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现代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开拓者论文,群体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新文学开拓者群体，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才群落。开放意识、“立人”意识和创新意识，是其现代意识的三种表现形态。开放意识，主要由危机感和吸纳要求两个连续发生的思想构成。“立人”意识，首先是张扬自我和个性，其次是努力成为“世界民”，挤入“世界人”的行列。创新意识，表现为强烈的破旧立新的精神，落实为变革旧中国和构建新文学的实际行为。
这种现代意识，既是新文学活动家、创作家倡导、建设新文学不可或缺的主观条件，又在他们创建新文学的实践中，不断提高、升华，进而支配着新文学开拓者们更加意气风发地开展新文学活动和新文学创作。
关键词：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现代意识/开放/立人/创新
1917—1925年中国文学由传统型文学嬗变为现代型文学。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新文学开拓人才的群体。〔1 〕这个群体具有了一些与既往中国文学家思想意识不同的现代意识：开放意识、“立人”意识和创新意识。这些现代意识，与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并且具有从事文学活动和创作的人们的特殊性。
切实的危机感受，大胆的吸纳要求——开放意识
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在这块广袤的大地上，平原、盆地、丘陵、高原、山地、河流、湖泊、内海，地形齐全；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亚热带、热带，气侯多样；金银铜铁锡，农林牧副渔，资源、经济富足；地形、气侯、资源、经济自成体系，优越充裕。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生长繁衍在这里的中华民族，自给自足，自适自乐，与域外无争，逐渐形成国家、民族、经济、文化牢固的封闭性。与此相适应，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也具有牢固的封闭性，以至于世界历史已经发展到工业社会，迫切要求地球上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互相交往、交流，要求资源、劳动力、市场世界化，中国人却仍然不闻不问，闭关锁国，盲目乐观地按照既定秩序生生息息。1840年鸦片战争的洋炮，轰毁了清王朝紧紧关锁的国门，英国的军事侵略，逼使几千年关锁国闭的中华帝国，不得不对外开放，亡国灭族的灾难，就要降临至中国人头上，一批知识分子首先觉悟奋起救国，放眼陌生的世界，惊骇地发现，西方工业社会蓬勃发展，寻求强国富民道路的强烈愿望，驱动他们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适应被动式的开放，思想行为主动对外开放，思想意识逐步由封闭的传统模式向开放的现代模式转化。历史演进至五四时期，这种现代式的开放意识空前发达。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就是这批时代先躯者队伍的重要成员。他们开列的拯救中国的药方中，就赫然彰明他们的开放意识。他们主张中国必须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2〕，具体到文学领域， 立志要“打破”“中国文学上传统的锁国主义”，接上“世界文学的洪流，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枝”。〔3 〕新文学开拓者的开放意识，突出地表现为两个连续的思想行为：危机感受和吸纳要求。
历来中国人对其生活的社会的评估和期望，往往以古代盛世为坐标，从本民族历史纵向比较中形成自己的认识和追求。1840年的历史变动，使他们发现了另处一个异质参照系，即西方文明，遂将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做横向比照。思路一变，认识就跃入新的境界，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若仍旧不思变革，有被世界抛弃的危险；他们的“大恐惧”是“中国人失了世界”〔4〕。因此急切地倡导面向世界， 改变“中国永与世界隔绝”，“和世界潮流隔绝”〔5〕的状况， 努力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这种切实的、焦灼的危机感，正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大变化、大改革历史时期弄潮儿们的意识特征，正是中国人思想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可见这种危机感的指归，就是要迅速找到救国富国强国的途径。新文学开拓者继续他们先贤探索着这条道路，他们从洋务运动、戊戍变法、辛亥革命的失败的教训中觉悟到，单单进行物质的、制度的层面的变革，中国的治救是难以奏效的。从既往历史的反思中，他们认识到富强中国，首要问题在于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先夺民魂，后可兴邦。这种认识显然有局限，但必竟是中国人思想意识的大步前进。那么以什么为凭借去改变民众的思想意识？许多新文学开拓者都认为是文学，“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6〕， “感化社会”的〔7〕，可以负担一部分“制造光明”，“改造社会”的责任。〔8〕因此要“为大中华，造新文学”〔9〕，以新文学教育人，启发人， 改造落后的中国国民的灵魂，重构崭新的思想意识，从而使中华百姓为振兴中国而不息奋斗。但是他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学是已经陈旧的武器，无以完成历史赋予的改造国民灵魂的庄严而伟大的使命，产生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危机感，希望立刻加以变革，向新形态的文学转化。首先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争个地位”〔10〕，而后才能影响中国人，促使其在世界人中争个地位。因此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改变国民的精神，成为五四文学的主旋律。当时的新文学开拓者，把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希望寄托在先进知识分子身上，改魂换魄的主要对象则是农民、市民等老百姓。唯其如此，开创时期的中国新文学呈现出这样的表现格局：受到五四洗礼的知识分子和以农民、市民为代表的国民，成为新文学创作的主要取材层面和主体人物形象。但是新文学开拓者们很快发现，一方面当时先进的五四青年知识分子，软弱无力，在革命浪潮激荡下冲闯了一阵子，随着革命的退潮堕入苦闷、彷徨的深渊，难于承担他们的厚望，另一方面农民、市民等中国国民，深受封建专制的压迫、封建思想意识的荼毒，短时间内绝难彻底改换思想和灵魂。他们要依靠的改造国民性的人们，他们要改造的国民性的载体，与他们焦急躁动的兴邦意识形成巨大落差。“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11〕，就产生了悲剧。唯其如此，以改造国民性为基调的新文学，笼罩在淡淡的悲色中。悲色，成为新文学作品的重要审美取向。
那么怎样建设拯救民魂的新型文学？同样，新文学开拓者把目光转向西方，将西方文学作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灯塔，如饥似渴地学习，大量地大胆地汲纳，采取的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拿来主义”，“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拿来”，“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12〕因此伴随着中国新文学的酝酿、倡导和确立，中国文学界、文化界，掀起空前的译介外国文学、文化的热潮。外域文学、文化始终是新文学吸纳思想、艺术营养的重要源流。在五四前后的一、二十年中，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有影响的文化思潮、文学思潮，几乎全都涌入中国，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心理分析派、意象派、未来派等文学思潮，人道主义、进化论、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实证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文化思潮，摩肩接踵地步入中国文坛。世界文学著作，特别是被压迫、被损害国家、民族的文学，成为新文学开拓者争先恐后学习的对象。笔者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翻译文学卷》〔13〕粗略统计，1917年至1925年共出版翻译文学作品400种左右，涉及二、三百位作家，这些作家和作品覆盖了英、 俄、法、美、日、德、波、瑞典、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瑞士、芬兰、比利时、希腊、丹麦以及荷兰、塞尔维亚、挪威、南非、印度、葡萄牙、波斯尼亚、奥地利、爱尔兰、亚美尼亚、波斯、捷克、南斯拉夫等30来个国家。此统计还未包括如下两种情况：这个时期文学期刊之多，创既往中国文学史记录，其上大都有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或介；此外，不少新文学开拓者，可以直接阅读未翻译成中文的外域文学作品。加上这两项，可以结论，新文学开拓者学习外国文学的范围极为广泛，涉及的国度、作家、作品之多，超过此前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任何时段。创作新文学的台柱人物，几乎都受到外国文学和文化的滋补。胡适说留学美国期间，他虽然不是学习文学专业的，“但也颇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书籍，无形之中，总受了不少的影响”〔14〕。鲁迅说他写小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15〕。郭沫若自己认为，“我的短短的作诗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段是泰戈尔式……； 第二段是惠特曼式……； 第三段是歌德式了”〔16〕。叶绍钧认定，“如果不读英文，不接触那些用英文写的文学作品，我决不会写什么小说”〔17〕。冰心以为她写《繁星》、《春水》，“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18〕。闻一多自己认为他在留美期间写作的《忆菊》、《秋色》等诗篇，“具有最浓缛的作风”，乃是“义山、济慈的影响”所致。〔19〕冯至以他接触到的文学青年为例，具体生动地说明新文学开创时期外国文学的巨大影响，他说：“往往是先接受外国的影响，然后又回到中国文学的传统上来……。二、三十年代我们强调借鉴外国文学，那时大家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多，在作品中体现出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也比较多。”〔20〕不只文学创作家如此，文学理论家、评论家亦然，开创期成绩最显著的文学批评家茅盾“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就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他曾写道：“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像我这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词赋的梦游世界里伸出头来，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俄罗斯文学。”〔21〕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创作受外国文学影响，从外国文学中吸取营养，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开放意识，使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审美意识、表现技术技巧，与世界文学接轨，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开出新路，在倡导、确立中国现代型文学的整个过程中，他们始终保持开放意识。
张扬个性，挤入“世界人”——“立人”意识
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经济，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家庭小农业为主的经济格局。因此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随着人口繁衍，小家庭发展成大家族；千千万万个家族组成民族、国家。维系家庭、家族、民族、国家的纽带，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敬妇从，兄友弟恭，朋友有信，每个人都被紧紧地钳制在群体之中，通过约束自我，尽到社会责任。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意识表现出的特征之一，是重集团轻个人，重人际关系，轻个性张扬，要求个人对集团的秩序和和谐承担义务，一切从个人要求起，通过完善个人，达到集团中人与人关系的完善，以至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完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它对社会成员的标准规范。随着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开放，资本主义文明迅速流布中华，西方自由、民主、个性主义等思潮，冲刷着中国传统的重集团轻个人的文化意识，把“人”从种种封建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变成独立的自我，成为中国先进人士的共同呼声。新文学开拓者是其间的生力军。他们高扬“立人”的旗帜，要“去开辟人荒”，〔22〕“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23〕使个人成为社会活动的主体，认为首先“立人”，而后方能“事举”。〔24〕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立人”意识，包含着两项重要内容。首先是自我意识，张扬个性。他们从封闭式的传统意识中超越出来，发现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权利和幸福，要求“发展个性”〔25〕，“使个人有自由意识”〔26〕，认为“人”，“个个是进化历程中的一个队员；个个要做到独立健全的地步；个个应当享光明，高洁，自由的幸福”〔27〕，应该把人从三纲、五常中剥落出来，成为独立于社会的人，变“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为“为自我而存在”〔28〕。其次是世界人意识，挤入世界人。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已经把目光从中国一隅转向全球，从封闭的一角转向全世界。他们切实地感觉到，中国要想立于世界之林，首先必须中国人不仅仅做中国人，而且要进入世界人的行列，做“世界民”〔29〕，不能被从“世界人中挤出”〔30〕。尽管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对自我意识的认识还不深刻，不完善，对世界人的理解失于笼统，肤浅，但是他们矢志重构中国人的模式，使其成为个性和才智充分发展的人，并且把中国人作为世界人的一部分，放到21世纪现代人的整体中去进行规范和建设，已经标志着中国文学活动家和创作家的主观意识，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向现代意识嬗变，实现了中国人对本体地位和价值的认识的伟大突破，使中国人对意识的认识历史跃上崭新的高度。从新文学创作实践反观新文学开拓者群体，更明显地展现出他们“立人”意识的强烈。
以“立人”为内容的新文学作品，是新文学倡导和确立时期最为壮观的文学景观之一，人的解放成为开创时期文学思想内容的主潮。新文学作品“立人”内容的基本形态为三个主题群。第一个主题群是表现自我，表现主观。这方面散文作品尤为突出，因为散文本来就是展示作者自我世界的文体。其次是诗歌，表现自我情绪、抒写主观情感，是新诗极为重要的内容。郭沫若《天狗》中创造的吞食星球，飞奔于神经、脊髓、脑筋的天狗形象，正是五四时期狂飚式青年郭沫若的写照；郑振铎的《我是少年》中抒发的“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我只向光明的所在，进前！进前！进前！”，恰好是郑氏激励自我的行动纲领；朱自清的《毁灭》，既表现了五四落潮后他的空虚、寂寞，也反映了他继续向前的愿望。闻一多在《太阳吟》中无可奈何地反反复复向太阳诉说游子在异域他邦的怀念祖国、眷恋家乡的情怀，正是留美期间闻一多真实情感的宣发。第三以小说的形式表现自我和主观，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还未曾出现过哪一个时期，像1917—1925年那样作家成群结队地创作表现自我的小说的文学现象。郁达夫明明白白地表述了他的创作观：“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31〕，他“不大用过他人的事情来作”“写作的材料”〔32〕。他的多数小说中都有作家自己或自己的影子，《沉沦》中的“他”，《春风沉醉的夜晚》中的“我”等，就是作者自我的投影，摄取的是他本人的经历，抒发的是自己的情愫，发表的是他个人对人生和世态的认识和看法，开拓出一个属于郁达夫的精神世界。庐隐主张“对一个作家来说，最要紧的是在任何作品中，……都要完完全全毫无保留地表现自己”〔33〕。她的代表作《海滨故人》便是“完完全全毫无保留地表现自己”的创作，主人公露沙便是作者的化身，露沙与女友们艰难困苦地探索人生要义的情节，就是庐隐寻求人生意义的经历的足迹。不仅小说《海滨故人》如此，整个一部《海滨故人》小说集，大都体现了这个特点，此中收集的14篇作品，主观抒情小说占一半之多。其次郭沫若、王以仁、倪贻德、陶晶孙等的一些小说，也是表现自我和主观的典型。这些新文学作品，表现的自我和主观，不是孤家寡人的自我和主观，而是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休戚相关的自我和主观，所以也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别是当时青年的情感和愿望，因此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二个主题群是解放人性，唤醒个性。许多新文学作品表现了对压抑个性、扼杀个性的不平、愤慨和抗争，有的把个性比作一条小河，反对人为地阻截它，使其欢畅地在黑土、红花、绿叶、黄果间稳稳地向前流淌（周作人，《小河》）。有的从三种不同命运的鸽子中，表现出对个性受压抑的那只的同情（沈尹默，《鸽子》）。有的以牛喻人，企盼不要把人和耕牛一般对待，不论是草儿在前，还是鞭儿在后，都是驱赶着其为别人劳作（康白情，《草儿》）。封建社会妇女处在社会最底层，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多种绳索束缚着她们的个性自由和发展，压抑最为沉重，因此此种形态的主题，在反映妇女问题的作品中，表现得更突出，更尖锐。像朱自清《笑》中描写的那样，女子的笑被视为没有规矩的行为，连笑的天性也被递夺。像叶绍钧《一生》中的伊那样，仅仅被做为生儿育女的工具和春种秋收的劳力，与耕牛等量齐观，耕田需要，就买来，不种田了，便可卖掉，伊的丈夫死后，被廿千钱出卖，不只公婆认为合情合理，伊的父母也以为天经地义。
新文学开拓者们企盼的是像俞平伯《花匠》主人公那样对待个性，使个性得以充分地自由地发展，绝对不要依据阔人的好恶，用剪刀、绳索修扎花枝，而是要去掉一切束缚，让它们自由自在地成长，“只留那可爱的天真，自然的美”。新文学开拓者们还进一步以文学来唤起个性的觉悟，焦灼地呼唤着个性被封建政治、思想损害的濒临泯灭的人们迅速觉醒，认识到自我的存在和价值。新文学创作中有不少像《家风》（孙俍工）那样的作品，主人公不自觉地与封建伦理道德的推行者一起，按照封建教条约束自己，为建筑一个表彰自己几十年守寡的石牌坊的“伟业”而悲苦地渡着日月。她还进一步要求孙女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处理婚姻大事。她的个性被封建伦理道德吞噬了，她又帮着它去吞噬至亲至爱的个性。对此鲁迅小说中表现得更集中，更典型，祥林嫂、华老栓、九斤老太、柳妈等，都是一些封建宗法制度、封建伦理道德压抑得麻木不仁的人们，他们本是被压迫、被损害者，但却似乎甘心情愿地按照封建制度、道德去规范自己的言行，整个灵魂被封建思想意识浸蚀了，作者急切地企盼他们觉悟，奋起抗击残害他们的封建社会。
第三个主题群是反对封建婚姻，追求爱情自主、婚姻自主。爱情是每个人都要涉足的，而且是最能牵动人感情的领域，也是封建宗法礼教、伦理道德统治最严厉、最残酷的社会角落，因此历来是反封建的重点冲击层面，也是新思想观点战胜封建思想观念最激烈、最尖锐的战场。同样，婚姻恋爱主题， 也是开创时期新文学的重要内容。 据茅盾统计1921年4、5、6月《小说月报》发表的小说，共有120多篇，其中写男女恋爱关系的多达70余篇，其它写小市民生活和写家庭生活的29篇，大多数也是以爱情为中心，爱情婚姻主题竟占98%〔34〕。虽然这个数据只是1921年3个月的统计，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开创时期文学创作的状况。这类主题的作品不仅数量较多，而且丰富多彩，有的如《贞女》中的青春少女嫁给没有生命的木头牌位，绝望中自尽，如《是爱情还是苦痛》中的程叔平，在封建礼教的强制下，只能“强不爱以为爱”，一生的幸福完全葬送等侧重于对封建思想、制度酿成的婚姻悲剧的揭发和控诉。有的如敏明和加陵那样，为争取爱情婚姻自由自主双双殉情（《命命鸟》），如莲姑那样与嫌贫爱富的父亲斗争，决心嫁给黄大傻（《获虎之夜》）等侧重于对封建观念和封建压迫的叛逆和反抗。有的如一些爱情诗那样，赤裸裸地表露热辣辣的爱情，不顾别人的指摘，“一步一回头地瞟”意中人（《过伊家门外》），盼望自己是一朵雪花，“盈盈的，沾住”所爱的衣襟，“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雪花的快乐》）等侧重于对爱情自由、自主的追求和向往。
透过新文学开拓者们的创作，更加显明、具体地观察和认识到他们的“立人”意识多么炽烈。列宁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侩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35〕新文学开拓者“立人”意识观照下的文学创作实践，就是要暴露和控诉封建统治者压榨、奴役、荼毒人民的刽子手和牧师的面貌和罪恶，使人们从封建压迫和毒害下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有创造力的人，从而挤入“世界人”行列，赶上时代的步伐。
“立人”意识是中国现代文学开创时期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重要思想意识基础之一。这个时期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等各种政治、思想层次的文学的主题有许多不同，甚至于带有根本性不同，但表现“立人”思想，却是三种性质文学的共有主题，是它们主题意向的交汇点。这个共有的主题意向，从文学创作方面，把三种政治、思想层次的文学联成一体，使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成员更加浩荡，作品更加繁富，声威更加显赫，造成震摄旧文学、推进新文学的强大气势。
变革旧中国，创造新文学——创新意识
开放意识，使新文学开拓者群体找到了他们认为最佳的救国救民的坐标和更新自我的参照系；“立人”意识，使这个群体的成员开始成为独立的、自由的新人；这些个性初步得到解放的人们，独创性得到空前发掘，在救国救民的实践活动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破旧立新的创新意识，主要表现在变革旧中国和构建新文学两个方面。
变革，就是创新的一种形态；变革意识，就是创新意识的一种表现。新文学开拓者欲求变革的对象，起初是中国社会，强烈地要求参与更新国家，更新民族的一切活动。因此一切有益于变革旧中国的运动，都从自身条件出发，程度不同参与其间。但是其中许多人的立脚点在于文学，往往是既直接参加变革旧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活动，同时侧重于变革旧文学，从此切入间接地参与变革中国的行动。这样五四时期就形成一道特殊社会景观：五四文学革命及其发生前后，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台柱人物中，许多是“复合人”：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革命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或参与者，又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动者、组织者或参与者，同时常常集中在同一个社会群体里，或同一个活动阵地上。比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臣，又是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先驱，他们都是新青年群体的主干人物，他们共同主持着《新青年》这块阵地。它既是鼓吹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舆论阵地，也是倡导、指导和实践新文学革命的重要阵地，发动新文学革命的主要文章，从这里传播到全国。第一批指导新文学各体创作的理论、原则和技术的重要文章以及新诗、新散文、新小说等第一批新文学作品，几乎也都是在《新青年》上亮相的。比如北京大学，既是五四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也是新文学运动的重镇，陈独秀、蔡元培、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都是北大的领导、教师和学生，他们大多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五四运动，同时又都是新文学革命的开路先锋或主体人物。江南五四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刘大白、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以及冯雪峰、汪静之、潘漠华、丰子凯、柔石等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的骨干人物，就是这个学校的成员，同样他们大都是五四运动的活跃分子，新文学运动或新文学创作的重要人物。这种变革旧中国的目标，直接铸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重视文学的功利作用。中国现代文学从发动、产生之日起，就把变革旧中国，变革旧人生，变革旧灵魂，做为意欲创建的新文学的神圣职责，文学的认知功能、教化功能，得到从未有过的发挥和运用。这种指向，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的方向和发展。
随着五四运动的结束，新文学运动的发动和新文学作品的初试阶段也基本过去，新文学进入大量创作的实践时期，新文学开拓者的主要任务，是继已经诞生的一些新文学作品之后，以大批的优秀的新文学创作的具体成绩战胜旧文学，确立新文学。适应这种发展趋势，纯文学社团雨后春笋般诞生，新文学刊物日新月异地涌现，新文学很快形成自己独立的队伍，拥有自己独立的阵地。新文学开拓者的创新意识，更加高扬，更高地举起创造的旗帜。文学研究会把“创造新文学”作为它的主要目标〔36〕，创造社干脆把“创造”作为群体的名称，呼号着“要努力创造”，“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37〕；新月社的宏愿是“创格”新格律诗〔38〕；民众戏剧社力主“努力创造”〔39〕。许多新文学开拓者指出，“新文学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40〕，文学“要打破从来因袭的样式而求新的生命之新的表现”〔41〕，文学家“不仅在能批评，而在能创造”〔42〕，呼唤有志的文学青年“创造”新小说、新诗歌、新戏剧〔43〕。作为文学活动家和文学创作家这样重视“创造”，甚至将其写入群体的文件，创造意识如此热烈，覆盖的社会面如此广大，并且成为一代文学人才群体自觉的行为，又创造了一项中国文学之最。不止于此，而且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第一次把文学当做一种“事业”看待，这又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创举。“在中华的历史里，文学者久矣失却独立的资格，被人认做附属品装饰物”，“附属品装饰物，便是我国自来文学者的身份”〔44〕。“学而优则仕”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标尺，也是社会衡量知识分子价值的准绳。而新文学开拓者却以从事文学事业去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意识的革命，他们坚决地宣布：“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45〕。文学是文学工作者“以伟大的心情从事的”，“给新醒民族以精神的粮食”的事，〔46〕“有值得”“终身从事的价值”〔47〕。他们“由卖文为辱转而为卖文为荣”，并以为这是“意识上的革命”。〔48〕五四文学革命者把文学当做一种事业提倡，从此文学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独立存在的职业。
正因为新文学开拓者把文学当做一种崇高、伟大的事业，因此他们决心为创造新文学献身，把它做为生命的依托。他们既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学传统，又选择地吸收外国文学的营养，然后将两者融为一体，缔造出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又不同于西方文学，既承接了中国的文学传统，又吮吸了西方文学的滋养的新型文学。它是中国文人创造才智发挥的一次巨大成功。茅盾做了精彩的概括：“我们并不想仅求保守旧的而不求进步，我们是想把旧的做研究资料，提出它的特质，和西洋文学的特质结合，别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学出来。”〔49〕新文学作品，是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创新意识的物化，它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变动了传统文学的语言载体，废止文言，运用白话，实现了文学语言的大变革。变动了传统文学的思想内容，扫除了封建主义思想内容，反封建制度、道德、思想成为它思想内容的主旋律，实现了题材、主题的大革新。变动了传统文学主体人物形象，以农民、市民、知识分子等普通国民的形象，取代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形象，实现了文学作品主人公形象的大变革。变动了诗词曲独踞文坛正宗的状况，现代小说、散文等占据了文坛的主要位置，实现了文体的大变革。表现手法、技巧等同样发生了很大变化，将中国文学惯用的白描手法，从人物言行表现人物思想感情，把人物放在矛盾斗争中塑造等传统表现方式，与内心独白、心理解剖、象征、影射等西洋文学表现方法，兼收并蓄，融会运用，创造出中西合璧的表现手法，实现了表现方法、技巧的大变革。中国传统文学以和谐、中庸、圆满为美的审美观，受到忧患意识、悲凉情调、批判力量等西方艺术审美观念的撞击，产生了新的审美取向，实现了文学审美意识的大变革。从而使刚刚诞生和确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与既往中国文学迥然有异的特色：思想现代化，题材平凡化，人物百姓化，情节淡出化，描写内向化，手法中西合璧化等，把中国文学推进到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现代意识，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适应世界历史、世界文化前展的思想意识。五四新文学运动，进一步开通了中国文学家主观意识的现代化道路，使其实现着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化，逐步具有开放意识、“立人”意识、创新意识等现代意识。这种意识，既是中国新文学活动家和创作家倡导和建立新文学的不可或缺的主观条件，同时它又在创建新文学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得到丰富、提高，反转过来这种升华为高一级层次的现代意识，又支配着新文学开拓者群体，更加意气风发地进一步开展新文学活动和创作，使中国的新型文学逐渐确立，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辉煌之页。
（收稿日期：1997年4月30日）
注释：
〔1〕此观点在拙作《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刍议》（见本刊1995 年第4期）中已做论述。
〔2〕陈独秀：《敬告青年》。
〔3〕郁达夫：《五四运动之历史意义》。
〔4〕〔30〕鲁迅：《随感录·36》。
〔5〕鲁迅：《未有天才之前》。
〔6〕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
〔7〕冰心：《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
〔8〕郑振铎：《光明运动的开始》、《文学丛谈》。
〔9〕胡适：《沁园春·誓诗》。
〔10〕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11〕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12〕鲁迅：《拿来主义》。
〔13〕贾植芳等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
〔14〕胡适：《尝试集·自序》。
〔15〕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6〕〔49〕郭沫若：《创造十年》。
〔17〕叶绍钧：《过去随想》。
〔18〕冰心：《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
〔19〕武汉大学新闻研究室：《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
〔20〕冯至：《关于外国文学的影响及其它》。
〔21〕茅盾：《契诃夫的世界意义》。
〔22〕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
〔23〕李大钊：《晨钟之使命》。
〔24〕鲁迅：《文化偏至论》。
〔25〕茅盾：《关于“创作”》。
〔26〕胡适：《易卜生主义》。
〔27〕叶绍钧：《女子人格问题》。
〔28〕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29〕周作人：《谈龙集·旧梦·序》。
〔31〕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
〔32〕郁达夫：《所谓自传也者》。
〔33〕庐隐：《寄天涯一孤鸿》。
〔34〕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
〔35〕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
〔36〕《文学研究会简章》。
〔37〕郭沫若：《创造者》、《创世纪工程之第七日》。
〔38〕徐志摩：《诗刊弁言》。
〔39〕《民众戏剧社宣言》。
〔40〕陈独秀：《新文学运动是什么》。
〔41〕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
〔42〕康白情：《新诗底我见》。
〔43〕康白情：《新诗底我见》，陈大悲：《演戏人的责任是甚么》，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
〔44〕茅盾：《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文学者的误认》。
〔45〕《文学研究会宣言》。
〔46〕成仿吾：《创造周报停刊宣言》。
〔47〕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
〔48〕茅盾：《小说新潮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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