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死与须藤医生无关吗——就《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和秋石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与我论文,一书论文,七十年论文,医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数月来，由于秋石先生《爱护鲁迅是我们的共同道义》一文在2002年9月17日《文艺报》的刊发，周海婴先生《鲁迅与我七十年》的若干内容在学术文化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但是，我感觉到秋石先生的文章自身带有根本性的缺陷——缺少实事求是的态度，因而也产生了不少偏颇和失实之处。
怎样从总体上估价《鲁迅与我七十年》
秋石先生说：“这本书，与其说是《鲁迅与我七十年》，倒莫不如取名为《我这七十年》更要贴近得多。这是因为读者所要从中汲取的精神营养实在可怜得很。”
事情果真如此么?
无论就我个人读这本回忆录的印象，或者是看到、听到的许多朋友对《鲁迅与我七十年》的读后反映，基本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好在哪里?首先是真实地写出了伟大鲁迅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丰富的感情世界。海婴以他独特的视角和朴素坦诚的叙述，不带光环地还原给读者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像有关海婴出生的陈述；像清晨时分鲁迅躺在床上“眯起眼睛”看海婴为自己的烟嘴装一支烟的神情；像在庭院内种南瓜以及收获时给内山家送南瓜所体现的鲁迅父子的情意；海婴与小朋友在家中玩耍不慎撞碎玻璃以致右腕汩汩出血，鲁迅为之默默包扎，不加责骂；有一次海婴赖着不肯去学校，鲁迅起初用报纸卷假意要打屁股，但当他了解海婴气喘病发作的实情后，立即要许广平向老师请假，并亲自向堵在家门口的小朋友做了解释；……这些都可以说是一篇篇好读的散文，充满着浓郁亲切的人情味，也渗透着鲁迅人文精神所特有的强烈的现代性。即使后半本所记述的一些事情已在鲁迅逝世以后，却依然贯穿着“幼者本位”这种人文精神。像192页所叙述的海婴9岁时一次受“测试”的经历，使作者几十年后想来“仍不寒而栗”，禁不住要发出“祈愿天下所有的孩子都不要遇到这种‘测验’”的呼吁；255页写到的光夏附小国文老师对学生体罚的惨烈场面以及许广平得知后采取的行动；这些文字背后，可以说都有一颗鲁迅的灵魂在呐喊。也许在有的同志心目中，这些都是无谓的琐事。但其实，离开了这类“琐事”，鲁迅精神的伟大也就无从突显。
不仅如此。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海婴还怀着深挚的敬意，写到了许多先贤们的感人事迹。像瞿秋白夫妇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并且做了十分细致的说明所带给孩子的无穷乐趣；萧军得知鲁迅逝世的与口号噩耗后奔上楼来“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许广平在日寇攻陷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后预作准备，销毁各种抗日的文字资料，被捕后遭毒刑拷打仍坚贞不屈；与她命运相近的还有柯灵、杨霁云，也都饱受日寇刑审之苦，甚至被狼狗扑咬……难道所有这些内容和文字，都可以像秋石先生那样，用“精神营养实在可怜得很”一句话来轻松抹煞的么?
抹不去的须藤医生的可疑点
提出有关须藤医生的几处疑点，是《鲁迅与我七十年》的一个亮点，却也成为秋石先生严厉批评、谴责的一个重点。秋石先生几乎花了比海婴《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原文多出50%的篇幅来考辨和释疑，力图证明海婴书中那些疑点是“莫须有”的。
其实，对须藤五百三医生的治疗有所怀疑，是鲁迅逝世时许广平、周建人等家属当时就产生的(批注和伏笔在须藤医疗报告的末尾用括弧所注的两行字：“追加疾病名称：胃扩张，肠迟缓，肺结核，右胸湿性肋膜炎，支气管性喘息，心脏性喘息及气胸”，应该就是家属当年留下的)，而且早在1949年10月通过周建人刊于《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就已公开化。海婴先生在回忆录58页上明白交代了这件事，他说：“关于父亲的死，……在我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为什么会有这团“排解不去的迷雾”?原因在于，许广平发现须藤医生在鲁迅死后应治丧委员会要求写的医疗报告上做了手脚。也就是周建人告诉海婴的：“(你)父亲死后，须藤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的药物等等，你母亲经常提起这份报告，说这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诊断报告的前段，讲鲁迅怎么怎么刚强一类空话，后段讲述用药，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倒填治疗时间的做法，非常可疑。”(61页)请秋石先生注意，这不是海婴的话，而是周建人的话。任何人想要为须藤医生洗清干系，都不应该回避这一重要关节。我不理解秋石先生花了那么多篇幅进行考辨，却为什么独独不考辨周建人所说的这一段关键情节，为什么不找须藤医生写的这份医疗报告来研究一下。报告的最大特点，是把鲁迅肋膜积水的检查与治疗时间提前了整整3个月——从1936年6月提前到了3月份。报告内容哪些是真实的记录，哪些是子虚乌有的编造，我们只要同鲁迅的日记、书信及相关人员的回忆文章对照起来考察，不难真正厘清。
鲁迅在1936年8月27日致曹靖华的信中说：“我的病也时好时坏。十天前吐血数十口，次日即用注射制止，医诊断为于肺无害，实际上确也不觉什么。此后已退热一星期，当将注射及退热、止咳药同时停止，而热即复发。昨已查出，此热由肋膜而来(我肋膜间积水，已抽去过三次，而积不已)，所以不甚关紧要，但麻烦而已。至于吐血，不过断一小血管，所以并非肺病加重之兆，因重症而不吐血者，亦常有也。”这里说得很明确：到8月27日为止，“我肋膜间积水，已抽去过三次”。而须藤五百三在他的医疗报告中却说至8月7日已抽过4次，两者明显不符。好在都有日期，我们可以由后而前一一核对。
须藤提到的最后一次抽取肋膜积水是8月7日，查鲁迅日记，这一天确有如下记载：“往须藤医院，由妹尾医师代诊，并抽去肋膜间积水约二百格兰，注射Tacamol一针。广平、海婴亦去。”此与须藤报告完全吻合。
倒推上去两次，分别是6月23日和6月15日，在鲁迅日记中，没有这两次抽取肋间积水的记载，原因是6月份鲁迅病重，自6月6日起即无法记日记。从情理和事实上说，这两次抽液治疗应该是进行过的(日期可能比报告提到的要晚，大约在6月下旬)。做这种推测，重要依据有二：一，5月31日下午，史沫特莱邀约了美国肺病专家邓恩(DUNN)医师到鲁迅家中看病(史沫特莱对须藤医生的医术不大放心)，由许广平介绍病情，茅盾翻译，在座的还有一个多月前从陕北到达上海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邓恩医师用听诊器对鲁迅胸部进行听诊，还用手指作了细致的叩诊，前后“足足听了二十分钟”(参阅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册325—327页)。他认为鲁迅病情复杂凶险，指出鲁迅肋膜间已有积水，判定鲁迅不但有肺病，而且正患着结核性肋膜炎，因而建议对病人实行抽取肋间积水以消炎退热的治疗方案。事后，须藤医生也来到鲁迅家中，却不同意邓恩医师的诊断，认为“肋膜里并无积水”(见周建人《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二，到6月15日，鲁迅在上海福民医院拍摄了胸部X光片，其结果竟与邓恩医师的诊断非常相近，证实年青时起鲁迅就两度患肺结核，还有肋膜炎和中度积水等。在这种情况下，6月下半月须藤也不得不改口并采取抽液措施，是符合逻辑的。
至于须藤医疗报告中所说的3月2日就怀疑鲁迅“胸膜炎”乃至疑有“水泡之声响”，3月19日“作突刺试验”，“三月二十八日第一次行穿刺术采取胸液，约得300公分”，这些在鲁迅日记中均无记载。3月2日日记涉及疾病的只有“下午骤患气喘，即请须藤先生来诊，注射一针”10多字。3月19日的鲁迅日记只记：“昙。上午得楼炜春信。得王冶秋信。得三弟信。下午张因来。”3月28日的日记为：“昙。上午得增田君信，午后复。寄吴朗西信。下午得唐信。得孟十还信。萧军及悄吟来。得《漱石全集》(十三)一本，一元七角。晚蕴如携官来。三弟来。夜小峰夫人来并交小峰信及版税泉二百，付印证四千。邀萧军、悄吟、蕴如、官、三弟及广平携海婴同往丽都影戏院观《绝岛沉珠记》下集。”后两天日记无一字提到医疗方面。两者如此不符，会不会是鲁迅漏记呢?不可能。鲁迅的习惯是：凡须藤医生诊病或注射，日记中必作记载。因每次诊病均须给医药费，漏记就会出差错。3月份日记中共记到须藤7次，有的只是寄一封信的平常小事，他都没有放过；像胸部穿刺试验和抽取肋间积水这类比较重大的医疗措施，鲁迅绝不可能遗忘。所以，医疗报告中提到3月份这一次穿刺试验、一次正式抽液，我认为只能是须藤五百三在鲁迅死后的编造。从情理上分析判断，这种编造的痕迹也很明显。试想：如果3月28日这天须藤真的对病人“行穿刺术采取胸液，约得三百公分”，鲁迅还有时间和精力来读信、复信、购书、付印证、接待萧军夫妇和三弟及弟媳、侄儿吗?还会有这样好的兴致陪伴朋友、亲属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吗?据8月7日那次穿刺抽液200CC目击者海婴回忆当时情景说：
……看见父亲坐在一把有靠背的木椅上，斜侧着身体，衣襟半解开着。我顺眼一望，他的胸侧插入一根粗的针头，尾部还有一段黄色半透明的橡皮管，地下接着一只广口粗瓶，其中盛有淡黄色液体的半瓶，橡皮管子还在徐徐滴下这种液体，速度不很快，似乎与呼吸起伏相适应。……
按此情形，那么，3月28日抽取肋间积水300CC需时不会很短，怎么可能不在鲁迅当天生活中留下任何印记?而且更大的破绽在于：既然直到5月23日鲁迅在致赵家璧信中还在抱怨：“今日医生始调查热型，那么，可见连什么病也还未能断定”；既然直到5月31日下午，须藤五百三还表示不赞成邓恩医师关于鲁迅患结核性肋膜炎并有肋间积水的诊断；既然直到8月26日，才查出鲁迅发烧的原因“由肋膜而来”(见前引鲁迅致曹靖华信)；那么，须藤五百三怎么可能在3月份就怀疑鲁迅为“胸膜炎”并实行胸肋穿刺抽液治疗呢?这不是在“死无对证”情况下明目张胆地伪造病历吗?无怪乎当年许广平一眼就望穿这把戏而要产生怀疑了!须藤编造这类谎言，其用心难道不正是为了掩盖他本人“延误”鲁迅病情的重大责任吗?
秋石先生对赵平声所提供的须藤五百三是上海的日本退伍军人(日语称作“在乡军人”)团体“乌龙会”副会长一事，也采取否定的态度。他以近乎不屑一顾的口吻说道：“从1932年‘一·二八’前到鲁迅逝世，须藤医生竟然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来实施这个慢性谋杀计划?”这里所谓的“须藤医生竟然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来实施这个慢性谋杀计划”，只是秋石先生自己的夸大性推断，无论是周建人或海婴都没有这样说过。因为事实上，鲁迅经常请须藤看病，是从1934年7月才开始的，直到他逝世，总共才两年多，何来所谓“五年左右的时间”?至于对须藤曾任上海的日本退伍军人团体“乌龙会”副会长一事，读读前述周建人1949年发表的《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一文就会知道，当年提供情况者对须藤的政治面目其实是相当了解的。他不但说到“上海有一个日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的会，是一个侵略性的团体，须藤担任副会长”，而且居然“知道须藤家的电话里所讲的多般(半?)不是医药上的事情，却多数是中日之间的交涉与冲突”。可见此人的话不是随便说的，他应该与须藤有一点特殊关系，甚至肩负一点情报任务。从鲁迅逝世后须藤五百三所写的《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文(载《作家》杂志第2卷第2号，1936年11月15日刊出)来看，须藤为人虽似谦和，医疗收费亦较低廉，但却很了解和注意鲁迅的政治态度。文中曾经记述了他们两人之间一段颇有意味的对话：
有一天我半谈半笑地对先生(指鲁迅——引者)说：“日本古时武士的习惯，是在每年元旦那一天修改遗嘱。因为他们过的那种生活，究在什么时候遭人杀死，是很难预测的。像先生这样或者为了主张和主义，会受敌害的危险的身份，对于日本武士的那种习惯，我觉得是颇必要的。”当时他回答说：“在我方面来说，到那时，我平生言论和主张，已很够留在我死后了，那一套事恐没有必要吧。”
这段多少有点暗含机锋的谈话，值得人仔细捉摸。当然，迄今所知的有限材料，不足以成为怀疑须藤医生有意“谋害”的依据(误诊和伪造治疗经过则完全可以肯定)。因此，我很赞成海婴先生的说法：“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海婴采取的态度是：只把前辈的想法和有关的疑点记录下来，“将自己之所知公诸于众。至于真相究竟如何，我也无从下结论，只能留待研究者辨析了”。应该说，这是一种客观冷静、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受到误解和责备。
相关链接
《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于2001年9月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作者周海婴。据周海婴介绍，这本书是他为纪念父亲诞辰120年而作。作为周海婴70年来的“第一次深情回忆”，《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详细地记录了周海婴的经历和对父亲的思考，惊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诸如鲁迅极有可能是被他的日籍医生须藤托延治疗谋害、毛泽东回答“假使鲁迅还在”会怎样、周作人为何将鲁迅逐出八道湾等。该书出版发行后即登上畅销书行列。
2002年9月17日，《文艺报》以大篇幅发表秋石文章《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对若干秘闻作“探究和澄清”，认为“历史的真实是谁也不能捏造或篡改的”，并提出《鲁》一书究竟会留给后人怎样的鲁迅遗产的问题。
9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分别在头版和16版以《海婴先生请读读<鲁迅全集>》和《海婴先生的记忆力与鲁迅遗产》两个标题选刊该文。一时间，文坛纠纷又起。
10月16日，《中华读书报》头版刊出报道《秋石撰文质疑周海婴写书风波又起》，《鲁》一书责编、秋石本人、周海婴家人和鲁迅研究专家或就《鲁》书，或就秋石撰文质疑《鲁》书一事公开表明态度。专家认为，《鲁》书作为消闲读物来读，还是有其存在价值的，同时也肯定了秋石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论争中可贵的严谨态度。
11月13日，景迅在《中华读书报》14版发表《请尊重周海婴先生的人格》，认为秋石文章有值得商榷之处。一段文坛纷争就此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