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整合与马克思思想研究方式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学科论文,思想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2－0016－05
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列宁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来源，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也就具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时代，这个划分对于人们了解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是非常有帮助的。① 虽然列宁强调马克思思想的这三个方面是一整块钢，但这个划分还是造成了后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缺陷。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当马克思的思想被划分为这三大组成部分，并将这三大组成部分划分为三个互不相干的学科来进行研究时，我们真的能够抵达马克思思想的深处吗？如果不能揭示这三个方面在马克思思想变革中所起的“共时性”作用，那么，当我们在每一个具体学科领域中自认为进入马克思思想深处的同时，可能恰恰远离了马克思。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今天的马克思思想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研究方式的转变：即从过去那种根据单一学科来理解的状况转向从学科整合出发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将马克思的思想看作一个整体，并将马克思所面对的社会生活当作一个整体，才能真正地获得面对社会历史与思想的马克思思想方法论。
一、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条块分割
社会历史生活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结构的过程，这决定了对社会历史生活的分析需要从多学科的视角入手。在没有出现现代学科分工的时代，每一位思想家在面对社会生活时，其思想中就可能存在着现代诸多学科的一些要素。当我们从现代学科视角来深入到一位思想家的思想中时，一方面具有现代学术分工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这种研究也可能将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单向度化，使其完整的思想分解为没有相互关联的学科碎片，从而无法从整体上去理解思想家。马克思思想研究也是如此。
虽然《反杜林论》的体系是根据论战对象而定的，但将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的做法，还是影响到了后来者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方式，这就是将这三个方面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领域，这种区分构成了列宁论述马克思思想来源与组成部分的重要前提，也是今天将马克思思想研究划分为三个不同学科的最初依据。在第二国际时代之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又被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两大部分，经过斯大林主义教科书体系之后，这两大部分又被划分为四块，即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与历史观。这种条块分割的研究局面，也是国内马克思思想研究中存在的状态。
条块分割式研究的优点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便于研究者展开研究。一个人的时间与能力有限，不可能精通所有的学科，特别是在现代学科分工非常精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从一个学科或某一学科的某一问题出发来面对马克思，相对容易上手。第二，便于在特定的理论维度上加深对马克思某些思想的理解。在现代学术视野中，每一门学科都有一个长长的历史谱系，能够将这一谱系研究清楚，已经非常困难。能够在特定学科谱系中去界定马克思的思想地位，这对于加深马克思的思想是非常必要的。第三，如果能够将这些不同层面的研究整合起来，则能形成深层的整体解读。但正是在这个层面，条块分割的研究方式似乎遇到了自己的极限，造成了学科壁垒的局面。
正是这种学科壁垒，造成了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深层问题。第一，从马克思思想发展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这三大学科并不是相互孤立地存在的，它们之间具有复杂的内在关系。不能理清这三大学科的内在关系，我们就不能真正地从总体上理解马克思。而在当下的研究中，这三大部分刚好被分解为三大学科，它们之间似乎已经没有了内在的关联。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以原著来引证原理的目的论论证。由于马克思并没有按照条块分割的方式来论述自己的思想，为了论证所出发的原理的有效性，就只能从原著中摘取相关的引文，以论证相关思想的存在，而不能真正让“文本”本身说话。这种论证的方式，就是从一个先定的目的出发来面对马克思的文本，这是一种目的论的解读。当然，对这一点的批评又不能走向反面，似乎认为只要搞清楚了马克思每一个文本的写作情况就可以理解马克思。文本是一回事，对文本的阅读又是另一回事，即使每一个文本都是确切无误的，但对同一文本的阅读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第三，容易形成教条化的理论体系。当我们以一个外在的框架去分割马克思的思想时，人们关注的焦点就不再是这个框架本身是否正确，而是如何去完善、补充这个框架，除非这个框架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否则人们是不会放弃它的。这种教条化的体系，不仅会封闭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精神，而且会简单地拒斥一切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以维持自身的合法地位。
正是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已经在尽力改变马克思思想研究的这一局面，以推动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在80年代中期，学术界重新提出将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作为一整块“钢”来研究，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教学模式。应该说，这在理念上是非常正确的，但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内容只是在上述各个条块的基础上做了一个拼盘，并没有真正地将这些内容内在地整合起来。这种外在的嫁接最终还是解体了，又回到了学科分离的局面。在后来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各个二级学科力图实现一种创造性的理论转换，这种转换是双向的：一是重新理解经典文本；一是审视当代历史与文化。这个过程虽然推进了一些具体学科的专业研究，同时也再次遭遇到了学科间的整合问题。相比于80年代的研究，我个人认为这次的遭遇有了更深的理论基础与文本支撑。至少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学界开始形成了一种共识：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是融为一体的，“回到马克思”就是要以这种方式回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揭示这些不同学科之间的内在关系。只有在这个层面上回到马克思，我们才能真正地回到马克思的鲜活的思想，回到马克思所面对的世界，并从中获得面对当代的理论视野与理论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马克思思想研究，必须再次打破学科壁垒，从整体上重新理解马克思。“在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壁垒分明、互不关联的研究平台上，以某种十分局限的专业眼光来孤立地面对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和‘革命家的马克思’……众人都自以为把捉到了马克思，然而却没有一个人真实和有机地把握了一个完整的马克思。”[1](P2)摆脱过去的“独白式”研究，走向一种多学科的“复调式”解读，这是今天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方法论基础。
二、学科整合与马克思思想研究
从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来看，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这三部分内容之间的理论整合，构成了其思想转变的深层内容。甚至可以说，当这三部分在马克思思想中还处于外在关系时，马克思就不可能真正地超越当时的思想，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自身思想的变革。由于这一问题过于复杂，所以不可能在一篇论文中进行详细的讨论。下面我只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为例来简要地描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从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构成来看，在马克思时代存在着三种理论逻辑的社会主义：一是法理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勒鲁、孔西德朗等人的社会主义；一是工业主义的社会主义，如圣西门式的社会主义；还有一种是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的社会主义，这以汤普逊、霍吉斯金、勃雷、格雷等人为代表。法理式的社会主义以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为基础，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真正地实现它们，只有在未来社会才能真正地将这种自由、平等、博爱实现出来。勒鲁在《论平等》一书中认为：自由、平等、博爱体现了人类在行动、认知和情感方面的本性，在这三者中平等是现代社会最为核心的本质。在全书的开篇他就说：“我在本书中所要论证的内容是，现在的社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除了平等的信条外，再没有别的基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为：不平等仍然占统治地位。”[2](P5)在现在的社会，“平等，平等！我只听到这个声音在我的周围回荡。然而，我到处看见的是刺眼的不平等现象，野蛮的专制主义和可耻的奴隶制度。”[2](P60)在未来社会，就是要将平等、自由、博爱真正地体现出来。对未来社会的这一规划，构成了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容。在勒鲁的这一论证中，自由、平等、博爱构成了他的理论基础，他所能看到的只是当下的社会与这些概念之间的差距，而没有揭示出这种差距与当下社会之间的同构关系。按照他的理解，未来社会与当下社会之间的差别是一种量的差别，这决定了他无法真正地透视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概念与当下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如果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来说，自由、平等、博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法理基础，这一基础并不是由人的自然本性来保证的，而是由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过程所建构的。当青年马克思从理性的自我意识出发来批判当时的德国社会时，虽然他还没有勒鲁式的社会主义理念，但在哲学前提上他与勒鲁等是一致的，也强调理性所具有的自由、平等的本质规定。进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马克思才意识到，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与现代经济生活过程具有同构关系。法国启蒙理性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人的天性的设定，在经济学上就是“经济人”的本性的设定，这是以孤立的个人为出发点的现代思维方式的基本设定。“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3](P22)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马克思不能实现哲学的变革，从理论上透视这种思潮的哲学前提以及市民社会的历史性特征，他就无法真正地面对这种社会主义思潮。
圣西门关注人类理性的进步，并认为自己研究理性进步的目的是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合理地组织与发展实业。“一切思想和努力所应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最合理地组织实业。”[4](P156)圣西门理解的实业指一切有益的工作，包括理论和实用，即包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在他看来，只有有益于实业的人，才是社会发展真正需要的人。他在关于《组织者》的书信集中认为，如果设想法国突然失去了与工业发展相关的50名各类专家与学者，或者说“法国总共失去了三千名第一流的学者、艺术家和手工业者”，法国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4](P236)但如果失去的只是一些高官厚禄的大臣、元帅、主教等，对法国并不会产生什么真正的影响。现代社会“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有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传播、改进和尽量丰富这些知识。”[4](P243)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建构一个实业体系，一种新的政治制度，这才是法国革命的目的所在。虽然圣西门讲的实业包括思想和实践这两部分内容，但实业的根本部分则是与生产者相关的工业体系，“实业家是从事生产或向各种社会成员提供一种或数种物质财富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或生活爱好的人。”[5](P51)没有实业家的生产劳动，这个社会就无法存在下去。圣西门所探索的新的政治制度，其实就是要将实业家从一切旧的统治阶级中解放出来，以工业的进步造就人类的幸福。在圣西门的论述中，法国的唯物主义、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是其讨论工业和新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这再次显示出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理论参照系。
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力图将劳动价值理论推广到底。汤普逊沿着劳动价值论的思路论证道：“财富是由劳动产生的；除劳动外没有别的要素能使任何欲望的对象成为财富品。劳动是财富唯一的普遍的衡量标准，也是财富的典型特征。”根据这一原则，财富的分配就是要使劳动者获得最大的幸福。“财富分配的目的和用劳动来生产财富的目的一样，就是借此尽可能地给那个生产财富的社会以最大量幸福，也就是给以最大量的感官的或者道德的或者知识上的快乐。”[6](P27)这构成了全书的宗旨。怎样才能使得劳动者得到最大的幸福呢？汤普逊确立了三条原则：“第一，一切劳动，在劳动的使用上和劳动的继续上，都应该是自由自愿的；第二，一切劳动生产品都应该为它们的生产者所有；第三，一切这些生产品的交换都应该是自由自愿的。”[6](P29)根据汤普逊的论断，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出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压迫，这当然是资本家个人的道德观念的问题；一是交换过程中的欺诈问题。如果这两个层面的问题都能解决，那就可以将劳动价值论的原则彻底实现出来。这种方法也就是在不改变商品自由交换的前提下，彻底实现无剥削、无欺诈的自由交换原则，这是汤普逊保证劳动者得到财富的解决方案。其实这也是勃雷、格雷、霍吉斯金等人的思路。在这种解决方案中，他们都对“资本”概念产生了误解。汤普逊认为：“劳动生产者在生产时使用的物品叫做资本，这些物品的所有者叫做资本家”，[6](P29)劳动生产者使用资本家的物品后就应该加以补偿。在这里，“资本”成为一种具体的物质存在，它体现为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这种意义上的资本是所有社会物质生产的必要条件，它当然不能被废除。当资本体现为具体存在的物时，社会的发展就体现为技术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这一思考与圣西门主义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他们所面对的，都是与资本的剥削无关的“工业社会”。
从当时的理论语境来看，英国的经验论本身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法国的唯物主义分别成为社会主义思潮的前提，德国的黑格尔哲学虽然极具思辨性，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反思，也是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之一，这在他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潮具有共同的思想型，虽然这一思想型体现在不同的领域中并展示为不同的内容，但透视这种思想型是马克思思想得以变革的条件。从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来看，当他的哲学思考遇到现实问题的困扰时，他求助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在进入到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之后，如果不能对这一学科的哲学前提加以反思，马克思就无法真正地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但如果不能揭示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者的内在难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难以真正地呈现出来。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中，特别是在进入巴黎之后，他是在同时遭遇这些问题的。今天的马克思思想研究，如果不能真正地实现这三个领域之间的内在沟通，我们就无法真正地理解马克思的理念。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在马克思思想的这三大组成部分中，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是哲学，而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又可以推论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今天要探讨马克思如何实现对上述三大思潮的超越，首先就需要关注马克思是如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实现其哲学变革的。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也体现了这一特点。正是对市民社会的政治哲学批判使马克思意识到，要想真正地解剖现代市民社会，必须进入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之中。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近代以来的经验唯物主义。关于这一点，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进行了明确的论述。在他看来，当下的政治经济学要成为科学，就必须通过明确的观察来确定一般事实的存在，证明它们间的关系并演绎出结论来。这其实就是近代唯物主义所提倡的方法。“这个方法的优点在于，只承认经过仔细观察的事实，以及根据这些事实所作的精确推论，从而有效地排斥在文学上和科学上往往阻碍人们获得真理的偏见与先入之见。”[7](P17)萨伊认为，这里的事实不仅指存在着的物体，而且还应该理解为发生着的事件。对于存在着的物体，如果要使之成为一切推论的基础，就必须从各个视角来观察它们的实际情况，观察它们的性质。对于发生着的事件，必须通过观察它们的变化来揭示其本质。根据这一区分，科学也分为关于存在着的事物的正确知识的叙述科学和阐明事物何以发生的实验科学，前者如植物学等，后者如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根据那些总是经过仔细观察的事实，告诉我们财富的本质。”[7](P18)然后从财富的本质出发来推断创造财富的方法，阐明财富分配的制度。这是从经验上升到本质，然后从本质出发来理解事物之间的联系的方法，这就是萨伊所说的“一般事实”。萨伊的描述表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正是经验唯物主义所说的归纳法与演绎法的结合，与德国古典哲学所强调的思辨方法具有一定的差异。
如果说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经验论唯物主义面对的对象是自然的话，那么在政治经济学中，经验论唯物主义面对的对象就是人类社会。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就意味着要从唯物主义的方法来面对社会，这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给予马克思的东西。正是受到政治经济学的影响，马克思才能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基本的哲学理念提出来，同时才能将政治经济学的一切重要概念如生产力、资本、劳动等，作为哲学的概念提出来。只有在这种理论整合与重创中，马克思才能实现哲学理念的重要变革，即将形而上的思考与历史生活的内容勾连起来，将哲学看做是历史生活中的哲学。这一理念的重要性在于：思想的变革并不等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变革，将思想的变革等同于社会生活的变革，就是一种跪着的造反，这正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理念。但将资本、劳动、生产力等概念引入到哲学之中，强调从唯物主义的视角来分析社会存在，还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特性。当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从经验论唯物主义出发时，他们所面对的社会具有自然对象的特征，即永恒性。正是在这样的思维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自人类社会存在以来就存在资本，资本主义是最合乎自然秩序的社会。按照这样的逻辑，人们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而只能改变资本存在的形式，即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这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言外之意，也是当时一些社会主义思潮的言外之意，特别是对于工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李嘉图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更是如此。这时，作为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资本”就蜕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当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从这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去理解社会存在时，这种马克思主义并不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
正是意识到经验论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联，马克思才能从总体上超越两者所具有思想型，但这种超越并不是回归到思辨哲学。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虽然也在批判经验论唯物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经济学，但黑格尔只是将它们的问题颠倒过来，而在其理论的社会存在论上，资本主义仍然是黑格尔无法逾越的。恩格斯所讲的黑格尔的体系与方法的矛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才能真正被理解。即体现出其历史性的辩证法与对当下社会的默认之间的矛盾。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马克思是如何改造黑格尔的。按照我的看法，马克思对传统思想型的超越在于：以历史性颠倒了永恒性，即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看做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而不是永恒的存在，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存在中来揭示其内在的矛盾及其未来的发展空间，这正是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因此，马克思的变革就不是简单地以唯物主义颠倒思辨辩证法，而是进入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存在的考察之中，他才能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在社会历史的语境中统一起来，揭示资本的逻辑。② 只有在这样的理论平台上，我们才能把握《资本论》。
综合上面的论述，马克思的思想变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仅从哲学维度根本无法把握这个复杂的过程。同样，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不只是一部经济学的著作，仅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也无法理解《资本论》。今天的马克思思想研究，需要打破传统研究中的学科壁垒，在学科整合的理论平台上，进入马克思的思想，以获得我们透视当下社会的理论方法。
注释：
① 这个划分是非常简单的。就哲学而言，英国与法国的唯物主义甚至古希腊的哲学，都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就社会主义而言，在马克思后来的思考中，如何面对英国的李嘉图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构成了其思想的重要维度。
② 按照我的看法，资本逻辑批判是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理念。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的运行逻辑及其观念反映，不仅在透视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前提，而且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揭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关于这一问题，参阅拙文《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资本逻辑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江海学刊》2009年第2期）、《马克思哲学的三大主题》（《江海学刊》2007年第7期）、《马克思哲学批判的三个维度》（《学术研究》2005年第5期）。这些讨论还是初步的，只是提出了一些理念，具体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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