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粉英[1]2014年在《托妮·莫里森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文中认为托妮·莫里森(1931—),杰出的美国当代作家,也是最有影响的非裔美国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关注非裔美国黑人以及他们的生活,表达了她对黑人种族生存的冷静而又深刻的思考,她将自己的思考融入精心刻画的人物和精湛的叙事技巧,以高度的艺术性来呈现深沉的种族关怀和人类情怀。论文以莫里森的五部小说为分析文本,从身体的维度来分析她对黑人以及黑人种族生存困境的思考。在莫里森笔下,人物的身体犹如一块画布,她在身体上绘制了标记和代码,在解密的过程中,身体展开自己的言说,于是身体铭刻的人物的经历得以铺陈、身体喻指的厚重内涵得以呈现。身体,在莫里森的创作中是一种非语言的语言,是一种意义无限延伸的叙事。本论文共七个部分,包括绪论、1-5章正文和结语。绪论部分包括作家简介和研究缘起,莫里森国内外研究现状,身体与身体叙事理论梳理,论文研究思路和内容介绍。论文第一章以《最蓝的眼睛》为研究文本,首先揭示了白人至上文化霸权下白皮肤美、黑皮肤丑的身体美学的文化建构实质,然后结合具体文本,通过对追求白人的蓝眼睛终致发疯的黑人小女孩佩科拉以及她的父母亲对自我身体鄙视的分析,反思了白人美的身体美学意识对黑人所带来的精神戮害,以及黑人在白人主流文化中自我身份的迷失。最后,着重于对小女孩克劳迪娅对白人布娃娃拆解行为的后殖民分析,揭示了作者对白人美的身体神话的颠覆与解构。第二章主要分析《秀拉》这一文本。论文从秀拉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对传统黑人女性刻板形象的颠覆和改写的分析入手,认为莫里森积极利用了传统文学中对黑人女性身体“性欲化”这一扭曲,将其转化为秀拉的身体漫游和试验,以此完成了秀拉的自我追寻和自我建构。然后在对秀拉身体胎记的多重喻指意义的分析中,完成了秀拉多重身份的建构,实现了黑人女性探索的超越。第三章解读《所罗门之歌》所彰显的莫里森对非裔美国黑人种族回归和认同的思考。第一节聚焦于模仿白人中产积极生活的露丝母女的解读,在对红丝绒玫瑰意象和露丝母女命运的喻指意义的分析中,来呈现黑人中产阶级女性身体的规训和言说方式。第二节分析了独具魅力的黑人女性派拉特,通过对其独特的无肚脐身体的喻指意义的阐释和身体语言的解读,分析在其背后作者对黑人种族文化的认同。第三节是对黑人男性奶娃的身体喻指的解码,以此展现了莫里森对非裔美国黑人实现种族回归的积极态度。第四章以《宠儿》为分析文本,第一节再现了黑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身体,为黑奴个体立言,开启黑人过往的历史,表达了对奴隶制的控诉。第二节分析莫里森利用身体政治意识重构黑人的主体性,借助他们自己的声音和身体叙事重塑自我,重构历史。第三节通过对宠儿肉体还魂多重喻指意义的分析,不仅召唤出了小说中人物的历史记忆,也唤起读者对黑人历史的反思。第五章以莫里森的第八部小说《爱》为分析文本,莫里森将笔触聚焦于黑人种族内部,为我们展现了其内部存在的性别压迫所造成的女性生存困境。借助伊利格瑞的身体理论分析了男权社会中女性身体商品化的命运,以及由于父权的介入,女性之间爱的谱系的被遮蔽和割裂。第二节解读了当代黑人女性朱妮尔的欲望身体,揭示了欲望主体背后的匮乏和缺失。第三节,通过对小说中女性爱的谱系的构建和走出单纯欲望主宰的爱与尊重的两性关系的建立,呈现了黑人走向完整生存的可能性。从《最蓝的眼睛》到《秀拉》、《所罗门之歌》、《宠儿》、再到《爱》,莫里森从对黑人丑白人美的身体美学的颠覆解构,到决绝的身体实验和漫游完成黑人女性主体性的建构,到回归种族、认同种族的身体喻指,到追溯历史、重构历史,走出历史的阴影,再到对当代黑人完整生存的思考,莫里森以身体的维度诠释了她对黑人以及黑人种族的生存困境的思考。
王卓[2]2013年在《丽塔·达夫诗歌主题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在诗歌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全面梳理、品读、诠释了美国非裔桂冠女诗人丽塔·达夫的诗歌,总结了她独特的诗学理念和书写策略。本文通过对达夫在30余年创作生涯中创作的全部诗作的梳理和分析,发现达夫的诗歌形成了三个主题鲜明的诗歌群,即成长主题诗歌群、空间主题诗歌群和历史主题诗歌群。成长主题诗歌群以自传性素材为基础,探索了美国黑人女性在身体、精神、艺术上的成长和升华；空间主题诗歌群以不同的空间形态和空间意象为基点,探究了家园空间、漫游空间、时空连续体和诗学空间对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知识分子的族群身份、文化身份和艺术身份形成的意义和影响；历史主题诗歌群从黑人家族和黑人民族两个层面,以黑人从奴役走向自由的历史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时段、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线索,探究了黑人家族史、黑人奴隶史、黑人解放史和黑人世界史。尽管成长主题诗歌群、空间主题诗歌群和历史主题诗歌群关注点不尽相同,却有着诸多内在关联性,它们分别代表了达夫对自我身份、种族身份和文化身份形成过程的思考,从这一角度来说,此三个诗歌群不但具有内在关联性和统一性,而且体现了身份建构的动态性。首先,从自我建构的角度来说,成长主题诗歌群关注的是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的身体、精神和艺术成长,阐释的是“我”和“我们”是谁的问题；空间主题诗歌群关注的是黑人个人和族群成长的物质、精神和艺术空间维度,阐释的是“我”和“我们”来自哪里的问题；历史主题诗歌群关注的是黑人家族和黑人族群成长的时间维度,阐释的是“我”和“我们”在历史的流变中的成长轨迹。其次,从诗学建构的角度来说,此三个诗歌群分别对应的是达夫独特的后黑人艺术运动时期的非裔女性诗学观、空间诗学观和历史诗学观,而此三种诗学观共同构成了达夫多维度、多层次的诗学理念和诗歌创作策略。再次,从族群建构的角度来讲,此三个诗歌群分别建构了美国黑人的主体性、黑人族群的流散性和世界性。可见,达夫诗歌的三个诗歌群充分体现了“主题和谐性”的特点。而这一特点使得达夫数量庞大的诗歌作品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成为另一首包罗万象的“诗歌”。本文由五个部分组成。“前言”简要介绍了桂冠诗人丽塔·达夫的创作经历以及她在美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其中特别关注了达夫的欧洲求学经历、西方文化和文学对她的文学谱系的影响。此外,该部分系统梳理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国内外的达夫研究成果,历史发展与现状,从而明确本文研究的意义和研究方向。另外,该部分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结构。第一章“从青春到母爱：达夫诗歌成长主题研究”集中探讨了达夫成长主题诗歌群、达夫的女性成长观以及女性成长书写策略。达夫的成长诗歌散落在从出版于1980年的第一部诗集《街角的黄房子》到2004年的《美国狐步》等六部诗集之中。这个数量庞大的成长诗歌群勾勒了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从青春少女到为人妻、为人母的成长历程。然而,达夫的成长诗歌群并非只是对黑人女性成长的线性梳理,而是从黑人女性身体成长、黑人女性知识分子精神成长和黑人女性艺术家的艺术成长等三个层面对当代黑人女性身份意识的完整诠释。从这一角度来看,达夫关注的黑人女性成长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更是文学隐喻性的。尤其是以母女关系和父女关系为焦点的黑人女性成长诗歌在某种程度上诠释的是身为黑人女诗人的达夫对待西方文学传统和非裔文学传统扬弃的态度。第二章“从家园到世界：达夫诗歌空间主题研究”勾勒的不仅是达夫诗歌的空间主题嬗变的轨迹,更是她对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自我建构方式的转变轨迹,同时也是她的诗学观念的发展轨迹。达夫的空间主题诗歌按照空间关注点的不同分为家园空间诗歌群、漫游空间诗歌群、时空一体的博物馆诗歌群和空间诗学诗歌群。这四个诗歌群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达夫的家园观、世界观、时空观和诗学观。达夫的家园诗歌群以其丰富的家宅意象,赋予了家宅各个空间维度以独特的文化含义。厨房、门廊、后院等看似平凡的家宅空间在达夫的诗性呈现中都与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生命息息相关,更与黑人家庭的命运形成了富有历史维度的关联。达夫的漫游空间诗歌群与家园诗歌群是相辅相成的。急于离开家宅的黑人女性终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旅行之路,也开启了达夫的旅行诗歌的书写。时空一体的博物馆诗歌群主要集中于达夫诗集《博物馆》。这部诗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看都集中体现了博物馆这个特定空间的时空一体性和文化呈现的品性。通过“博物馆”这一文化隐喻,达夫把一个时空一体的特定空间转变成为一个文本空间、一个叙事空间和一个文化空间。空间诗学诗歌群集中表达了作为诗歌评论家的达夫的空间诗学观。达夫秉承了狄金森的“诗歌之屋”的空间诗学想象,结合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理念,提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空间诗学观念：“幽灵之城”和“一个游动的x-标记-点”。这两个概念分别确立了达夫的空间诗学观和诗人的观察点。达夫以丰富的,多层次的空间主题和空间意象,不但创造了一个黑人女性的生存空间,还解决了黑人诗人的生存空间,可谓一箭双雕。第三章“从家族史到世界史：达夫诗歌历史主题研究”探索了达夫历史主题诗、她独特的历史观和历史诗学建构策略。达夫的历史主题诗歌按照所关注侧重点和历史时期的不同,大致分为四大诗歌群,即黑人家族史诗歌群、黑人奴隶史诗歌群、黑人解放史诗歌群和黑人世界史诗歌群。此四大诗歌群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达夫对黑人的族群身份、黑人的文化身份、黑人的政治身份和黑人的历史身份的独特认识。达夫的黑人家族史诗歌群以达夫的祖父母在黑人移民大潮中的经历为素材,以多重叙事声音构筑了三重对话：黑人夫妻对话、黑人两代人对话和黑人家族史和美国历史之间的对话。这三个层面的对话不仅按照时间顺序呈现了一个中产阶级黑人家庭的形成和发展,更在与历史大事件的观照中,阐释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个人与族群之间休戚与共的联系。达夫的黑人奴隶史诗歌群以独特的视角审视了那段尽管遥远,却以最惨烈的方式影响了黑人族群命运的历史。黑人奴隶史是美国非裔族群历史上留白最多的历史时段,也是被美国官方历史扭曲最严重的历史时段,而这些遗憾却恰恰成为达夫发挥诗性想象的最好空间。达夫再次发挥了多重叙事声音的魔力,让黑人奴隶的自白声音以“我”、“我+我”和“我们”的多重方式书写了一段“有生命”、“有态度”、“有故事”的黑人奴隶史。达夫的黑人解放史诗歌群主要聚焦于一个女人、一个时刻和一个事件：“黑人民权运动之母”罗莎·帕克斯拒绝在公交车上把座位让给白人,并由此点燃了黑人民权运动的熊熊烈火。这组诗歌围绕着罗莎和这场对黑人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运动,再次探测到了“历史的下面”,发掘出关于罗莎拒绝让座的动机、罗莎在这场运动中若隐若现的位置、罗莎背后的“男人们”和“女人们”等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达夫的黑人世界史诗歌群集中体现在诗集《穆提拉克奏鸣曲》中。这部叙事诗集以生活在19世纪的黑人小提琴家布林格托瓦的经历为基础,关注了黑人的世界经历和世界主义者的文化身份起源问题。“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得出了明确结论,即达夫的三个诗歌群之间具有内在关联系、和谐性和统一性,并探讨了隐藏在主题关联性背后的杂糅性文化策略和对话性叙事策略。
吴迎春[3]2000年在《重构非洲裔美国人奴隶史》文中提出重构非洲裔美国人奴隶史 ——《心爱的人》中奴隶叙事的话语分析 内容摘要 九七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吴迎春 指导教师：张叔宁 副教授 《心爱的人》是美国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之一。该书1987年9月一经问世，立即轰动了美国文坛，评论界称之为“美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1988年， 《心爱的人》获美国文学普利策图书奖，并且为莫里森获得199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心爱的人》为我们讲述一段在白人话语压制下长期沉默的鲜血淋淋的黑人的历史。女黑奴瑟思不堪忍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残害与蹂躏，拖着怀孕的身子，历尽艰难，逃离了奴隶主的庄园“甜蜜之家”。虽然逃离了地狱，但是瑟思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面对前来追捕她的奴隶主和“学校教师”，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重新沦为奴隶，瑟思迫不得已之下，用自己的双手杀死了仅仅两岁的爱女。于是，活着的瑟思被埋进了另一个坟墓——杀生灭亲的罪孽之中。白人把她关进了监狱，废奴主义者仅仅把她当作一件政治工具来使用，连黑人同胞也把她视作嗜血的野兽而抛弃了她。她在心灵的极度煎熬中苦苦挣扎了十八年。十八年中，失踪的丈夫杳无音讯，两个儿子离她出走，支撑着她精神的婆婆也撒手人寰。而被她亲手杀死的爱女也化作鬼魂如影随形围绕在她身边，时刻提醒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她的历史，整个黑人世界的历史。 与以往的整个奴隶叙事文学不同的是，莫里森试图用自己独特的奴隶叙事恢复被白人话语所统治压制的黑人奴隶自己的声音，从而重构整个黑人历史。话语权的丧失意味着书写历史权力的丧失。以往的奴隶叙事虽然都程度不同地触及到了黑人的历史，但大都是从外部去描写奴隶的生活，没有真正地从人的角度去揭露整个黑人历史的非人性。传统的奴隶叙事者大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迎合了白人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以便他们的作品能够被白人读者接受。这种妥协表现出他们的思想和审美意识已经深深地刻下了白人话语或其它先在思想的印记，而身为黑人的莫里森在思想最深处深受的是没有话语权的无处不在的影响。由于自己真实的生存经验，莫里森深知黑人奴隶在没有自己话语权的情况下是如何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历史记忆。黑人已经失去了书写历史的方式，于是瑟思的身体和”心爱的人”鬼魂的无处不在就成了莫里森重构黑人历史的载体。莫里森的奴隶叙事正是揭露了黑人身体记录下的真实的黑人历史。尽管瑟思的话语方式——用双手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唯一选择，但毕竟是莫里森开始让黑人用自己的话语方式重构了一种以黑人奴隶自己为主体的黑人历史。莫里森叙事的深刻之处在于她没有停留在描写个别人物个别家庭悲剧的后面，而是将主人公瑟思的个人身世与整个种族的苦难熔于一炉。莫里森把她的小说献给“六千多万”在“中段航程”中葬身于海底的黑人同胞，并把那些“被湮没了的不知所终者”，即一代又一代在奴隶制时代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黑人的声音写进了小说。莫里森以奴隶尤其娃女性奴隶的角度描写了奴隶的真实内部生活，揭示了掩盖黑人真正历史的沉重黑温！填补了以往奴隶叙事的空白。 本文试图从奴隶叙事的角度，阐叨黑人在话话权缺沉的条件下怎样运用仅有的唯一的话语去顽强地书写历史，分析莫里森独特的叙茶方式及其在整个黑人文学的文学地位，揭示莫里森在《心爱的人》中形成的黑人历史观，即真止从一个人的角度去重构黑人的整个历史。
李怡[4]2014年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中的理查德·赖特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理查德·赖特是一位享有盛誉的非裔美国作家。他的作品巧妙地融合了欧美主流文学创作方法和传统的非裔美国文化。他的小说总是散发着别具风格的非裔文化的气息,其中布鲁斯艺术的超强表现力和文化的包容性成为其小说不可忽视的特点。本文从非裔美国传统的布鲁斯音乐文化和黑人生存伦理间的关系入手,选取了赖特的《土生子》、《黑男孩》、《局外人》和《父亲的法则》四部代表性的小说,将这四部小说的男性主人公视作一个持续的动态发展的男性主体群来进行研究,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里结合赖特小说中表现出的布鲁斯特征,来辨析黑人生活的伦理环境以及他们身处的伦理关系如何影响着他们的伦理选择。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探讨赖特在创作中运用黑人传统布鲁斯特征来书写和展望黑人生存的伦理方式。除引论和结论外,全文由五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围绕着“流变的布鲁斯与黑人生存伦理”以及“赖特小说中的布鲁斯特征与他对黑人生存的伦理关怀和思考”这两个中心论题展开论述。本章首先在布鲁斯音乐的流变历程中辨析了黑人生存伦理是怎样得以发展和演变的。随着黑人音乐的发展并被广范接受,布鲁斯作为一个术语广义地指涉了包括黑人音乐、文化习俗和生存样态等与黑人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它早已远远超越了音乐的范畴,更广义地体现了非裔美国人在不同历史环境中所采用的与白人统治者对话的方式。它所凝结的是黑人民族气质以及代代相传的生存哲学和求生伦理。本章第二节将研究重点放在赖特小说的布鲁斯特征以及他如何在布鲁斯语境里去展现黑人生存伦理等具体问题上。作为一个生长在南方的黑人作家,他的小说具有一些显性的布鲁斯特征：一是小说在主题上延续了布鲁斯对黑人身份问题的追问,并集中刻画黑人男性特别是黑人城市贫民的生存问题和身份窘境；二是赖特从形式上注重利用布鲁斯呼与和的叙事方式来增强小说内部叙事的对话性和其所有小说文本间性的张力和穿透力；三是赖特抓住了布鲁斯和黑人方言中的修辞特征来增强文本的艺术魅力和包容力。这些布鲁斯特征不仅提升了赖特小说的艺术审美价值,更表达了他个人对黑人种族艰难求生的伦理环境和充满悖论伦理身份的一份人文关怀。赖特让读者看清了一个事实,即黑人所做的看似不道德的伦理选择往往是由于伦理环境的禁锢或伦理身份的混乱造成的。这些小说警示白人去反思种族主义导向下的伦理体制的“公正性”和“道德性”,唤醒黑人去反省不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以及错误的伦理意识对个人、对家庭和对社会带来的危害性。第二章“芝加哥布鲁斯”以《土生子》作为研究对象,以小说主人公别格·托马斯的暴力行为为切入点探讨生活在芝加哥的黑人贫民男性的伦理困境。本章分为三个层次,即从幽闭性的伦理环境、悖论性的伦理身份以及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这三个层面去分析造成别格病态的暴力倾向和导致他悲剧命运的伦理因素。第一节分析了别格的暴力倾向与他生活空间的幽闭特性密切相关。别格的暴力是一种伦理病症。一旦他发现自己的生存可能受到威胁,他运用的是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随着他求生的自由意志不断地升级、泛滥以致失控,他的暴力行为从杀死老鼠、欺凌妹妹和黑人伙伴升级到杀死了白人小姐玛丽和自己的女友蓓西。可见,他行为中的暴力倾向是他在压抑的伦理环境中养成的病态的伦理行为,也是导致他一步步陷入悲剧深渊的主要原因。第二节从黑人命名传统的艺术特征重点辨析了小说的核心人物别格和玛丽各自的伦理身份；即玛丽·道尔顿是WASP文化伦理的牺牲者,而别格·托马斯是文化的畸形儿和伦理的挑衅者。通过对他们各自伦理身份的分析,说明基于种族、性别、阶级的伦理身份的社会认同方式以及他们希望破除身份禁忌的努力是其悲剧命运的根源,从而进一步说明黑人男性身份造成的伦理两难是促使别格杀人的动因。第三节则着重从黑人音乐布鲁斯网的文化特征来说明别格所处的社会关系网是束缚他,并使他无法做出正确伦理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简言之,《土生子》带给读者情感上的冲击力如同一曲芝加哥布鲁斯,忧郁中充满了宣泄愤懑、痛苦无奈的爆发力。第三章“南方布鲁斯”以《黑男孩》作为研究对象。它是赖特以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成长经历为蓝本创作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其目的是对基于白人父权制的种族伦理关系的一种挑衅和解构。本章将从白人与黑人对父权制伦理标准的态度来分层次地论证了白人父权制伦理关系对南方黑人不健全人格的负面影响力。首先、赖特他声讨了那些以父亲自居的白人们,掀开了白人家长制伦理体系欺骗性的面纱,剖析了白人对黑人男性去雄性的暴力语言是构建该体系的核心元素。他希望白人读者将“黑男孩”这一病态的伦理身份与孕育它的社会习俗的关系一并考察,进而反思美国社会伦理环境的不道德性。其次,他也毫不留情地问责了黑人爸爸们在家庭伦理关系中的失职,并表达了对身为受害者的黑人女性家长不自觉地维护这套伦理体系的同情和批评。他希望让黑人读者看清因为盲目顺从白人父权伦理对黑人家庭关系的和睦以及种族内部的团结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最后,赖特以自己成功地逃离南方,张扬独立个性、拥抱自由、追寻自己的作家梦的事实,让所有读者看到破除“黑男孩”这一身份伦理模式的可能。《黑男孩》宛如一曲南方布鲁斯,赖特通过对自己成长经历的文学加工,展现了黑人的精神追求、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中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精神特质。这部小说是在对文化高度调停下的一种布鲁斯式的、复合的、多层次、多声部的抗议和声讨。第四章“布鲁斯恶魔”采用了爵士转义的方式对《局外人》中主人公克劳斯·戴蒙的伦理选择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阐述。赖特在这部小说中将黑人命名的意指性转义特征与黑人音乐传统以及西方哲学思想巧妙地融为一体。它辩证地说明了克劳斯·戴蒙的悲剧是美国黑人在对本种族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哲学双重误读后引发的伦理悲剧。本章的第一节主要分析了主人公克劳斯这个名字与他做出的非理性的伦理选择间的必然联系。因为“克劳斯”一词包含了多重言意矛盾,它象征着克劳斯作为一个黑人男性知识分子从种族、基督教和存在主义哲学等方面去否定和逃逸传统的黑人男性的伦理身份。这种逃逸和否定的伦理取向也是他的悲剧的根源。第二节则分析了克劳斯的姓氏戴蒙,它作为另一个命名符号展现了他从人到魔再到人性复苏的两个阶段性的转变。戴蒙在布鲁斯术语中即忧郁的恶魔,而且克劳斯·戴蒙所选用的化名与著名的布鲁斯音乐人的姓名间还存在着互文性爵士转义的特征。在逐步辨析主人公命名的布鲁斯特征时,他从人向魔的沉沦过程也被清晰地呈现出来了。克劳斯人性复苏阶段集中在小说结尾处,赖特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克劳斯的临终忏悔,也把小说的伦理教诲意义推向了高潮。这样的结尾不仅从人性的角度呼唤人们去建构一种健康的家庭人伦关系,还从文化的视角反思了西方文明的本质就是暴力与征服。因此,《局外人》是赖特对黑人生存伦理问题长期思考后的一种布鲁斯宣言,即黑人是西方文明的隐喻。它在展现都市黑人的暴力冲动的同时,以爵士这种超越道德疆域的呐喊方式隐射了整个现代西方的非伦理性和去道德性实质。第五章“布鲁斯主题的即兴重奏”以赖特的遗作《父亲的法则》为研究重点,从三个层次来分析赖特如何与时俱进地更新着黑人男性伦理身份的时代内涵。首先,本章将这部小说放在赖特整体小说体系中来反观这部小说从命名到主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时代进步性；即黑人男性从儿子到父亲的伦理身份变化表现出了他们日渐成熟的转变取向。这也升华了赖特小说的艺术审美性和伦理价值观。其次,本章节着重从时代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两分性地说明如下事实：即一方面主人公鲁迪·特纳的确证明了黑人男性可以凭借个人努力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达到改变他们定式的伦理身份的积极效果；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白人凝视这种根植于深层文化的伦理意识的负面影响,鲁迪始终无法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父亲。他的失败也说明了白人父权体制的文化伦理模式给黑人男性伦理身份建构带来的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本章的第三节从鲁迪的儿子汤米错误的伦理选择进一步说明了历史沉积下来的、被白人主流文化染色的种族伦理问题是新一代在都市成长起来的黑人青年必须去面对的新挑战。《父亲的法则》即兴重奏了黑人男性身份的主旋律。读者在重奏的艺术效果的强烈冲击下意识到黑人男性的伦理身份是他们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白人的伦理不可能完全适合黑人,父辈的法则也不再适用于新生代的生存需要。如果黑人男性不能正确地面对历史去展望未来,他们依旧无法摆脱汤姆叔叔的悲剧宿命。总之,赖特做到了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按各个时期的历史特征勾勒出了黑人所经历的从男孩-男人-父亲的伦理身份的转型轨迹,并与时俱进地更新着黑人男性伦理身份的内涵。尽管他笔下的黑人男性们有很多缺点,但他们都敢于打破被白人规训的“男孩身份”的禁锢,在新的困惑和新的挑战面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个性。赖特在他的小说体系中,运用了布鲁斯艺术的对话性和文化的包容性等特征,围绕着黑人男性的伦理身份这一主题,在主流-边缘、历史-现实、困境-憧憬、妥协-抗争等复杂而艰巨的二元对话模式中充分地展现了黑人男性主题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因此,赖特的小说应该说是他在布鲁斯语境下对黑人生存伦理的历史书写和文学践行。他具有非裔黑人作家特有的文学内涵和与众不同的创作手法。这也是为什么其作品曾迎来过黑人文学的高峰,他的名字被列在影响世界文学的一百位文学大师的名册上。他的一些作品具有经久不衰的文学价值,值得我们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和探索。
张凡[5]2010年在《莫里森小说的美国非裔身份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托妮·莫里森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性作家。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里森共发表了《最蓝的眼睛》(1970)《秀拉》(1973)《所罗门之歌》(1977)《柏油娃》(1981)《宠儿》(1987)《爵士乐》(1992)等六部小说。如今的莫里森不仅拥有广泛的普通读者,也成为了学术界的“宠儿”,但是在这些学术研究中,莫里森的黑人身份意识并没有被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尤其是对作者在文本中关于美国非裔身份问题的思考的发展变化过程缺少系统性研究,而这正是本文选题的重要原因。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界定了本文中身份、身份认同的概念,进而分析了美国非裔问题的由来,揭示了黑人身份被刻意模糊、抵制造成非裔美国人处于前所未有的身份焦虑之中的现实,并阐述了建立美国非裔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然后分析了莫里森小说文本中对美国非裔身份问题的思考所经历的一个大体的发展过程:作者先后发表的每部小说之间具有一定的思想继承关系,总体上呈现出发现主体身份、寻找民族身份、建构美国非裔双重性身份的发展路线。第二部分,首先论证了黑人个体的主体身份认知对黑人保证自身独立性的重要作用。个体是否能够摆脱他人价值观的束缚,关键就是个体是否具有主体身份认知,所以莫里森在早期作品《秀拉》中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黑人女性主体身份认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然后通过对作者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中的女主人公佩科拉和秀拉的比较,证明黑人女性主体身份经历了从失落到发现的过程,再从秀拉拒绝女性传统角色、反叛黑人社区、性自由、女同性恋情结等方面阐述了她的自我主体身份追求的具体表现。第三部分,在分析了片面强调个人主体身份的局限性的基础上,阐发了黑人民族身份认同对于个人心理稳定、人格成熟的促进作用,以及民族身份认同对黑人集体发展的重大影响,从而解释了莫里森在下一篇小说《所罗门之歌》中对黑人身份的思考由个人主体身份上升到黑人民族身份的原因。然后通过南北地理空间的隐喻、奶人在南方接受的黑人教育,论证了黑人文化认知对于黑人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并分析了民族身份认同下奶人的精神成长表现,最后探讨的是莫里森对黑人狭隘民族主义的反思。第四部分,探讨了在黑人身份问题上黑人族群的内部分歧,然后分析了莫里森在《柏油孩子》中如何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吉丁表现了一部分黑人对黑人身份的困惑以及白化自我的心理,又通过森表现一部分黑人对黑人文化的坚守以及对美国公民身份的疏离,并从白人对黑人根深蒂固的歧视、白人自我中心主义以及黑人的保守落后等方面探讨了莫里森对吉丁和森不同程度上的否定,然后从叙述和形象两个方面表明作者认同并且积极建构的是美国非裔同时作为黑人和美国人的双重性身份。第五部分,首先论述了历史是建构美国非裔身份必不可少的手段和资源,然而由于白人掌握了话语权,黑人要么不被言说,要么被扭曲,白人写的黑人历史表现的是白人的文明及其优越感,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文化长期处于被忽视、被歪曲的位置,莫里森重构美国非裔文化身份的重要方式就是重构对当代美国黑人心理影响最大的奴隶史。然后从虚构情节、情感叙事、心理刻画等方面论证了《宠儿》是对美国主流历史文学的解构,同时也是对黑人历史、黑人身份的重构,它体现了非裔美国人的文化心理,对美国非裔正确看待奴隶身份、走出历史阴影起到了重大作用。最后总结了莫里森之所以被认为是一名伟大的黑人作家,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文学技巧,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小说中富有民族使命感的思考对当代美国非裔的全面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孟雷[6]2003年在《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中透视出的他者世界》文中研究说明本篇论文分析的文本是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这部小说虽然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已出版，然而它的内涵与先锋意识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一个黑人女孩的悲惨经历控诉了白人的文化殖民罪行。白人男性视角下建构的审美观作为白人文化的外在体现，而基督教则作为白人文化的内在基石，成为精神上迫害黑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也是这部小说所要批判的内容。本篇论文将主要采用后殖民理论视角，着重探讨小说中反映出来的文化殖民现象，分析主流霸权文化如何通过正统教育和大众传媒等途径对黑人进行精神洗脑，造成黑人的自我憎恨，自我否定心理及由此而来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同时，通过解构主义的理论分析，探讨小说中的碎片与断裂意象，将作者重构黑人历史的意图加以阐明。作者作为主流文化下的少数族裔女性作家，在控诉美国社会中的内部文化殖民现象的同时，作家本人的身份也具有了后殖民研究的可能性。因此，在论文的总结部分，我将就作者本人的身份探讨一下后殖民状态下的黑人书写，研究西方注视下的少数族裔写作，以及对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
蒋欣欣[7]2003年在《托妮·莫里森笔下黑人女性主体性与民族性的建构》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评论界对莫里森的关注同她相继推出的作品相映生辉，运用各种批评理论、研究方法写成的专著、论文纷涌而出。据陈法春考证，目前，以英美为主的西方莫里森研究正向纵深发展，主要有六个焦点问题。而国内莫里森研究仅始于90年代初，尤其是在莫里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零星的评论文章才见诸于世。国内不乏运用各种批评理论对莫里森的小说文本进行解读者，但总体说来不如西方莫里森研究深入、系统，尤其是其作品和访谈中表现出来的黑人女性主义思想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关注莫里森创作中的黑人女性形象，深入探讨黑人女性主体性的丧失与建构、女性群体主体性的建构历程等问题，并结合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阐述莫里森一贯的创作主题，即探讨建构黑人女性主体性与唤醒黑人民族性的交互作用。本文构思新颖，填补了国内莫里森研究中尚无运用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等文学批评理论对其著作进行贯穿解读的空白。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国内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发展，而且本文所论述的黑人女性与黑人民族从边缘向中心递进的非殖民化进程，可为我国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反殖民、反霸权斗争提供参考。
蒋欣欣[8]2004年在《黑人民族意识的重建——解读托妮·莫里森的小说世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托妮·莫里森是个政治意识极强的黑人女作家。她强调作品必须具有政治意义,作品的力量必须在此。如果没有政治,就玷污了作品。因而,在进行小说创作时,莫里森自觉地将非洲裔美国黑人过去和现在的生存境遇融入了文本中,以期展现被殖民制度和种族歧视扭曲、异化的黑人的生活。然而,莫里森并不满足于揭露社会制度的不公平、不公正,她还力图通过文学话语修正历史记忆,治愈黑人民族的心灵创伤,并呼吁黑人民众寻求失去的文化之根,重建民族意识。同时,身为一名女作家,莫里森又凭借她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经历,把黑人女性寻求自我的历程和重构黑人民族意识的进程紧密相连,使之形成交互共进的发展趋势。
黄丽清[9]2013年在《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解读托尼·莫里森的《宠儿》》文中提出托尼莫里森的《宠儿》是美国历史上反种族主义斗争的经典之作。本文尝试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分析《宠儿》如何通过一名女黑奴扼杀亲生女儿的人间惨剧,以死者还魂与生者重逢后又神秘消失的魔幻情节,设计出一场令人震惊的生死对话过程,实现对美国奴隶制的批判。
吕春媚, 陈剑婷[10]2017年在《迷失·救赎·重生——《海洋之珍》中希特森精神复活之旅》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奥古斯特·威尔逊创作的黑人历史剧《匹兹堡系列》中的开篇之作,《海洋之珍》占据重要地位,在人物塑造和情节编排上为该系列剧中其他九部作品奠定了基调。本文试图探究剧中主人公希特森如何在充满歧视的社会空间与迷茫无措的心理空间的双重打击下变为一只迷途的羔羊;进一步分析他如何在伊斯特大妈构建的物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支撑下溶解社会空间与心理空间对希特森认知空间的强行占有,救赎他灵魂的同时为他构建新空间提供充裕的场所。最终,希特森得以生产新空间,逐步形成完整的外部世界认知与内心自我认识,获得重生的勇气,成为为黑人自由而斗争的勇士。
参考文献：
[1]. 托妮·莫里森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D]. 马粉英.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
[2]. 丽塔·达夫诗歌主题研究[D]. 王卓.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3]. 重构非洲裔美国人奴隶史[D]. 吴迎春. 广西师范大学. 2000
[4].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中的理查德·赖特小说研究[D]. 李怡.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5]. 莫里森小说的美国非裔身份问题研究[D]. 张凡. 扬州大学. 2010
[6]. 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中透视出的他者世界[D]. 孟雷.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2003
[7]. 托妮·莫里森笔下黑人女性主体性与民族性的建构[D]. 蒋欣欣. 湘潭大学. 2003
[8]. 黑人民族意识的重建——解读托妮·莫里森的小说世界[J]. 蒋欣欣.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9]. 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解读托尼·莫里森的《宠儿》[J]. 黄丽清.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10]. 迷失·救赎·重生——《海洋之珍》中希特森精神复活之旅[J]. 吕春媚, 陈剑婷.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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