10.9%，上升为1993年的14.7%，而1994年更上升到了21.7%。这个事实，使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对当前的通货膨胀需要作更深层次的长期原因分析。
需求拉动不是主要原因。可以肯定的是，1994年的高通胀率主要不是由需求拉动引起的。由于中央政府采取了比较坚决的控制措施，投资规模的增长率已回落了30个百分点。如此规模的收缩，并在乘数的作用下，已经导致了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因此，去年的高通胀率不可能是由投资需求拉动的。另一方面，1994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为7.8%，也明显低于实际GNP增长率11.8%。所以，也不是由于消费需求进一步拉动的。因此，在对策分析上，财政、金融的控制已经适度，不宜进一步抽紧。否则，通胀依旧，而经济却可能萎缩，有陷入滞胀的危险。从现象上看，成本的推动十分显著，尤其是食品价格上升了35%，占总涨幅的55.8%，是1994年通胀的主要推力。于是，大家同时把注意投向了农业，并认为农产品供应的短缺是根本的原因。我认为，这样的分析，方向正确而深度不足。以此分析为基点所作出的对策，可能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问题。
城乡收入的刚性。其实，当前的通货膨胀除汇率和税制改革等是由外生变量引起的外，主要是结构性的，首先是由城乡收入结构刚性引发的。这里所谓的刚性是指，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已经达到了社会可接受的极大值。由于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不平衡，这一类收入结构刚性的存在，在一般的经济增长中，就会导致结构性的通货膨胀。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是普遍存在的，并非中国所特有。比如在美国，农产品价格就具有在长期中稳定上升的趋势。但是中国的问题是，工农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致从1978年以来农产品价格上升剧烈，具有鲜明的价格冲击的特点。更加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农产品价格的涨幅在15年中已经超过了美国180年的水平。而且，在农产品价格已经接近国际市场水平后，仍然存在着继续大幅上升的压力。农产品供给不足是现象，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停滞不前才是根本。仅仅提高农产品的供给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增加的产量主要是依靠更多的投入得到的，那末，就不能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甚至成了通胀的直接推力，等待着我们的可能是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必须明确地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摆到关键性的地位上来：只有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才是通货膨胀的制动器。
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实现规模经营是提高农村单位劳动投入的产出率，从而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本前提。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增加农民收入才有了物质基础，在工业劳动生产率迅速上升时，要保持或缩小城乡收入差别才有可能不导致通货膨胀。
以为规模经营就是集体经营，是存在着的另一个忧虑。其实，这是把规模经济混同于规模报酬递增了。所有的投入都等比例地增加，生产函数不变，是规模报酬递增这个概念的前提。而规模经济却是指可以在改变生产函数和投入比例的条件下的扩大投入，与集体经营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所主张的规模经营是土地向生产经营能手集中的过程。这虽然是一个渐进的长过程，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而带来的通胀压力，已经在迫使我们不能不加快步伐。
土地经营权的市场配置。为了实现农业土地经营的规模经济，就必须有土地经营权的合理流动和合理配置。有效配置经营权的手段是市场机制，也就是使农民有权自由让度土地的经营权。对土地经营权实行市场配置是当前促进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突破口。土地经营权交易的出现，就能给出土地经营权的市场价格。这时，土地撩荒就有了实际的机会成本。如果种田能手的规模经济大于不善经营者的净收益，那么，土地就会自动向种田能手集中。种田能手的集约经营，有利于使用新技术，采用机械化手段，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能适当缩小工农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差距，从而成为通货膨胀的制动器。
当然，经营权价格的出现也就成为农业生产的一项成本，从而成为价格上涨的一个因素。不过，这个成本项目在整个社会中的出现是逐步发生的，而并不是冲击式的；是一次性的价格形成，而不是持续的通货膨胀。并且，在此之后的是对农产品价格上升的适当制动。当然，对土地经营权交易的形成和发展，政府必须予以规范，既要促进效率，也要坚持公平原则。
提高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农业用地规模经营的实现，还必须使工业有大量吸收农业剩余劳动者的能力。这除了要继续大力发展非国有的工业企业外，还必须加速提高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国有资产盘活了，同样的资产就能吸纳更多的劳动者，还能提供更多的积累，加快扩大再生产，不仅可以逐步消化现存的国有企业中的潜在失业者，而且，最终要更多地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者。农村剩余劳动者的离土转业，既能使他们直接分享工业化的成果，也使继续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得以在提高边际产出的同时，提高了收入，间接地分享了工业化的成果。
防止通货膨胀惯性。农业土地经营的规模不经济，尤其是人口曾失控的增长和50至70年代工业化没有带来城市化等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不可能指望在短期内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解决结构性通货膨胀需要长期的努力。因此，在我国抑制通货膨胀必须有长期的结构政策和短期的宏观调控政策相结合。在短期，除适度的财政、货币的双紧政策外，特别要注意防止通货膨胀惯性的形成。即使是持续的温和的通货膨胀，也会产生通胀预期。在普遍的预期形成后，市场契约将逐步指数化，并最终形成通胀惯性。惯性一旦形成，不仅通胀已经具有了奔腾通胀的性质，因此更难制止，而且还十分容易发展成为恶性的通货膨胀。所以，不使通胀恶化的关键是制止市场契约指数化。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是可以也应该有所作为的。
输入型通货膨胀：我国通货膨胀的新特点
对外开放大潮把我国送进世界经济体系，我国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重大情况，无一不与世界经济有关，孤立地从本国经济中寻找根源是不够的。我认为，弄清三个背景、三种力量和三方面原因，是把握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特点和对症下药的理论前提。
所谓三个背景指：一是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这使我国经济具有过渡性。过渡经济是不稳定经济，它本身就是通货膨胀产生的经济基础。二是我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使我国经济具有跳跃性。跳跃经济同样是不稳定经济，并成为通货膨胀的摇篮。三是我国正处在经济扩大开放的时期，这使我国经济具有外向性。外向经济也是不稳定经济，国际经济环境和形势每时每刻都对我国经济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三种力量是说，促使我国通货膨胀进入恶性区域是过渡经济、外部传递和人为激化这三种力量汇合作用的结果。
三方面原因是指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有内因也有外因，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有正常的不可避免的部分也有不正常的可以避免的部分。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在三个背景、三种力量、三方面原因中都包含着“外”的成份。我们只有把“内”和“外”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揭示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新特点，才能突破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结构性上升型、体制摩擦型等传统通货膨胀模式的束缚，才能另辟治理通货膨胀之新径。
我认为，我国的通货膨胀具有鲜明的输入性特点，也可以叫做“输入型通货膨胀”。
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与二战后联邦德国的输入性通货膨胀，有非常近似的地方。三战后联邦德国由于商品交易中出口增长过快，外国资本输入过多和国内投机活动过烈，促使外汇储备增加过量。外汇储备增加过量，造成国内货币量增加过量，从而刺激国内物价上涨。经济学家将此种现象称为“输入性通货膨胀”。
我国这些年加大了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力度，在进出口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利用外资方面，都有长足发展。统计表明：(1)199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较之1993增长21%，其中出口总额（1157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2%。(2)199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为338亿美元，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000多亿美元。(3)1994年我国的国外资产净额在货币性债务中所占比重由7%上升为20%，提高了13个百分点。上述情况有推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正面效应，同时，也有负面效应，引起四个膨胀：
第一，国内配套投资膨胀。按每引进1美元需要投入10元人民币配套资金计算，1994年我国配套投资为3380亿人民币，较之1992年多投入配套资金1280亿人民币。国外投资和国内配套投资立即形成实际购买力，增大了货币流通量。
第二，国内基础货币投入膨胀。1994年我国对企业实行全额结汇制，国有企业不得保留外汇，必须将外汇到银行全额结汇。为此，中央银行需要准备大量人民币去收购企业手中的外汇，加上我国外汇储备额的迅速增加（1994年我国外汇储备额比1993年增长143%，增长的绝对额为304亿美元），以及实行汇率并轨，人民币再次公开贬值，使我国的基础货币多投入1000多亿人民币。
第三，国内消费膨胀。据预测，每引进1美元外资，其中约有40%以工资、福利和办公用品购置等形式，转化为消费基金。1994年由外资转化而成的消费基金为1172亿人民币。
第四，国内投机膨胀。在投机心理的驱动下，我国相当一部分银行和企业把资金投入炒汇、炒股票和炒房地产的行当中去，一些以赚取汇差和利差为目的的国际游资也涌入我国金融市场，我国出现“泡沫经济”，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商业信用、货币信用和银行信用遭受严重打击，濒于危机的边缘。
四个膨胀汇集为货币流量膨胀，短缺经济难以在短期内吸收和消化过量货币，过量货币的潜能只有通过通货膨胀向社会释放。
出口过多，资本输入增加过大，会造成本国货币量增加，孕育着诱发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危险。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德国做得比较好，它采取物价稳定（币值稳定）、充分就业、收支平衡和经济持续适度增长这四大经济目标，组成“神奇魔方四角形”。这四大经济目标组成一个目标体系，在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联邦德国政府从宏观经济管理上，要求这四大经济目标保持总体平衡，尽可能同时实现，倘若不能同时实现，则采取舍其一而保其三，重点保持物价稳定和收支平衡的战略。
这个战略对我国颇有借鉴价值。我认为，输入型通货膨胀能否遏制，关键在于“适度”。无论是出口增长，还是引进外资，还是外汇储备增长，都要把握一个“度”字。这个“度”的基础是我国国力，这个“度”的数量界限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换句话说，出口增长、外资增长、外汇储备增长这三个“增长”的速度不能越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同时，有必要做好货币分流和外汇分流，鼓励我国企业搞资本输出，搞“藏汇于企业。”再则，实施软硬兼施策略。区分输入型通货膨胀中那些额度和因素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对此采取“软着陆”，凡属不正常的、可以避免的，则一律“硬着陆”，千万不能手软。
抑制通货膨胀需要采取多种新的配套措施
1994年以来的通货膨胀，是我国宏观经济和宏观金融运行过程中的多种原因造成的。从宏观经济运行过程来看，主要是：
1.投资增长过快，需求拉动。1992年、1993年、1994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达7850亿元、12457亿元、16000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2.6%、50.6%、28.5%。投资增长过快，一方面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经济和市场的繁荣；另一方面造成需求扩张，拉动物价上涨，引发通货膨胀。
2.消费基金增长过快，成本推动。近两年来，我国消费基金增长大大超过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1993年末和1994年初由于实行了公务员工资制，企事业单位竞相提高工资，使职工工资大幅度提高。1994年全国工资性现金支出比上年增长40.5%，致使产品成本上升。同时，集团消费偏轨变形，公款消费剧增。据有关资料披露，近两年每年公款消费支出近千亿元。这都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原因。
3.政策性调整的影响，缺乏配套措施。1994年价格改革力度大，陆续地对电力、石油、粮、棉价格的调价，放开了化肥、煤炭价格，各级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些调价项目。税制改革，虽然总体上不增加企业税赋，但具体商品税赋不同，税赋加重的商品要涨价，税赋不加重的商品也趁机变相涨价。汇率并轨，人民币贬值50%左右，使进口商品大幅度上涨。这些政策性调整，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从而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
4.流通秩序混乱，宏观调控乏力。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经济生活各方面都处于紧张状态，管理手段弱化，流通秩序混乱，出现价格垄断、暴利、乱提价、乱加价、乱收费等不合法经营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措施，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农业发展滞后，农产品供应不足，工农产品“剪刀差”拉大，比较效益低，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农副产品供给紧俏、价格上涨坚挺，涨幅过猛。
从宏观金融运动过程来看，主要是货币供应量增长偏快。1994年末，货币流通量(M[,0])达7288.6亿元，增长24.3%，狭义货币供应量(M[,1])达20556.6亿元，增长26.8%，广义货币供应量(M[,2])达46933.3亿元，增长34.4%。这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都超过了正常增长幅度。显然，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超过商品交易和劳务支付的需要量，必然引发通货膨胀。
1994年以来的通货膨胀，主要呈现的明显特征：一是经济增长平衡回落，物价涨幅高，居高不下。二是物价上涨持续时间长，范围广，15%以上的物价涨幅已持续19个月，物价波动涉及到城镇市场和农村市场，农村市场物价涨幅还超过城镇市场。三是物价涨幅强弱不一，结构性明显。粮食、食品、服务项目等物价上涨幅度大，生产资料价格逆向下降。四是经济生活基本平衡，市场有惊无险。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经济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出现抢购和挤兑存款，城乡居民存款反而大幅度增加。
针对1994年通胀的成因和特点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环境，抑制当前通货膨胀已不能再单靠过去紧缩投资、紧缩银根等“一刀切”的老办法，应采取多种新的配套措施，实现软着落。
1.增加农业的投入，押住物价上涨的“龙头”。1994年物价上涨的“龙头”是粮食、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最大。只有增加农业投入，保证全社会总投资中有10%以上的比重投入农业，使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日益丰富起来，物丰价稳。这样，就能押住物价上涨的“龙头”。
2.保持适度投资总量，严格控制在建投资规模。保持适度投资总量，在于投资增长要与适度经济增长相适应。根据投资增长规律和实践经验，我国只要保持投资增长率20%左右，就能保持经济增长率7—9%。严格控制在建投资规模，在于控制新开工项目。目前新开工项目的在建投资规模占在建投资总规模的60%以上。控制住在建投资规模，基本上就能控制住投资需求引发通货膨胀的源头。
3.深化工业企业改革，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有效供给。当前的通货膨胀与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低有关，许多工业企业的自身消化能力较弱，一遇成本上升，只能通过产品涨价把负担转嫁给消费者，一旦市场上产品销路不好，企业经济效益迅速下降。一旦某几个企业出现问题，马上引起连锁反应，企业间就会相互拖欠。因此，应深化工业企业改革，加大力气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清理各种“三角债”，提高经济效益。同时要扶“优”、限“平”、停“滞”，增加产品有效供给，才能有效抑制工业产品价格上涨。
4.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减少流通环节，提倡薄利多销，反对暴利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当前流通体制不完善，流通环节多，雁过拔毛，层层加价，垄断价格，获取暴利，等等。因此，应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减少流通环节，改善经营管理，提倡薄利多销，反垄断，反暴利，开展公平竞争，正当竞争，加强宏观调控力度，采用必要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管理，平抑市场物价，有效抑制通货膨胀。
治理通货膨胀须“软着陆”
对我国屡屡出现的通货膨胀，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第一，高通货膨胀是有害的。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分析通货膨胀，都绝无理由把通货膨胀当作刺激经济增长的“法宝”来加以使用。经济学家用曲线来描述的高增长与高通胀之间的“替代”关系，也为70年代出现的“滞胀”所否定。因为“替代”理论无法解释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并存，物价上涨与失业增加同时发生的客观现实。一些拉美国家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使经济陷入困境的教训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问题。
第二，在我国，目前还不可能根除通货膨胀。这是因为：1.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市场机制的欠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欠健全，国家对市场驾驭能力的欠强大，使我们钳制通货膨胀难以做到驾轻就熟。2.改革开放负面效应作祟。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因此，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总是伴随一定的财力支出，而利益刚性又决定了既得利益上扬容易下降困难，这就为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在开放的格局下，国际市场商品价格、国际金融的波动，也将波及影响国内的商品价格和货币需求量的变化。3.改革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但从总体上说，总供给还是小于总需求，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为了持续地发展经济，以人们可以接受的低通货膨胀率作为代价换取较高的增长率，也是无可非议的。这在发展中国家里也不乏先例。即便在反通货膨胀取得举世公认佳绩的德国，一般年份其物价也有3%的上升幅度。所以，在我国目前还不存在根除通货膨胀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之控制在最低水平上。
第三，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要特别强调二点：一是宜采取“软着陆”的政策，切忌急刹车。二是治理手段不能靠传统的单一的行政手段。因为，以行政手段冻结物价表面看来对治理通货膨胀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只能积聚物价上涨的压力，当物价冻结一终止，通胀的冲击力将加倍释放。为此，在具体操作时，可根据通货膨胀产生的不同原因，从货币政策、国家预算政策、工资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等四个方面加以综合搭配使用。
国家决定今年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15%以内，这是“软着陆”政策的具体体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结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宜采取以下政策：
1.确立调控目标。政府要充分认识到高通货膨胀的危害性，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方针，要坚定控制通货膨胀的决心和信心，要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长期目标。根据“软着陆”的思路，可分年度制订出阶段控制目标，以便使高通胀率逐步降下来。
2.控制投资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越国力历来是我国经济运行的痼疾，是造成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为此，控制投资规模，是治理通货膨胀的关键。宜采取的调控手段有：一是改革投资体制，建立投资业主责任制，推行建设项目资本金制，进一步明确投资主体的分工和投资责任。二是强化对投资领域的调控力度。对在建和新开工项目，加强资金来源的管理，具体的措施包括控制投资性贷款和证券发行，清理各种形式的非法集资活动，加强对自筹资金的管理。三是加强银行信贷管理。为了控制信用总量和固定资产投资性贷款，中央银行对整个银行贷款和投资性贷款进行规模限额控制，正确处理好投资性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的关系，避免投资性贷款的膨胀。四是深化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使企业的“四自”机制尽早地建立起来。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如果没有成功的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机制不发生根本性转变，通货膨胀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3.强化中央银行的职能。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要明确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即把稳定人民币币值作为首要目标。可借鉴西方国家普遍使用的贴现率、抵押贷款利率、最低储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四大货币政策工具，针对不同时期的经济状况，灵活地有选择地加以使用，以保持币值的稳定。
4.紧缩财政政策。要严格控制集团消费性开支，从严定员定编，逐步精简机构，压缩行政开支，减少财政赤字。为了实现长期控制目标，财政应配合企业改革，在三、五年内筹资建立一笔社会保障基金，以支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5.抑制成本推动。个人收入分配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个人分配份额过大，既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又促使消费基金膨胀。为此，首先，要建立健全国有资产收益与企业经营者、职工个人收入分配的制衡机制，确保企业工资总额的增长率低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率；其次，要制止乱加工资、乱发奖金津贴；再次，逐步减少国家对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照顾；最后，要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
6.加强农业生产。农产品供求矛盾是一个长期趋势，对通货膨胀和社会稳定都形成极大的压力。为了缓解这一压力，我们应加强农业生产。在提高农业基础地位认识的基础上，加大农业投入。办法有：首先是总量增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确保财政的农业投入增长高于其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其次是结构调整。要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在国家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要提高基建投资、财政预算和信贷资金中农业的投资比重。最后，是多方筹资，如从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农业，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支持农业，以此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通货膨胀中应注意保护农民利益
近一、二年来，一些重要农产品的价格上升很快，粮油几乎上升了100%，一些主要副食品都上升了50%以上。应该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农产品价格？人们对此颇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基本的着眼点不应脱离我国通货膨胀的大环境，要从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去设计政策。唯有如此，才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也才有利于农产品价格的真正稳定。
在通货膨胀到来的时候，社会的总供给全面小于总需求，物价总水平上扬，但是不同种类的商品其价格的上升速度和幅度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某种商品的价格是上升得快还是慢，幅度是大还是小，主要取决于这种商品在通货膨胀到来之前的状况，即：这种商品如果原本就是供不应求的商品，价格本来就是处在上升的过程中，那么在通货膨胀的推动下，其价格的上升会更快，快于大多数商品；反之，其价格的上升会较慢，慢于大多数商品。我国农产品特别是粮、油、棉，在计划经济时期属于价格被严格管制的“一类”物资，价格远低于价值。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农产品的价格被逐渐放开，粮、油、副食品等价格开始显著上升。如果没有通货膨胀，农产品的价格上升到它应有的水平就会稳定下来。但是，就在粮、油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刚刚放开不久，通货膨胀逐渐加剧了，于是在众多商品的纷纷涨价中，原本就处在价格上升过程中的农产品，特别是粮、油等的价格自然以更高更醒目的速度上升。此时人们不是把粮、油价格的较快上升放在通货膨胀中去认识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是采取了枪打出头鸟的做法，首先重点抑制粮、油和其他农副产品价格的上升。比如：动用国家库存，用国营粮油部门的固定较低价格去平抑自由市场价格。粮油的价格虽然暂时受到了抑制，但却是以农民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因为国家为此动用的巨额财政资金主要没有到达农业生产者的手中，而是间接和直接地补给了城市居民和粮油经营部门。与此同时，许多非农产业的价格没有受到有力的抑制，却在继续攀升，其结果是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更加扩大了。
至于对一些必需的农副产品实行价格监审，规定最高限价，更是在通货膨胀中被迫采取的有损农业发展的应急措施。在短时期里，比如通货膨胀中的高峰时期，价格监审和最高限价有利于打击垄断，保护竞争，也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但这种办法却实实在在地违背了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因为被监审、限价的只是少数商品，其中一些农产品首当其冲，而其他绝大多数商品却依旧在通货膨胀中享有价格自由上升的权力。通货膨胀持续的时间越长，价格总水平上升越高，被监审和限价的少数商品的价格低于价值的幅度就越大，这些行业与别的行业相交换中被转移到别的行业去的价值也越多。
或许有人会认为，上述压价措施造成的农民利益损失，会在通货膨胀结束后的农产品价格的常态上升中得到补偿，甚至补偿而有余。我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实际情况是：在货币脱离金本位的市场经济中，世界各国的通货膨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我国近十几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农产品价格较少有异军突起的上升机会。我认为宁可向城市居民发放粮油补贴（以工资比例发放）或提高工资，也不宜硬性限制粮油价格的上涨，但对垄断经营，垄断价格要坚决打击。
建立粮食调节基金以平衡供求，防止物价大涨大跌是必要的，关键是要掌握好调控的“度”。当粮食供大于求的时候，国家收购的价格要防止过低，并且要及时；当供给小于需求的时候，国家的销售价格也要防止过低。否则，调控的直接效果就只是有利于城市的眼前利益而不利于保护农民利益，保护农业生产。是否过低应该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其他商品的横向价格变动水平；二是农产品价格原本偏低的历史事实。如果综合考虑这两个因素，那么在供大于求时的最低保护价应该略高于其他商品的平均价格下降的水平；在供小于求时的抛售价格应该略高于其他商品的平均价格上升的水平。
建立“米袋子”、“菜篮子”工程，从增加产出的方面来平抑粮、油、副食品的价格，应该是一种不错的办法，但是我认为应该区分几种不同的情况。首先，这些“工程”是完全遵从价值规律的要求办事，参与平等竞争来获得生存和发展呢？还是靠国家财政的不断补贴来维持生存和发展？如果是前者，这些“工程”将会有较好的经济效益，会降低农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降低“米袋子”、“菜篮子”的价值和价格，这种社会价值的降低，意味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对城市居民有利，而且对农民也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是后者，国家的财政垫付就不会从产品价值的实现中全部收回，国家用于垫付和补贴的财政资金，一部分流向了城市居民，一部分流向了工程内的少数农民，而工程外的绝大多数农民却没有平等的竞争机会来分享这笔资金。我认为对长期依靠财政补贴来维持的菜篮子工程，还是干脆不办为好，可以把节省下来的钱直接补到居民身上去。
总之，对农产品价格的抑制是必要的，但根本的出发点应该是鼓励农业生产的发展，如果忽视这一点，当前的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可能会降下来，但隐含的危机在今后的几年里会爆发出来，到那时，我们就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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