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以大都市圈为主导的中国城市化模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都市论文,中国论文,主导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04]02-0084-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推行以小城镇发展为主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对于加快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如产业聚积不足、缺乏规模经济效益、环境恶化等问题，从而严重制约了中国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因此，为了加快推进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应该采取建立以大都市圈为主导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一、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发展战略存在的问题
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这也是城市化的本质。中国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开始就是一个市场化过程，市场化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奠定了制度基础。也正由于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的渐进性，决定了城市化过程和模式渐进性的特征。
首先，早在1980年，国家建设委员会就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1989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将城市化方针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因此，这一阶段采取的是限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模式。仅“八五”期间，中等城市就由117个发展到192个，增长52%；小城市由291个发展到373个，增长34%；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则由59个发展到75个，增长29%，2001年全国地县级市达到658个。而小城镇伴随乡镇企业的涌起则获得了成倍的增长，在一些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由点到线到面的成片发展，促动了小城镇的高速成长。
其次，与这种城市化模式相适应，为了限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规模，在处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这两个转化关系时，限制农村人口向大城市流动，采取了“离土不离乡”的政策，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的规模呈逐年增长的态势。
最后，尽管小城镇集聚人口的规模逐年增长，但事于愿违的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目的地仍然是大城市而不是小城镇，即“离土又离乡”。据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及流动研究课题组的分析和推算，1997——1999年，转向城镇的农村劳动力由4461万人增至6683万人，其中转向城市的由3145万人增至3922万人，转向建制镇的由1316万人增至2761万人，尽管转向小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增长较快，但目前转向城市的数量仍高于转向小城镇的数量（见表1）。
表1 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数量和比例
（1997——1999年）（数量：万人；比例：%）
年份
转往省会城市 转往地级市 转往县级市 转往建制城
合计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1997 1055
12.68 1009 12.13 1081 13.00 1316 15.83 4461
53.64
1998 1049
10.99 1200 12.57 1361 14.26 1872 19.61 5482
57.43
1999 1179
11.66 1312 12.97 1431 14.16 2761 27.32 6683
66.11
资料来源：华民主编，《长江边的中国》，123页，学林出版社，2003.3。
据统计，在转进城镇的9948万农村劳动力中，城市累计吸纳6233万人，小城镇累计吸纳3715万人；1997-2000年，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比例分别为59.7%、54.0%、53.9%和57.9%，而小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比例分别为14%、14.9%、14.9%和19%（注：华民主编·长江边的中国，[M]，123页，学林出版社，2003）（注：《中国统计年鉴》（1998、1999、2000、200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8、1999、2000、2001））。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空间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主要是城市，而不是小城镇（建制镇）。所以说，从城市化的本质——人口城市化的角度看，我国实际上走的是向城市集中型的城市化道路，而决策层所推进的小城镇模式收效甚微。换句话说，对中国这样的一个疆域辽阔、地区差异十分显著的国家来说，要实现城市化的发展目标，仅有小城镇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应当将大都市圈发展战略提升到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的高度予以实施，应当与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列。
二、确立以大都市圈为主导的中国城市化模式
我国在向城市化的迈进中究竟是选择大都市圈，还是选择小城镇模式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热点（注：《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选择的几点思考》，迟兴臣，[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1）（注：《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几个误区》，程怀儒，[J]，《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2）（注：《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新探索——“城市化：中国新世纪发展的挑战与对策”国际研讨会综述》，陈甬军，[J]，《中国经济问题》，2001.6）（注：陈甬军，陈爱民主编·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在相当长时期内，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来源于大都市圈的扩张（注：刘传江·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创新，(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注：《要小城镇，也要大城市圈——关于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另一种思考》，周牧之，[J]，《中外交流》，2002.10）（注：《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现实选择：兼论中小城市的城市化问题》，冷静，[J]，《江西社会科学》，2002.3）（注：《都市经济圈：一个新的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石忆邵，[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9）。笔者认为中国城市化应选择以大都市圈为主导的模式，是基于以下判断：
（一）未来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单元既不是国家，也不是企业，而是大都市圈
经济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并行发展，带来全球大都市圈之间的分工和交流、合作和竞争的日益强化。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都将通过大都市圈这一中观地域单元体现出来。因为只有大都市圈才具备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交流所需要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只有大都市圈才拥有足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参与全球性的城市间竞争。
大都市圈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基本形成共识：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京津唐大都市圈将是我国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三艘旗舰。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率先融入世界经济的桥头堡。它以占全国1%的土地面积，集中了全国6%的人口，提供了全国22%的GDP，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占全国的25%。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不含港、澳地区）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0.43%，人口却占全国的1.8%，GDP总量占到全国的8.3%，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21%，外贸出口总额占全国的34%。都市圈正在以强大的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城市集聚而跻身世界经济的大舞台。
（二）大都市圈人口集聚、土地集约的特点，适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
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工业化国家，为了追求发展的效率并容纳较多的就业人口，往往被迫选择以大都市圈为主导的城市化模式。因为大都市圈为核心的区域不仅产业集聚和要素集聚程度高，经济增长速度快，潜力大，能够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而且辐射扩散能力强，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大，有利于实现都市圈域内的城乡联动发展。根据复旦大学华民教授的研究，一个城市的就业是内生还是外生的，取决于就业增长依靠的是增量投资，还是产业之间相互提供的需求。从这样的定义出发，我们很容易作出这样的判断，即：小城镇的就业必定是外生的，大城市的就业是内生的。大城市就业增长的内生性是由大城市特有的、因产业集中而造成的范围经济决定的。小城镇可以有单一产业的规模经济，但是绝对没有像大都市圈那样的因产业高度集中所形成的范围经济。中国的幅员面积很像美国，但人均国土条件非常像日本，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要走大都市圈的道路，像日本一样构造我们的大都市圈，来缓解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国的都市圈和日本的都市圈的形态还不完全一致。但我国必须向着日本的方向走，原因在于中国和日本有着相似的人均资源条件。
（三）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要求我国应选择以大都市圈为主导的城市化模式
工业有着强烈的大城市区位指向，它需要城市功能服务、需要大规模的工业基础设施支持、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需要产业集聚的效益、需要紧靠它的大用户——大城市。我国目前尚未完成工业化过程，因此向大城市集中是不可避免的；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有人认为人们不再需要大城市甚至城市，大家可以住在乡村通过网络进行交换。其实恰恰相反，信息化将使大城市在信息交流、信息产业发展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有的信息是不能从人体分离的。可以说大城市在信息经济时代具有明显的优势。
（四）环境消费的规模经济也要求我国选择以大都市圈为主导的城市化模式。
我国是一个环境资源非常稀缺的国家，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道路选择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和做法一直是发展小城镇，结果造成中国城市规模普遍过小，并导致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极为严重的环境消费的规模不经济，环境问题因此而日益恶化。更为重要的是，小城镇在改善和治理环境方面往往是无能为力的。理由是，城市规模过小，治污投资不能产生收益，就只有依靠公共投资，而且由于小城镇的规模过小，政府税收流量有限，没有能力通过公共投资来治污。结果便是中国今天随处可见的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注：《中国城市化模式选择问题研究》，王树春，王玉婧，刘学敏，[J]，《学习与探索》，2003.1）。通过建立和发展大都市圈来实现环境消费的规模经济。它即可以减少环境资源的人均消费量，又可以通过巨大的盈利空间来促进环保业的发展。
（五）实施大都市圈发展战略是适当提高消费率、实现投资和消费协调，能有效缓解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困境
在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重投资、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偏向由来已久，强调主要依靠投资增长率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因而产生消费率明显偏低的现象，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是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如我国最近10年平均消费率只有59.5%，而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79%；1952-2000年，我国最终消费额增长了25.5倍，平均增长率为7.1%，而同期GDP增长了33.4倍，年均增长率为7.7，前者平均增长率低于后者0.6个百分点，这个差距的长期累积致使消费率偏低引起的问题不断加剧。众所周知，城市是高效率集体消费的空间组织，城市消费是消费增长的主力，也是潜在消费转变为现实消费的关键，城市建设还是我国少有的几个能同时拉动投资和需求的重要经济部门。而且在大都市圈的不同等级城市结构体系中，存在明显的阶梯式消费水平差距。据有关资料分析，特大城市的消费水平一般高于大中城市，而大中城市又高于小城市，小城市又高于小城镇。由此可见，向大都市圈内部不同规模的城市转移农村人口会产生不同的消费增长潜力。因此，加速推进城市化，特别是实施以大都市圈为核心的城市化战略，将成为解决我国内需不足，促进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
三、我国“大都市圈”演进趋势前瞻
大都市圈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一般是在城市密集区域的基础上，城市群内部空间进一步相互作用、连接、彼此交叠而形成的。根据日本的经验，都市圈的直径距离为200-300公里，人口为3000万人上下，在每个都市圈都有1个或2到3个人口在200万以上的大城市作为中心城市，中心城市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可以占到圈内的1/3到一半以上。每个都市圈的国内生产总值则超过按现价计算的1000亿美元。
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区域布局以是以全国分工为特征，没有一个地区符合上述要求。我们可以把那些GNP在1000亿美元上下，有明显的中心城市，且中心城市的制造业比较发达，以及主要城市间的距离在300公里以内的地区作为规划未来的都市圈的雏形，按照这样的原则，我们可以划分出十大都市圈（注：姚士谋·中国城市群，[M]，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2003年第2版）（见表2）。
表2 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十大都市圈
区域
主要中心城市
长江三角洲
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
珠江三角洲
广州、香港、深圳、澳门、珠海
京津唐地区
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
辽中南地区
沈阳、大连、抚顺、本溪、鞍山
山东半岛
济南、青岛、烟台、威海
闽东南沿海
福州、厦门、泉州、漳州
四川盆地
成都、重庆、绵阳、自贡
华中大都市圈 武汉、长沙、南昌、湘潭、株洲
中原地区
郑州、洛阳、开封 关中地区 西安、咸阳、宝鸡
资料来源：姚士谋·《中国城市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2003年第2版。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未来20年内我国将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而我们所划分的大都市圈，人口一般都在5千万到1亿以上，面积一般又大大超过4-6万平方公里，所以，这十大都市圈在不远的将来就可能再次出现分化。比如在2005年左右，这可以作为我国以都市圈为城市化战略目标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到2010年以后，第二个阶段的到来则又看得比较清晰。比如，湖北、湖南和江西的经济重心都在沿江140公里的范围之内，武汉、长沙、南昌这几个城市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也都未超过300公里，因此暂时可划在一起，由武汉这个中部的制造业中心来主要供给都市圈内的制造业的产品需求和带动圈内的制造业发展。但是从长远看，由于圈内人口太多，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会在湖北的沿江经济带，湖南的长、株、潭工业区到常德、岳阳一带和江西的“昌九”走廊，分别分化出新的都市圈。济青都市圈、成渝都市圈也是如此。从长远来看，到2030年我国将会达到人口增长的最高峰，为16亿人。如果城市化率达到80%，就会有13亿城市人口。到那时将会有不止十个大都市圈（注：《我国未来城市化发展的空间结构模式》，蔡建辉，[J]，《现代城市研究》（南京），2003.4），而按每个都市圈的人口为5000万人计算，我国将会有至少20个以上的都市圈。在都市圈建立相对独立的产业体系是实现都市圈战略的核心。在未来的15年内，要根据工业化过程中需求结构变化的规律在各大都市圈内都建立一套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其中主要是制造业结构。在每个都市圈内，主要的轻重工业产品应该都能够生产，各都市圈之间所交换的主要应是各自的特色产品和优势产品，这样就可以把原在各都市外的运输转为圈内运输，从而大大减少区域间的交通运输要求，减少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对土地资源的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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