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崛起是中国的战略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和平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头20年的国内外环境，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重要机遇。目前，中国和世界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关注这种机遇。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中华民族争取复兴与昌盛的机遇，而在国际社会看来，这种机遇将导致中国的崛起。“复兴”与“崛起”虽然都体现了中国的发展，但二者之间的语义差别反映了中国和世界对中国发展的关切侧重不同。“复兴”强调的是自我发展过程的起伏，而“崛起”则更关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关系到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就国际社会的关切来说，主要的问题有三点：一是中国是否会崛起；二是中国以什么方式崛起；三是中国的崛起会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第二个问题，即中国怎样崛起。在国际社会看来，中国的崛起已成必然，甚至已成为各国必须面对的现实，而就其国际影响来说，中国的崛起方式似乎比中国崛起最终可能达到的水平更具有现实意义，因而也更加重要。
由于中国的发展具有世界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显示的特殊关注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对中国来说，虽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目标和出发点是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从它国的角度换位思考“中国如何崛起”这个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并把它看作国际社会向中国提出的一道重大命题来加以解析，予以回应，也是必要的，对世界和中国都将是有益的。
一、和平崛起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世界的共同利益
（一）国际环境总体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冷战结束至今，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总体形势有利于中国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经济实现快速、稳定和可持续的全面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走出一条与历史上许多大国崛起方式迥异的和平崛起之路。
从安全环境看，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尽管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仍面临霸权主义、地区性热点和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的冲击和干扰，但世界总体缓和、局部动荡，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对抗下降、竞争与合作加强的基本态势有望保持下去。中国的周边关系明显改善，周边环境相对稳定。在此背景下，尽管中国的国家安全仍面临“台独”分裂势力的严峻挑战，但只要国际社会有关方面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能够给予必要的理解与支持，中国就有能力、有信心战胜一切挑战和困难，以和平方式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从发展环境看，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既给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带来巨大动力，也使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使世界各国面临更多风险和挑战。在这种环境中，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进则退。后进国家如果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提供的某些有利时机，有可能实现跳跃式发展；否则就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充分利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的机遇，化解其中的风险，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关系到中国的根本利益。中国现有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还有很大差距，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全面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条件和时机日趋成熟。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不仅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必然要求，也将有利于中国在实践中不断认识国际竞争中的各种风险和挑战，迅速增强中国应对风险和挑战的意识和能力。
总之，当今世界的安全与发展环境对中国有机遇也有挑战。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化解风险、利用机遇，通过全面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达到自身的发展目标，实现和平崛起。
从世界范围看，一个国家的崛起大体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近代以来，相继成为世界和地区强国的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大多数都难以避免后一种方式，即依靠武力扩张拓展自身在世界的影响和利益。正因为如此，当中国的崛起被看成是一种必然趋势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能否跳出人类社会和国际关系史上这一令人悲哀和困惑的怪圈，在和平崛起的方向上独辟蹊径，普遍表示关切，其中不乏疑虑、担忧和期望。
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显示的这种复杂心态是正常的，因为突破历史常规往往是困难的。尽管如此，纵观国内外形势，和平崛起是中国的必然抉择，因为和平崛起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世界的共同利益。弄清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当今世界，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正确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
（二）和平崛起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国的核心利益集中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家的安全，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国家的发展，即保障中国社会经济实现全面、协调、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维护国家安全是实现国家发展的前提，是为了给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必要条件；而推进国家经济建设和现代化事业，不仅有利于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也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不可缺少的力量保障。因此，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关键是要处理好国家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取得胜利后，尽快发展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使之适应国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成为中国社会长期面对的基本矛盾。因此，只要没有面临大敌入侵的威胁，集中精力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搞上去，就是中国最大的根本利益。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角度看，中国的国情具有起点低、任务重和发展不平衡等特点，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特点不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也使中国的崛起在内涵上具有不同于别国的殊异性。
自近代以来，当一个国家的崛起过程开始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引起其他国家关注的时候，该国社会经济发展不但在总体指标上而且在人均指标上一般都已经比较接近世界或至少是地区范围内的先进水平。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崛起中的国家同处于前位的先进国家之间在人口规模上的差异一般都不太大，因而前者同先进国家之间的距离，不论用反映综合国力的总体指标还是用反映社会经济现代化水平的人均指标衡量，反差都不太大。对这些国家来说，其社会经济现代化水平与这些国家在国际上的崛起速度基本同步，“现代化”与“崛起”基本可以作为两个等价概念使用。与此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水平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崛起是两个内涵和意义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在中国以总体指标衡量的综合国力和基于人均指标的社会经济现代化水平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口负担沉重。因此，当中国发展的脚步声已在世界回荡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水平离世界先进国家实际还很遥远。中国发展的步伐之所以在世界引起震动，当然也同中国的人口规模分不开，因为人类的五分之一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国的现代化水平与中国的崛起在内涵上的差异，对于中国选择崛起方式有直接影响。如今，当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集中于中国开始居于国际前列的综合国力时，中国人自己更关心的问题则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如何改变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如何处理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这个问题上，中国在正反两个方面都有过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建国之后，国家安全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被视为中国国家根本利益中最突出的问题，使中国难以集中全部精力发展国内经济。这是由客观环境和主观错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付出部分代价以换取国家安全，本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由于国内极“左”路线和思潮泛滥，中国在相当一段时期将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看得过于严重，并且不适当地将其同国内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加上计划经济体制种种固有弊端的束缚，致使中国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破坏和冲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工作重心回到国内经济建设上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不仅取得了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而且实现了港、澳的回归，促进了祖国的统一大业，在安全与发展两方面维护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中国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表明，处理好国家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客观认识中国的安全环境与发展环境。在安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大力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是中国的根本利益。选择和平崛起方式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中国不会谋求武力扩张和国际霸权。
（三）和平崛起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选择崛起方式，不仅要从中国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也要以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为依据。
在当代，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当今世界动荡不安，虽同许多因素有关，但根本原因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这方面的问题在当今时代更多地体现在南北关系上，主要原因是：第一，霸权主义对世界形势的冲击相当严重。冷战后由于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国际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有了新的发展，给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许多严峻问题。霸权主义同一些地区性民族宗教冲突交织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南北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第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在全球化趋势的作用下，负面影响更加突出，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问题上的困境。这也加深了南北之间的矛盾。第三，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所涉及的因素更加广阔、更加复杂，影响和平与发展的各种问题正在新的领域、以新的方式体现出来，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南北之间的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平与发展问题在当前出现一个重要趋势，即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区域性问题与全球性问题、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密切交织，相互影响。解决这些问题，世界各国相互之间必须加强沟通与交流，增进协调与合作。然而，霸权主义和国际秩序中的许多不公正不合理因素严重干扰和妨碍了国际之间特别是南北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特别是南北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道路，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现代化建设事业上，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自然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的发展不仅是对解决南北关系问题的巨大贡献，而且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将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2003年，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世界经济增长17.5%的贡献来自中国，这个比例比中国在世界经济所占份额（略高于4%）高出4倍。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的上升，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力会更加显著。总之，就中国的崛起方式来说，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与中国的根本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从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中国需要选择和平崛起的道路。
二、和平崛起已经成为中国的国际战略抉择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在客观上存在强大动力和有利条件，而且正在作为国际战略抉择付诸实践，收到良好效果。中共十六大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为中国在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的三大历史任务。这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共同利益，而且对中国探索和平崛起之路，具有战略指导意义。和平崛起作为战略抉择正在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注入新的内涵。
（一）对周边国家提出“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和“睦邻、富邻、安邻”的方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睦邻政策。
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集中精力推进现代化事业，中国需要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因此，对中国的外交来说，搞好周边关系、改善周边环境，对于支持国内建设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为了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不仅十分注意将睦邻政策的许多好传统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且非常理解周边邻国对中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持有的复杂心态。中国认识到，为了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促使中国同周边邻国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需要对传统的睦邻政策加以丰富和发展，尤其是需要从政策实践而不仅仅从口头上解决和消除“中国威胁论”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为此，近年来，中国在坚持传统睦邻友好政策的基础上，针对周边国家进一步提出了“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和“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方针。这从两个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睦邻政策在新时期的进步和升华：其一，它把中国自身的发展与这种发展对邻国的影响作为一个统一体全面地加以看待，使中国的睦邻政策更富于开放与合作精神；其二，它把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的理念转化为“富邻”、“安邻”的具体方针，并以此作为睦邻政策的基础。这使睦邻政策不仅体现着中国的道义价值取向，而且被赋予了更加现实的共同利益因素。
近年来，中国将上述方针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付诸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中国与东盟就成立自由贸易区达成了协议，并成为东盟以外的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国家，使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10+1”合作机制在经济与政治领域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促进了东盟与中日韩在“10+3”框架内的合作。中国同俄罗斯及中亚国家之间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展开了全面合作。新的睦邻友好政策也为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的双边与三边合作开辟了新的发展前景，对中国和印度双边关系的突破也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国“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不仅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全面改善，而且用事实批驳了“中国威胁论”。事实上，“中国威胁论”在中国的周边越来越没有市场。周边国家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学者，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等，正在对中国形成一种共识：即中国的发展对于周边国家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种机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已经找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和平崛起之路。
（二）在国际安全领域大力倡导新安全观，积极探索以和平方式消除外部威胁、防止国际军事冲突的方式和途径，拓展和丰富了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境界与内涵。
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传统安全问题（如与领土争端、宗教民族矛盾、武器扩散有关的地区热点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如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环境保护等），中国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基本内容的新安全观并付诸实践，对缓解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推进地区安全合作均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安全观是对冷战后国际安全的新特点、新潮流和新问题的一种积极探索和反应，经过充实和拓展，对于在国际安全上倡导符合世界共同利益的新思维和新举措可以提供引导和启示：“互信”提醒人们注意冷战后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大国间关系的“非对抗性”与“非零和性”；“互利”的安全内涵是“共同安全”；“平等”追求的是公平和公正而非强权和霸权，基础是尊重国际法和国际行为准则，遵守国际游戏规则；“合作”的出发点在于寻求伙伴而不是寻找对手。新安全观是中国一贯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期的一种发展，其精神不仅适用于中外关系，而且对于解决和处理国际安全领域中的许多问题也具有普遍意义。
中国的新安全观已经转化为政策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在有关各方之间积极斡旋，先后促成了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使事态得到有效控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评价。中国近年来基于新安全观在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信会议、欧亚首脑会议等框架内提出的许多政策倡议，也增进了地区及国际之间的沟通、信任与合作。
（三）积极倡导超越意识形态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国际合作理念，为中国的主权观、人权观和民族忧患意识注入了新的内涵。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选择自身发展道路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依据自己的国情，否则不会成功。中国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经常面临外部的压力。这种压力常常给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国内建设事业带来干扰和危害，成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问题，也强化了中国的忧患意识。尽管如此，中国对于这些涉及中国内政与主权的重大问题，越来越注意避免从僵化的观念出发和以简单粗糙的方式回应有关压力，而是采取了开放的姿态、包容的心理和理性的方法应对这些挑战。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的主权观、人权观和忧患意识近年来出现的变化和发展方面。
其一，中国的主权观正在同超越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发展观结合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共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和人类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不仅是对中共执政治国理念的发展，也要求中国超越意识形态看待和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为中国借鉴和吸收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不仅对当代科技革命浪潮、经济全球化以及和平与发展等世界大趋势的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客观评估，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广泛地发展同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与合作，而且更加乐于听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善意批评与合理关切，敢于大胆吸收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以改进自身。这不仅在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而且对于消除国际社会某些方面对中国的误解，回应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恶意攻击，也更加有效。
其二，中国的国际合作理念正同被赋予更多普世价值的人权观结合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执政理念，不仅被进一步转化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政策实践，而且直接带动了中国全社会关注和弘扬“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对于中国人权观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这种变化客观上有助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同国际社会加强交流、沟通与合作。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人权合作中的姿态由被动转向主动，理论主张更加丰富，从反对干涉到倡导对话，从强调人权的阶级属性到认可“公民权利”，从侧重国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到同时注重“政治权利”。（注：参见沈雅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国际人权政策及其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1期。）中国人权观的发展和进步也引起了中国国际人权政策和安全政策的调整。例如，对于国际实行人道主义干预，中国从批判和否定逐步转向有条件的认可和参与。
其三，中国的民族忧患意识正朝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自古以来，民族忧患意识就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中国历史上进行的对外战争几乎都是防御性的。鸦片战争后，步步深入的外来侵略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中国的忧患意识也达到了空前程度。就其对中国主权观的影响而言，中国近现代民族忧患意识先后大体经历过三种不同的境界：从以救亡图存为宗旨，到一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再到真正认识“发展才是硬道理”和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种变化说明，中国的忧患意识在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后，有一个从盲目躁动逐步向理性回归的过程。这种变化具有双重的动力。一方面，它是民族忧患意识同正确的时代观、发展观和世界观相结合的结果。另一方面，民族精神的这种变化还可追溯到更深一层的民族文化渊源。中国忧患意识的理性趋向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向“中庸”、“大同”、“和为贵”及“和而不同”等思想文化传统的一种复归，是传统文化以新形式在当代主权观和外交理念上的一种再现。民族精神的这种深层变化趋势对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以及未来的和平崛起，无疑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四）积极探索新的国际关系理念，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维护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为实现和平崛起，中国不仅在同自身利害关系密切的国际问题上积极调整政策和更新理念，而且在未来世界格局等关系到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增强了责任感，在国际上树立起和平公正、稳健负责的大国形象。
对于未来世界格局，中国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积极推动多极化进程。中国同其他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中国也不处于当今国际矛盾的中心位置。中国主张多极化，绝非单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是为了主持国际正义，维护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基础地位和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进步。中国多极化主张的实质是倡导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与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理基础是一致的，不仅反映了世界多数大国的要求，也体现了世界众多中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响应。
中国的多极化主张在理论论证上仍处在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格局分析中的两种方法。一种是国内外十分流行的反映西方经典现实主义思想方法的力量结构论。这种理论认为，国际力量结构是决定世界格局的惟一因素，力量格局等于世界格局。对当前世界格局，现在流行的种种看法大都来自这种现实主义理论，如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单极帝国论，基辛格70年代就提出的五大力量中心论，约瑟夫·奈近年来提出的多层（军事、经济、政治等）复合力量结构论等。
分析世界格局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被称为法权关系论。它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和基础是法权关系而不是强权关系，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而必须遵照一定的游戏规则将其力量转化为国际影响力。国际法权关系体现着国际秩序，表现形式是国际法律和道义规范体系，强权关系则仅仅反映国际力量结构。法权影响着强权。即使是推行强权政治的国家也常常不得不为自己寻找或编撰一些法理依据。强权也影响着法权关系的形成。强权盛行时代的国际法体系往往具有浓厚的强权色彩。不过，随着国际秩序逐渐走向进步，披着合法外衣推行强权政治的困难越来越大，法权与强权彼此分离、相互制衡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应该指出，强调国际关系的法理本质并不排斥国际力量结构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也未低估强权政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法权同强权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鼓励世界各国在遵守国际法理和道义规范的前提下通过竞争来谋求自身利益，也允许各国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争取使国际游戏规则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改变；而后者则谋求单纯依靠实力违背或超越国际行为规范达到自身利益，或者通过威胁等方式将有利于自身的游戏规则强加给他国。在此，国际力量对比因素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力量运用的方式有本质的不同。
法权与强权之间的矛盾运动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贯穿着国际关系发展史，共同决定着不同时期国际关系的运行方式。不同世界格局之间的本质差异不是国际力量结构，而是国际关系的实际运行方式，而这种运行方式同时取决于特定时期国际秩序的特点和国际法权与强权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国际关系以一个或两个国家的利益为核心稳定地运行，世界格局就处于单极或两极状态；若以众多国家的共同利益为核心稳定运行，则世界格局处于多极状态；而如果国际关系的运行不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则表明世界格局处在过渡时期，而这正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实际运行方式的突出特点。（注：参见徐坚：《新干涉主义与国际关系的法理基础》，文载杨成绪主编的《新挑战—国际关系中的“人道主义干预”》，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版。）冷战后，国际力量结构的特点是一超与多种力量并存，而国际游戏规则的基础仍具有二战后及冷战时期逐步形成的一个基本特点，即排斥一个国家的利益主宰世界。这使一超的强权和现行国际秩序这对矛盾之间的对立性加强，张力加大，国际关系运行方式处于极不稳定状态，世界格局处在单极与多极之争的过渡时期。（注：关于冷战后国际格局的特点，参见徐坚：《国际新秩序的规范制度建设与过渡时期国际关系的特点》，《国际问题研究》2001年第2期；又《当前国际关系调整中若干趋向》，《国际问题研究》2002午第6期。）
从理论上阐释中国的多极化理念，必须抛弃力量结构论简单肤浅的分析方法，否则在理论上将面临双重困境：其一，很难从力量结构本身找到理由反驳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去年提出的“多极不稳定论”，因而也很难从理论上阐明多极格局比单极格局更加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其二，力量结构论本身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接受由几个大国主宰的多极世界格局。
摆脱这种理论困境，必须从国际关系的法理基础出发，从国际关系的法理基础同强权政治之间的矛盾运动对国际关系运行方式的影响去阐明中国的多极化理念。“多极不稳定”之所以能在理论上给人造成困惑，在于它对多极化的分析基于一个错误的但却不易被人察觉的假设，即设想各个国家仍可以在国际上不受任何约束地随意运用自己的力量，把国际力量结构作为决定国际关系运行方式的惟一因素。这是一种典型的否认国际关系的法理本质，只认实力的强权政治理论。这种理论把弱肉强食看成国际关系的惟一法则。的确，这种丛林法则在历史上确实长期盛行过，甚至在二战之前仍很突出。处在这种时代的多极格局也确实容易促使各大国玩弄危险的力量平衡游戏。但问题在于，这只是多极世界的一种极端状态。这种时代已永远成为历史，人类不应该也不会让其重演。其实，从理论上也可以推导出多极世界的另一种极端状态，即世界各国完全按照公正合理的游戏规则行事，国际关系围绕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稳定运行，强权政治不再有存在的余地。这是多极化的最高境界，也是国际关系的理想运行方式，但需要两个前提：一是体现于国际游戏规则的国际秩序公正合理，二是世界各国都遵守游戏规则，国际力量因素只被用于正常竞争而不再用来推行强权。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多极化主张倡导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按照公正合理的国际游戏规则展开平等合作与公平竞争，实际追求的就是这种境界。虽然实现这一理想是一个艰难长期的过程，但推动世界逐渐接近这种理想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体现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也符合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强的大趋势。这种多极化理想同中国对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视并不矛盾。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抵制强权政治，也有利于参与公平的国际竞争。
（五）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建立稳定、和谐的多极化世界的重要前提，是中国多极化主张的必然要求。
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总体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存在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从理论上阐明中国倡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注意“新”、“旧”的实质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道义概念。“新秩序”与“旧秩序”的区别，并不在于其是否已经存在，或存在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其是否公正合理，是否有利于抵制强权政治，维护国际关系的法理基础。弄清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联合国宪章倡导的精神和其他国际公认的行为准则，虽然已经提出很久，但只有一部分在国际法和国际游戏规则中得到体现，还有许多没有得到落实。国际法体系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应将联合国宪章等重要国际文献虽然没有涉及，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已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按照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在国际游戏规则中体现出来。
对以上问题加以概括，可以看出，中国推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努力方向，一是要坚持已经在国际法体系中得到体现的联合国宪章的有关精神和公认的国际行为准则。二是要争取改变违背联合国宪章基本精神及国际公认行为准则、明显偏袒少数国家利益的国际法规。如国际经济秩序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三是要呼吁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公认行为准则所倡导但尚未实现的有关精神在国际法规中体现出来。四是要改进联合国宪章由于历史局限未能充分涉及、或者虽有涉及但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国际秩序问题，包括联合国本身的改革问题。
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现行国际秩序不改进不行，但也要在改进过程中防止出现无序。改比不改好，有序比无序好。现行国际秩序不仅存在改进问题，而且其合理成分与基本稳定正面临国际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严重冲击和威胁。因而，中国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负有双重使命，既要改掉现行国际秩序中的不公正因素，也要反对和抵制强权政治对国际秩序基本稳定的冲击。这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需要中国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三、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国际社会的理解、协作与支持
中国未来发展的国内外条件和背景决定了中国必须克服众多的困难和挑战，经历超长的进程才能实现自身崛起。而中国要独辟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就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因此，中国实现和平崛起需要国际社会各方的关心、理解、协作和帮助。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是在国家尚未完成完全统一、面临“台独”分裂势力在两岸之间不断制造危机的情况下开始和平崛起的。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中国不会允许任何势力以任何形式将台湾从中国的领土中分割出去。中国有决心、有信心通过最大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但这需要国际有关方面的协作和支持，因为“台独”分裂势力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不断进行单方面挑衅，已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放任“台独”分裂势力，不仅将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也将严重干扰中国顺利实现和平崛起，威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违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第二，中国是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且发展很不平衡、背负巨大人口负担的情况下开始崛起历程的。中国既是一个世界影响日益增强的地区大国，但在很长时期内又将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双重特点决定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既要肩负起维护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责任，但也只能依据自身承受能力和发展水平去承担国际义务。中国对世界的贡献首先体现在使人类五分之一以上人口摆脱贫困、逐步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在这方面，中国迫切需要各国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选择自身发展道路问题上面临国际社会的许多误解和压力。这些问题直接间接影响和干扰着中国内部的稳定和发展。促使中国顺利实现和平崛起，不仅需要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自身内部建设，而且也需要国际社会在加强对中国了解的基础上，通过平等的沟通与合作，共同促进中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