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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究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本文仅就经济伦理与其成就的关系谈点看法。
一、勤劳敬业：儒家文化圈的工作伦理
勤劳敬业精神是儒家学说最优秀的传统之一，也是儒家文化圈最普遍的工作伦理。日本人认为，在一个儒教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献身于工作不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实利上讲都是最重要的美德[①]。
传统伦理因子固然重要，但它必须与相应的激励机制配合起来才能发挥现实效应。日本人的勤劳敬业精神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它与战后日本民族复兴冲动、家族—集团主义、高水准的教育等社会因素紧密整合为一。曾任四届内阁总理的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一书中写道：“勤奋所发挥出来的力量，通过具有特色的进取精神和竞争精神，使日本人勇往直前。”日本人在勤劳敬业上的超常状态被世人视为劳动中毒症，甚至称他们为“工蜂”。
在儒家学说的长期熏染下，亚洲“四小龙”的勤劳敬业精神亦令人钦佩。新加坡人民行动党1959年的竞选宣言指出，勤劳机智的人民是新加坡工业化的四项有利条件之一。李光耀告诉国人，新加坡生存的唯一办法是发挥高度的工作精神。新加坡航空公司为了班机准时起飞，地勤人员、后勤部门、订票处、旅馆、海关部密切配合，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连续多年被国际航空组织和乘客评为“世界最佳航空公司”。香港有许多工商企业都是白手起家，它们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生存发展，原因之一就是香港拥有一支富有勤奋拼搏的创业精神，掌握现代化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知识的工商管理人才和劳动队伍。台湾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是它拥有勤劳且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力资源。韩国学者在分析本国经济增长的条件时，特别强调“劳动者的勤劳、坚忍不拔和牺牲精神”，以及“企业家和年轻一代的成就欲”[②]。对于大宇企业集团董事长金宇中来说，家居只是他办公室生活的延续，他利用每天上班的路上在座车里刮胡子、吃早餐。釜山大学教授金日坤认为，韩国人惊人的工作热情是与韩国人顽强的韧性与适应力，对家族共同体的依靠以及振兴民族的愿望胶合在一起的[③]。这一见解的启示性在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能够激活儒家传统伦理的功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激励机制。
二、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家族—集团主义
这里所谈的家族—集团主义，是指以儒家伦理体系中的忠诚、和谐为基石的、高度重视人际关系的一种价值观，以及由此形成的经营管理思想与方式。这种泛血缘化的经济模式对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以日本最为典型。
对日本人来讲，“忠”是最重要的道德，这是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的重大区别。把“忠”的伦理输入企业经营管理，势必产生职工对企业从一而终的依附感、归属感、效忠感、使命感，容易激发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勤劳敬业的精神。同样，日本人对“和”的伦理也非常重视，它不仅能够对经营管理起到润滑作用，而且通过调节人际关系维护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心态。松下电器公司的七大精神之一就是和亲一致的精神；丰田汽车公司的创业者丰田佐吉的座右铭是“天、地、人”三字，此取孟子“天时、地利、人和”之深义。著名企业家盛田昭夫认为：“管理者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培育起与职员之间的健康的关系，在公司中产生出一种大家族式的整体观念，换言之，就是要在职员中萌发出一种与领导者共命运的情感。在日本，最成功的企业，必定是一种命运共同体意识已深深植根于全体职员中的企业”[④]。据称，日本将近200万家企业的绝大多数是个人或家族支配的企业[⑤]。与准家族企业并存的是泛家族企业，它不讲求严格的血缘纽带，但却把家族经营的伦理精神注入企业运行机制之中。松下电器公司堪称代表，它是日本第一个定有“社歌”和精神价值观即“松下七精神”的企业。
终身雇佣制是日本企业经营管理中家族—集团主义的核心。它规定：一个人一旦被企业正式录用，只要企业不倒闭，只要职工勤劳敬业，就可以在该企业一直工作到退休（55岁）。日本企业具有日本家庭的特征，即它是在终身雇佣制的基础上建成的一种封闭式社会组织，工作就是雇员生活的中心。日本企业的社会集团特征，首先在于它是一种一家一户式的集团，其次是它囊括了全体属员的私人生活，因为每一个家庭都同企业有广泛密切的联系。
家族—集团主义的另一表现形式是劳资协调，它是由企业工会完成的。日本盛行以企业为单位组织工会，工会是企业大家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工会的行动纲领与企业的长远利益是高度吻合的，它的职责不是破坏而是捍卫集团目标，这就极大地缓和了劳资纠纷，促使劳资双方在重大决策上保持一致，有利于企业发展。例如，丰田汽车公司的《劳资宣言》强调，劳资关系以相互信赖为基础。这正是丰田工会的纲领之一，它是丰田精神——发挥友爱精神，以公司为家庭相亲相爱——的具体落实。资方把工会“看成是有助于公司稳定的朋友”[⑥]。事实表明，良好的劳资关系是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重要因素。
对亚洲“四小龙”来说，家族—集团主义同样重要。它们“有效地利用了儒教文化社会秩序和家庭主义中的合理成份，成功地促进了经济发展”[⑦]。香港敦豪国际有限公司的业务网遍及世界165个国家，创办人钟普洋的经营之道是儒家思想融合西方商业哲学，即他以家长的身份关怀每一名雇员，而每一名雇员在感受到家长的体贴后全心全意地为这个家庭效劳。台湾中国钢铁公司以儒家的诚与爱作为管理的哲学基础。韩国大宇集团的经营方针旨在维持圆满的劳资关系，积极促进“大宇家庭”的团结。至于新加坡，其经济体制“是亚洲式和孔夫子式的，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家长式的”[⑧]。香港《亚洲周刊》1994年3月2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亚洲的经济奇迹与亚洲之道紧密相连，这种渗透了儒家精神的亚洲之道包括强烈的家族观念、尊重权威、决策者意见一致、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三、礼制、秩序与政府干预经济
恪守礼制是儒家伦理的重要内容。所谓礼制就是强调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这种价值取向渊源流长，在儒家文化圈人民的内心深处诱发了维护团结、讲求稳定、崇拜权威的秩序情结。在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过程中，礼制与秩序为政府干预经济、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奠定了道德基础。
日本实行的是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东亚模式与欧美模式在国家职能方面的差异，实质上是文化传统与伦理精神方面的差异。在日本，礼制与等级观念深入人心，松下七精神就包含礼节谦让精神。日本的国家思想体系非常强调效忠天皇、服从父母和上级以及所有人都要服从集体，这些内容被编入全国统一的教科书中。君君臣臣的管理原则受到推崇，秩序与效率成为企业追求的目标。被称为日本企业命运共同体三大支柱之一的年功序列工资制，是一种兼顾资历与能力的工资制度，它与终身雇佣制一起体现出礼制风范与秩序情结，有利于企业的安定团结，有利于职工敬业爱业。
从历史上看，日本资本主义“一开始是以按照儒教的意识形态来管理的模范工厂为核心的”[⑨]，忠于政府的武士型企业是日本资本主义发轫期的典范，它强调民族意识与服从精神。作为单一民族，日本人具有强烈的统一心态，尤其是日本人都是用等级观念来考虑问题的，等级就是日本社会生活的规范，加之日本垂直型的社会结构，从而使人们对政府干预经济予以道德上的认可，企业也乐于接受政府产业政策的指导。
应该指出，日本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伦理动因还应包括家族—集团主义。首先，家族—集团主义对“忠”的提倡，有利于企业接受政府自上而下的统一指挥，有利于激活民族共存意识、公众爱国意识，这一点特别切合战败国的复兴心态。其次，家族—集团主义对“和”的赞赏，有助于形成日本特有的劳资协调体制、行业协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的各种组织又形成了产业政策得以实行的社会基础。这意味着，礼制、等级、秩序、忠诚、和谐等伦理规范共同奠定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道德基础。其中，礼制与秩序是基本的规范，而家庭—集团主义则拓展了礼制与秩序的道德内涵。政府有效地干预经济，除了制定产业政策、经济法规等框架外，还应搞好与企业的关系。日本通产省、经济企划厅等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家机关与日本企业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的关系，这种失误少、效率高的官民协调机制折射出日本企业文化中“服从归属意识”的光彩[⑩]。
等级与秩序的伦理规范在亚洲“四小龙”人民的心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为“四小龙”的现代化过程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秩序，并且为官民协作以及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伦理依据。韩国的经济体制是政府主导型的，台湾当局自1960年以来大力实施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策略，新加坡政府积极推行工业化计划，港英当局奉行“积极的不干预主义”，对自由经济发挥着制衡作用（11）。秩序情结在“四小龙”经济起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营造出一种有利于经济稳步增长的氛围。诚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儒教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是依靠传统的秩序原理和欧美进步文化所包含的高效率和合理性原则取得经济成就的。
四、诚信·公正·节俭
诚信、公正与节俭是儒家伦理基本的道德规范，对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影响极为广泛。松下幸之助认为：“信用既是无形的力量，也是无形的财富”（12）。日本式经营管理及其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企业上下级组织之间、企业内部各级组织与其成员之间建立了亲密的相互信赖的关系。本着诚信原则，企业应该杜绝冒假伪劣产品进入市场，应该以高质量产品服务于社会。在政府干预经济的问题上，诚信原则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官僚的忠诚、效率和诚实精神”构成了日本政府在服务方面保持高水平的主要原因（13）。这为制定、实施产业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韩国前总统朴正熙对诚信原则极为注意，他说：“政府官员必须重新遵守为公民服务的道德准则，企业家和工业家必须全力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在一切交易和交往中必须重新奉行诚实的品德”（14）。在外债上，韩国政府力争按期偿还本息，恪守国际信誉。为了帮助中小企业加快技术进步，韩国建立了信用保证基金。香港成立了出口信用保险局，台湾建立了信用资金市场，新加坡银行在法律范围内推出各种名称的信用卡。
在现代化过程中，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十分推崇公正原则。1947年，日本制定了《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成立了公正交易委员会。日本中小企业基本法明确规定，经济发展必须以公正的自由竞争原则为基础。日本社会非常强调公平分配，通过所得税、继承税、赠予税等缩小收入上的差距，较好地调剂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收入分配的相对均衡是韩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台湾在收入上的平均程度很高。香港当局严格管理股市交易，诸如内幕交易、造假市买卖、交易所成员参与交易等不正当行为均在取缔之列。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激赏公正原则，为了杜绝不正当竞争，政府官员被严禁利用职权参与经济活动，由此确立了新加坡官员廉洁奉公的形象。
与诚信、公正一样，节俭也是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人民珍视的道德品质。传统的节俭精神使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养成了储蓄的习惯，从而导致储蓄率高。储蓄率高意味着利率水平低，它对降低生产成本有重要作用。高储蓄率又带来了高投资率，对经济高速增长给予了有力支持。
在探讨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经济伦理时，不可忽视这些国家或地区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是适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伦理。所不同的是，欧美模式的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主要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东亚模式的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具有家族—集团主义的夺目色彩。
任何文化模式都是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传统伦理必须与特定的文化激励机制相结合，才能发挥泛文化效应，才能规范或制约现实的经济行为。否则，传统伦理再完美也于现实无助。传统儒家伦理之所以在战后日本经济起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因为存在着文化激励机制，其主要内容有：儒家伦理的日本化，战败国渴求复兴民族的狂热激情，高水平的国民教育，单一民族的国民性，占领军当局的改革措施，日本文化结构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等等。同理，亚洲“四小龙”与经济伦理的关系也存在着文化激励机制这一中介。这意味着，探讨经济伦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应该把伦理动因与文化激励机制结合起来，因为并非全部的传统伦理都能构成现实经济行为的道德基石，只有某些传统伦理能够步入经济伦理的殿堂，其关键在于是否存在文化激励机制或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文化激励机制。所谓文化激励机制，是指能够诱发、强化文化建设传统中若干因子的现实功能的特定社会环境或条件。离开这种环境与条件，现实经济伦理很难与传统相嫁接。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片面强调弘扬传统文化是不够的，必须全面地把握经济转型期的文化激励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传统伦理转换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呼唤的经济伦理。
注释:
① ⑨[日]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136页。
②薛厉廉主编《亚太经济的崛起——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
③ ⑦[韩]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137页。
④ （12） （14）姚鹏等主编《东方思想宝库》，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4、353、997页。
⑤冯昭奎等《日本经济的活力》，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
⑥[美]埃兹拉·沃格尔：《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页。
⑧杨敏：《儒家思想与东方型经营管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⑩王丹丹、纪廷许编译《实践先于理论——日本企业文化》，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11）参见小川雄平等主编《南朝鲜经济分析》，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林钟雄：《台湾经济发展40年》，台湾自立晚报社，1987年版；吴志生主编《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甘长求：《香港经济教程》，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3）[美]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58—260页。