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经济发展中的民族同化与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经济发展论文,人类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迄今为止人类所获得的一切技能、意识及经济生活的发展和成就，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性的发展和成就。哪怕是制造和运用最简单的工具，社会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而历史和现实中人类社会的局限性又一直是其技能及自身无限发展潜力的桎梏，导致了人类的社会性交往必然要冲决血亲、部族乃至民族、国家的框架，为自身生存以及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前提。因此，世界各民族的交往及其关系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长期以来在经济研究中民族同化与认同等民族关系问题，被视为非经济因素而排除在发展研究之外。实际上，经济发展过程无非是一个社会变革与交往扩展的过程，在这种交往关系中呈观出来的民族冲突与融合，以及随民族同化与认同而来的，不同民族的经济参与方式和利益差异等等，往往在根本上决定了不同民族集团经济发展的具体道路、方向和方式等等，使它们成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因此，一提及经济发展，就不能不涉及经济发展的主体一不同民族共同体的现状及相互关系，为显然揭示了民族同化与认同问题在经济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一、对民族同化定义的理论反思
同化，英语为assimilate,意为不同事物逐渐融合而变得相似或相同。顺其词义延伸，人们把民族同化描述为社会全体成员民族特征的变化已达到难以区分的程度。然而，在此“难以区分”的“相同性”的粗略概括下，普遍滋生了对“民族同化”的两个片面性认识：一是人们从肤浅的表象上把民族同化视为某一民族或其一部分丧失本民族特征而变成另一个民族的片面结果；进而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简单移用，使人们把这一片面结果视为所渭“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消融或优劣取代。正是这种对民族同化概念的片面性认识，深深地埋下了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进程中忽视不同民族发展权力与民族经济利益差别的隐患，当时代提出对发展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与价值判断的要求时，对民族同化的定义进行澄清也就势在必行了。
在有限的生物圈内，彼此邻近但又多样化的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机会，使人类能够找到不同的方式来改造和支配生物圈来为自身的发展服务。在人类既作为生物圈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具有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的意识驱动的冲突中，在人类社会性本质与其技能发展的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交往阻隔的矛盾中，使人类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类型和生活方式的地区差异。在交往阻隔下彼此相对独立发展的各个特定人类群体，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地区一民族文明类型亦由此成为整个人类文明最主要的或最基本的发展方式，而民族同化就正是人类发展本质与这一发展方式矛盾合力的产物。
从宽泛的角度来说，不同血亲集团聚合为氏族或部族联盟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民族同化的过程。在严格的意义上，自人类的地区一民族文明类型形成后，虽在漫长的史程中同时并存而又彼此分离并具很大的差异性，但相互之间并未完全失去交往联系，这样，伴随着这些地区——民族文明类型的相互接触与碰撞而开始了民族同化的客观进程。于此，我们可对民族同化概念形成以下认识：
首先，民族同化并非某一民族的片面消亡，而是指具有不同民族传统的个人或群体溶入特定地域占社会支配地位经济文化体系的过程和结果。值得强调的是，这些人在此过程中或作为相对孤立的少数民族集团，或作为移民群体同当地的主导性经济文化体系接触，并参加到由此形成的社会生活中，共同合力创造了融各参与方特点为一体的新文明形态。在此过程中，尽管非主体文化的民族集团原有的经济文化特点或许会有更多的丧失，但是，接受新文化基因绝非某一民族的单向行为，而是参与同化的各民族集团相互选择与融合的行为。以人类古老的地区——民族文明类型来看，苏美尔文明就起源于无数个前文明社会的聚合，法老埃及文明中清晰地表现出苏美尔文明的影晌，却并非现成或原装的苏美尔文明，如埃及文字在结构上源于苏美尔，又体现了自身风格并独立发明了象形文字等；阿卡德人与苏美尔人的碰撞所产生的民族同化结果则是更加坚韧而富有弹性的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犹如小亚细亚文明吸收了苏美尔——阿卡德文明足够的养料又维护了自己的形象一样，公元前17世纪末吮吸克里特岛米诺斯文化乳汁而成长起来的希腊文明亦保持了自身的鲜明个性。在这些民族文明类型的发展中，均未发生一方完生消融于另一方的片面结果。又以现代所有字母文字之源的腓尼基字母为例，它经历了两次创造，第一次选用了苏美尔一阿卡德表意文字和音素的巨大字库中的字母，第二次则受到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正是在民族同化的过程中，腓尼基人从不同民族的表音与音素的混合文字中借用了不少字，其中包括他们使用的迦南闪米特语的所有辅音音素，可以说，这些永垂青史的字母是民族同化所带来的多民族合力共创的文化结晶。再以其文化体系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中华文明为例，亦是由无数个小民族集团在相互征战与结盟的民族同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作为其主体的汉族文化体系的最初构建中，很难说是以哪一个早期民族集团为基质，而是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各早期民族集团文化基因的共同凝结。即使在汉族文化体系主体地位确立后的漫长史程中，中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同化也并未单纯表现为各少数民族丧失其民族特征而片面消融于汉族的过程。古代匈奴、鲜卑、契丹、突厥、羯等民族的中原逐鹿，就曾使汉族文化接受了“胡服骑射”的文化基因；满族入关，不仅给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央王朝制度加入一些新因素，而且使满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渗入了社会深层结构，如满族的旗袍等一些服饰风俗在与汉族服饰的交融改造中，至今仍保留为中华服饰的一个基本类型。面对这种具有丰富民族内容的同化现象，无法以满消融于汉或汉消融于满的简单片面逻辑来阐释。在今天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中华文化系中，各地的方言、风俗、习惯等等的差异，似乎都可视为这一共同体若干小民族特性的历史遗迹。在当代的非洲独立国家中，亦有类似的现象：如在肯尼亚，埃姆布族、姆贝雷族、恩迪亚族，基丘古族、梅鲁族正以基库尤族为最大的民族聚合核心走向民族的联合；在几内亚，巴加人、姆马尼人、兰杜马人等小族体正与基西族聚为一体；在尼日利亚，豪萨族、安加斯族，安奎族，苏拉族，巴德族、博列瓦族、卡雷卡雷族、坦加利族、布拉族、万达拉族、马萨族、穆比族等正在形成新的现代豪萨民族，走向民族一体化；在坦桑尼亚，126个内族体以国语斯瓦希里语为纽带，正在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政治共同体……等等①。在这种“族际一体化”的民族同化过程中，一方面，众多的小民族并未片面消亡，而仍保留着自己的族称与文化特点；另一方面，作为民族聚合中心的各大民族，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族族体了，而是兼收并蓄了众多民族的经济文化基因，立于现代国家的基点而合力塑造起一个新的民族经济——文化共同体。种种史实表明，民族同化的核心本质是一个由多元民族共同创造新经济——文化体系的合力过程。这一根本性质得以确立的基础在于:尽管人类的技术——经济体系表现为直线型的发展变革,即不断地以先进取代落后,以高效率取代低效率,但人类的文化发展始终表现为一种沉积方式，任何新文化的发展都代替不了已存的文化要素，而只是成为人类发展的文化库存的一部分，并丰富这一永久的存积，以便使后来的人们能够从中汲取养分，用新的风格重塑自己的文明经验。
其次，民族同化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通常只表现出社会势力较弱或郸于从属地位的民族群体为社会势力较强或居社会支配地位的民族群体所吸纳的内容。以所谓“先进”与“落后”的区分法来看待民族同化，实际上只是种族中心主义的翻版。例如，公元前9至8 世纪,政治上弱小的阿拉米诸部落被亚述人所征服，但阿拉米语言却传遍了西南亚各地，阿拉米字母甚至远传到蒙古和中国东北。又如，非洲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交汇创造出东非文明，在这一民族同化过程中，东非酋长们开始穿起阿拉伯长袍，姓名加以阿拉伯语前缀或启用阿拉伯姓氏……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东非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优劣之分，也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而只是发生着文化的调合。如在此通行的斯瓦西里语，在结构和词汇上主要是班图语，又掺杂了相当多的阿拉伯语成分，文化的调合发展了这种语言，后者又转而推动了文化的调合，所谓“先进”与“落后”的区分不能解释这一多民族同化的丰富内容，而只能看到在民族同化过程中是“两种文化真正的、果实累累的密切结合”②，今天，这种语言还不断从英语中借入大量成分而继续扩展。再如，中国云南这一多民族聚居区，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的未开发状态，但在漫长史程中，先后移入此地的拥有较高经济水平的各民族群体，却大多表现出直接融汇于当地土著而进行经济开发的基本特征：公元前300--280年间，楚人庄
入滇虽以武力征服了“靡莫之属”的滇池各民族部落联盟，但也只能在“变服、从其俗”的前提下而成“以其众王滇”之举 ③；元代一些北方民族的徙入，虽丰富了云南的民族结构，但亦未改变各小民族分割并存的封闭性地域开发基调；明代以大量内地人口的入滇之举使云南民族结构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汉族人口自此超过少数民族人口，即便在此新的发展阶段中，仍广泛发生着汉族移民融汇于少数民族中的现象。明代入滇移民达50万之众，而清初全省人丁统计时仅为12万人，战乱带来的人口流失自是原因之一，但另一重要原因很可能就是不少明代移民融入了当地少数民族而为朝廷的人丁统计所不及。据笔者在滇中民族田野调查中所见谱牒、碑铭等资料，明代汉族移民融汇于当地彝、哈尼、傣、白等民族中的现象是很普遍的。以优胜劣亡的观点来分析民族同化，在此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另外，我们还可把19世纪以来东南亚的民族同化过程作一分析典例。19世纪大批被抛出了传统经济运行轨道，而又不能为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吸讷的中国小农，作为世界资本主义殖民开发的劳动力资源而涌入东南亚，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为其经济的成长设置了双层同化的环境：一方面，海外华人作为经济从属的民族集团在生存压力下，为增强和改善其生存保障性，要求他们尽快地吸纳西方文明基因包括语言的学习、经济行为的模仿、宗教信仰的接受等等，产生了东南亚华人民族集团与该区域西方经济主导民族集团的同化，其经济的成长也由此而具强烈的资本主义性质，无论是最初的华人劳工，还是后来的华人小商小贩、工匠乃至农业个体种植者，从一开始就摆脱了自给性生产的状态，而完全维系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另一方面，东南亚华人经济的商品性生产本质，决定了他们必须与当地基础民族集团相融合。市场联系使他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脱离不了与当地各基础民族集团的联系，没有后者的市场需要，华人经济尤其是其初始阶段的小商小贩经营，就会失去意义和作用，最根本的是会失却其生存的基础，这便推动了他们与当地各基础民族集团的同化，促动他们把当地民族无冲突的文化基因溶合于自身的文化习惯中，藉此获得更大的经济适应性。一般说来，民族同化并不仅限于藉联姻而实现的种族融合，但它一直是深层同化的一种表现或标志之一，以此来看，发生于东南亚华人民族集团中的同化过程是广泛而有深度的。如河部利夫60年代对泰国制宪议会议员的典型调查指出，泰华结合的“侨生”人数所占比重达62%，而这一现象是以下层社会中两大民族集团更为广泛的通婚为其深厚基础的；藏良居造指出，在柬埔寨，华人混血率也仅次于泰国；马尔科姆估计，菲华混血人口逾70万之众，占菲律宾华人人口的80%；另据资料报道，菲律宾总人口中约1/4具有华人血统……等等。④又如在印尼，异族通婚带来了华人皈归伊期兰教的现象，荷兰人的殖民开发，亦使华人和当地民族同时产生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信仰。据各种资料统计，目前印尼华人中信奉伊斯兰和基督教者分别达20万和26.3万，均超过中国传统儒教10万信徒的人数。显然，近代以来东南亚的民族同化并未向我们展示“落后”民族片面消融于“先进”民族的任何迹象，而只是带来了当今东南亚集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与当地土著民族文明等多种文明基因而塑造起一个新的经济——文化体系的结果。
再次，基于上述两点可进一步指出：民族同化是人类追寻自身社会性本质一致性的历史过程。因此，并不能只把达到相似或相同的结果视为民族同化，在人类趋向自身一致性奋进中的一切行为，即使尚未实现完全相同的最终结果，其本身也在构筑着民族同化的历史过程。例如，隋元朝统一落籍于云南通海县的蒙古族虽至今仍保持着自身的民民族特性并作为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集团而存在，但在其生存的方方面面，都强烈地表现出民族同化的印迹：在语言上，虽其大多数短元音和辅音与北方蒙古语基本相同，但已无长元音，在汉语影响下失去了北方蒙古语所有的“u”音，而新增了卷舌音“I”和元音“i”失去了由闭音节构成的词及舌尖颤音“r”，而产生了舌面摩擦音，在语法结构上，虽仍与北方蒙古族基本保持一致，但在词汇上已大量吸收了汉语和彝语词汇，在其1124个常用词汇中,有469个最基本的词汇在词源上与彝语（聂苏支系）相同，占41.7%，在2050个常用词汇中亦借入了552个汉语词汇，占26.9%，在文字上已通用汉文；在生活习俗上，亦普遍融合了当地汉、彝、回等民族的风俗，以妇女服饰为例，原来的蒙古长袍已演化为短衣长裤，虽其上衣的高领、弯尖及衣袖饰边仍保留着本民族文化特点，但俗称为“三叠水”的上衣3件套穿的方式，已明显反映出当地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风格的特征；在经济生活上，他们已从原来的游牧民族完全转变为定居农业民族，原来非己所长的土木建筑亦成为其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1989年，云南通海兴蒙蒙古族乡中，有57.4%的男劳力从事建筑业，经济收益占总收入的25.6%⑤。
迄今为止，人类是在各种各样的地区——民族文明类型中成长起来的，而民族交往又不断地以各种方式使生存于一定地域的民族集团或其部分成员永久地或暂时地迁入其他民族集团的生存地域，这些进入异族地域并与之交往的人们尽可能地带去了他们祖传的生活方式，自动地成为这种生活方式在异族集团中的传播者，他们无论是作为放逐者或商人，无论是作为征服者或和平使者，其一切交往接触都具深刻的文化含义，一切行为活动都载有其生存成长于其中的社会密码，以试图复制出自己所熟悉的那样一个社会及其结构与价值观。在这种意志的努力与冲突中，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便是民族同化过程。人们之所以习惯于把民族同化视为某一民族片面消融于另一民族而由此获得文化的相似性存在，进而以某一地区——民族文明类型为中心划分民族优劣并强加于民族同化过程，实在是源于对人类一些古代民族消亡和最近5个世纪中西方文明崛起的历史误解。尤其是西方文明在全世界优势地位的确立，使得人们在历史阐释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其视为人类历史进程的圆满结局,以西方文明为中心似乎是天经地义并永世长存,人类的其他一切存在都只有同它发生联系才有资格载入史册。但今天我们已经可经看出这种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世界历史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某一民族文明类型的历史履历，曾被置之不顾的大量历史事实都不能再被视为无关紧要而一笔勾销。在西方文明独占鳌头的今天，人类原存文明仍在不断复苏，如16世纪被西班牙殖民者一举毁灭的中美洲文明，在支离破碎的西化虚饰下，在墨西哥、危地马拉等已显示出再现于世的迹象；而各非西方民族文明也强烈表现出其巨大的魅力和生命力，并赋予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以某种民族特性。这一切充分说明，人类对自身一致性追寻所带来的民族同化，其最后结果并非一种文化对一种文化的吞食，亦非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消灭，而是既包含所有同化参与者的意志又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结局：即新的民族复合体和新的经济——文化体系的诞生。它昭然揭示了人类历史是由各个民族合力共创的。
二、民族同化的经济本质及其功能
民族同化虽表现为人们的主观活动，但在本质上却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这种客观性首先表现为民族同化起源于人类群体的生存本能和经济需要，当一定的民族群体所拥有的生存资源存量不足以维系该群体的生存时，他们便或立足于特定地域而同域外其他群体广泛交往，以弥补自身生存手段的不足；或迁徙它域寻求新的生存环境。正是在这种迁徙与交往中民族同化成为历史之必然。
民族同化这一深刻的内在经济本质，决定了经济因素或人们的经济要求是推进民族同化的最基本的动力。当各个民族的经济征途扩展到生产不同的农、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范围时，就提出了贸易交往的要求，而“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⑥。因此，经济交往的基本前提是异族语言的接受和学习，贸易和语言结为一体，成为传递其它文化要素的基本手段，带来了民族同化的全面发展。以美国为例，称为“民族熔炉”的美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于向西部拓展边疆的历史，向西部移民的各个民族集团带来了他们各自原来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必需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组织的复杂体制和习俗，但在边疆荒野生活特定的经济条件制约下，带来了原有体制和整套习俗的破坏以及一个复合的新兴民族的成长，并赋矛美国社会文化以世界其他各国所没有的特点。而当人们把与民族同化混为一体的美国边疆开拓归纳为毛皮商贸易边疆、牧场边疆、采矿边疆、农民边疆、城市边疆等等的类型时⑦，实在不过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民族同化过程中的经济推动力。
民族同化的内在经济本质，使不同民族体之间谋求某种经济上的相同性成为同化最基本的内容之一。一方面，在民族差异中总是可以看到经济差异的存在，如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具有许多共同性的印第安人，由于经济类型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生活组织等等的差异使其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体，而是分割为易洛魁人、塞米诺尔人、奇佩瓦人、奇卡索人、肖肖尼人、祖尼人、雅祖人、奥塔瓦人、曼丹人、克里克人、苏族人……等等的部族群体；另一方面，经济上的相同性，又总是可以成为跨越文化差异的亲合剂，如马戎的研究曾指出：古代中国民族集团大体可划归为农业和游牧两大经济类型，这一经济差异长期横亘于中华文明中，或是北部游牧民族集团部分或全部地征服南部，或是南部农业民族集团把北方游牧民族远远赶向漠北和中亚，无论是把匈奴部落驱向漠北的汉、唐帝王，还是把华北农田变成牧场的元朝王公，只是凭武力逞一时之雄，都未能把这两大民族集团真正结合到一个实体中，是介乎于这两大民族集团间的满族实现了这种结合。⑧这一历史创举的实现，正是基于满族与双方的经济通融性及其兼收并蓄的努力，使其最终能同时被两大经济类型的民族集团所接受，而成功地把中华民族真正结合为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实体。
民族同化经济本质的内在规定，还表现为不同的社会经济性质总是制约着民族同化扩展的范围与深度，并在同化过程及其民族结构状态中得到强烈的表现。在前资本主义的任何“以人为器官”⑨构筑起来的生产体系中，经济运行以直接获取使用价值为基本目的，这便使移民民族群体不论是与当地土者民族互融，还是在与其它民族的同化中仍基本保持自身的民族文化特性，都可以凭借一定的地域范围构筑起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体。其结果，在此经济本质制约下的民族同化不能给处于地域分割中的各民族经济体带来具有性质差异的新因素，只是导致这种相对封闭性地域——民族经济体的数量增加或简单复制使地域——民族文明类型的分离发展长期维系，部族群体的普遍存在成为民族结构的基本状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确立，带来了机器化大批量的生产体系，赋予经济运行以价值追求的基本目标，它使各个单独的个人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和地域的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⑩。诚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11)正是这一经济性质上的根本变化，在空前规模上把民族同化推向更深更广泛的层次，它赋予该经济体系中的移民群体以社会交往粘合剂的功能，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得以超越以往相对封闭性的地域发展格局，带来了全球体系的民族同化与融合。
基于对民族同化经济本质的分析，可以清楚看到，民族同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在民族同化的历史进程中，曾充满了民族冲突与排斥的内容，但这并未阻挡住民族同化的客观趋势，而是推动了人类各地域——民族文明之间的关系趋于活跃和密切,并造就出当今全球规模的民族同化。这种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民族同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功能，正是民族同化的这些社会功能，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首先，民族同化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活体因素。一个民族经济进步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他们所能获得的向其它民族的经验学习的机会的多寡。经济的进步和技术的发明总是在民族同化进程中得到广泛传播的，民族同化的程度越深越广泛，彼此接触的方式越多样化，互相学习的机会就越多。因此，那些最易与外界接近并最有机会与其它民族集团发生相互影响的人们总是最有可能在经济技术领域跻身前列。民族同化除了带来经济技术的直接传播，使不同的民族集团可以直接采用异族的发明外，还具有间接传播的形式，它可为一定的民族集团带来外部世界的发明信息，从而激发他们以自己的形式创造同类发明，这便是经济——技术发展中的所谓刺激扩散。在这里，反面的例证同样具有充分说服力：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那些经济发展落后的民族，往往是长期与外界隔绝的民族，如美洲印第安人是最早进行农业种植并获得辉煌成就的民族之一，但长期孤立隔绝的状态，使他们的经济活动除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食物需求外，再也未能发展起新的耕作技术，直到1500年，他们的经济技术水平仅相当于公元前1500年的欧洲人和公元前3500年的中东人的水平。在今天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偏僻地域中保留原始经济因素愈浓厚的民族，也正是那些与外界联系联系愈少，民族交往与同化愈不充分的民族集团。可见，民族同化对经济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其次，民族同化是人类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人类在民族同化过程中构筑了不同的文明体系，并藉此反映人类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但任何一种文明体系一经确立，总是表现为一种沉淀的传统状态，并具有程度不同的自我修复功能，而导致旧社会或现在社会的生存维持。只是不断发生着的民族同化源源不绝地向已存的文明体系输送着新因素，才促成了社会的变革与新文明类型的产生。因此，社会变革的突破点往往不是在既存文明的中心地带，而是在这些文明中心的边缘，在那些民族同化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地区首先引发变革。从17世纪介乎于中国农牧两大经济类型民族集团间的满族仰承更为广泛民族同化活动，充分吸纳两类民族集团的精华，终而完成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历史创举中，给予我们的联想是：公元前3世纪完成中国第一次统一大业的，亦非华夏中心国，而是处于“诸夏”与“夷狄”之间的，由游牧部族向定居农业国逐渐转变的秦国。秦统六国固然有诸多因素，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或许正是由于其在“华夏”与“夷狄”民族同化中的特定地位和条件，使其更易于摆脱更为纯粹的华夏或夷狄的文化传统束缚，来推行更为彻底的变革举措而获胜。回首世界文明中心的变易，亦可得此同感：“如在两河流域产生的苏美尔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最早的文明中心之一，但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欧亚大陆各区域文明中心并非循着苏美尔文明中心的向外扩展而产生，而是在苏美尔文明的外缘地区，由频繁而深刻的民族同化过程造就了多个新古典文明中心的崛起；到15世纪当这些既存的古典文明在除西欧以外的各个地区相对稳定的状态中保留下来之时在作为外缘地区的西欧，却由于长期反复发生的蛮族入侵所带来的更加深刻而广泛的民族同化过程，使新因素的扩展迅速累积，最终摧毁了古典帝国的单一结构和最后残余，为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社会变革扫清了场地。正如斯塔夫里亚诺斯指出：当每一种新文明类型产生时，在“每一种社会制度趋于腐朽且将被新的社会制度所淘汰的时候，率先发生的转变过程多半不在中心地区的富裕的、传统的和板结的社会里，而是发生在外缘地区的原始的、贫困的、适应性强的社会里”。(12)这里所谓的“适应性强”，就包含了深刻而广泛的民族同化的内容和结果。人类社会变革的这一历史轨迹，在当今20世纪的世界中得到了更为鲜明的表现。民族同化于社会变革的功能，由此可窥见一斑。
三、在同化与认同历史合力下的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认同与同化两个范畴混为一体，不仅使二者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历史合力得不到应有研究，而且引起了同化概念的极大混乱，产生了诸如“强制同化”等等的提法。
如上所述，同化虽具主体活动的形式，但它的发生是由各个民族群体既存的生存条件所规定的，它不受人的意志左右，甚至是不可选择的，因此，同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
认同则非如此。认同，英语为identity，意为身份地位的甄别与确认，它是随同化进程而产生的一种主体行为，但二者之间并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类的社会性本质，要求人们通过对一定行为方式、习俗、信仰等等的认同，构成一定的共同体来实现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的生存意识，同时，为了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费用以及求得某种形式的共同体保护，都促成了认同行为的产生。但是，人类多种文明类型和国家形式的产生和并存，给每一个人都提供了多种的选择。由此使认同行为表现为一种纯粹主观意愿的选择或强加。
人们最初是以在亲族关系和部族联盟基础上的认同来获取经济活动的保证条件的，但是，当经济活动的扩展使不同的民族集团成为彼此接近的邻居时，也就向人类提出了财富生产与分配中的民族关系问题。民族集团间的分裂与对峙同其在经济和地理上的统一状态极不协调，宣告了狭隘的亲族乃至民族集团的关系已显然不再适于作为经济发展的组织核心，促成了多民族集团或规模更为庞大的单一民族集团在国家形式下更为广泛的认同。这种认同一方面使人们从以往的亲族或部族效忠扩展到对特定国家的效忠,另一方面则由国家确定和实施一整套的经济秩序与规则，来有郊地实施共同体保护并降低交易费用。可以说，认同行为在根本上是对同化所要实现的人类社会性本质的统一的确认，然而，民族同化的无限扩展与认同行为的有限性交织在一起，使迄今所发生的认同行为，都只是一种片面的认同。人类是在地域——民族文明类型中成长起来的。“文明中心”这一希腊语词汇Oikoumene,原意是“有人居往的地方”。当人们以其为标志而实现聚合与认同时，他们对文明的认识或对人类社会性本质的理解实际上仅限于其共同体所包容的狭小范围，而排斥了其它民族共同体。如东亚人认为，中国是处于大地的“中央王国”；印度人则认为，大地中心位于今天印度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在穆斯林眼中，麦加圣地是中心；犹太人和基督徒则视耶路撒冷为中心；古希腊人把德尔斐视为人类文明的中心；法老埃及人把尼罗河三角洲的顶端看作大地的中心……等等；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把西方文明视为整个人类文明的中心或历史发展的圆满结局。就这样，当人们聚合于不同的文明体系而实现相互的认同，并在这种有限的社会性联合中实现自身的进步与发展时，却同人类社会性本质的一致性要求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和冲突。每一个民族共同体都为占有有限的生物圈的各种要素而与其它物种和其它民族展开竞争，以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赢得生存资源而消灭对方。显而易见，有限的认同以竞争和冲突为基本途经，带来了人类的进步，同时也使这种进步显现出两种对立和相反的倾向，一方面，物种和个体的多样性是生命由相对简单弱小的生物体到相对复杂强大的生物体进步的条件；而竞争和冲突作为生命进步的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无数物种与个体遭受了过早的暴力摧残与灭绝。可以看到，同化与认同的分离所带来的这一进步方式，实际上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的发展带来了威胁，遗憾的是，这远远尚未成为人们的共识。
可见，认同与同化是有区别的，也是可分离的。认同可随同化即时产生，亦可在同化进程中形成不认同的现象；在随同化而来的认同行为中，既可能形成支配民族与非支配民族的双向认同，也可能只形成某一方的单向认同；在单向认同的情况下，可能会表现出支配民族在种族歧视基点上对被支配民族进行经济限制和政治排斥的实际内容；在双向认同的情况下，同样亦可能只形成局部认同的行为……等等。从经济上来说，认同选择的必要性来自于人们对自己经济权益得到承认、保护和发展支持的要求，而认同与同化的分离及其迄今为止的人类认同选择的局限性意味着总有一些民族集团在其所生存的社会中得不到认同，从而也就丧失了自己经济发展和权益要求的基本保证。认同与同化分离的历史合力所产生的一个根本性后果，就是在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中隐埋下了民族不平等的严酷事实。
例如，印第安人曾在美国民族同化和文化形成中发挥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印第安人曾为欧洲的移民开辟了道路”。(12)但是，他们却长期得不到作为国家统治集团的白人民族集团的认同，反而把这一构成国家民族基质的印第安人视为国家的敌人，竭尽杀戮之能事，摧残了为这新兴国家作出过伟大贡献的民族文化；美国黑人虽在1862年获得法律上的解放，但也仅只在法律关系上获得局部认同，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同为本国公民的多数白人仍然拒绝承认黑人及其它有色族裔享有充分的人权，后者的经济权益仍未得到有效的承认与保障，正如肯尼斯·克拉克所说，美国城市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实际上是社会的、政治的、教育的殖民地，而尤其是经济的殖民地”(14)。
又如南非，种族隔离的鼓吹者们以“班图斯坦”计划把黑人强行驱入所谓的“保留地”。这种具有强烈民族排斥内容的认同选择，其经济实质是确保占总人口18%的白人可独享公民权及其对87%的土地的永久所有权，而将占总人口75%的土著黑人限定在13%的寸草不生之地。据80年代南非统计部门的资料，在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电力、交通运输等行业工作的黑人平均收入仅为白人的21%，拥有南非总人口1/3的10个班图斯坦的生产总值仅为全南非国民生产总值的2%。这充分揭示了这种片面的认同选择所包含的深刻的经济剥削内容。
再以海外华人群体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华人民族集团为生存计都普遍加入了各居住国国籍，由“过客”转变为“公民”，成为各居住国的国内少数民族。但是，这一单向认同的行为并未得到相应的接纳，不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仍未获得真正的公民地位，而且从战后直至60年代中期遭遇了全面的排斥。这一个全面排斥，在菲律宾以一系列菲化法案对在菲华人实施全面限制与打击为标志；在印度尼西亚，除了一系列法律限制外，整个排华过程以持续的暴力驱赶为基本特征；在马来西亚，以“马来亚是马来人的马来亚”口号为核心，交融了暴力仇杀与经济排斥的内容；在泰国、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等国家中，都曾先后发生过程度不同的法律排华限制与暴力驱华事件。十分明显，海外华人的单向认同行为虽进一步加深了其与当地民族的同化程度，并使其经济活动与居住国民族经济的融合度进一步加强，形成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单向认同得不到接纳所产生的逆向作用，在海外华人经济当地化发展的大趋向中，同时培育起一股海外华人资本寻求较好生存环境的流动潮，开启了海外华人大规模再移民的滥觞。在这种当地化发展与世界性流动的交错中，使其经济发展表现出极不稳定的特点，并由此播下他们对深层认同的潜在抵触基因。
尤应强调的是，民族同化与认同的分离所造就的以民族压迫、征服和不平等为前提的人类发展方式，并非一个局部或特殊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体系的普遍问题，它最终形成了今天一小部分地域控制全球，一小部分民族掠夺支配绝大部分民族的世界发展格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确立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同化的深入扩展，构建了全球一体化的经济技术体系，它超越了所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障碍及其文化因素和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把所有民族共同体与世界市场经济融为一体。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它是人类社会性本质的一致性要求在经济——技术领域中的实现。但是,民族同化与认同分离的巨大差异所促成的人类文明世界的这一联结是突然的,人类的精神发展与社会行为远未能跟上其经济技能的进步。这样，它在使以往相互分离的区域的文明体系中生活的不同民族的命远骤然改变时，却对一些人意味着福祉，而对另外一些人则可能是灾维，从而制造了全球范围的民族不平等，本应让所有人都能受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竟然给大多数民族共同体带来了严重的破坏甚至是毁灭性的厄运。这样，在民族同化与认同分离的历史合力中，提出了全球经济中的“第三世界”问题，并使之成为当代世界各民族经济发展以及整个人类发展的焦点。它标志着占世界人口3/4的受压迫民族心灵意识中希望与目标的苏醒,是人类对自身生存意义和发展方式合理性反思的觉醒。
“所谓第三世界，既不是一组国家，也不是一组统计标准，而是一种关系—— 一种支配宗主国中心与依附的外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15)；它是指那些在不平等条件下参与最终形成全球市场体系的民族共同体。这表明，当今把世界各民族联为一体的全球经济体系，是在同化与认同的分离中建立在民族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确立以前世界各民族经济体主要依其各自的具体环境、文化特点和交往与同化等差异而形成了经济发展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别，那么，在民族不平等基础上构筑起的全球经济体系，则在空前规模上扩大了这种差异。它把世界各民族经济体划分为发展中心和外缘依附地，使外缘民族体无论在文化和经济上都为了符合中心地民族经济发展的要求而进行了深刻扭曲和重新塑造，而这种经济依附性质，进一步使外缘民族无力自行产生经济联动和达到全面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全球范围的民族不平等与贫困差距的扩大。如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人均收之比，1500年是3:1,到1850年扩大为5:1,1900年是6:1,1960年是10:1,1970年14:1……(16)
正是民族同化与认同的分离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对立与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使得人类尽管在经济上已日益依赖于全球一体化，但仍不愿在政治领域放弃民族的独立，并在文化领域以自身特点的保持等作为有限共同体团结的凝固剂，来对抗全球范围的民族压迫与剥削。在今日世界中，在非洲的乍得、乌干达、苏丹、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索马里等国，由民族冲突点燃的战火绵延不息；在东南亚，在单向认同与局部认同中的民族压制与排斥造成其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在南非、拉美和美国，白人族裔与有色种族的冲突一次次地激起社会动荡；在中东，持续的阿以冲突搅得天无宁日；在加拿大，民族分立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巴尔干半岛，南斯拉夫阿、匈和马其顿民族提出分立要求，波黑塞、克、穆3族武装冲突趋向白热化;在东欧,波罗的海3个民族国家成功分立;在俄罗斯,车臣、印古什、鞑靼等民族提出分立要求，此外尚有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民族冲突，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的武装对抗；在南亚，锡克族与穆斯林民族的冲突愈演愈烈……等等，这一切迹象表明，在90年代，民族同化与认同分离所形成的巨大历史合力使民族压迫、不平等、排斥对立与冲突已更为深刻地蔓延于整个世界，成为决定21世纪人类自身发展命运与前途的关键。同时，人类认同的局限性正使第三世界所独具的条件和制度转向第一世界内部广泛蔓延，如英国的爱尔兰，比利时的佛兰德，意大利的南方各省和科西嘉岛、撒丁岛，加拿大的魁北克，南非的班图斯坦等等，都成了各自国内的“内部殖民地”，经历着与亚、非、拉同样的“欠发达遭遇”。应该认识到，“第三世界的欠发达和第一世界的发达并非两个孤立而无联系的现象，二者在机体和功能上是互相联系的。‘欠发达’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追随以西方国家为先驱的工业化进程而追赶不上。后者如今的过度发达与外缘地区的欠发达，其程度是相同的”(17)。当今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仅致力于自身的发展而不试图对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改变以及对既存的人类发展方式进行深刻反思，是不能在根本上实现其发展目标的。
综上所述，民族同化与认同分离的巨大历史合力，已使人类既要通过客观的民族同化实现自身社会性本质的一致性要求，又在局限的认同行为中与这种一致化相对立的矛盾；以及人类既要作为一个物种获得整体的发展，又同迄今为止的人类通对自身个体的相互残杀来实现发展的方式的冲突，第一次鲜明地在全球规模上显示出来，使人类的生存遭遇了自身的威胁。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人类为寻求自身发展的努力已经成功在望，但人类自身的毁灭也可能已遥遥在望了。这一切表明，在人类经济发展中的民族平等问题以及在人类社会性本质一致性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全面认同，已不再是仅仅关乎人类某一部分成员自身发展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我们应该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确立这一伟大的历史进步而赞美，但同时应该看到，资本主义自身的局限性无法保证人类在其体系结构内获得真正的全面发展。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不是要维系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永世长存，而是要在对人类社会性本质全面认同的追求中，创造一个新的人类文明体系，实现各民族的平等与发展。只要人类发展的方式仍局限于以某一地域——民族文明征服其他地域——民族文明的状态，人类在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之间仍会存在不可解决的冲突，人类文明世界仍会处于不断分离的状态，人类的发展仍只具片面性质。人类生存的无情条件取决于整个文明的统一，它不仅是技术水准的统一，而且是人类各种生活水平的统一，也是人类社会性本质的全面统一。这正是追求民族经济平等发展的要义所在。愿我们的分析，能促成对人类自身发展问题的深刻反思。
注释：
①张同铸主编：《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0-82页。
②参见（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上册，第102页。
③《史记·西南夷传》。
④参见（日）李国卿：《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189、202、245页。
⑤玉溪地区民委编：《玉溪地区民族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28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6页。
⑦参见（美）艾伦·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上、下册。
⑧马戎：《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新的历史条件》，《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20-2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75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页。
(11)《列宁全集》第20卷,第10页。
(12)（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上册，第22页。
(13)（美）哈罗德·福克讷：《美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上卷,第182页。
(14)（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上册，第4页。
(15)（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上册，第17页。
(16)（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上册，第15页。
(17)（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上册，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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