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禀赋：全球FDI流出不平衡的一种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禀赋论文,不平衡论文,要素论文,全球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出分布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其88％集中在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地区只占12％；在同一类型国家/地区内同样存在差异，如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中，87％集中在少数几个较为发达的国家/地区。对于这一现状，在FDI理论中占主流地位的OLI范式并不能做出解释。自Helpman（1985）、Helpman和Krugman（1986）首次在新贸易理论模型中引入跨国公司行为以来，形成了从一国国家特征角度研究FDI行为的学术流派，从而为研究全球FDI流出分布的不平衡性奠定了基础。
在Helpman（1984）的要素禀赋不对称模型中，厂商由两种活动组成，一种是总部生产活动，另一种是工厂生产活动。两种活动的投入要素比例不同，而且可以在空间地理上无成本地分开。只要两国的要素比例存在足够大的差异，就存在着产生“垂直型”跨国公司的可能。Markusen（1984）、Horstmann和Markusen（1987，1992）以及Brainard（1992a）采用了两个国家、两个部门、两种要素的模型方法，在两国要素禀赋对称的条件下，假定两国间存在贸易成本（关税和运输成本），那么，“水平”型跨国投资的出现取决于出口的贸易成本与在国外设厂的固定成本两者的比较。Markusen（1997），Markusen和Maskus（1999a，1999b），Carr、Markusen和Maskus（2000）把“垂直”模型和“水平”模型结合在一起，称之为“知识—资本”模型（KK模型）。在“KK”模型中，“垂直”型跨国公司和“水平”型跨国公司可以根据不同的国家特征（如要素禀赋、贸易投资成本）而内生出来。Helpman、Melitz和Yeaplel（2003）在一个“北—北—南”三国模型中分析了厂商在不同的优势水平下的FDI与出口行为选择，说明厂商优势和贸易成本对一国FDI水平的影响。
这一流派较为成功地从国家特征的角度解释了FDI为什么主要发生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并没有分析要素禀赋的差异对FDI分布的影响。本文拟在此理论基础上做进一步扩展，以解释FDI分布不平衡的原因。
二、厂商优势与FDI/出口行为选择
Helpman、Melitz和Yeaplel（2003）假设任何一个厂商在进入特定的垄断竞争部门后将面临三种经营行为选择：第一种是在本国设立一家工厂，产品只在国内销售，用D表示；第二种是在本国设立一家工厂，产品不仅在国内销售，而且还出口到国外，用X表示；第三种是在本国和国外分别设立工厂，产品均当地销售，用I表示。前两种情形属于国内公司，第三种情形属于跨国公司。假设三种行为的工厂固定成本存在这样的关系：f[，D]＜T[σ－1]f[，x]＜f[，I]（T为贸易成本并大于1，σ为产品替代弹性也大于1）。
模型用工厂的劳动生产率表示厂商的优势水平，并给出厂商选择三种经营行为的利润：π[，D]＝（w[，i]a[－1]）[1－σ]R[i]－f[，D]，π[，x]＝（Tw[，i]a[－1]）[1－σ]R[j]－f[，x]，π[，I]＝（w[，j][a－1]）[1－σ]R[j]－f[，I]，其中w表示工厂劳动力工资、R表示市场规模、i表示本国、j表示国外。从利润公式看出，厂商收益与厂商优势水平成正比例关系。假设其他参数不变，则厂商的优势水平与三种经营行为的利润关系如图1。从图中看出，随着a的增长，厂商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将发生由N[，D]→N[，X]→I的转变。即当a[，D]＜a＜a[，X]时，厂商选择形式；当a[，I]＞a＞a[，X]时，厂商选择N[，X]形式；当a＞a[，I]时，厂商选择I形式。即厂商优势更强的厂商选择FDI方式，次强的厂商选择出口方式。
图1
三、要素禀赋与厂商优势
Helpman（1984）在要素禀赋不对称模型中最早将垄断竞争的厂商生产活动区分为总部生产和工厂生产两个阶段，其中，总部生产知识密集型的中间产品，如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等；工厂将总部生产的中间产品生产为最终产品，两个生产阶段的要素比例存在差异。Markusen（1984）和Brainard（1992a）在其要素禀赋对称模型中进一步假设厂商的总部生产具有熟练劳动力（S要素）密集特征，而工厂生产具有非熟练劳动力（L要素）密集特征。在一个“由两个要素禀赋（S和L两种要素）相同的国家、每个国家都存在着同质性和异质性两大生产部门（同质性部门的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异质性部门的生产规模报酬递增）构成”的世界里，异质性部门的厂商进入国外市场时面临出口和FDI两种选择方式。出口将在边际上承受贸易成本，收益随规模增加而减少；FDI将承受附加的工厂固定成本，收益随附加成本的增加而减少。在厂商同质性假设下，不管选择出口还是FDI，最终达到均衡状态，而厂商的利润为零。厂商选择出口和FDI的非退出均衡条件分别为：
。其中，F、C[r]、n[，t]和n[，m]分别表示工厂固定成本、总部固定成本、选择出口的厂商数和选择FDI的厂商数。
两种结构的均衡条件完全相反：当厂商的总部固定成本与工厂固定成本比C[r]/F越大，贸易成本越大时，厂商越有可能采取FDI方式进入国外市场；相反条件，厂商则采取出口的方式进入国外市场。
模型本身并没有进一步分析要素禀赋的变化对厂商选择方式的影响。Markusen和Venables（1995）后来对此做了分析，但采取的是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方法，即假定要素禀赋的变化不影响两国厂商总部的活动水平，也就是说，技术水平在两国是不变的而且是一样的，即使一国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也不影响该国厂商的技术水平，只是影响两国厂商生产的比较成本，并导致两国产品价格的差异，最终是价格较高的组织形式退出均衡状态，只有价格较低的组织形式存在于均衡状态。
笔者认为，要素禀赋的状况会影响并决定该国厂商的优势水平，进而影响厂商进入国外市场的方式。如果把厂商投入的S要素规模与L要素规模之比定义为该厂商的要素密集度（用ρ来表示），那么，在要素价格不变下，要素密集度越大的厂商其总部生产相对于工厂生产的规模C[r]/F越大；要素密集度越小的厂商其C[r]/F越小。
在两国间不存在要素贸易的情况下，一国的要素禀赋将决定该国厂商p的大小。假设A国的L要素相对于S要素丰裕，B国的S要素相对于L要素丰裕，用w表示一国L要素总量与S要素总量的比值，则有w[，A]＞w[，B]。用ψ表示一国S要素与L要素的价格比，则有ψ[，A]＞ψ[，B]。
假设异质性部门有两个厂商（用1、2表示），厂商1的要素密集度要小于厂商2，有ρ[，1]＜ρ[，2]。令厂商1在A国的生产成本C[，1A]＝S[，1]V[，A]＋l[，1]w[，A]，在B国的生产成本C[，1B]＝S[，1]V[，B]＋l[，1]w[，B]。厂商2在A国的生产成本C[，2A]＝S[，2]v[，A]＋l[，2]w[，A]，在B国的生产成本C[，2B]＝S[，2]v[，B]＋l[，2]w[，B]。厂商1和厂商2在A国生产的成本比为C[，1A]/C[，2A]，在B国生产的成本比为C[，1B]/C[，2B]。比较两厂商分别在两国生产的比较成本优势：
根据假定
[，A]＞[，B]，ρ[，1]＜ρ[，2]，[，A]－[，B]＞0，1/ρ[，2]－1/ρ[，1]＜0。因此C[，1A]/C[，2A]＜C[，1B]/C[，2B]。也就是说，厂商1在A国生产比在B国生产相对成本要低，厂商2在B国生产比在A国生产相对成本要低，即要素密集度低的厂商选择在A国生产较为有利，要素密集度高的厂商选择在B国生产较为有利。或者说，A国厂商的要素密集度要比B国的低，B国厂商的要素密集度要比A国的高。与B国厂商比较，A国厂商总部生产规模相对于工厂生产规模要小。
由于ρ与C[r]/F的正相关关系，对于L要素相对于S要素丰裕的国家，其厂商的C[r]/F较小；对于S要素相对于L要素丰裕的国家，其厂商的C[r]/F较大。
现在分析与厂商优势的关系。在OLI范式中，厂商优势被定义为厂商所具有的特定的、专有的优势，称为特定优势或者所有权优势。如垄断优势、核心资产优势、组织管理优势等等。Caves（1982）对这种专有优势描述为“工艺或设计专利、专有技术（know-how）、商标和牌号、市场营销技巧以及使产品差异化的能力”，认为厂商的差异化能力是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进行对外投资的真正优势所在。约翰逊（H.G.Johnson）认为对外投资厂商的优势主要来自对知识资本的占有和使用。
假设厂商优势产生于总部的生产活动。厂商总部生产规模越大，意味着厂商优势越强。如总部的R&D，当生产要素投入越大时，产出的技术水平越高，差异化能力越强。相反，厂商要提高技术水平，也必须扩大R&D的规模。假设技术的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技术上的创新和生产工艺的改进，将提高工厂的边际产出，即单位L要素的生产效率越高。这是因为当厂商总部生产规模较大时，厂商总部生产的中间产品增加，如技术的更新加快、组织管理效率提高、营销技能加强等，工厂水平上的生产投入结构将发生变化，厂商将用总部生产的中间产品取代L要素，或者说中间产品的增加导致L要素的需求减少，这时，厂商用更少的L要素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a相应较高；反之，当厂商总部生产规模较小时，工厂水平上的生产投入将依靠更多的L要素，a相应较低。因此，厂商的C[r]/F越大，厂商优势a也越大；C[r]/F越小，a也越小。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给定贸易成本，两国要素禀赋差异导致两国厂商优势差异，从而影响厂商进入国外市场方式的选择。对于S要素相对L要素稀缺国，厂商优势较小，在发生FDI时因收益水平较低和附加固定成本较高，FDI的利润相对于出口的利润要低，选择出口比FDI有利；对于S要素相对于L要素丰裕国，厂商优势较大，因收益水平较高和附加固定成本较低，FDI的利润相对于出口的利润要高，选择FDI比出口有利。或者说，S要素相对L要素越丰裕国家的厂商优势越强，其FDI能力也越强。一国正是通过其拥有S要素相对L要素的丰缺程度影响其厂商化优势形成水平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导致全球FDI流出分布不平衡的一个原因。
四、实证分析
在实证分析中，我们采用Rajneech Narula（1996）对要素禀赋的定义方法，即一国拥有的自然性要素和创造性要素的丰缺状况（注：Rajneech Narula:《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Struture》,Routledge,1996）。自然性要素指一国原始存在的自然禀赋，包括自然资源、非熟练的劳动力资源等，在本文中特指为非熟练的劳动力资源。创造性要素指该国拥有的能够带来高增值收入的资源禀赋，如熟练的人力资源（包括管理人才、技术人才、企业家能力等）、技术和知识资源等，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具有以知识为基础的特征。
表1提供了1995年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及其FDI、出口的情况。表中按传统意义把一国（地区）要素禀赋划分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大构成要素。从上述定义的角度，土地和非熟练劳动力构成自然性要素资源，熟练劳动力和资本（可看作是技术和知识的物化）则构成创造性要素资源。表中所列的国家和地区大致划分为三种性质的类型，一是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二是发展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省、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墨西哥等；三是发展中欠发达国家（地区），如中国大陆、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南亚、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等。二、三类均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表1 要素禀赋、FDI与出口比较
FDI流出
出口 素占全球要素禀赋的比重（％）各地区劳动力的结构（％）
存量
占全球规模 占全球 土地
农业
非熟练 熟练 全部 资本
农业 非熟练熟练
（亿
比重（％）
（10亿 比重（％）劳动力 劳动力 劳动力劳动力 劳动力劳动力劳动力
美元）
美元）
美国
699024.3 71817.5
12.7
0.3 7.9
14.5 5.0 19.3
2.7
66.7 30.7
加拿大 11814.1 1994.93.10.0 0.9
1.8
0.6 1.72.5
64.1 33.5
欧盟
13125 45.6 89521.9
5.90.7 10.4 15.6 6.4 30.7
5.2
68.9 66.5
澳大利亚
606 2.1 71 1.73.50.1 0.6
1.1
0.4 1.55.4
66.5 28.1
日本
23858.3 48411.8
0.30.3 4.5
3.6
2.4 22.7
5.5
78.6 15.91
韩国
102 0.4 1393.40.10.2 1.4
0.8
0.8 1.513.5 76.0 10.5
中国台湾省 251 0.9 1303.20.10.1 0.6
0.4
0.3 0.610.4 76.3 13.3
中国香港
788 2.7 74 1.80.00.0 0.2
0.2
0.1 0.50.8
80.7 18.5
中国大陆
158 0.5 2105.16.540.0 13.7 17.5 26.52.071.3 21.7 7.0
新加坡和
461 1.6 1754.30.50.1 0.6
0.5
0.4 0.619.1 64.9 16.0
印度尼西亚 13 0.05 53 1.32.13.8 3.4
1.2
3.3 0.553.3 43.0 3.7
菲律宾 12 0.04 26 0.60.60.9 1.2
0.7
1.0 0.342.2 50.6 7.2
泰国
22 0.08 66 1.61.41.6 1.0
0.6
1.2 0.659.6 35.1 5.4
南亚
na 0.14 55 1.413.9
24.8 15.9 8.1
19.31.260.8 34.8 4.4
墨西哥 41
84 2.11.90.7 2.0
1.4
1.3 0.824.2 64.6 11.3
加勒比 na
35 0.91.10.6 1.3
0.9
1.0 0.331.5 58.6 10.0
世界其他地区
na
67616.5
46.4
25.9 34.3 31.0 30.015.3
40.9 48.2 10.9
资料来源：FDI存量来自《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其余摘自《WTO：中国与世界》，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
从表1中看，生产要素资源在全球的分布是不均匀的。5个发达国家仅占全球土地的25.5％、非熟练劳动力的24.3％，却占有全球熟练劳动力的37％、资本存量的76％；而6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有全球土地的0.7％、非熟练劳动力的4.8％，拥有全球熟练劳动力的3.3％；资本存量的4％；亚洲4个发展中欠发达国家占有全球土地的10.8％、非熟练劳动力的38.6％，只拥有全球熟练劳动力的20％、资本存量的3.4％。如果从劳动力构成看，5个发达国家占有全球劳动力资源的15％，但拥有熟练劳动力资源的37％；6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有全球劳动力资源的2.9％，拥有熟练劳动力资源的3.3％，4个亚洲发展中欠发达国家占有全球劳动力资源的32％，只拥有全球熟练劳动力资源的20％。由此可知，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力资源相对最丰裕（所占份额是其全部劳动力所占份额的2.5倍），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次之（所占份额是其全部劳动力所占份额的1.1倍），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则为相对稀缺（所占份额是其全部劳动力所占份额的0.6倍）。从每个劳动力占有资本量看，5个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最高，为148.9美元；6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次之，为48.7美元；4个亚洲欠发达国家最低，为7.1美元。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96/1997年，发达国家人口占世界的22.3％，却占有世界R&D人员的71.6％；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的77.7％，只拥有世界R&D人员的28.4％；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人口占世界的7.4％；拥有世界R&D人员的4.6％。发达国家占世界GDP的61.1％，却拥有全球R&D总投入额的84.4％；发展中国家占世界GDP的38.9％，只拥有全球R&D总投入额的15.6％；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占有世界GDP的6.8％，拥有全球R&D总投入额的4.9％。综合比较的结果显示，发达国家创造性要素资源相对丰裕，发展中国家（地区）相对稀缺。而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创造性要素资源比其他欠发达国家要相对丰裕。
创造性要素资源在全球的不均匀分布导致不同地区间厂商优势水平的差异。表2显示了部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地区制造业生产率水平的差异。发达国家由于占有更多的创造性要素，其生产率水平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地区。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比欠发达国家/地区的生产率水平要高。
表2 部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地区制造业生产率水平比较（1990—1994）
国家/地区
制造业生产率（美元/人）
美国
81353
日本
92582
英国
55060
法国
61019
德国
79616
加拿大 60712
中国香港
32611
新加坡 40674
韩国
40916
中国大陆
2885
马来西亚
12661
印度尼西亚 5139
菲律宾 10781
泰国
19946
阿根廷 37480
墨西哥 2593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3》。
厂商优势水平的差异还导致不同地区间FDI流出水平的巨大差异。发达国家由于厂商优势的总体水平较高而拥有较大份额的FDI流出存量，5个发达国家FDI流出存量占全球的比重为84.4％；6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次之，占5.7％；4个亚洲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最低，为0.67％。
表3 出口占全球份额与FDI流出流量占全球份额的比值的变化
年份1990—1995
1996—2000
发达国家
0.810.75
发展中国家 2.1 2.8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2、2003年）提供的有关数据进行计算。
也就是说，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地区）由于创造性要素占有量和厂商优势水平低，只能占有较少的FDI流出存量。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由于其创造性要素资源的丰裕度和厂商优势水平处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其FDI流出存量也介乎于两者之间。欠发达国家则由于创造性要素丰裕度和厂商优势水平更低而只能占有更低的FDI流出存量。从这一角度分析，发展中国家（地区）FDI流出水平与其拥有创造性要素资源的丰裕度、厂商优势水平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由于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自然性要素资源丰裕、创造性要素资源稀缺，厂商优势总体上表现较弱，在其进入国外市场时一般选择出口方式而不选择FDI方式。表1中的FDI和出口分布情况支持了这一观点。5个发达国家的出口量占了全球出口总量的57.8％，而FDI却占了全球的比重为84.4％；6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出口量占全球比重为14.8％，FDI占全球比重为5.7％；4个亚洲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出口量占全球比重为8.6％，FDI占全球比重为0.67％。按出口占全球比重与FDI占全球比重两者的比值计算，发达国家为0.7∶1，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为2.6∶1，欠发达国家为12.8∶1。这表明，发达国家主要以FDI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而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在发展中国家（地区）当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采用FDI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程度相对于其他欠发达国家来说要高，而欠发达国家采用出口方式的程度比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要高。换言之，一国创造性要素资源丰裕度越高，采取FDI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程度相对于出口就越高；反之，创造性要素资源丰裕度越低，采取FDI方式的程度就越低，出口程度反而越高。表3提供了1990—2000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出口份额与FDI流出流量份额之比的变化，也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程度要高于FDI程度。
五、结论及启示
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要素禀赋差异是导致各国FDI流出水平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同时，一国要素禀赋状况会影响该国厂商优势水平，进而影响其进入国外市场方式的选择。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创造性要素相对于自然性要素越丰裕的国家，其厂商优势水平越高，FDI能力也越强。
我国FDI发展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总体上，创造性要素资源稀缺、自然性要素丰裕的要素禀赋特征是影响企业优势水平提高的因素。应该看到，FDI不仅是厂商发挥自身优势扩张市场的方式，更是厂商获取外部创造性要素资源，实现超常规发展的有效方式。因而，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环境下，中国应该鼓励FDI发展，通过FDI发展改善本国要素禀赋结构，促进中国企业竞争优势的提高。
在加快FDI发展对策上应采取几个方面的措施：一是政府加大创造性要素的供给能力，如增加公共教育投入和R&D投入；二是形成合理的产业组织结构，促进创造性要素的配置效率；三是形成有利于企业创造性要素快速增长的内外部机制，包括R&D的鼓励政策、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促进机制及合理的企业产权制度安排等；四是大力引进技术含量高的外商投资企业和跨国公司R&D机构，扩大外资的“知识溢出”效应，增加创造性要素的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