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苏论文,论战论文,原因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03)03-0019-05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它导致了中苏关系走向对抗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中苏大论战中，双方论战的文字汗牛弃栋，而由于种种原因，对这场大论战的研究却近乎空白。20世纪80年代之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的原因进行过一些研究，并提出过不少有益的见解。不过，由于这一问题涉及面非常广，情况十分复杂，加之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不仅学者们众说纷纭，而且很多研究并不十分客观。如有些国内外论著把中苏论战的原因单纯归结为文化差异、国际共运中的权利之争、地缘政治冲突、种族不和、体制缺陷及双方领导人个人性格与行为因素，等等，这些都是不准确、不全面的。现对上述研究进行综述，以促进对中苏论战问题研究的深化和扩展。
一、有多少因素引起中苏论战
从已发表的学术论文看，对中苏论战的研究大多是对历史过程的叙述或对论战原因的分析。关于中苏论战的原因，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其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主要的原因有国家利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意识形态分歧始于苏共二十大，主要是对斯大林的评价和“三和”路线问题上的分歧。中苏关系的恶化是1958年苏共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开始的，中共认为苏联想控制中国，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感情。在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如台湾海峡危机，苏联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中印冲突，苏美缓和战略等，双方发生了争论和争吵，增加了不信任，矛盾逐步加深。
关于到底有哪些原因引起中苏论战并使论战逐步升级，学者们发表了不同的见解。
叶书宗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引爆中苏大论战。斯大林确立的斯大林模式，到50年代其狭窄的框架就已经容纳不下发展着的、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容。时代在呼唤改革，理论需要发展。斯大林逝世后，客观上对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苏联的体制改革变得非常有利。1953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立即在中央全会上提出忧患意识，着手改革斯大林模式。赫鲁晓夫首先在农村和农业生产领域采取了几项重大举措，包括大规模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取消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改革农副产品的收购制度，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等等。赫鲁晓夫在政治上的重大举措是从平反昭雪入手，反对个人崇拜，重树集体领导原则，强调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在世界总体战略方面，赫鲁晓夫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符合当今现实，因而要调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即改变把20世纪看做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世纪的时代估价，改变以暴力革命为手段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决策，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三个理论问题，并希图缓和与美国“冷战”对峙的严重局势。总之，赫鲁晓夫致力于改革斯大林体制，是要寻找苏联社会主义继续前进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6年2月，苏共举行第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推出了他的改革思想。尽管在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就很快感觉到不能照搬苏联的做法，并努力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对苏共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中共就首先表示不同意见。在1956年4月和12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文，揭开了中苏大论战的序幕。
李捷认为，民族传统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战略利益的冲突是中苏论战的主要原因。其中，就民族传统来看，两国在文化和历史背景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苏联的前身俄罗斯，是一个领土扩张野心很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它是主要的获利国之一。中国则深受其害，中国人民心灵上的创伤是深刻的。在苏联时期，从斯大林开始，苏共长期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置于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之上，并要求各社会主义国家都要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谁要是过分强调本民族的特殊性，强调本国的国家利益，就是对苏联权威的“大不敬”，就是民族主义。而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理论，恰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和民族传统的道路基础之上的。这种基于民族传统和革命道路的巨大差异，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不同理解。这种理解上的差异，在斯大林时期还没有表面化，到了赫鲁晓夫执政以后，就逐渐暴露出来。1958年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从此，两党两国在战略利益和内外政策上的分歧日益发展，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这是导致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的根本原因。
左凤荣、潘正祥认为，中苏论战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更有国家利益的冲突，还有领导人之间的好恶，其中也夹杂着历史的积怨。赫鲁晓夫执政之初，中苏友好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但同时，赫鲁晓夫也像对待东欧“卫星国”那样，欲把中国纳入苏联的整个战略之中，被中共一一拒绝，使得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赫鲁晓夫加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以增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砝码这一战略意图之间存在矛盾。另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两人之间也未能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两个人的文化素质、思维方式存在很大差别。作为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把中国的独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作为大俄罗斯民族的一员，赫鲁晓夫潜意识中的大国主义不断显露，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这种差异不能不影响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两国的关系。
曲星认为，从20世纪50～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的复杂纷繁的种种现象中，可以理出三条相互作用的线索，即中苏之间关于国际战略的分歧，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争论和中苏两国国家利益的冲突。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之间的结盟关系有着强烈的利益互求因素，即当时中苏都面临美国严重威胁的战略格局，中国需要与苏联结盟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苏联也需要在自己的周边建立一个隔离西方威胁的安全区域。但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之后，苏联面临的战略任务与中国面临的战略任务发生了明显差距，原来被共同战略利益掩盖的双边关系和民族利益中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由于各自战略需求及斗争策略的不同，双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理论问题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些分歧不可能在论战中弥合，反而越来越大。两个执政党之间关系的恶化，不可避免地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中苏从盟友演变为潜在敌人，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理论分歧恶性互动的结果。
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教授艾伦·S.惠廷认为，有多种因素促使莫斯科与北京分离。第一，从个人方面说，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个性，就和一般同盟所需要的磋商、妥协与合作格格不入。这两位独断独行者特有的对人的态度，也把正常的分歧变成了相互的敌视。第二，中苏两国之间在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存在分歧。依靠自己取得了革命胜利的中国领导人，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与其他共产党领袖相比有如鹤立鸡群，有利于莫斯科的力量对比至少在政治上被有利于北京的威望对比所抵销，出现力量与地位上的不相称。贸易和援助条款以及没有明言的中国在核时代对苏联的军事依赖，对双方来说都引起了实际的与心理上的问题，这在50年代后半期愈来愈明显。中国经济与军事发展的巨大需求，加重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战后东欧卫星国的需求而造成的苏联资源紧张，北京对莫斯科在轻重缓急上的考虑有不同看法是可想而知的。第三，中苏之间在与第三国关系上存在不协调。中国同美国之间缺乏外交承认，而苏联却强调与美国的和平共处并默认美国对台湾的防卫义务；中国与印度发生武装冲突时，苏联却向印度求爱。在对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的影响上，甚至在对东欧国家的关系上，中苏之间也有矛盾。第四，在第三世界国家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道路上，中苏两个共产党巨人之间意见也不同，其背后是权力和影响的竞争，并最终恶化两国关系。
二、中苏论战最主要的原因
导致中苏论战和中苏关系破裂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学者们争论比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两党在对斯大林体制认识上的分歧是中苏论战最主要的原因
张欣认为，中苏论战的产生有着错综复杂的背景，除了国家利益的矛盾外，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两党在对斯大林体制认识上的分歧。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出现改革的新迹象。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危害，对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认识。尽管“报告”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与批判存在着过于草率的问题，但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从战后苏联社会发展来看，特定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苏联体制的所有弊端，几乎都与斯大林所搞的个人崇拜有关，不反对个人崇拜，任何社会改革都难以设想；从战后国际共运发展来看，“报告”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冲破了斯大林时代形成的国际共运史上“斯大林体制”的禁锢，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可以从理论上，而且也可以从实践中开始独立地探索不同的建设模式成为可能。
2.两国关系上的不平等是中苏论战的根本原因
薛钰认为，不应把中苏论战的根源仅归于意识形态、理论观点上的分歧。薛钰指出，正如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共制订对苏“一边倒”政策并不简单地是因为与苏联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而主要地是基于国家安全、外交、经济等现实利益而做出的理智选择一样，意识形态也并不是导致中苏对抗的根本原因。苏共二十大至1959年苏美戴维营会谈前，中共对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及批评斯大林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还抱赞成态度，只是当两国利益冲突激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才逐步升级，使中苏分歧呈现为意识领域的大论战。薛钰同意邓小平对中苏论战的总体评价，即所谓中苏论战，并“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正是国家利益的根本冲突、苏联大国主义政策与中国独立自主方针的严重对抗，导致了双方在现实国际政治方面重大方针政策的分歧，这是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是中苏矛盾发生发展并最终导致论战爆发的根本原因。
3.国内建设道路的不同是中苏冲突的根本原因
当年直接参与中苏最高层会晤的当事人，现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资深汉学家列·别·杰留辛著文对苏中冲突的起因做了若干分析，认为苏中冲突首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危机，由此也推动了苏中领导人开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和新方法。在探索中，苏中两国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苏联走了一条右倾保守的道路，在中国，“左”倾情绪则占了上风。还指出，从客观的观点看，两党之间，确切一点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争论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当年直接参与中苏最高层会晤的另外一位当事人，曾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现任俄国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库里克认为，如果我们是去寻找真正的深层的原因，而不是表面上的原因的话，那么，有很多问题，应该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当然，两国领导人的个性，还有一些其他原因都曾经起过作用，而且在一定的时期还可能成为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他认为，如果要寻找真正的深层原因，那么，就需要了解一个非常简单的真理。这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取决于它的对内政策的。根据这个真理，两国之间的关系恶化、争论的原因，应当从中国的内政和苏联的内政中去寻找。那么，这个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呢？他指出，恰恰是在50年代，在两国发生争论的这个时期，两个国家的内政越来越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4.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
刘克明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可以从各方面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由于有其政治需要，对中国党还能平等对待，在“反党集团”被贬黜，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巩固以后，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越来越明显暴露出来。除了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外，还有几件事是赫鲁晓夫对中国推行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第一，在对美国的政策上，苏共只考虑苏联一方的利益，而置中国利益于不顾。1959年9月中苏会谈时，赫鲁晓夫要求中国党在台湾问题上，同苏联制定共同路线，答应对台湾不使用武力，为我拒绝。第二，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各党会议上，中苏发生争论，苏联不仅在会上组织围攻，而且在会后从中国撤回专家，撕毁合同，停止供应设备，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压力，迫使中国听从其指挥。第三，1963年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方发表告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全面对我攻击，而且同美、英签订部分核禁试条约，妄图伙同美国垄断核武器，束缚中国手脚。第四，1964年2月，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反华报告，说要对中国党采取集体措施。随后赫鲁晓夫根本不同中国党商量，宣布召开由26国党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筹备所谓国际会议，实际上是作为对中国党采取集体措施的组织手段。阎明复也持这一观点，认为中苏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赫鲁晓夫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一次又一次地对我国采取施加压力的步骤，最终导致论战升级和关系恶化。
5.国家利益的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
孙其明认为，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利益的冲突，都对中苏关系的恶化和破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相比之下，国家利益的冲突所起的作用更重要，更带有根本的性质。不过，国家利益的冲突之所以如此，也和它同意识形态的分歧、争论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有关。
斯大林去世后，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开始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以后，中苏两党在涉及斯大林的评价、和平过渡等理论和政策问题时，看法有了不同，双方出现了分歧。但双方在处理这些分歧时，都比较注意不把与国家利益无关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而是就事论事。所以，分歧并没有影响国家利益和国家关系，反而在1957年达到顶峰。然而，从1958年春夏开始，上述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两年两国间涉及国家利益的矛盾和争执与此前的七八年相比，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性质也严重得多了，矛盾和争执已发展为严重的冲突，内部的争论已演变成公开的争吵而且逐渐演变为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促使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和升级，而且与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造成了双方的严重对立，致使冲突不仅不可能得到解决，甚至连缓和一下也难以实现，从而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的破裂。
孙其明还指出，由于两国在国家利益方面的争执造成了彼此间的不满和恶感，加剧了彼此间的不信任，各方均开始怀疑对方的动机和目的，甚至认为对方居心叵测。尤其是中苏双方都是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当问题越来越多时，各方都必然要从意识形态上寻找原因，从理论、路线和政策上挖根子。正因为上述争执的出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便把它和意识形态分歧放在一起考虑，开始怀疑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分析以后，毛泽东等人又进而做出判断，认为赫鲁晓夫等人显然已走上了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已发生了变化。在毛泽东等人看来，如果不是在理论、路线上出了问题，赫鲁晓夫等人怎么会干出那么多损害社会主义中国的事情呢？在苏联方面，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实际上也在运用同样的逻辑推理，认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犯了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等等。于是，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大大升级了，从某一具体问题的观点之争发展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之间的根本原则之争，根本路线之争。双方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对方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都认为真理在自己一方。在双方的争执中，尤其是涉及国家利益的争执中，确实存在着“是非”，存在着正确与不正确的问题，但是，双方都把争执上纲上线，使分歧升级，显然是夸大其辞了，结果反而掩盖了具体问题上的“是”和“非”，不仅分不清是非，反而徒增恶感。
6.中苏论战是中苏国家利益（包括主权）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分歧及领导者个人之间的矛盾三种主要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骆晓会认为中苏论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无外乎是中苏国家利益（包括主权）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分歧及领导者个人之间的矛盾三种主要因素造成。但骆晓会不同意中苏关系恶化之首要因素为国家利益的说法。认为斯大林时期比赫鲁晓夫时期对中国国家利益损害更大，但中苏关系的恶化却发生在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在国家利益问题上争执的结果是因小失大，特别是毛泽东是以虚幻的主权损害替代了实在的国家利益损失；1969年以前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方针和原则，往往未真正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国际主义高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重于国家利益。因此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因素为国家利益之说不能成立。他认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因素累积并相互促进、交互影响下造成的。如果非要从这些矛盾中找出一种首要的或根本的、关键的因素，那么也不应是两国包括主权问题在内的国家利益的冲突，导致了中苏关系由盟友走向了敌对，由兄弟变成了仇人，也不会是意识形态分歧将中苏关系引向了绝境。
从以上引述、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对中苏论战的原因争论较多，但是，国家关系的不平等、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苏共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对外战略的不同等，都可以归结为国家利益的冲突。所以，中苏论战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历史积怨，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分歧和领导人个人因素。
收稿日期：2003-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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