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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34(2006)07-0101-(05)
1933年1月《中学生》杂志第31号，发表了署名夏丏尊、叶圣陶以“文心(读写的故事)”为题的首篇和续篇后，每期2篇，至1934年6月《中学生》杂志第46号连载结束，共计32篇，16万字。当月开明书店出版了《文心》单行本，陈望道、朱自清分别作序。1949年3月已印行22版。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后，国内包括港、台多家出版社重印。可是，这部流行流传的经典却长期处于一头热一头冷即读者多、影响大而研究少的境地，论者多停留在陈、朱序文片言只语的引述上，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本文试就其体式与内涵、书名与意蕴、适合学生阅读并利于教师进修方面，作初步的探讨。
一、用小说体裁叙述读写知识和技能
《中学生》杂志第31号编辑后记明示：“《文心》用小说体裁谈说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一切。除了这个要旨以外，对于故事的发展，人物的描绘，也不轻易落笔。”当时，两位作者担任杂志的编辑，常写编辑后记。这番话可视为他们的自述。《中学生》杂志第47号卷首新书介绍上再次表明：“它与机械地述说读写方法的那些书籍绝不相类。从另一方面说，它便是一群中学生三年间的生活史的缩影。”陈原《开明书店与我》文中，以为书中凝结着作者的教学经验，融化了“两老的德行”，少有虚拟假想成分，便断论“似小说而非小说”，不符合作者意愿和文本实际；[1] (P6)《文心》是小说，是道德文章，“似”是而“非”的说法，实有欠妥之处。陈望道以为“的确是一部好书”，朱自清以为“丏尊、圣陶写下《文心》这本‘读写的故事’确是一件功德”，均涵盖了内容形式两方面，可以说，采用小说写法，并不游离于道德文章，恰恰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和突出显现。
着眼体式，把《文心》当作章回体小说来读也未尝不可。它反映的是H市第一中学初中某班三年的学习生活。随着生活的时序，以读写为主线，在平均5千字的篇幅里，安设了32个小标题，虽不讲究字数划一，却新鲜醒目。如“文章病院”“新体诗”“研究报告”等，不一而足。每项知识约占一题，每一题都找出一个便于衬托的场景，把阅读与写作、课内与课外、学校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交织起来融成一片。虽不用“话说”或“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却保持题与题间的联络，断中有续，藕断丝连。先作好做大人、古人的阅读心理准备，后便对“居”等方块字主动学习；白天课上布置了题目，晚上家里写就“一封信”；“读书笔记”课毕时送来的电报，带出赵先生“修辞一席话”……作者在描绘现实社会急遽变幻的阵阵风云中，不忘点染学生青春情感世界的绵绵雨丝，共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和语文知识的转换。如第23篇《新体诗》，正是由第13篇《触发》中乐华“你们……”的欲言又止，到第19篇《“还想读不用文字写的书”》中觉察出大文、锦华互相躲避的目光，曲折有致地写来，真是前有伏笔，后有照应。这样的看似“闲笔”的细微之处，是颇见艺术功力的。第22篇《两首〈菩萨蛮〉》中慧修“为什么又要重新改画呢？”的疑团，直悬到第29篇《习作创作与应用》才豁然开朗。即便选画慈爱辛苦的“母亲”，而不画像罗中立笔下那样饱经沧桑的“父亲”，也不全出于绘画题材的补缺，而是为生动形象地讲析写作知识张本。许多场景也写得极具张力，给人以生活的逼真和悠远的想象。第15篇《读古书的小风波》，正是当时“提倡国粹”“尊孔读经”大气候中的小气候；第32篇《最后一课》中提及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也确是当年上海市高中毕业会考的作文题；第5篇《小小的书柜》中家长给孩子订阅《中学生》杂志，第9篇学生读到《文章病院》时的兴奋以及写出研究报告，都不是作者的凭空虚构。田世英《饮水思源忆开明》文中有详细的记述。[1] (P73)第24篇《推敲》窗外的秋虫声闹反衬出工厂训练班里乐华和宋有方交流文章修改的静心专注；结尾处“暂去还来此”似的对话，并让“青纱一般的月光披在他们两个的肩臂上”，寥寥几笔，令人思绪翩跹、时空交错。至于第14篇《书声》从浓绿树丛中的法华寺东厢楼上琅琅传出，也是很有文化意韵的巧设。人物的性格大概是杂取种种糅合而成，作者的教学理念主要由王先生、枚叔的言行流露，枚叔的郁闷、王先生的达观，多少折射出丏尊、圣陶的影子。在当时中学生大量失学、情绪低落甚至忧愤自杀的阴霾里，积极向上、坚忍不弃的乐华形象的塑造，无疑是一缕阳光，一种象征。
作品的成功源自作者的精心培育。“这部好书是丏尊和圣陶两位先生特为中学生诸君运用他们多年教导中学国文的经验写成的。”“丏尊、圣陶都做过多少年的教师，他们都是能感化学生的教师，所以才写得出这样的书。”论者大多如陈望道、朱自清似的作出推断；需补充的是，两位集文学家、教育家于一身，艺术修养、造诣为有经验的优秀国文教师所不能及。夏丏尊翻译过《爱的教育》《续爱的教育》以及多篇日本小说；叶圣陶“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坛上的教育小说作家”，《倪焕之》的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之一，茅盾肯定是完成了一项“‘扛鼎’的工作”。夏丏尊以为：“评价一篇小说，不该因了题材来定区别。因《倪焕之》中写教育的事，说它是教育小说，原不妥当。”他说：“《倪焕之》不但在作者的文艺生活上是划一时代的东西，在国内的文坛上也可以说是划一时代的东西。”《倪焕之》是教育题材的小说，《文心》则是小说体裁的语文教育学，日本《新国语事典》誉之为“在国语教育史上划了一个时代”。应该说，正是作者教学经验与小说艺术的双重积淀，才有《文心》的出世。
商金林《叶圣陶年谱》援引叶绍钧《杂谈我的写作》：“《文心》这部书用小说体裁叙述学习国文的知识和技能，算是很新鲜的。”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却在“技能”与“算是很新鲜的”之间，硬生生地插入“形式上”三字，只会产生阅读的误解，同样是有失偏颇的。[2] (P161)《文心》格式的特别与思想的深切密不可分。它是夏丏尊、叶圣陶国文教学思想成熟期的代表作，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论著。书中二老熔中外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自身的教学经验于一炉，在构造大国文读写体系，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演示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模式等诸多方面，既作宏观的先导，又为微观的指点；解决了当时理论实践上一些令人迷惑、棘手的问题，对现今的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也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值得细细研读。
二、《爱的教育》的中国版语文篇
从《文心》书名很容易联想起体大思精、旨深论宏的《文心雕龙》。陈望道的《序》侧重于两本书的比较。他说：“这部《文心》是用故事的体裁来写关于国文的全体知识。”《文心雕龙》“也是一部讲全体国文知识的书”，不过那是“古人说古文的。有些我们急于要晓得的，他们都还不曾想到。就像这部《文心》里面说的文法之类，那位做《文心雕龙》的刘勰就连梦里也还未曾梦见呢”。《文心雕龙》“我家里也藏着版子不同的好几部，从未拿给还在中学读书的两个女儿看”。《文心》“很合中学生诸君的脾胃。我想中学生得到此书，一定好像逢着什么佳节得到亲眷特为自己备办的难得的盛馔。这里罗列的都是极新鲜的极卫生的吃食。青年诸君可以放心享用”，健脾开胃。在陈望道的眼中，夏丏尊、叶圣陶简直是技艺高超的烹饪大师，《文心》用料新鲜，富有营养，加工考究，色香味俱全，诱人可口；要不“哪里有这样平易近人而又极有系统的书”？本来，用小说的形式来写系统的国文教学论著，受制于小说人物的刻画、故事情节的推演、环境的切换，语文知识的零散且不说，残缺不全或详略不当也是容易发生的事；顾及语文知识纲目的一二三四，也很容易破坏形式的完美。避其短扬其长，实现完美的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文心》做到了。“写得又生动，又周到，又都深入浅出。”试想：在语文教学论著中，在文学理论著作中，又有哪一部能够达到与《文心雕龙》比“全”量力的地步？这还不只是陈望道一家之说，张寿康在《文章学古今谈》一文中也以为《文心》：“影响极大，是一部现代《文心雕龙》，涉及文章学的各个方面；语言通俗生动，内容针对中学生说话。以浅语话艰深，这是《文心》的极大特点。”[3] 深入深出诚非易，深入浅出更艰辛。应该说，采用小说的写法倒是便利了内容的浅出、通俗，不过仅仅关注形式、技巧显然是不够的，关键还在于心目中有学生，一切为读者着想。陈望道正是抓住了这一关键诚挚地表示：“我们应感谢丏尊、圣陶两位先生，替青年们打算，把现在最进步的知识都苦心孤诣地收集了起来，又平易地写出来，使我们青年也有机会接近它。”
把《文心》与《文心雕龙》联系起来，顺应了读者的阅读理解心向，也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夏丏尊作于1939年《感赋四绝》中“文心合写费研磋，敢以雕龙拟彦和”的诗句可以为证。但名称的相近，不等于命意的一致，简单地以为袭用旧名是肤浅的；因实求名，把握深层的隐含，更有必要将它与《爱的教育》联系起来。亚米契斯原作书名《考莱》，在意大利语是“心”的意思。英译本仍作《考莱》，下标《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日译本两种：一名为《真心》，另一名为《爱的学校》。夏丏尊在译著书名上反复考虑斟酌再三。“如用《考莱》原名，在我国不能表出内容，《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似不及《爱的学校》来得简单。但因书中所叙述的不但学校，连社会及家庭的情形都有，所以又不及己意改名《爱的教育》。这书原是描写情育的，原想用《感情教育》作书名，后来恐与法国佛罗贝尔的小说《感情教育》混同，就弃置了。”从这段文字里，可见他是注重本国读者接受以及书的真正内涵和精神实质的。“爱”把《考莱》的原意包孕其中，“教育”取其广义。由此推想夏、叶“研磋”《文心》的情景，不难体会到“心”之所指正是当时缺乏急待鼓吹的诚意感化充满爱的教育。用《文心》作书名兼具中国风韵与现代气息，可谓夏、叶原创的“爱的教育”的中国版语文篇。
三、新颖别致的中学国文教学法著作
同样揭示《文心》的新的型、新的质，朱自清的《序》却有着与陈望道《序》不同的视点。陈望道注意到知识的“新鲜”“系统”，朱自清则注意到知识、技能的推陈出新：“譬如第十四章论读文声调，第十六章论‘现代的习字’，乍看仿佛复古，细想便知这两件事实在是基本的训练，不当废而不讲。”虽没有从“文心”到“雕龙”的千年跨度，却是针对上世纪20年代以来国文教学法专著的某些缺憾有感而发。
陈望道注意到一知识、一题目、一场面，“通体都把关于国文的抽象的知识和青年日常可以遇到的具体的事情融成了一片。”便于学习的集中连续、生动可感；朱自清则不仅道出效应，还点明了体式的新异独创：“本书是一篇故事，故事的穿插，一些不缺少；自然比那些论文式纲举目张的著作容易教人记住——换句话说，收效自然大些。至少在这一点上，这是一部空前的书。”陈望道注意到故事情节衍生的情境教学，朱自清则注意到人物之间的情感交流：“书中将教与学打成一片，师生亲切的合作才可达到教学的目的。这些年颇出了些中学教学法的书，有一两本确是积多年的经验与思考而成。但往往失之琐碎，又侧重督责一面，与本书不同。本书里的国文教师王先生不但认真，而且亲切。他那慈祥和蔼的态度，教学生不由地勤奋起来，彼此亲亲热热地讨论着，没有一些浮嚣之气。这也许稍稍理想化一点，但并非不可能的。”朱自清的比衬，不是空无凭据的喝彩。
陈望道注意到文本接受上“很合中学生诸君的脾胃”，朱自清虽也觉得“最宜于年轻人”，却强调：“这本书不独是中学生的书，也是中学教师的书。”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雅俗共赏。1983年语文教学研究会广州会议提供的论文，将《文心》列为20世纪前50年10部语文教学法专著之一；可惜近年出版的语文教育史书上，并没有《文心》的专题研讨，相比“五四”以来的教学法论著，还没能获取应具的地位得到该有的重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把黎锦熙《新著国语教学法》与王森然《中学国文教学概要》合列一节，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与叶圣陶《作文论》合列一节(第二章第六、七节)；阮真《中学国文教学法》单列一节(第三章第四节)，有关《文心》的述评反被遮蔽于其下的“夏丏尊、叶圣陶国文课外读物的编撰”之中(第三章第五节)。[2] (P158)孰前孰后、孰轻孰重、如何配置显现发展的轨迹和类型的区别？在序列安排、价值估量上，都值得商榷。诚然，三四十年代，《文心》是初级中学普遍采用的课外读物，是自学青年的良师益友。它既满足了年轻人爱看小说的心理需要，又使他们潜移默化地吸收到丰富的国文知识和正确的学习方法；同时，它也是一本国文教师更新观念、改革教学的启示录，有教师称之为“牛奶一般的书”。否则，怎会得到教师推荐、学生欢迎呢？又怎能与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所产生的反响和鸣共振呢？1983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新一版《文心》“内容提要”指出：“对目前来说，《文心》仍旧是一部切实有用的语文课课外读物，也可以作为校外青年自学语文的导师。”《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的上述体例安排显然受此影响。不过，新一版“内容提要”为编辑适合时节的告示，非研究者的一家言，与文本内容、朱自清序言相比，多少有些不够全面；从学术品位上看，甚至是无意的低调、降格。
朱自清提示的另一角度则是与夏、叶前作的比较。他说：“丏尊与刘薰宇先生合写过《文章作法》，圣陶写过《作文论》。这两种在同类的著作里是出色的，但现在这一种却是他们的新发展。”《作文论》诚如作者和王伯祥合写的《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一文按语所说：“篇中多为平易朴实之理论，少陈类似教案之方法。”不过该文几无示例，《作文论》附录的例子多为古文；叙述一章，“持论与举例，多数采自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文章作法》为教学讲义稿，举例涉及古今中外，正反比较，间有作者编写或选自学生习作。例子多为白话语体。曾在湖南第一师范、白马湖春晖中学、上海立达学园等校多次试用、修改，讲解就近取譬，有亲切的谈话风。《文心》是基于此的崭新制作。“书中将读法与作法打成一片”，在开启书本与生活世界合二为一的阅读视窗、阐释写作课程与实际需要以及读写既合又离的关系上，均有精辟的见解。第3篇《题目与内容》、第4篇《一封信》包含着作文命题与批改的原则；第6篇《知与情意》、第10篇《印象》分明是“六W”说、小品文写作的具体展示；第7篇《日记》、第12篇《戏剧》、第20篇《小说与叙事文》、第23篇《新体诗》、第25篇《读书笔记》、第27篇《文章的组织》等，则流露了独自完篇与共同作文、口语交际与书面表达相结合，养成学生各种文体写作能力的重要思想。迄今为止，这一系列思想并未过时，不少仍然是超前的。朱自清1947年5月写给爱好文艺的中学生的一篇文章里，推荐的10部中外理论著作中列有《文心》，他说：“本书流行已久，对于阅读和写作都有切实而详尽的帮助，尤其对于写作。”就写作论著而言，也只此一本，该不是随意的挑选。从朱自清比较的角度以及所作推介，不难看出，他始终把《文心》视为国文教学类学术著作。理念、方法是精髓，小说体裁不过是形貌；适合作学生课外读物，只是本教学法书的一大特色，其本身就是活的教学法。
如果说，陈、朱《序》有什么疏漏的话，那就是陈望道隐去了书中引述《修辞学发凡》的新知识，且在篇章修辞方面具有的新见解；朱自清只说出了师生合作，其中师与师、生与生的互助未能点明。这实是包括朱自清在内的人师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国文教学·序》、《论青年》等篇才予以完整的阐述。另夏、叶合著、小说体裁，也是共同作文、为读者而写作文教学思想的具体实践。
张寿康根据现代文章学的文献资料，把《文章作法》归属于以《作文论》为代表的“文风·文体”体系；以周候于《作文述要》为代表的“文章写作过程”体系；另有文体、过程合二而一的体系；还有以胡怀琛《作文研究》为代表的作文教学法；以夏、叶《文心》为代表的“讨论问题比较全面的通俗著作”；以吕叔湘、周振甫《习作评改》为代表的文章修改的著作。他划分的6种类型似已囊括无余，然细中有粗。6类都关涉教学，不仅《作文研究》如此；评改为写作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属过程专题研究中的一种。上述6类，内容上各有侧重，互有彼此；形式上运用小说作法，惟《文心》难能可贵，独树一帜。所以，体例体式上单列一类型，未尝不可。张寿康大概只是沿用朱自清的后一视角，作出了偏向写作的分类。
自《文心》书出，仿照与变革体式再编新著的大有人在，多少均和二老有缘。曹聚仁回忆：“以语文史地教学教本著称的开明书店，那几位编者，夏丏尊、叶圣陶、吕叔湘、傅彬然、宋云彬、丰子恺诸先生，都是我的师友，交谊本来不错。那时《中学生》也可说是全国性的青年读物。他们约我写《粉笔屑》——中学语文教学法；连载了一年多，恰好八·一三战役发生，我走出了书房上战场去，因此不曾成书。我旅行各地，时常会有文史教师向我谈及《粉笔屑》的事；因此，我在赣州住了下来，便在另一学生月刊上补写了几章；那知没写了一半，日军北攻江西，赣州沦陷，也就中断了。”[5] 1936年12月，“开明少年丛书”推出了孟起的《词和句》、沐绍良的《读和写》，前者，以14篇书信连缀一体。信首称“孩子们”，末署“你们底妈妈”，在亲切的笔谈中，把初中国文所涉及的字、词、句、标点符号等知识解析得浅近易懂，同样是“不但指点方法，并且着重训练”，把读写打成一片。每封信后还附习问。后者，如叶圣陶《序》中所说：“沐先生这本书，曾经在《中国儿童时报》按期登载过。听说读者非常欢喜看，每接到新出一期，多数是先看沐先生的东西。这就可见这本书能够吸住一般少年的心。”作者《自序》里叙述了写作动机：“恰好夏丏尊、叶圣陶二位先生合著的《文心》出版了，承二位先生的情，送了我一册。《文心》读后……就准备化一些工夫，想学学二位先生的写作方法，写一册给儿童的《文心》。”该书以《文心》原副标题为书名，共计22篇，每篇后均附作业；以“初中和高小程度的小朋友”为阅读对象，程度上恰好与《文心》衔接。1947年9月已出10版。1940年6月，世界书局陆续出版了蒋伯潜、蒋祖怡合著的《国文自学辅导丛书》，初中6册为《字与词》(上下册)、《章与句》(上下册)、《体裁与风格》(上下册)，每一册均为20章；两册一组，构成独立完整的故事。《自序》中挑明整套编制的意向，同时不掩饰与《文心》比试的心态。前四册出版后，作者“曾介绍给亲友中程度相当的青年们试阅，据说兴趣倒还不错，程度似嫌太高”。本文暂不作具体阐释和比较，但《文心》体式的空前启后确是不争的事实。后之所作，各有风云际会，各有长短得失，泛论“尽管内容也还充实，毕竟已缺少新鲜感，所以不再为学界所注意”。[2] (P162)有违史实，失之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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