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走向何方--俄罗斯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再一次论战_新经济政策论文

俄罗斯走向何方--俄罗斯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再一次论战_新经济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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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后,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摆在了各派政治力量的面前。他们都认为跟在西方模式的后面亦步亦趋是行不通的,因而纷纷打出“走俄罗斯自己道路”的旗号。这个口号顺应了广大俄罗斯人民要求改变现状、恢复前苏联所拥有的世界第二强国地位的心理,因而几乎成了各党各派都乐于标榜以争取民心的政治口号。

然而,对“什么是俄罗斯道路”的问题,各党各派却有迥然不同的理解。不仅俄罗斯的左派和中派之间意见相左,就在左派内部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些分歧不仅关系到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前途,而且还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理解列宁80年前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

“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本身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

主张俄罗斯走“第三条道路”的俄罗斯中派极力推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趋同论”。其中的典型代表是1998年和1999年先后在《独立报》上发表《论趋同论》和《三个列宁》长篇文章的政论家尤·布尔金。布尔金认为列宁具有三重性,把列宁分成“十月革命的列宁”、“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列宁”和“遗嘱期间(即1923年初)的列宁”。他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没有区别,未来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社会形态。“新经济政策”既不是从社会主义退却,也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阶梯,而是社会主义本身,至少是社会主义的开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社会主义不再敌视资本主义,不准备把资本主义赶下历史舞台,而是要吸收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相容的,两者共同为促进文明而努力,并且能够在经济中相对长期地共存。列宁所谈的社会主义,是没有消除“私人买卖利益”的社会主义,是“以现在的资本主义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种共生现象。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40年间,这种社会形态始终没有一个名称。现在人们可以用现代语言称它为“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多元社会主义”、“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或根据侧重点的不同将之称作“人民的资本主义”、“社会取向的资本主义”,等等。

布尔金的思想典型地表达了那些主张俄罗斯要走一种既不同于前苏联,也不同于解体后主张俄罗斯走“第三条道路”的中派人物的观点。按照他们的观点,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将取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可以接近、兼容,某种趋同的混合的社会将形成。萨哈罗夫把这种社会的形成过程解释成通过“相向而进的双向改良”而实现跨形态的相互接近,这是工业和后工业形态普遍文明之后的结果,是生产国际化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综合。

布尔金的文章在俄罗斯左翼学者中引起不同反响。左翼刊物《对话》杂志等相继发表文章,对布尔金的观点进行反驳。有学者提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仅不是布尔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而且也不是社会主义本身,它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只不过这种过渡是以让步和妥协的形式进行的。在1920年以前,列宁一直期望世界革命会很快爆发。由于世界革命因世界资本主义的遏制而未能爆发,也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单独在俄国这个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国家里取得了胜利,因此,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把重心从社会主义政治前提下的建设转向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和文化基础上的建设,即通过进化的途径来赶上其他先进国家,同时赢得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同情和帮助。因此,列宁提出了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主张。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间界限是“持久的,但不是永远的”。列宁坚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成为社会主义的俄国”。

这派学者认为,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是集中化的国家管理与市场的自发性之间的妥协,是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妥协,是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与在俄国历史上形成的落后的物质生产和落后的文化之间的妥协,是俄国失败了的中等发达资本主义与成长中的但还很弱小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妥协。从原则上说,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俄国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谁战胜谁”的斗争。但这种斗争是通过竞赛和非战争的形式展开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把“新经济政策”描绘成“趋同的社会主义”,即趋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与趋同前(集权)的政治上层建筑融为一体的“混合型社会主义”,实在是牵强附会。其实,当时既没有趋同前的社会主义,也没有趋同后的社会主义。同时,不能把列宁在不同时期提出的思想割裂开来,因为列宁的思想是一个辩证和系统思维的整体,是不断运动的过程。列宁追求的目标始终只有一个,这就是解放广大劳动人民,建立强大富裕的社会主义俄国。

还有左翼学者指出,布尔金的观点反映了俄罗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也反映了一部分中小生意人代言人的情绪:他们一方面亲身体验到了叶利钦制度的危害性,同时又害怕回到共产党政权下,于是便去寻找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他们抓住趋同论,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相当的历史阶段内是有可能共生的,为此,他们就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加以篡改,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他们不懂得根本就没有第三条道路。只有深入地、创造性地运用真正的而不是被歪曲了的列宁的思想理论遗产和实践经验,才能复兴具有社会公正的昔日强国。

不改变现行社会制度能否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

一些左翼学者认为,“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当前俄罗斯就应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21世纪的俄罗斯”独立学者学会于1998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怎么办?俄罗斯复兴的理念》。该书提出一种自称是“拯救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即“计划市场双重成份经济”的模式,意在放弃自由主义的市场模式,发展市场社会主义。这些学者提出,在“具有双重成份的经济”模式中,计划和市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应是7:3。计划经济成份应该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基础之上,全民的财产由作为计划和调解主体的国家来管理。市场成份则建立在私人的、合作社的、小集体的所有制基础之上,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

另一些左翼学者则对上述模式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新经济政策”下5种经济成份中的一种,而且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控制下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利用资本家的手来建设社会主义。今天的俄罗斯不同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维埃俄国,人民政权是抽象的,是资本主义议会制的一个变种。在现有政治制度下,这种模式根本不能保证向社会主义过渡,实现“市场社会主义”,甚至不能保证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不真正改变政权的阶级性质,靠这种所谓“双重成份经济”的模式是达不到真正社会主义的,最后只能使俄罗斯仍保存在带有社会国家因素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因此,从长远来说,要挽救国家,就应改变政权的性质。从目前来说,要恢复“新经济政策”的因素,在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多种经济结构的多党制社会中实行国家调节。这种调节就是要确定私人资本(包括外国资本)活动的界限和条件,在协调一致的计划基础上确定国民经济的比例平衡价格。

作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前提条件,他们提出了6项措施:(1)对国有财产进行资产登记;(2)将富有战略意义的原料生产、交通等国有化;(3)停止国有财产和土地的私有化;(4)有意识地放慢与世界金融组织和经济组织一体化的速度;(5)依靠本国力量,动员国内资源,同时与白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重新实行一体化,阻止它们依附于帝国主义联盟,实行理智的、旨在捍卫本国利益而不是闭关自守的保护关税政策;(6)对外贸、外汇交易、烟酒产销、赌博、广告、广播电视等实行国家垄断;(7)与俄联邦各地区在税收、补贴、贷款等方面协调一致,克服对俄罗斯完整造成威胁的地区分离主义。

俄罗斯的左翼理论家们想从列宁80年前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中,找到医治俄罗斯现今疾患的药方。他们的议论仅仅是纸上谈兵,还是将对俄罗斯社会的发展产生政策性影响,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确信,那就是列宁的思想和实践今天在俄罗斯依然具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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